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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国家为统计单元算总量,中国是排放大国。但是,从人均水平看,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2007年中国为4.6吨,不足美国的1/4,只有欧盟的1/2。中国努力减排二氧化碳,在世界上是做得最好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1990年到2007年,全球单位产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平均下降了15.4%,美国下降了27%,发达国家平均下降22%,发展中国家平均下降10.2%,而中国下降了49.2%。
人均排放,远低于发达国家
针对西方一些国家热炒的“碳排放大国责任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近日接受专访时表示,国际能源署数据表明,中国在2007年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到60.3亿吨,超过美国2.6亿吨,比欧盟27国的排放总量高出1/3,占全球排放总量的20.8%。化石能源消费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所有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3/4以上,因而基本上可以说,中国在总量上已成为二氧化碳排放大国。
“但是,从人均水平看,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2007年中国为4.6吨,比发展中国家人均2.6吨的水平高出76.9%,略高于全球平均4.4吨的水平,但不足美国的1/4,只有欧盟的1/2。”潘家华强调,“再看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累积排放,中国、美国、日本、印度、加拿大等13国(G8+5国家)从1850年到2004年间,中国的历史累积排放贡献占这13个国家的10.8%,只有美国的约1/4;中国的人均历史累积排放贡献率仅为1%,远远低于美国(21.3%)、加拿大(16%)和英国(16.4%)等发达国家,仅仅高于印度(0.4%)。”
潘家华说:“如果以国家为统计单元算总量,中国是排放大国。但这只是表象。我们要看的是,中国成为排放大国的内在原因和是否担当了相应的责任。”
他指出,中国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需要大量能源和碳的存量积累,例如公路、铁路、城市基础设施、房屋建筑等,而发达国家已经完成这一过程。中国如果保持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的城市化速率,每年就要净增1400万城市人口,相当于欧洲中等国家荷兰的总人口。中国的人均碳排放所支撑的消费,还只是温饱水平。一部分高收入者效仿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有奢侈浪费排放情况,但多数中国人的碳排放只是用以满足基本需求。中国的资源禀赋是缺油少气富煤炭,能源结构中高碳的煤炭占2/3以上。还有,中国在国际产业大转移中被作为世界工厂,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所内涵的碳排放,并没有为中国人消费,而是出口到人均碳排放已经很高的发达国家消费。
中国已超出发展中国家需承担的义务
如何理解中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的责任?潘家华表示,首先要看历史责任。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起步晚,当前全球升温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贡献。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温室气体的历史贡献只有美国的1/4;在人均水平上,中国人的全球升温贡献率只有1%。其二要看道义责任。在总体上中国的排放只是基本需求性质的,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整体上奢侈浪费排放。从伦理视角看,基本需求碳排放应该优先于奢侈浪费排放,后者需要承担更多的道义责任。第三,要看现实减排行动。中国所做的努力,多数发达国家也望尘莫及。比如说,中国缺铀、少技术,发展核电的速度和新增规模却居全球第一。第四,要看未来承诺。中国已经向国际社会明确承诺在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水平下降40%～45%。如果拿这一指标衡量,发达国家也难以做到。第五,要看国际贡献。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认真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义务,积极参与清洁发展机制的国际减排合作,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充分考虑应对气候变化。
“从以上分析可见,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体量较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表象上的排放大国情有可原;从历史和现实角度看,中国应该承担的责任比较有限,当前所做的努力和未来的减排承诺,已经超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需要承担的义务。”潘家华强调说。
减排成就举世瞩目
潘家华认为,“中国努力减排二氧化碳,在世界上是做得最好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首先,中国能效提高的速度和水平,全球有目共睹。1990年到2007年,全球单位GDP产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平均下降了15.4%,美国下降了27%,发达国家平均下降22%,发展中国家平均下降10.2%,而中国下降了49.2%。中国的吨钢能耗,从1990年的1.5吨下降到目前的0.65吨,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的煤电效率,采用先进的超超临界技术,每度电煤耗已经降至300克以内,优于多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第二,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和规模,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不论是风能、太阳能还是生物质能,中国的发展速度均快于发达国家。中国的水电装机容量世界第一。不仅如此,中国还大力发展核电,大量而有效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第三,在全世界不少地区大规模毁林的情况下,中国多年来大力植树造林,森林覆盖率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12.7%增加到目前的20%以上,效果尤为显著。第四,中国的人口和脱贫政策,也对温室气体减排有积极而重大的贡献。
潘家华说,对于未来减排,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承诺了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水平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在发达国家工业化历史进程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15年内实现如此高强度的减排。不仅如此,中国言必信,行必果,正在将这一目标落实到“十二五”规划中。“中国正在加速低碳转型。”潘家华说,“但是,中国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中国发挥了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作用
国际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破坏了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最大障碍。“这一观点混淆视听、颠倒黑白!真正阻碍哥本哈根进程的,是发达国家。”潘家华表示,发达国家所承诺的2020年的减排目标,远不能满足控制温升2℃目标的要求,而且通过改变基准年份而“打折”,通过允许涵盖森林碳汇和境外减排而“掺水”,背离巴厘路线图向发展中国家高要价讲条件。在资金问题上,发达国家不愿承担巴厘路线图规定的义务。
潘家华表示,国际上对中国的误解或曲解,是因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反对在哥本哈根协议中明确包括“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比当前减少50%、发达国家减少80%”的内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反对的根据,除了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外,最根本的原因是发展权益问题。当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上大约各占50%的份额;发达国家人均年排放15吨二氧化碳,美国人均年排放20吨二氧化碳;发展中国家人均年排放2.5吨。如果发达国家减排80%,在2050年,人均仍有3吨,美国人均仍有4吨;发展中国家减排20%,则到2050年人均只有2吨。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排放权益被剥夺。中国人均排放高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按这一目标,中国需要更大幅度的减排,因而中国的排放需求也得不到保障。从这一分析可见,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维护的是发展权益。
“在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中,中国发挥了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作用。”潘家华指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坚持巴厘路线图,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谈判方向和进程;中国超出巴厘路线图的要求,单方面无条件提出难度较大的减排目标,对谈判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在减排透明度等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灵活性,使哥本哈根协议得以形成。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是气候变化的受害方,当然会是今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取得成功的推动力量。”潘家华说。
人均排放,远低于发达国家
针对西方一些国家热炒的“碳排放大国责任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近日接受专访时表示,国际能源署数据表明,中国在2007年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到60.3亿吨,超过美国2.6亿吨,比欧盟27国的排放总量高出1/3,占全球排放总量的20.8%。化石能源消费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所有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3/4以上,因而基本上可以说,中国在总量上已成为二氧化碳排放大国。
“但是,从人均水平看,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2007年中国为4.6吨,比发展中国家人均2.6吨的水平高出76.9%,略高于全球平均4.4吨的水平,但不足美国的1/4,只有欧盟的1/2。”潘家华强调,“再看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累积排放,中国、美国、日本、印度、加拿大等13国(G8+5国家)从1850年到2004年间,中国的历史累积排放贡献占这13个国家的10.8%,只有美国的约1/4;中国的人均历史累积排放贡献率仅为1%,远远低于美国(21.3%)、加拿大(16%)和英国(16.4%)等发达国家,仅仅高于印度(0.4%)。”
潘家华说:“如果以国家为统计单元算总量,中国是排放大国。但这只是表象。我们要看的是,中国成为排放大国的内在原因和是否担当了相应的责任。”
他指出,中国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需要大量能源和碳的存量积累,例如公路、铁路、城市基础设施、房屋建筑等,而发达国家已经完成这一过程。中国如果保持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的城市化速率,每年就要净增1400万城市人口,相当于欧洲中等国家荷兰的总人口。中国的人均碳排放所支撑的消费,还只是温饱水平。一部分高收入者效仿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有奢侈浪费排放情况,但多数中国人的碳排放只是用以满足基本需求。中国的资源禀赋是缺油少气富煤炭,能源结构中高碳的煤炭占2/3以上。还有,中国在国际产业大转移中被作为世界工厂,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所内涵的碳排放,并没有为中国人消费,而是出口到人均碳排放已经很高的发达国家消费。
中国已超出发展中国家需承担的义务
如何理解中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的责任?潘家华表示,首先要看历史责任。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起步晚,当前全球升温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贡献。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温室气体的历史贡献只有美国的1/4;在人均水平上,中国人的全球升温贡献率只有1%。其二要看道义责任。在总体上中国的排放只是基本需求性质的,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整体上奢侈浪费排放。从伦理视角看,基本需求碳排放应该优先于奢侈浪费排放,后者需要承担更多的道义责任。第三,要看现实减排行动。中国所做的努力,多数发达国家也望尘莫及。比如说,中国缺铀、少技术,发展核电的速度和新增规模却居全球第一。第四,要看未来承诺。中国已经向国际社会明确承诺在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水平下降40%～45%。如果拿这一指标衡量,发达国家也难以做到。第五,要看国际贡献。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认真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义务,积极参与清洁发展机制的国际减排合作,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充分考虑应对气候变化。
“从以上分析可见,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体量较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表象上的排放大国情有可原;从历史和现实角度看,中国应该承担的责任比较有限,当前所做的努力和未来的减排承诺,已经超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需要承担的义务。”潘家华强调说。
减排成就举世瞩目
潘家华认为,“中国努力减排二氧化碳,在世界上是做得最好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首先,中国能效提高的速度和水平,全球有目共睹。1990年到2007年,全球单位GDP产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平均下降了15.4%,美国下降了27%,发达国家平均下降22%,发展中国家平均下降10.2%,而中国下降了49.2%。中国的吨钢能耗,从1990年的1.5吨下降到目前的0.65吨,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的煤电效率,采用先进的超超临界技术,每度电煤耗已经降至300克以内,优于多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第二,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和规模,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不论是风能、太阳能还是生物质能,中国的发展速度均快于发达国家。中国的水电装机容量世界第一。不仅如此,中国还大力发展核电,大量而有效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第三,在全世界不少地区大规模毁林的情况下,中国多年来大力植树造林,森林覆盖率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12.7%增加到目前的20%以上,效果尤为显著。第四,中国的人口和脱贫政策,也对温室气体减排有积极而重大的贡献。
潘家华说,对于未来减排,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承诺了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水平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在发达国家工业化历史进程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15年内实现如此高强度的减排。不仅如此,中国言必信,行必果,正在将这一目标落实到“十二五”规划中。“中国正在加速低碳转型。”潘家华说,“但是,中国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中国发挥了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作用
国际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破坏了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最大障碍。“这一观点混淆视听、颠倒黑白!真正阻碍哥本哈根进程的,是发达国家。”潘家华表示,发达国家所承诺的2020年的减排目标,远不能满足控制温升2℃目标的要求,而且通过改变基准年份而“打折”,通过允许涵盖森林碳汇和境外减排而“掺水”,背离巴厘路线图向发展中国家高要价讲条件。在资金问题上,发达国家不愿承担巴厘路线图规定的义务。
潘家华表示,国际上对中国的误解或曲解,是因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反对在哥本哈根协议中明确包括“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比当前减少50%、发达国家减少80%”的内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反对的根据,除了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外,最根本的原因是发展权益问题。当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上大约各占50%的份额;发达国家人均年排放15吨二氧化碳,美国人均年排放20吨二氧化碳;发展中国家人均年排放2.5吨。如果发达国家减排80%,在2050年,人均仍有3吨,美国人均仍有4吨;发展中国家减排20%,则到2050年人均只有2吨。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排放权益被剥夺。中国人均排放高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按这一目标,中国需要更大幅度的减排,因而中国的排放需求也得不到保障。从这一分析可见,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维护的是发展权益。
“在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中,中国发挥了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作用。”潘家华指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坚持巴厘路线图,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谈判方向和进程;中国超出巴厘路线图的要求,单方面无条件提出难度较大的减排目标,对谈判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在减排透明度等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灵活性,使哥本哈根协议得以形成。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是气候变化的受害方,当然会是今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取得成功的推动力量。”潘家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