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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先生》一书是在纪录片《先生》基础上编著而成的。该书介绍了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等民国时期十位教育家的个性经历，让读者从这些教育大师的人生轨迹中了解那个时代、了解近代中国，同时，作为一面镜子，反观当代教育。读《先生》，在于抛砖引玉，从而打开一扇大门，走进教育深处。
著者说
那些背影，一个民族的正面
邓康延
如果说民国是最近的春秋，先生犹如华夏的背影，渐行渐远。
“莫放春秋佳日去，最难风雨故人来。”初看是喜语，再看是痛语，再再看，或看出旷达。
民国的学者、政要、作家、名士，纵有诸多称呼，我觉得终不及“先生”二字来得亲近且大气，可以俯身可以仰望。这在当下虽是个加上姓氏就被常呼的字眼，却又是个能遥想到鞠躬的场景。先生，几千年的敬语，被冬烘过，也被秋杀过。20世纪60年代，我们这代人上小学时，私塾和学堂已远，戒尺和鞠躬已远，破“四旧”里，先生落魄；30年后的市场化中，先生贬值或被作价。教育大景，江河日下入大坝，蓝天白云走黄沙。值此时辰，我们勉力拍摄一部回溯民国先生的10集纪录片，共鸣了许多人——那些与先生们隔代不相逢的学生们。百年国史已有镜鉴：教育盛，虽战乱纷争仍人才辈出、民力丰沛、国体向上；教育衰，纵四海平定歌舞升平也社会浮躁、未来迷茫、振兴乏力。教育，国之命脉，牵一发而动全身，系百年而导国运，而先生又为教育之魂魄。
纪录片《先生》聚焦民国国家讲坛上的大家身影，以最负盛名的近现代教育家为主角，揭示中国教育的宏观走向和个性榜样，梳理中国教育百年间的重大事件、观念嬗变，旨在溯源问脉，固本图新。《先生》的遴选标准为：开一代风气的教育启蒙者；性情、经历、作为有传奇性；对当代教育具有参照和启迪。头十集选定的十位人物是：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他们也曾身为学生，唯理想至老不灭，或者说破灭一次，再理想一次。在波澜壮阔的文化民国、烽火连天的战乱守拙、大江大海的南渡北归里，他们宛如灯塔，各自照亮一方山河。《先生》系列纪录片力图以先生般的个性制作，映现先生的贴近群伦又卓尔不群。历史影像，情景回放，当事者言，后来者说，今昔穿插，盛衰互鉴。但为今日中国教育立镜一面，呼喊十声，余音袅袅里是千年前范仲淹先生的长叹：“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他们将苦难化作光明的文字，用背影证明民族的正面。
先生，一个称谓，一种修为，一部纪录片，如今又呈现出一本书。这本书的文字渊源，汇纳百川。为拍《先生》纪录片，深圳越众影视公司先请傅国涌、张冠生、余世存、熊培云、蔡朝阳等作家撰写文字脚本，随后有钱喻、高小龙、马莉、王韧等导演撰写各自执导的拍摄脚本，再后来成片时，《新周刊》杂志社的封新城、何树青、周可、丁晓洁等诸君，又作了杂志版的《先生》封面故事，并请一批作者充实了相关文章。在此前后，有几家出版社欲结集出版，我心虑这是各种文字、影像、客观、主观的集合混搭，出书实在太难。经不住中信出版社编辑们的恳切执著，我终将全部资料交由他们处理，遂有编写组的署名，以示集体之力。为赶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先生回来》平面展暨纪录片《先生》的电视首播，又请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编辑出版。至此，先生们的意态神韵，跃然纸上。这实为偶然中的必然，寒境中的暖境：“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年轻就是不老，其实，老的也能年轻。
黄昏时分，群鸦归巢，晚霞满天。有人在远方忧伤。永不相逢的故人年代，似近犹远，似远犹近。如果这世上还有怅恨，已经百年。先生先生了百年，后生后知在此间。
（本文为《先生》序）
读者说
《先生》为当今教育立镜
肖 七
什么是先生？如今字典里说：对有一定地位、学识等资格的人可以称为先生。但古汉语“先生”一词是对有学问者的尊称，而并非所有人都可称为先生。“古者称师曰先生”，但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配称作先生。师者，须传道授业解惑，为师者必须智如泉源，行为表仪。否则，教师就只能沦为贩卖知识的嘴上饭碗。如此看来，“先生”这两个字，本身是有着厚重意义的，它不仅仅是一个称谓，更代表自己的修为和一种精神的建立，还包涵别人的一份尊敬景仰。千年前，范仲淹也曾浩叹：“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在民国初期，由于社会的动荡，涌现出许多心系国家的“先生”。这些当年的学者、政要、作家、名士，纵有诸多称呼，终不及“先生”二字来得亲近且大气。他们或温文尔雅、或慷慨激昂，但都深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理。时代已过、身影犹存。先生们的形象和思想仍在影响着现代中国人。可以说，这一百多年来，国民意志之接力及文化薪火相传，全赖“先生”支撑。
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他们开风气之先，不坠青云之志。他们的人格风骨、思想情怀、学术风范，莫不是时代的榜样。在波澜壮阔的民国文化、烽火连天的抗战守拙和大江大海的南渡北归中，他们宛如一座座顽强的灯塔，各自照亮一方山河！
去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先生》一书，以早前10集大型纪录片《先生》为基础，结合《新周刊》的“先生”专题文章，以上述10位先生的个性经历为经，中国社会变革为纬，将其传奇般的命运经历、性格才情、学术作为，以及他们的善良、无奈、焦虑和欢喜，在点点滴滴中渐次呈现，充分反映了先生们贴近群伦又卓尔不群的独特全貌，让读者走近他们，走进那个时代，从而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风骨，了解这个民族文化的传承。
那时的先生们，普遍学贯中西，但更想回归祖国致用；热心时政，更愿意为国家担当。他们生于乱世，颠沛流离于战火，却不求苟全性命、不求闻达，一心以弱身抵御强世。
那时的先生们，不擅争评职称，却更擅长个性教学；有知识，也更有情趣；有性格，也更讲人格和品格；教学相长，倾力爱护学生；不独守三尺讲台，更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展示大国民风范。 那时的先生们，既清贫又富有，不仅有激情，还有理性；他们不断张扬民主、科学，并努力推动国家的进步，为后辈的成长和民族的兴盛赢得时间和空间。
或许胡适的儒雅理性会惹来激进主义一派责骂，梅贻琦办校的脚踏实地从小做起又可能招人小瞧，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等的俯身乡村致力平民教育更可能会让当今的名校教授们不屑一顾……这仍然不能影响先生们的个性分明、风骨卓然，不管是早早去世的、留在大陆或去了台湾的，每个人都足以辉映后世。
纵观百年国史已有镜鉴：教育盛，虽战乱纷争仍人才辈出；教育衰，纵四海平定歌舞升平也社会浮躁。教育为国之命脉，而先生又为教育之魂魄。从这一点来看，《先生》更像一面镜子。正如《先生》纪录片的制作人邓康延说的那样，通过这种方式还原了先生们当时的经历和思想，希望以古烁今，给现代人带来一徐清澈古韵之风……为现今中国教育，立镜一面，呼喊十声。
这些先生，像一面镜子
——《先生》片段思考
噜 噜
《先生》一书中的10位先生是民国国家讲坛上的大家身影，是最负盛名的近现代教育家。这些先生，像一面镜子，以当年的教育腰板，折射出我们的跛足。摘取书中片段，谈谈读后感想。
一
他（蔡元培）到校的第一天，校役们排队在校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而他也非常郑重地脱下帽子向校役鞠躬回礼，校役们包括许多师生都对他的这一行为惊讶不已……就是这件小事，给存在严重封建积习的北大吹进了一股强劲的平等、民主之风。
那时的北大是一种堕落喧哗的状态，在社会公众眼中仍是官僚机构。而蔡元培面对这样的现实，并没有选择抱怨，也没有选择退缩。可能在先生心中，改变本就应是自己的责任。看现在的大学改革者，为什么除抱怨政策不给力、指责社会不支持外，总是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呢？从现实来看，是因为他们一方面嚷着要“去行政化”，一方面又生怕失去了自己的特权，因此，所谓“去行政化”更多的是一种噱头罢了。再看看晏阳初、陶行知的平民教育实践，不禁感叹：民国先生，不仅有教育理想，更有实实在在的教育实践。以当时中国和世界的差距，这些在最发达的地方见过大世面的先生在中国将会体验到怎样的天壤之别？但他们要改变国家，拯救国人的心，却不是自己躲得十万八千里指手画脚，也没有停留在写写文章、发发牢骚上，而是真的走到最底层，真的躬下身去，用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去启蒙去感化。可以想见，缺乏实干的教育理论，在已成体系已有痼疾的大学体制面前，怎么能够突破成功？
二
蔡元培来到北大之初，就想要吸引一批跟自己想法一样的人才，或者接近真正有学问的人——不在乎你的政治立场，不在乎你的资历，不在乎你的年龄。这一点是革命性的。
无疑，蔡元培的想法一样是指对大学理念的认同，而不是别的，先生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蒋梦麟在《苦难与风流》中写道：“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我想这才是大学应有的自由。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在几派轮番登台、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北大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启发地，成了五四运动的主力？因为有知识、有独立精神的青年是会思考的，他们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而真正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文化是不怕较量的，是自信满满的。今天的学校里，讲台上只有一种声音。禁锢的思想无法诞生独立的精神，失去了思考能力的青年，有些全盘接受讲台上的灌输，看不到第二种可能性；有些极易被反面的声音吸引，偏激而愤怒。而这些，都对社会进步毫无益处。
三
1927年，蒋介石提出要实施“党化教育”。在“以党治国”“以三民主义治国”的方针下，政治开始入侵教育，要把孩子变成“党的孩子”和“国家的孩子”。国民党政府颁布法令，硬性规定要上“党义课”，接受军训，还开始监督管制学生的思想和行动……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积极配合国民政府，在清华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甚至成立政治训育部，对学生言论严加监视……清华很快自发形成大规模抵制和抗逆，学生冒着被开除的危险拒绝出席军训的早晚点名。“党义课”听课者寥寥，教师不愿意与“党义课”的考试同桌吃饭。当罗家伦提出辞职时，学生表示“本校无人挽留”。
在罗家伦被逐出清华大学后，校长职位空置将近一年，学生会发表了五条“清华人选标准”：1.无党派色彩；2.学识渊博；3.人格高尚；4.确实能发展清华；5.声望素著。
我觉得这是全书信息量最大的一页。其至少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任何时候，强行灌输都不会有良好的效果。第二，那时候的学生是能够独立思考的，并且敢于付诸行动，换句话说，他们的书没有白读。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确实起到了“洗脑”的作用，因为很多学生甚至从未感到自己的思想被禁锢。第三，那时候大学的主人真的是学生，现在只听过校长开除学生，从未听过学生逼退校长并为校长人选开出条件。第四，对比今天高校的现状，谁在“控制”上更有手段是显而易见了。
摘录
蔡元培
大学教育的长者，小学课本的童心
先生所提倡的“兼容并包”、延揽人才的教育体系，奠定了中国大学的根基。在他看来，大学需要多元的思想碰撞，无论是革命派的陈独秀，还是留辫子的辜鸿铭，只要有专长都能到他的大学里教书。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曾想用美育来代替宗教，他还能“大学者编小课本”。
胡适
儒雅之河，静水流深
相比较鲁迅，我更喜欢胡适温文尔雅、待人和善，他甚至能说“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他曾写信劝说周氏兄弟：“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着少年朋友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令人惋惜的。”胡适对白话文和白话诗的坚持，无论遭多少人骂，他照样去做。他用理性的、温和的方式开出一条天地相通的大道。 马相伯
为叫醒中国，自称是“叫了一百年的狗”
在他百岁时，上海时尚杂志《良友》登出他的肖像，国共领袖同声道贺，而他梦里不知身是客，喊着杀敌，客死异乡。他的百年人生与中国的百年屈辱抗争平行，寿高则多辱，而他倾囊于一个复旦，抬升着东方的希望。如果我们今天还能听到老人嘶唳的吠叫，一是后辈敏感的心，二是国情使然。
张伯苓
津门一户南开，进出多少荣辱
先生影像憨态可掬，却是行走江湖的侠士。当年左翼愤青指责他建校募集的是官僚乡绅的臭钱，老先生讷讷地说：我就是个挑粪工，用粪土培育你们鲜花啊。先生一生只做南开一件事。蒋介石敬重他，抗战最艰难时依然资助办学，败退台湾时留下飞机待他南渡。蒋介石临终前还向儿子蒋经国询问伯苓先生百年纪念会的筹备情况。后来，先生最后连南开的校门都进不了。那些愤青开始把粪桶泼向一生向善兴学的老人。
梅贻琦
联大八年寒梅，清华一径新竹
先生瘦得风骨，默得儒雅，至今回望西南联大的旗帜犹显妖娆。赴美后，他一直紧攥着“庚子赔款”的钱袋子，甘于自我拮据。实际上，即便当年执掌西南联大，太太为了补贴家用也要做饼去卖。1955年，梅贻琦回到台湾新竹筹措清华大学复校，上面催着要快要大，但他坚持先从研究所一步步办起，蒋介石也只能认同。许多年后，印证了先生是对的。今天的台湾清华，规模不及台大的一半，排名却在台大之前，更无须比照对岸硕大无比的胞校。
竺可桢
时事风云难测，守拙浙大气象
先生是气象学者，1936年危难之际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是一次意外拐弯，却拐出一片风景。他身材瘦削、举止优雅，戴着一副圆圆的眼镜，貌似苦行僧，眼镜后面的光泽“温厚光辉”。1949年后他对来访的新政权代表有过一番肺腑的赞许和提醒。他谨言慎行，行政职位一路上行，却终究无法挽回当过远征军的儿子死于非命，他能预测天上的风云却弄不懂天下的政治风云。
晏阳初
平民教育，用花的念想培土
先生早年到欧洲办报欲教育知识贫瘠的华工，却在收到一位华工的书信后发现被华工教育了。他把一家人搬到很土、没有咖啡时就把包谷面弄糊了替代的地方。抗战初他辅政湖南，先把冗官裁了一多半，民主选举出一些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使湖南成为抗日中坚。即使最后大陆没有了他的平民教育空间，去非洲、东南亚一样守护花的念想，让联合国也为这个几无国籍的人致以人类的敬礼。
陶行知
知行，春风走过，大地知道
先生做事就是4个字：身体力行。他不畏官、不怕穷、不惧难，他喜欢孩子、喜欢顺口溜、喜欢学校，他知道学校能消灭监狱，知识能抗衡独裁，行动能打破专制。而他还能用知和行造字，再把这个字身体力行地用到自己身上。而今遍及全国的行知学校和育才学校究竟怎样，先生可知否？后生如何行？
梁漱溟
人生辩论会，诤言独高远
100年前的北平，4位志趣相投的少年，把盏理想后立意：以后不互称大哥二哥，各以短处总结一字相呼，以资警惕。梁姓同学得名“傲”，演绎了独具风格的一生，尤其因他与最高领袖毛泽东的一次公开辩论，更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先生很早就做乡村建设实验，发动农民成立自己的组织争取自身的利益，倡导“伦理本分，职业分途”，没有势不两立的阶级，融会西方现代社会和中国文化的优点。时光是终裁法官，以细节和大节，印证了他“傲”得正。
陈寅恪
学问是命的另一面，撑着独立自由
先生治学如暗夜秉烛，他也是暗夜一烛。喧嚣白昼之后的盲者，午夜抚史，端坐旧藤椅，目光如炬，洞彻史实和现实。好友王国维自杀时，陈寅恪仿佛也死过一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直活下来。他以德式研究的缜密穷究东方文化的博大沉雄，纸中夹着故国百万雄兵。先生远去，却在《柳如是别传》中留下影子，那个反清复明的风尘女子便是风云女子。彪炳千秋的不是威权，是威权下弱弱的不屈、默默的抗争。
——后记《我看十大先生》
责编：思 源
【新书推介】
★邓小平时代
【美】傅高义 著
三联书店2013年1月
该书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傅高义倾十年之心力而完成的一部邓小平传记。作者不仅阅读了大量的当代中国档案，特别是中国过去十五年公开的历史材料，而且由于其人脉关系得以深入地访谈了邓小平子女以及诸多不同背景的中国高层及其子女、秘书等。加上作者曾在多届美国政府担任东亚事务顾问，并曾以学者身份在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任职，这些经验使得他的写作既有社会学学者的专精，又能超越学院的限制，而从政治经验、政治智慧的角度理解邓小平的政治实践。
★看见
柴 静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
该书是知名记者和主持人柴静讲述央视十年历程的自传性作品，既是柴静个人的成长告白书，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作中国社会十年变迁的备忘录。在书中，她记录下淹没在宏大叙事中的动人细节，为时代留下私人的注脚。一如既往，柴静看见并记录下新闻中给她留下强烈生命印象的个人，每个人都深嵌在世界之中，没有人可以只是一个旁观者，他人经受的，我必经受。书中记录下的人与事，是他们的生活，也是你和我的生活。
★金钱不能买什么
【美】迈克尔·桑德尔 著 邓正来 译
中信出版社2012年12月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书中论述了当下最为突出的道德问题之一：在我们这个世界，任何事物都可以出售，这个世界难道没有问题？如果是这样，我们又该如何防止市场价值观侵蚀本不该由它们主导的领域？市场的道德界限又何在？无疑，作者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会给当下中国很多启示。因为，中国如何在市场与道德规范之间取得一个均衡点是目前经济学界和知识界关注的焦点。
★给力中国
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建》杂志社 编
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
该书的作者全部是中国的高层领导，因此，书中既有中央领导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方面的高瞻远瞩的宏观性政策指导，又有地方政府领导就本地区的文化建设问题进行的经验总结、成果展示以及对今后文化发展的战略规划。这本书不仅有理论上的阐述，还有大量的史料，注重中国共产党人就文化建设事业的实践与探索，清晰勾画出了各地政府在文化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所取得的点滴经验，在密切联系现实的前提下，提出了种种契合本地实际的文化建设规划方案。
责编：思 源
著者说
那些背影，一个民族的正面
邓康延
如果说民国是最近的春秋，先生犹如华夏的背影，渐行渐远。
“莫放春秋佳日去，最难风雨故人来。”初看是喜语，再看是痛语，再再看，或看出旷达。
民国的学者、政要、作家、名士，纵有诸多称呼，我觉得终不及“先生”二字来得亲近且大气，可以俯身可以仰望。这在当下虽是个加上姓氏就被常呼的字眼，却又是个能遥想到鞠躬的场景。先生，几千年的敬语，被冬烘过，也被秋杀过。20世纪60年代，我们这代人上小学时，私塾和学堂已远，戒尺和鞠躬已远，破“四旧”里，先生落魄；30年后的市场化中，先生贬值或被作价。教育大景，江河日下入大坝，蓝天白云走黄沙。值此时辰，我们勉力拍摄一部回溯民国先生的10集纪录片，共鸣了许多人——那些与先生们隔代不相逢的学生们。百年国史已有镜鉴：教育盛，虽战乱纷争仍人才辈出、民力丰沛、国体向上；教育衰，纵四海平定歌舞升平也社会浮躁、未来迷茫、振兴乏力。教育，国之命脉，牵一发而动全身，系百年而导国运，而先生又为教育之魂魄。
纪录片《先生》聚焦民国国家讲坛上的大家身影，以最负盛名的近现代教育家为主角，揭示中国教育的宏观走向和个性榜样，梳理中国教育百年间的重大事件、观念嬗变，旨在溯源问脉，固本图新。《先生》的遴选标准为：开一代风气的教育启蒙者；性情、经历、作为有传奇性；对当代教育具有参照和启迪。头十集选定的十位人物是：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他们也曾身为学生，唯理想至老不灭，或者说破灭一次，再理想一次。在波澜壮阔的文化民国、烽火连天的战乱守拙、大江大海的南渡北归里，他们宛如灯塔，各自照亮一方山河。《先生》系列纪录片力图以先生般的个性制作，映现先生的贴近群伦又卓尔不群。历史影像，情景回放，当事者言，后来者说，今昔穿插，盛衰互鉴。但为今日中国教育立镜一面，呼喊十声，余音袅袅里是千年前范仲淹先生的长叹：“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他们将苦难化作光明的文字，用背影证明民族的正面。
先生，一个称谓，一种修为，一部纪录片，如今又呈现出一本书。这本书的文字渊源，汇纳百川。为拍《先生》纪录片，深圳越众影视公司先请傅国涌、张冠生、余世存、熊培云、蔡朝阳等作家撰写文字脚本，随后有钱喻、高小龙、马莉、王韧等导演撰写各自执导的拍摄脚本，再后来成片时，《新周刊》杂志社的封新城、何树青、周可、丁晓洁等诸君，又作了杂志版的《先生》封面故事，并请一批作者充实了相关文章。在此前后，有几家出版社欲结集出版，我心虑这是各种文字、影像、客观、主观的集合混搭，出书实在太难。经不住中信出版社编辑们的恳切执著，我终将全部资料交由他们处理，遂有编写组的署名，以示集体之力。为赶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先生回来》平面展暨纪录片《先生》的电视首播，又请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编辑出版。至此，先生们的意态神韵，跃然纸上。这实为偶然中的必然，寒境中的暖境：“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年轻就是不老，其实，老的也能年轻。
黄昏时分，群鸦归巢，晚霞满天。有人在远方忧伤。永不相逢的故人年代，似近犹远，似远犹近。如果这世上还有怅恨，已经百年。先生先生了百年，后生后知在此间。
（本文为《先生》序）
读者说
《先生》为当今教育立镜
肖 七
什么是先生？如今字典里说：对有一定地位、学识等资格的人可以称为先生。但古汉语“先生”一词是对有学问者的尊称，而并非所有人都可称为先生。“古者称师曰先生”，但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配称作先生。师者，须传道授业解惑，为师者必须智如泉源，行为表仪。否则，教师就只能沦为贩卖知识的嘴上饭碗。如此看来，“先生”这两个字，本身是有着厚重意义的，它不仅仅是一个称谓，更代表自己的修为和一种精神的建立，还包涵别人的一份尊敬景仰。千年前，范仲淹也曾浩叹：“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在民国初期，由于社会的动荡，涌现出许多心系国家的“先生”。这些当年的学者、政要、作家、名士，纵有诸多称呼，终不及“先生”二字来得亲近且大气。他们或温文尔雅、或慷慨激昂，但都深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理。时代已过、身影犹存。先生们的形象和思想仍在影响着现代中国人。可以说，这一百多年来，国民意志之接力及文化薪火相传，全赖“先生”支撑。
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他们开风气之先，不坠青云之志。他们的人格风骨、思想情怀、学术风范，莫不是时代的榜样。在波澜壮阔的民国文化、烽火连天的抗战守拙和大江大海的南渡北归中，他们宛如一座座顽强的灯塔，各自照亮一方山河！
去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先生》一书，以早前10集大型纪录片《先生》为基础，结合《新周刊》的“先生”专题文章，以上述10位先生的个性经历为经，中国社会变革为纬，将其传奇般的命运经历、性格才情、学术作为，以及他们的善良、无奈、焦虑和欢喜，在点点滴滴中渐次呈现，充分反映了先生们贴近群伦又卓尔不群的独特全貌，让读者走近他们，走进那个时代，从而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风骨，了解这个民族文化的传承。
那时的先生们，普遍学贯中西，但更想回归祖国致用；热心时政，更愿意为国家担当。他们生于乱世，颠沛流离于战火，却不求苟全性命、不求闻达，一心以弱身抵御强世。
那时的先生们，不擅争评职称，却更擅长个性教学；有知识，也更有情趣；有性格，也更讲人格和品格；教学相长，倾力爱护学生；不独守三尺讲台，更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展示大国民风范。 那时的先生们，既清贫又富有，不仅有激情，还有理性；他们不断张扬民主、科学，并努力推动国家的进步，为后辈的成长和民族的兴盛赢得时间和空间。
或许胡适的儒雅理性会惹来激进主义一派责骂，梅贻琦办校的脚踏实地从小做起又可能招人小瞧，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等的俯身乡村致力平民教育更可能会让当今的名校教授们不屑一顾……这仍然不能影响先生们的个性分明、风骨卓然，不管是早早去世的、留在大陆或去了台湾的，每个人都足以辉映后世。
纵观百年国史已有镜鉴：教育盛，虽战乱纷争仍人才辈出；教育衰，纵四海平定歌舞升平也社会浮躁。教育为国之命脉，而先生又为教育之魂魄。从这一点来看，《先生》更像一面镜子。正如《先生》纪录片的制作人邓康延说的那样，通过这种方式还原了先生们当时的经历和思想，希望以古烁今，给现代人带来一徐清澈古韵之风……为现今中国教育，立镜一面，呼喊十声。
这些先生，像一面镜子
——《先生》片段思考
噜 噜
《先生》一书中的10位先生是民国国家讲坛上的大家身影，是最负盛名的近现代教育家。这些先生，像一面镜子，以当年的教育腰板，折射出我们的跛足。摘取书中片段，谈谈读后感想。
一
他（蔡元培）到校的第一天，校役们排队在校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而他也非常郑重地脱下帽子向校役鞠躬回礼，校役们包括许多师生都对他的这一行为惊讶不已……就是这件小事，给存在严重封建积习的北大吹进了一股强劲的平等、民主之风。
那时的北大是一种堕落喧哗的状态，在社会公众眼中仍是官僚机构。而蔡元培面对这样的现实，并没有选择抱怨，也没有选择退缩。可能在先生心中，改变本就应是自己的责任。看现在的大学改革者，为什么除抱怨政策不给力、指责社会不支持外，总是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呢？从现实来看，是因为他们一方面嚷着要“去行政化”，一方面又生怕失去了自己的特权，因此，所谓“去行政化”更多的是一种噱头罢了。再看看晏阳初、陶行知的平民教育实践，不禁感叹：民国先生，不仅有教育理想，更有实实在在的教育实践。以当时中国和世界的差距，这些在最发达的地方见过大世面的先生在中国将会体验到怎样的天壤之别？但他们要改变国家，拯救国人的心，却不是自己躲得十万八千里指手画脚，也没有停留在写写文章、发发牢骚上，而是真的走到最底层，真的躬下身去，用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去启蒙去感化。可以想见，缺乏实干的教育理论，在已成体系已有痼疾的大学体制面前，怎么能够突破成功？
二
蔡元培来到北大之初，就想要吸引一批跟自己想法一样的人才，或者接近真正有学问的人——不在乎你的政治立场，不在乎你的资历，不在乎你的年龄。这一点是革命性的。
无疑，蔡元培的想法一样是指对大学理念的认同，而不是别的，先生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蒋梦麟在《苦难与风流》中写道：“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我想这才是大学应有的自由。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在几派轮番登台、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北大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启发地，成了五四运动的主力？因为有知识、有独立精神的青年是会思考的，他们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而真正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文化是不怕较量的，是自信满满的。今天的学校里，讲台上只有一种声音。禁锢的思想无法诞生独立的精神，失去了思考能力的青年，有些全盘接受讲台上的灌输，看不到第二种可能性；有些极易被反面的声音吸引，偏激而愤怒。而这些，都对社会进步毫无益处。
三
1927年，蒋介石提出要实施“党化教育”。在“以党治国”“以三民主义治国”的方针下，政治开始入侵教育，要把孩子变成“党的孩子”和“国家的孩子”。国民党政府颁布法令，硬性规定要上“党义课”，接受军训，还开始监督管制学生的思想和行动……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积极配合国民政府，在清华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甚至成立政治训育部，对学生言论严加监视……清华很快自发形成大规模抵制和抗逆，学生冒着被开除的危险拒绝出席军训的早晚点名。“党义课”听课者寥寥，教师不愿意与“党义课”的考试同桌吃饭。当罗家伦提出辞职时，学生表示“本校无人挽留”。
在罗家伦被逐出清华大学后，校长职位空置将近一年，学生会发表了五条“清华人选标准”：1.无党派色彩；2.学识渊博；3.人格高尚；4.确实能发展清华；5.声望素著。
我觉得这是全书信息量最大的一页。其至少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任何时候，强行灌输都不会有良好的效果。第二，那时候的学生是能够独立思考的，并且敢于付诸行动，换句话说，他们的书没有白读。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确实起到了“洗脑”的作用，因为很多学生甚至从未感到自己的思想被禁锢。第三，那时候大学的主人真的是学生，现在只听过校长开除学生，从未听过学生逼退校长并为校长人选开出条件。第四，对比今天高校的现状，谁在“控制”上更有手段是显而易见了。
摘录
蔡元培
大学教育的长者，小学课本的童心
先生所提倡的“兼容并包”、延揽人才的教育体系，奠定了中国大学的根基。在他看来，大学需要多元的思想碰撞，无论是革命派的陈独秀，还是留辫子的辜鸿铭，只要有专长都能到他的大学里教书。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曾想用美育来代替宗教，他还能“大学者编小课本”。
胡适
儒雅之河，静水流深
相比较鲁迅，我更喜欢胡适温文尔雅、待人和善，他甚至能说“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他曾写信劝说周氏兄弟：“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着少年朋友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令人惋惜的。”胡适对白话文和白话诗的坚持，无论遭多少人骂，他照样去做。他用理性的、温和的方式开出一条天地相通的大道。 马相伯
为叫醒中国，自称是“叫了一百年的狗”
在他百岁时，上海时尚杂志《良友》登出他的肖像，国共领袖同声道贺，而他梦里不知身是客，喊着杀敌，客死异乡。他的百年人生与中国的百年屈辱抗争平行，寿高则多辱，而他倾囊于一个复旦，抬升着东方的希望。如果我们今天还能听到老人嘶唳的吠叫，一是后辈敏感的心，二是国情使然。
张伯苓
津门一户南开，进出多少荣辱
先生影像憨态可掬，却是行走江湖的侠士。当年左翼愤青指责他建校募集的是官僚乡绅的臭钱，老先生讷讷地说：我就是个挑粪工，用粪土培育你们鲜花啊。先生一生只做南开一件事。蒋介石敬重他，抗战最艰难时依然资助办学，败退台湾时留下飞机待他南渡。蒋介石临终前还向儿子蒋经国询问伯苓先生百年纪念会的筹备情况。后来，先生最后连南开的校门都进不了。那些愤青开始把粪桶泼向一生向善兴学的老人。
梅贻琦
联大八年寒梅，清华一径新竹
先生瘦得风骨，默得儒雅，至今回望西南联大的旗帜犹显妖娆。赴美后，他一直紧攥着“庚子赔款”的钱袋子，甘于自我拮据。实际上，即便当年执掌西南联大，太太为了补贴家用也要做饼去卖。1955年，梅贻琦回到台湾新竹筹措清华大学复校，上面催着要快要大，但他坚持先从研究所一步步办起，蒋介石也只能认同。许多年后，印证了先生是对的。今天的台湾清华，规模不及台大的一半，排名却在台大之前，更无须比照对岸硕大无比的胞校。
竺可桢
时事风云难测，守拙浙大气象
先生是气象学者，1936年危难之际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是一次意外拐弯，却拐出一片风景。他身材瘦削、举止优雅，戴着一副圆圆的眼镜，貌似苦行僧，眼镜后面的光泽“温厚光辉”。1949年后他对来访的新政权代表有过一番肺腑的赞许和提醒。他谨言慎行，行政职位一路上行，却终究无法挽回当过远征军的儿子死于非命，他能预测天上的风云却弄不懂天下的政治风云。
晏阳初
平民教育，用花的念想培土
先生早年到欧洲办报欲教育知识贫瘠的华工，却在收到一位华工的书信后发现被华工教育了。他把一家人搬到很土、没有咖啡时就把包谷面弄糊了替代的地方。抗战初他辅政湖南，先把冗官裁了一多半，民主选举出一些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使湖南成为抗日中坚。即使最后大陆没有了他的平民教育空间，去非洲、东南亚一样守护花的念想，让联合国也为这个几无国籍的人致以人类的敬礼。
陶行知
知行，春风走过，大地知道
先生做事就是4个字：身体力行。他不畏官、不怕穷、不惧难，他喜欢孩子、喜欢顺口溜、喜欢学校，他知道学校能消灭监狱，知识能抗衡独裁，行动能打破专制。而他还能用知和行造字，再把这个字身体力行地用到自己身上。而今遍及全国的行知学校和育才学校究竟怎样，先生可知否？后生如何行？
梁漱溟
人生辩论会，诤言独高远
100年前的北平，4位志趣相投的少年，把盏理想后立意：以后不互称大哥二哥，各以短处总结一字相呼，以资警惕。梁姓同学得名“傲”，演绎了独具风格的一生，尤其因他与最高领袖毛泽东的一次公开辩论，更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先生很早就做乡村建设实验，发动农民成立自己的组织争取自身的利益，倡导“伦理本分，职业分途”，没有势不两立的阶级，融会西方现代社会和中国文化的优点。时光是终裁法官，以细节和大节，印证了他“傲”得正。
陈寅恪
学问是命的另一面，撑着独立自由
先生治学如暗夜秉烛，他也是暗夜一烛。喧嚣白昼之后的盲者，午夜抚史，端坐旧藤椅，目光如炬，洞彻史实和现实。好友王国维自杀时，陈寅恪仿佛也死过一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直活下来。他以德式研究的缜密穷究东方文化的博大沉雄，纸中夹着故国百万雄兵。先生远去，却在《柳如是别传》中留下影子，那个反清复明的风尘女子便是风云女子。彪炳千秋的不是威权，是威权下弱弱的不屈、默默的抗争。
——后记《我看十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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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介】
★邓小平时代
【美】傅高义 著
三联书店2013年1月
该书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傅高义倾十年之心力而完成的一部邓小平传记。作者不仅阅读了大量的当代中国档案，特别是中国过去十五年公开的历史材料，而且由于其人脉关系得以深入地访谈了邓小平子女以及诸多不同背景的中国高层及其子女、秘书等。加上作者曾在多届美国政府担任东亚事务顾问，并曾以学者身份在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任职，这些经验使得他的写作既有社会学学者的专精，又能超越学院的限制，而从政治经验、政治智慧的角度理解邓小平的政治实践。
★看见
柴 静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
该书是知名记者和主持人柴静讲述央视十年历程的自传性作品，既是柴静个人的成长告白书，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作中国社会十年变迁的备忘录。在书中，她记录下淹没在宏大叙事中的动人细节，为时代留下私人的注脚。一如既往，柴静看见并记录下新闻中给她留下强烈生命印象的个人，每个人都深嵌在世界之中，没有人可以只是一个旁观者，他人经受的，我必经受。书中记录下的人与事，是他们的生活，也是你和我的生活。
★金钱不能买什么
【美】迈克尔·桑德尔 著 邓正来 译
中信出版社2012年12月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书中论述了当下最为突出的道德问题之一：在我们这个世界，任何事物都可以出售，这个世界难道没有问题？如果是这样，我们又该如何防止市场价值观侵蚀本不该由它们主导的领域？市场的道德界限又何在？无疑，作者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会给当下中国很多启示。因为，中国如何在市场与道德规范之间取得一个均衡点是目前经济学界和知识界关注的焦点。
★给力中国
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建》杂志社 编
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
该书的作者全部是中国的高层领导，因此，书中既有中央领导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方面的高瞻远瞩的宏观性政策指导，又有地方政府领导就本地区的文化建设问题进行的经验总结、成果展示以及对今后文化发展的战略规划。这本书不仅有理论上的阐述，还有大量的史料，注重中国共产党人就文化建设事业的实践与探索，清晰勾画出了各地政府在文化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所取得的点滴经验，在密切联系现实的前提下，提出了种种契合本地实际的文化建设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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