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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笔记】
“黄牛党的生意现在不好干，所以，我们什么都接，快成跑腿公司了。”蒋明说这话的时候，还不停地刷着手机微信，上面不断有“客户”发来各种订单。
蒋明是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鬓角已经有了白发。他本是黑龙江人，在北京做“黄牛党”10多年了。
曾经的好时光
蒋明手底下有几个“小弟”，都是刚来北京没几年的年轻老乡，跟着他混饭吃，一个月能赚六七千元。所以，蒋明现在基本是退居幕后做指挥了，但蒋明不承认自己是老板，他说，自己至多算工头。
说起10年前，蒋明颇感慨，因为那时赚的钱虽不比现在多，但却容易。比如倒卖演唱会门票，当时紧俏票控制得并不严，只要提前彻夜排队买票，一次能买到几十张。或者做业内“大佬”的下线，“大佬”通过关系直接从演出公司那里弄到票批发给他们，转手一卖，轻松赚钱。
门道不止这些，遇到大明星演唱会，或者关注度高的赛事，倒手的票很快就会卖光，黄牛们还会在会场外搜寻“猎物”。“猎物”是指那些手里有票但不打算去听演唱会，想低价卖出去的人。只要对方一搭茬，黄牛首先提出看看票，这似乎是理所当然。
“接过票，我们会飞快扫一眼上面的座次，如果座次很差，就还给对方。”蒋明说，但如果票的座次非常好，票面价格也贵，黄牛会一边问“想卖多少钱”，一边很自然地一背手。趁对方和自己讨价还价，两手在背后忙活，把对方的票塞到袖子里，再从另一只袖子里抽出事先准备的低价票。整个过程神不知鬼不觉，脸上还微笑着和对方聊。临了说一句：“得，您这价儿我收不了。”然后把偷梁换柱的票递给对方。
票的外观都一样，多数人都不会立刻查看是不是原来那张票。碰到较真的，刚要低头看，黄牛立刻拍他肩膀，向远处一指：“哥们儿，要不你问问那边那个人，他收的价高。”说完转头就走，转一圈，拿着高价票再去兜售。
演唱会和赛事的空当，还可以去各大医院门口倒卖专家号，因为都是圈内人，只要拜了码头，自然有关系能够拿到紧俏的号源。当时专家号加价还很便宜，一个号也就加40块钱，一天倒腾三四十个专家号，除去给内部关系的提成，也能赚六七百元。
“唉，这都是过去啦。”蒋明一声叹息，这些年来，各种门票、挂号之类的渠道控制越来越严，给黄牛党很大打击，而更致命的，则是网上购票、网上挂号等互联网手段。
溃败上海滩
比如演唱会，近几年来，演唱会越开越多，明星们的粉丝群体被不断分散，演唱会很少能坐满，一票难求的情况近乎绝迹，再炒作演唱会门票经常会砸手里。
更何况互联网售票已占据绝对主力，过去那些有能力大批拿票的“大佬”们，如今已摇身一变成了票务网站的老板，通过签订分销协议，拿到折扣票后直接在网上销售，只有网上推不动的，才会找蒋明这样的黄牛党做地面推销。可网上推不动的，地面黄牛即便拿到低折扣，又能赚几个钱？
2016年底，演唱会的黄牛市场出现崩溃，标志性事件就是王菲演唱会。在那之前，王菲已经6年没开演唱会，她的复出，让包括蒋明在内的这些老黄牛对惨淡的票务市场重新燃起热情。
演唱会虽然在上海开，但承接票务销售的几家公司的老板多数是北京人，“江湖号令”一传，蒋明等近百名在北京的资深黄牛都直接坐高铁驻扎到上海。
“可网上预售一开就全乱了，票价被一个转包的票务网站直接炒上了天，7800元一张的票炒到几十万一张。看上去似乎一票难求，但我们黄牛手里却拿不到票。”蒋明恨恨地说，原来，招呼他们过来的票务公司老板一看网上卖的价这么高，不肯给这些黄牛放票。黄牛们只好在上海傻等。谁想才过两天时间，票又突然全都转到黄牛手里——最低价的1800元一张的门票没有，可5000-7800元的票量非常大。蒋明等资深黄牛们按“规矩”交了订金拿到票后立刻发动关系加价推销，但根本推不动——拿到票第二天才知道，这次演唱会，票务网站联手搞“饥饿营销”把票价炒上去，但炒过了头，价格太高票根本卖不出去，又被人在网上爆出炒作内幕，票价崩盘，为了止损，票务网站们这才把高价票批发给蒋明这样的黄牛。
这件事被炒得全国皆知，黄牛们也卖不出去了，由于金额巨大，黄牛们承受不住压力只好打折出售，原本票面7800元的门票最低6000多元就出手。蒋明等一众黄牛们赔得血本无归。
变成真的“老黄牛”
从那以后，蒋明退出了演唱会和赛事门票市场，靠着过去的一些关系做医院挂号的生意。但日子同样不好过，北京各家医院对专家号的管控趋严，首先是挂号全部要实名制，像过去那样先彻夜排队，通过内部关系哄抢所有专家号再高价出售的办法已经行不通，只能是通过微信群或在医院门口招揽患者，拿到患者身份信息后再去找关系疏通挂号；另一种方法是依旧排队或内部关系拿票，联系到买家后，再走内部关系更改患者信息。但这样一来，各方面成本大增，蒋明不得不招募七八个老乡帮着排队，自己被迫当所谓的“幕后老板”。
“虽然现在价格上去了，一个专家号能卖七八百，但我们成本也高了很多啊，实际没赚多少钱。”蒋明慨叹。
另一个阻碍是医院的严查，不定期联合警方抓黄牛，蒋明手下的几个老乡长期干排队的活儿，脸太熟，经常被警察从队伍里揪出来。蒋明这些年在医院积累的“老关系”也变得越来越谨慎。
医院推出网上预订专家号的服务，蒋明干了这么多年，自然懂得其中奥妙，先期购买了高配置的电脑，用改装的抢票软件去抢网上的专家号。起初一两个月还好，后来别的同行上了更高配置的计算机，蒋明实在竞争不起，只好专注线下。
“我们已经没落了。”蒋明很感慨地说，不仅仅是干票务的黄牛，据他所知，早些年靠火车票赚钱的票贩子，靠倒腾苹果新上市手机的黄牛，这些年混得都不太顺利。究其原因，是市场的规范、互联网的崛起，虽然没有完全杜绝黄牛这个灰色行业，但却让可乘之机越来越少。机会少了，黄牛之间的竞争激烈，导致大家都过得艰难。
“或许有一天，社会的进化会把我们彻底淘汰吧，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不该存在的。”蒋明苦笑着说。最近，他为了生计，带着几个同乡开拓新业务——共享单车企业接连倒闭，很多用户退不出押金，但又没有精力去企业那现场排队退押金，就在网上找黄牛。
“300元左右的押金想退出来，要给我们120元劳务费。”蒋明说，干了这么多年黄牛，对各种需要排队的事情都 “门儿清”。他们接单之后，拿着客户提供的手机号和身份证等信息，去共享单车企业那排队，一个人同时拿着五六个手机号去退费，一天下来能赚七八百元，除去手下人的工資和花销，蒋明也能勉强赚得和过去一样多，只是非常累。在蒋明看来，这已经不是那种灰色行当的黄牛党了，而是纯粹替人跑腿的营生。
“这样也好，或许有一天，我们就彻底转型成一个替人跑腿的公司，靠我们各种专业经验赚钱，正当生意，那我们就真的是老黄牛了。”蒋明说。
“黄牛党的生意现在不好干，所以，我们什么都接，快成跑腿公司了。”蒋明说这话的时候，还不停地刷着手机微信，上面不断有“客户”发来各种订单。
蒋明是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鬓角已经有了白发。他本是黑龙江人，在北京做“黄牛党”10多年了。
曾经的好时光
蒋明手底下有几个“小弟”，都是刚来北京没几年的年轻老乡，跟着他混饭吃，一个月能赚六七千元。所以，蒋明现在基本是退居幕后做指挥了，但蒋明不承认自己是老板，他说，自己至多算工头。
说起10年前，蒋明颇感慨，因为那时赚的钱虽不比现在多，但却容易。比如倒卖演唱会门票，当时紧俏票控制得并不严，只要提前彻夜排队买票，一次能买到几十张。或者做业内“大佬”的下线，“大佬”通过关系直接从演出公司那里弄到票批发给他们，转手一卖，轻松赚钱。
门道不止这些，遇到大明星演唱会，或者关注度高的赛事，倒手的票很快就会卖光，黄牛们还会在会场外搜寻“猎物”。“猎物”是指那些手里有票但不打算去听演唱会，想低价卖出去的人。只要对方一搭茬，黄牛首先提出看看票，这似乎是理所当然。
“接过票，我们会飞快扫一眼上面的座次，如果座次很差，就还给对方。”蒋明说，但如果票的座次非常好，票面价格也贵，黄牛会一边问“想卖多少钱”，一边很自然地一背手。趁对方和自己讨价还价，两手在背后忙活，把对方的票塞到袖子里，再从另一只袖子里抽出事先准备的低价票。整个过程神不知鬼不觉，脸上还微笑着和对方聊。临了说一句：“得，您这价儿我收不了。”然后把偷梁换柱的票递给对方。
票的外观都一样，多数人都不会立刻查看是不是原来那张票。碰到较真的，刚要低头看，黄牛立刻拍他肩膀，向远处一指：“哥们儿，要不你问问那边那个人，他收的价高。”说完转头就走，转一圈，拿着高价票再去兜售。
演唱会和赛事的空当，还可以去各大医院门口倒卖专家号，因为都是圈内人，只要拜了码头，自然有关系能够拿到紧俏的号源。当时专家号加价还很便宜，一个号也就加40块钱，一天倒腾三四十个专家号，除去给内部关系的提成，也能赚六七百元。
“唉，这都是过去啦。”蒋明一声叹息，这些年来，各种门票、挂号之类的渠道控制越来越严，给黄牛党很大打击，而更致命的，则是网上购票、网上挂号等互联网手段。
溃败上海滩
比如演唱会，近几年来，演唱会越开越多，明星们的粉丝群体被不断分散，演唱会很少能坐满，一票难求的情况近乎绝迹，再炒作演唱会门票经常会砸手里。
更何况互联网售票已占据绝对主力，过去那些有能力大批拿票的“大佬”们，如今已摇身一变成了票务网站的老板，通过签订分销协议，拿到折扣票后直接在网上销售，只有网上推不动的，才会找蒋明这样的黄牛党做地面推销。可网上推不动的，地面黄牛即便拿到低折扣，又能赚几个钱？
2016年底，演唱会的黄牛市场出现崩溃，标志性事件就是王菲演唱会。在那之前，王菲已经6年没开演唱会，她的复出，让包括蒋明在内的这些老黄牛对惨淡的票务市场重新燃起热情。
演唱会虽然在上海开，但承接票务销售的几家公司的老板多数是北京人，“江湖号令”一传，蒋明等近百名在北京的资深黄牛都直接坐高铁驻扎到上海。
“可网上预售一开就全乱了，票价被一个转包的票务网站直接炒上了天，7800元一张的票炒到几十万一张。看上去似乎一票难求，但我们黄牛手里却拿不到票。”蒋明恨恨地说，原来，招呼他们过来的票务公司老板一看网上卖的价这么高，不肯给这些黄牛放票。黄牛们只好在上海傻等。谁想才过两天时间，票又突然全都转到黄牛手里——最低价的1800元一张的门票没有，可5000-7800元的票量非常大。蒋明等资深黄牛们按“规矩”交了订金拿到票后立刻发动关系加价推销，但根本推不动——拿到票第二天才知道，这次演唱会，票务网站联手搞“饥饿营销”把票价炒上去，但炒过了头，价格太高票根本卖不出去，又被人在网上爆出炒作内幕，票价崩盘，为了止损，票务网站们这才把高价票批发给蒋明这样的黄牛。
这件事被炒得全国皆知，黄牛们也卖不出去了，由于金额巨大，黄牛们承受不住压力只好打折出售，原本票面7800元的门票最低6000多元就出手。蒋明等一众黄牛们赔得血本无归。
变成真的“老黄牛”
从那以后，蒋明退出了演唱会和赛事门票市场，靠着过去的一些关系做医院挂号的生意。但日子同样不好过，北京各家医院对专家号的管控趋严，首先是挂号全部要实名制，像过去那样先彻夜排队，通过内部关系哄抢所有专家号再高价出售的办法已经行不通，只能是通过微信群或在医院门口招揽患者，拿到患者身份信息后再去找关系疏通挂号；另一种方法是依旧排队或内部关系拿票，联系到买家后，再走内部关系更改患者信息。但这样一来，各方面成本大增，蒋明不得不招募七八个老乡帮着排队，自己被迫当所谓的“幕后老板”。
“虽然现在价格上去了，一个专家号能卖七八百，但我们成本也高了很多啊，实际没赚多少钱。”蒋明慨叹。
另一个阻碍是医院的严查，不定期联合警方抓黄牛，蒋明手下的几个老乡长期干排队的活儿，脸太熟，经常被警察从队伍里揪出来。蒋明这些年在医院积累的“老关系”也变得越来越谨慎。
医院推出网上预订专家号的服务，蒋明干了这么多年，自然懂得其中奥妙，先期购买了高配置的电脑，用改装的抢票软件去抢网上的专家号。起初一两个月还好，后来别的同行上了更高配置的计算机，蒋明实在竞争不起，只好专注线下。
“我们已经没落了。”蒋明很感慨地说，不仅仅是干票务的黄牛，据他所知，早些年靠火车票赚钱的票贩子，靠倒腾苹果新上市手机的黄牛，这些年混得都不太顺利。究其原因，是市场的规范、互联网的崛起，虽然没有完全杜绝黄牛这个灰色行业，但却让可乘之机越来越少。机会少了，黄牛之间的竞争激烈，导致大家都过得艰难。
“或许有一天，社会的进化会把我们彻底淘汰吧，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不该存在的。”蒋明苦笑着说。最近，他为了生计，带着几个同乡开拓新业务——共享单车企业接连倒闭，很多用户退不出押金，但又没有精力去企业那现场排队退押金，就在网上找黄牛。
“300元左右的押金想退出来，要给我们120元劳务费。”蒋明说，干了这么多年黄牛，对各种需要排队的事情都 “门儿清”。他们接单之后，拿着客户提供的手机号和身份证等信息，去共享单车企业那排队，一个人同时拿着五六个手机号去退费，一天下来能赚七八百元，除去手下人的工資和花销，蒋明也能勉强赚得和过去一样多，只是非常累。在蒋明看来，这已经不是那种灰色行当的黄牛党了，而是纯粹替人跑腿的营生。
“这样也好，或许有一天，我们就彻底转型成一个替人跑腿的公司，靠我们各种专业经验赚钱，正当生意，那我们就真的是老黄牛了。”蒋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