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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个人电脑芯片厂商英特尔的前总裁安迪·格鲁夫于3月21日离开了人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安迪·格鲁夫是硅谷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领导英特尔进军微处理器市场，成为PC时代的领军人，正是他一手将英特尔打造成世界最大的科技企业之一。
“美国梦”的一个范例
安迪·格鲁夫的传奇一生被许多人认为是“美国梦”的一个范例。1936年格鲁夫出生于匈牙利的一个犹太人家庭，4岁的时候他被传染了猩红热，鬼门关里走了一遭；8岁的时候，纳粹德国在布达佩斯大肆搜捕犹太人，他和母亲东躲西藏捡回条命；20岁的时候，匈牙利爆发十月革命，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他坐船偷渡出境，一路流亡到美国。
在抵达美国前，他不会讲一句英语，口袋里只有20美元。然而3年以后，格鲁夫不仅自学了英语，而且靠当侍者支付自己的学费，以第一名的成绩从纽约州立大学毕业，获得化学工程学位。他在自传中说，“我把每天精力充沛的时间都用来学习物理，就这样坚持不懈地学习着，直到自己精疲力竭为止。”
又过了3年，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1967年出版《物理学与半导体设备技术》，即使今天，这本书也被视作半导体工程专业的入门书。
格鲁夫提出的“the Paranoid”，是指在企业面临转折的危机时，应该像偏执狂那样，义无反顾地选择改变，并且最好是快速转变。
缔造英特尔业绩神话
离开伯克利分校后，格鲁夫加入了摩尔和诺伊斯创办的世界第一家半导体公司仙童公司。1968年，诺伊斯和摩尔决定自行创业，创办英特尔公司。当时格鲁夫在仙童公司担任实验室副总监，由于表现出色，深具潜力，他被摩尔大力举荐，进入英特尔担任研究和开发部门总监。1976年，他成为首席运营官。1979年，他发动了一场一年内从摩托罗拉手中抢到2000家新客户的战役，结果英特尔不仅实现了这一目标，而且还超额了500家，其中一家是IBM。
英特尔的一名老员工表示，在每次重大转折上，他都能带领英特尔做出最正确的选择。事实上，在担任英特尔首席执行官的11年间，格鲁夫多次被推到战略转折点的悬崖边。最凶险的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存储器厂商几乎把英特尔逼入死角，英特尔最终不得不退出内存芯片的生产，转入另一块比较新的领地，即微处理器的开发。他对战略转折点的思考和正确决断，帮助英特尔在激烈的竞争中得以生存，并成为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
与此同时，英特尔也在格鲁夫的带领下坚定了对研发的投资。1996年，英特尔在研究与发展计划中投入了50个亿，每9个月它就会让一座新的芯片生产厂或装配厂拔地而起，每座工厂都等于给英特尔的未来多压了20亿美元的筹码。
格鲁夫说，所有的企业都根据一套不成文的规则来经营，这些规则有时却会变化常常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没有事前的明显迹象为这种变化敲响警钟。因此，能够识别风向的转变，并及时采取正确的行动以避免沉船，对于一个企业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这样的变化被格鲁夫称为10倍速因素，意为该因素在短期内势力增至原来的10倍。
1997年，格鲁夫当选《时代》杂志“年度人物”，1998年获美国管理协会“年度杰出管理”奖，2001年获战略管理协会“终身成就奖”。2004年被沃顿商学院提名为25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商业人物。而更重要的是，他身上的“偏执狂”精神至今还在影响着那些在科技领域不断奋斗的年轻人。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相信很多人对“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句话并不陌生，安迪·格鲁夫在中国的名声达到顶峰是因他的畅销书《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该书2002年在中国出版之后引发了轰动，当时在各大商学院成为推荐读物。尽管这本书的许多内容现在有了很多的争议，但当时几乎是公认的商务必读书，甚至被赞誉为当代管理艺术的经典之作。
格鲁夫曾经获得全球最严厉老板的“美誉”，在硅谷打造出狼性文化。他的威慑力在英特尔内部无所不在，让员工战战兢兢拿出125%的工作效率，让他的企业保持着极强的执行力与竞争力。因为员工开会迟到，格鲁夫暴怒之下抡起棒球棒猛砸会议桌。他甚至对犯错的女下属怒吼：“如果你是个男人，我早就打断你的腿！”
1995年，安迪·格鲁夫遭遇了重大打击。他被诊断出前列腺癌，不得不进行化疗。由于发现病症早，又及时进行治疗，最终得以康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2000年，不幸再次降临安迪·格鲁夫，他被诊断患上帕金森病。
在某种程度上，格鲁夫是硅谷精神的缔造者，他身上的光环很多PC时代超人、“摩尔定律”成功实践者、硅谷最具执行力的思想家、英特尔称霸全球的缔造者、苹果创始人乔布斯的偶像。乔布斯在当年重掌苹果时，就曾表达过将格鲁夫视为“超级偶像”的崇敬之情。
正如有人说的：“没有诺伊斯，英特尔不会成为一家著名的公司；没有摩尔，英特尔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和士气处于领导地位；而如果没有格鲁夫，英特尔甚至都不会成为公司。”他不但使英特尔成为半导体行业的典范，也缔造了别人难以模仿的英特尔模式：高度的组织化和整体化。
“美国梦”的一个范例
安迪·格鲁夫的传奇一生被许多人认为是“美国梦”的一个范例。1936年格鲁夫出生于匈牙利的一个犹太人家庭，4岁的时候他被传染了猩红热，鬼门关里走了一遭；8岁的时候，纳粹德国在布达佩斯大肆搜捕犹太人，他和母亲东躲西藏捡回条命；20岁的时候，匈牙利爆发十月革命，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他坐船偷渡出境，一路流亡到美国。
在抵达美国前，他不会讲一句英语，口袋里只有20美元。然而3年以后，格鲁夫不仅自学了英语，而且靠当侍者支付自己的学费，以第一名的成绩从纽约州立大学毕业，获得化学工程学位。他在自传中说，“我把每天精力充沛的时间都用来学习物理，就这样坚持不懈地学习着，直到自己精疲力竭为止。”
又过了3年，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1967年出版《物理学与半导体设备技术》，即使今天，这本书也被视作半导体工程专业的入门书。
格鲁夫提出的“the Paranoid”，是指在企业面临转折的危机时，应该像偏执狂那样，义无反顾地选择改变，并且最好是快速转变。
缔造英特尔业绩神话
离开伯克利分校后，格鲁夫加入了摩尔和诺伊斯创办的世界第一家半导体公司仙童公司。1968年，诺伊斯和摩尔决定自行创业，创办英特尔公司。当时格鲁夫在仙童公司担任实验室副总监，由于表现出色，深具潜力，他被摩尔大力举荐，进入英特尔担任研究和开发部门总监。1976年，他成为首席运营官。1979年，他发动了一场一年内从摩托罗拉手中抢到2000家新客户的战役，结果英特尔不仅实现了这一目标，而且还超额了500家，其中一家是IBM。
英特尔的一名老员工表示，在每次重大转折上，他都能带领英特尔做出最正确的选择。事实上，在担任英特尔首席执行官的11年间，格鲁夫多次被推到战略转折点的悬崖边。最凶险的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存储器厂商几乎把英特尔逼入死角，英特尔最终不得不退出内存芯片的生产，转入另一块比较新的领地，即微处理器的开发。他对战略转折点的思考和正确决断，帮助英特尔在激烈的竞争中得以生存，并成为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
与此同时，英特尔也在格鲁夫的带领下坚定了对研发的投资。1996年，英特尔在研究与发展计划中投入了50个亿，每9个月它就会让一座新的芯片生产厂或装配厂拔地而起，每座工厂都等于给英特尔的未来多压了20亿美元的筹码。
格鲁夫说，所有的企业都根据一套不成文的规则来经营，这些规则有时却会变化常常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没有事前的明显迹象为这种变化敲响警钟。因此，能够识别风向的转变，并及时采取正确的行动以避免沉船，对于一个企业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这样的变化被格鲁夫称为10倍速因素，意为该因素在短期内势力增至原来的10倍。
1997年，格鲁夫当选《时代》杂志“年度人物”，1998年获美国管理协会“年度杰出管理”奖，2001年获战略管理协会“终身成就奖”。2004年被沃顿商学院提名为25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商业人物。而更重要的是，他身上的“偏执狂”精神至今还在影响着那些在科技领域不断奋斗的年轻人。
“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相信很多人对“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句话并不陌生，安迪·格鲁夫在中国的名声达到顶峰是因他的畅销书《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该书2002年在中国出版之后引发了轰动，当时在各大商学院成为推荐读物。尽管这本书的许多内容现在有了很多的争议，但当时几乎是公认的商务必读书，甚至被赞誉为当代管理艺术的经典之作。
格鲁夫曾经获得全球最严厉老板的“美誉”，在硅谷打造出狼性文化。他的威慑力在英特尔内部无所不在，让员工战战兢兢拿出125%的工作效率，让他的企业保持着极强的执行力与竞争力。因为员工开会迟到，格鲁夫暴怒之下抡起棒球棒猛砸会议桌。他甚至对犯错的女下属怒吼：“如果你是个男人，我早就打断你的腿！”
1995年，安迪·格鲁夫遭遇了重大打击。他被诊断出前列腺癌，不得不进行化疗。由于发现病症早，又及时进行治疗，最终得以康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2000年，不幸再次降临安迪·格鲁夫，他被诊断患上帕金森病。
在某种程度上，格鲁夫是硅谷精神的缔造者，他身上的光环很多PC时代超人、“摩尔定律”成功实践者、硅谷最具执行力的思想家、英特尔称霸全球的缔造者、苹果创始人乔布斯的偶像。乔布斯在当年重掌苹果时，就曾表达过将格鲁夫视为“超级偶像”的崇敬之情。
正如有人说的：“没有诺伊斯，英特尔不会成为一家著名的公司；没有摩尔，英特尔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和士气处于领导地位；而如果没有格鲁夫，英特尔甚至都不会成为公司。”他不但使英特尔成为半导体行业的典范，也缔造了别人难以模仿的英特尔模式：高度的组织化和整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