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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晚清书院改革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先导，在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同治光绪年间，书院以超高速的速度发展，并随着时代的步伐，努力改造、改革自身，开始了其由古代走向近代、现代的历程。同治光绪年间的书院改革主要包括改造传统的旧书院和创建新型书院这两个层次。从而书院由此成为了近代科技教育和传播的中心，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社会发展的栋梁之才，并且也成为了新思想、新观念的发源地之一。
关键词：同光年间；书院改革；经世致用；改订章程
书院教育制度是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形式之一，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曲折的演变过程。我国书院制度起于唐代，兴盛于宋代，最终于清后期逐渐衰落。在同治光绪年间，为了追随时代的步伐，改变其衰颓之势，开始了整顿书院和改革旧章、开设西学课程以造就务实有用之才等一系列的改革，从而开启了其由古代走向近代、现代的历程。因此，书院改革在近代教育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本文将从书院改革的原因以及改革的措施等方面叙述同光年间传统的旧书院的改革。
一、改革的原因
同治光绪年间的书院改革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西方列强瓜分中国而带来的国家、民族危亡的外部压力，也有积弊太深而不得不改的内部原因。
（一）外部压力
从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遭遇到了一连串来自西方的日益严重的冲击，习惯于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东方帝国，一次次屈服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在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的冲击与裹挟之下，晚清中国开始了现代转型。
社会转型使书院等传统教育资源面临严峻的挑战。19世纪60年代举办洋务标志着晚清中国的现代转型，在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由于谈判签约、造船操炮、建厂练兵、修建铁路、政治革新等，都需要在知识、能力、品德等方面能适应晚清社会现代转型要求的新式人才。然而，由书院、官学、义学、社学等为主体构成的晚清教育，无力承担培养这类新型人才的任务。传统的书院以八股时文为内容、以科举入仕为目标，即使是理想的以聚徒讲学为特征的书院，所讲所研无非是传统的经史之学，所谓通经致用，无非在考证训诂之外，对传统的典章制度、田赋、漕运、河政等有所涉猎而已，至于洋务所亟需的“西学”则少有兼及。这种教育培养的出的学生，他们的知识和能力结构可能适应传统农业文明，但无法应付来自西方的工业文明的挑战，不能满足社会现代转型对新型人才的需求。
并且此时，教会书院的不断发展也对中国的本土教育产生了严重的威胁。在此背景下，书院的变革不可避免。
（二）内部原因
书院的内部积弊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书院严重的官学化以及书院的主要培养目的是为了科举，这两个方面使书院内部的教学、管理日益落后。
1.书院严重官学化。书院官学化在元代已经出现。当时规定：书院设山长一员，“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经费虽主要靠“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但官府也提供一定的经费，如为山长提供钱粮，在书院专设掌钱谷的教职等。清代在解除书院禁令后，采取了加强管理的措施，使书院官学化更加严重。第一，通过为书院提供经费来干预书院运作；第二，对书院山长的选聘、生徒的选录均严加控制。上述措施表明，清代书院官学化愈趋严重。书院的官学化导致书院院长虚悬、庸师充塞。
2.书院完全沦为科举的附庸。科举自隋唐创制以来，经历代不断完善，逐步成为封建王朝选任官员的主要途径，到明代更形成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风气。科举制度使“学而优则仕”得到生动体现，导引士子奔竞于科举之途，将学校等教育机构变成为科举服务的场所。书院虽以讲学和研究学问为特质，但也不能不受到科举的影响。清承明制，任官只重科举正途，科考单凭八股时文，官学成为科举训练场，书院也在科举强大的辐射之下，以时文制艺为务，以科举入仕为目标，成为科举附庸。戴钧衡批评道：“今天下山长所以教士者，津津焉于科举文章，揣摩得失，剽窃影响，而罕有反而求之于实学者。”可见，书院成为科举的附庸已是很严重的情况了，这样一来书院就难有贤才，不断走向衰落。
总之，书院改革是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結果，书院自身的衰败一直逼迫着书院的转型，而社会转型以及外来文化的传入等外部因素又是书院内部的衰败更加明显，两者相互交织，促使了同光年间的传统书院的改革。
二、改革的指导思想
同光时期的书院改革中，不少洋务派的代表人物都积极倡导变通科举，抨击八股取士的倡导变通科举、抨击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教育制度与选举官吏的腐朽制度。其中以张之洞为突出代表。张之洞为了能造就“维国势”的人才而主张变革科举制度、改革书院、兴办学堂和大量引进西学西艺。他尤为重视书院的课程改革和学堂的课程设置，其重点是大量增加西学课程，而强调“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这种“中体西用”的思想成为甲午战争前后书院改革和兴办学堂的指导思想，也是洋务派和维新派的共同思想。
三、改革的措施
书院的改革，针对书院存在的弊端而来，究其内容，主要有：一是将无裨实用的科举之业，变为新学、西学或经世致用之学；二是重订规章，削减、限制官府权力，引进士绅等民间力量加入管理队伍，从制度上保证所聘山长为学行兼优之人，可以师范诸生。
（一）去科举化
以科举为培养目标大大的加深了书院的积弊，在同光年间的书院改革中，改革者们针对这一弊端，提出了经世致用的改革方案。随着国家的危亡感急剧上升，清政府又加大了改革力度，提出了中体西用的改革办法。
经世致用这一改革措施早在嘉庆和道光年间就已出现，它以去科举化为目标，以研究经史实学、通经致用为特点，因而成为了清代书院的优良传统。到同治光绪时期，很多地方沿用而光大这一传统，并由此出发，继续着改革的历程。如同治初年，李鸿章修复苏州正谊书院，聘请冯桂芬为山长，“专课经古”。光绪三年（1877年）山阳县人顾云臣修复乾隆年间创建的勺湖书院，“月集生童课文，得士甚盛设经学、算学两塾，课经解及算术、几何，一月一课，正课生童各十名，附课无定额，膏奖由漕督善后局拨给。”而最能说明问题的要数长沙的湘水校经堂——校经书院。校经堂首任山长成孺，刊《校经堂学议》，以经济之学训士，要求诸生“寝馈于四书、六经，探治平之本，然后遍读经世之书，以研究乎农桑、钱币、仓储、漕运、盐课、榷酤、水利、屯垦、兵法、马政之属，以征诸实用”。一时造就人才，号称最盛。这表明书院重通经致用，并且已经和治世救国的现实政治结合到了一起，他反映出书院因应社会变化而调整自己改革的基本情况。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晚清有志之士痛定思痛，加大改革的力度。先是新建书楼，以藏中西学书籍，又改革课程，以经学、史学、掌故、舆地、算学、词章六科课士，添置“天文、舆地、测量诸仪，光化矿电试验各器，伸诸生于考古之外，兼可知今”；别创算学、舆地、方言等学会，制订《校经学会章程》，“为士子群聚讲习，以期开拓心胸、研究求学、造成远大之器用”；聘请唐才常为主笔，定期出版《湘学报》，分史学、掌故、交涉、商学、舆地、算学6个栏目，发表师生研究成果，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湘省风气为之世变。这表明，经过不断递进的改革，主题已由经世致用转向了中体西用，标志着校经书院已由古代迈向近现代，基本完成自身的蜕变。
（二）改订章程
旧书院通过改订章程、规范管理，建立现代意义的教学制度，这也是同光年间书院改革的重要内容。
其核心是将山长聘请之权分置于官、绅之手，不由官荐，以致有名无实，将经明行修素有名望者聘为山长的任务交给绅士来秉公荐引。例如广东韶关相江书院订立的《规条》中就有两天有关管理人员的：“一、书院掌教，递年由绅士公同访定已登科第，品学兼优之先达，禀请本府查实，具关聘延。不由官荐，以致有名无实。掌教务须实在住院，改文讲书，认真训迪。一、监院一名，由府在各学教职内遴委兼管……该监院务须常川在院约束生童。”
而为了防止绅士像官府一样出现弊端，又将山长的最后聘用权交由官府执掌。这样，官民互动互制，从制度上保证了程序的公正无私，可以从源头上防止弊端的产生。它蕴含着现代化管理制度的民主精神，值得标榜和称赞。
以上旧书院的改革表明，依凭传统的经世致用旗帜，适应时代前进的步伐，书院有一种调整自己教学内容、管理制度的能力，能够从古代走向近代。書院由此成为了近代科技教育和传播的中心，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社会发展的栋梁之才，并且也成为了新思想、新观念的发源地之一。
参考文献：
[1]宋濂.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65，礼政·学校下[M].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9
[3]光绪.苏州府志：卷二五.
[4]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5]刘琪，朱汉民.岳麓书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纪念文集：湘水校经堂述评[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1986：26-34.
[6]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4.
[7]邓洪波.中国书院章程[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
刘婷婷（1993—），女，汉，江苏省连云港人，硕士研究生在读，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关键词：同光年间；书院改革；经世致用；改订章程
书院教育制度是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形式之一，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曲折的演变过程。我国书院制度起于唐代，兴盛于宋代，最终于清后期逐渐衰落。在同治光绪年间，为了追随时代的步伐，改变其衰颓之势，开始了整顿书院和改革旧章、开设西学课程以造就务实有用之才等一系列的改革，从而开启了其由古代走向近代、现代的历程。因此，书院改革在近代教育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本文将从书院改革的原因以及改革的措施等方面叙述同光年间传统的旧书院的改革。
一、改革的原因
同治光绪年间的书院改革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西方列强瓜分中国而带来的国家、民族危亡的外部压力，也有积弊太深而不得不改的内部原因。
（一）外部压力
从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遭遇到了一连串来自西方的日益严重的冲击，习惯于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东方帝国，一次次屈服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在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的冲击与裹挟之下，晚清中国开始了现代转型。
社会转型使书院等传统教育资源面临严峻的挑战。19世纪60年代举办洋务标志着晚清中国的现代转型，在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由于谈判签约、造船操炮、建厂练兵、修建铁路、政治革新等，都需要在知识、能力、品德等方面能适应晚清社会现代转型要求的新式人才。然而，由书院、官学、义学、社学等为主体构成的晚清教育，无力承担培养这类新型人才的任务。传统的书院以八股时文为内容、以科举入仕为目标，即使是理想的以聚徒讲学为特征的书院，所讲所研无非是传统的经史之学，所谓通经致用，无非在考证训诂之外，对传统的典章制度、田赋、漕运、河政等有所涉猎而已，至于洋务所亟需的“西学”则少有兼及。这种教育培养的出的学生，他们的知识和能力结构可能适应传统农业文明，但无法应付来自西方的工业文明的挑战，不能满足社会现代转型对新型人才的需求。
并且此时，教会书院的不断发展也对中国的本土教育产生了严重的威胁。在此背景下，书院的变革不可避免。
（二）内部原因
书院的内部积弊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书院严重的官学化以及书院的主要培养目的是为了科举，这两个方面使书院内部的教学、管理日益落后。
1.书院严重官学化。书院官学化在元代已经出现。当时规定：书院设山长一员，“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经费虽主要靠“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但官府也提供一定的经费，如为山长提供钱粮，在书院专设掌钱谷的教职等。清代在解除书院禁令后，采取了加强管理的措施，使书院官学化更加严重。第一，通过为书院提供经费来干预书院运作；第二，对书院山长的选聘、生徒的选录均严加控制。上述措施表明，清代书院官学化愈趋严重。书院的官学化导致书院院长虚悬、庸师充塞。
2.书院完全沦为科举的附庸。科举自隋唐创制以来，经历代不断完善，逐步成为封建王朝选任官员的主要途径，到明代更形成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风气。科举制度使“学而优则仕”得到生动体现，导引士子奔竞于科举之途，将学校等教育机构变成为科举服务的场所。书院虽以讲学和研究学问为特质，但也不能不受到科举的影响。清承明制，任官只重科举正途，科考单凭八股时文，官学成为科举训练场，书院也在科举强大的辐射之下，以时文制艺为务，以科举入仕为目标，成为科举附庸。戴钧衡批评道：“今天下山长所以教士者，津津焉于科举文章，揣摩得失，剽窃影响，而罕有反而求之于实学者。”可见，书院成为科举的附庸已是很严重的情况了，这样一来书院就难有贤才，不断走向衰落。
总之，书院改革是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結果，书院自身的衰败一直逼迫着书院的转型，而社会转型以及外来文化的传入等外部因素又是书院内部的衰败更加明显，两者相互交织，促使了同光年间的传统书院的改革。
二、改革的指导思想
同光时期的书院改革中，不少洋务派的代表人物都积极倡导变通科举，抨击八股取士的倡导变通科举、抨击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教育制度与选举官吏的腐朽制度。其中以张之洞为突出代表。张之洞为了能造就“维国势”的人才而主张变革科举制度、改革书院、兴办学堂和大量引进西学西艺。他尤为重视书院的课程改革和学堂的课程设置，其重点是大量增加西学课程，而强调“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这种“中体西用”的思想成为甲午战争前后书院改革和兴办学堂的指导思想，也是洋务派和维新派的共同思想。
三、改革的措施
书院的改革，针对书院存在的弊端而来，究其内容，主要有：一是将无裨实用的科举之业，变为新学、西学或经世致用之学；二是重订规章，削减、限制官府权力，引进士绅等民间力量加入管理队伍，从制度上保证所聘山长为学行兼优之人，可以师范诸生。
（一）去科举化
以科举为培养目标大大的加深了书院的积弊，在同光年间的书院改革中，改革者们针对这一弊端，提出了经世致用的改革方案。随着国家的危亡感急剧上升，清政府又加大了改革力度，提出了中体西用的改革办法。
经世致用这一改革措施早在嘉庆和道光年间就已出现，它以去科举化为目标，以研究经史实学、通经致用为特点，因而成为了清代书院的优良传统。到同治光绪时期，很多地方沿用而光大这一传统，并由此出发，继续着改革的历程。如同治初年，李鸿章修复苏州正谊书院，聘请冯桂芬为山长，“专课经古”。光绪三年（1877年）山阳县人顾云臣修复乾隆年间创建的勺湖书院，“月集生童课文，得士甚盛设经学、算学两塾，课经解及算术、几何，一月一课，正课生童各十名，附课无定额，膏奖由漕督善后局拨给。”而最能说明问题的要数长沙的湘水校经堂——校经书院。校经堂首任山长成孺，刊《校经堂学议》，以经济之学训士，要求诸生“寝馈于四书、六经，探治平之本，然后遍读经世之书，以研究乎农桑、钱币、仓储、漕运、盐课、榷酤、水利、屯垦、兵法、马政之属，以征诸实用”。一时造就人才，号称最盛。这表明书院重通经致用，并且已经和治世救国的现实政治结合到了一起，他反映出书院因应社会变化而调整自己改革的基本情况。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晚清有志之士痛定思痛，加大改革的力度。先是新建书楼，以藏中西学书籍，又改革课程，以经学、史学、掌故、舆地、算学、词章六科课士，添置“天文、舆地、测量诸仪，光化矿电试验各器，伸诸生于考古之外，兼可知今”；别创算学、舆地、方言等学会，制订《校经学会章程》，“为士子群聚讲习，以期开拓心胸、研究求学、造成远大之器用”；聘请唐才常为主笔，定期出版《湘学报》，分史学、掌故、交涉、商学、舆地、算学6个栏目，发表师生研究成果，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湘省风气为之世变。这表明，经过不断递进的改革，主题已由经世致用转向了中体西用，标志着校经书院已由古代迈向近现代，基本完成自身的蜕变。
（二）改订章程
旧书院通过改订章程、规范管理，建立现代意义的教学制度，这也是同光年间书院改革的重要内容。
其核心是将山长聘请之权分置于官、绅之手，不由官荐，以致有名无实，将经明行修素有名望者聘为山长的任务交给绅士来秉公荐引。例如广东韶关相江书院订立的《规条》中就有两天有关管理人员的：“一、书院掌教，递年由绅士公同访定已登科第，品学兼优之先达，禀请本府查实，具关聘延。不由官荐，以致有名无实。掌教务须实在住院，改文讲书，认真训迪。一、监院一名，由府在各学教职内遴委兼管……该监院务须常川在院约束生童。”
而为了防止绅士像官府一样出现弊端，又将山长的最后聘用权交由官府执掌。这样，官民互动互制，从制度上保证了程序的公正无私，可以从源头上防止弊端的产生。它蕴含着现代化管理制度的民主精神，值得标榜和称赞。
以上旧书院的改革表明，依凭传统的经世致用旗帜，适应时代前进的步伐，书院有一种调整自己教学内容、管理制度的能力，能够从古代走向近代。書院由此成为了近代科技教育和传播的中心，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社会发展的栋梁之才，并且也成为了新思想、新观念的发源地之一。
参考文献：
[1]宋濂.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65，礼政·学校下[M].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9
[3]光绪.苏州府志：卷二五.
[4]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5]刘琪，朱汉民.岳麓书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纪念文集：湘水校经堂述评[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1986：26-34.
[6]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4.
[7]邓洪波.中国书院章程[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
刘婷婷（1993—），女，汉，江苏省连云港人，硕士研究生在读，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