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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毛泽东在1917年至1927年这一阶段，分别以《湘江评论》创刊、中共三大召开为标志，实现了他关于对农民认识的两次转变：从“民智污塞”论到“民众大联合”，最终形成“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论断。实现这种转变，究其原因，与十月革命思想的传播、共产国际关于农民问题的指导和中国古代农民反抗精神的影响有关，而毛泽东对自身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其他共产党人的影响也是重要因素。毛泽东农民观的转变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关键词] 1917—1927年 毛泽东 农民观 转变
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基于马克思主义农民观作出的符合中国实际的重要理论贡献。学术界有关毛泽东农民问题的文章、著作很多，关于早期毛泽东农民观的论述也较多，有的是总结、梳理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活动，以凸显毛泽东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的认识，例如，谭一青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探索与研究》，冷小青、曾长秋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农民运动观及其启示——基于政治参与的视角》，范保国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及其启示》等；有的是分析毛泽东农民观发生转变的原因以及实现转变后对革命和建设的影响，例如，苗国强的《毛泽东农民观的形成条件探析》，尚艳琼的《论毛泽东农民观形成的传统历史文化条件》，丛丽华的《略论毛泽东农民观转变的条件》等。贾钢涛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农民观》则是以历史为线条，论述了毛泽东从认识农民、领导农民，到通过农民运动践行其农民观，从而艰辛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笔者主要是对1917年至1927年毛泽东对农民问题认识的转变及各个阶段转变的标志提出自己的看法，并简要说明其转变条件，分析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农民观的转变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起到的重要作用。
一、1917—1927年毛泽东农民观的转变历程
毛泽东的农民观，是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不断成熟，并逐步实现转变的。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轨迹，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一）1917年8月至1919年6月，从湖南一师求学期间到创办《湘江评论》前：“民智污塞”论。在1917年8月23日的《致黎锦熙信》中，毛泽东首次提到对民众包括农民的认识，即“民智污塞，开通为难”。在此，毛泽东并非是专门论述农民问题，而是在和黎锦熙探讨“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问题”时涉及的。他认为，“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1]p73。他将社会中的人分为“君子”“小人”两类。在他的描述中，农民被归为“小人”这一群体中。要想拯救他们，拯救整个社会，毛泽东认为应该从哲学入手，“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9月22日，在和蔡和森夜谈时，毛泽东感叹道：“现在国民性情，虚伪相崇，奴隶成性，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2]p34于是，毛泽东此后开展革命实践活动，主要围绕教育展开，主办工人夜校，以期达到“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2]p36的目的，同时发起成立新民学会，筹备会员出国勤工俭学。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联络进步人士，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声援反日爱国运动。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显然是致力于以教育改造国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旧思想。
（二）1919年7月至1923年6月，从创办《湘江评论》到中共三大召开：“民众的大联合”。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时，毛泽东在创刊宣言中写道：“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这是毛泽东在经历了群众性极高的五四运动狂潮后的新的认识。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发表《民众大联合》一文，对这一论点进行了强有力的论证。他指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1]p312这种联合是区别于古代“强权者的联合”和“贵族的联合”，是多数人的联合，是由各个拥有共同利益的小联合组成的大联合。其中，毛泽东就提到了农夫的联合。他认识到农民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可以而且应该结成联合。1920年底，毛泽东成为一名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在参与组建、加入共产党后，毛泽东的工作重心一直集中在城市工人运动上。1923年初，恽代英致信毛泽东，建议他去乡村开展工作。毛泽东则认为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没有时间兼顾农民工作。由此可见，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虽然认识到要形成民众的大联合，但是重心却不在农民问题上，没有充分地认识到农民及农民运动的巨大作用。
（三）1923年6月至1927年7月，从中共三大召开到土地革命时期前，实现了农民观的彻底转变：“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在1923年6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指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重要的。”据张国焘回忆，会议讨论的问题，“只有农民运动，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才注重这个问题，尤以毛泽东为然”[3]p294。
1925年，毛泽东回韶山养病。在此期间，他考察了韶山地区农民的情况后，秘密组织农民协会，积极领导农民进行反帝爱国斗争。在此实践基础上，毛泽东写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文中，他对农民内部成分进行了划分，根据不同的经济地位分析各自的革命态度，并将农民定位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最广大的“同盟军”“革命动力”的高度，形成了关于对农民认识的科学的理论成果。据毛泽东回忆，他是在经历了五卅运动这波政治巨浪后才真正认识到农民阶级的斗争性。在此后就集中进行农民问题的研究，并在各种刊物、各种场合，多次讲述农民问题。1926年9月，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更是提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论断，将农民定位到了关系大革命成败的高度。 1927年初，毛泽东在湖南五县考察农民运动。3月5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文刊登。文中论述了农民及农民斗争的重要性，指出应该“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5月31日，毛泽东在汉口主持召开全国农协和湖北省农协欢迎太平洋劳动会议代表大会时，明确指出了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关系：“中国农民运动……深赖工人运动之影响与指导，这证明是工人天然成为农民之领导者。”[2]p2016月中旬，在召集共产党员和骨干积极分子开会时，毛泽东指出：“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要发动群众……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2]p204这就初步显示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至此，毛泽东对农民及农民问题的认识与1917年相比，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理论认识和科学定位方面，更是表现在后期的工作实践方面。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从“民智污塞”到“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的农民观实现了彻底的转变。
二、1917—1927年毛泽东农民观转变的条件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农民观发生转变是有其必然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共产国际的具体指导，中国历史上农民反抗精神的传承，毛泽东本人的亲身实践，以及其他早期共产党人农民运动的实践经验，都对毛泽东农民观的质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毛泽东农民观的转变提供了理论来源。十月革命对中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之后，放弃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陈独秀、李大钊等党的早期领导人结合中国实际，开始研究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毛泽东在1918年、1919年两次进京，都参加了李大钊等组织的学生研讨新思潮的各种活动。这些活动，都对毛泽东农民观的转变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共产国际的指示为毛泽东农民观的成熟提供了理论指导。共产国际在其成立初期就提出了关于各殖民地国家取得革命胜利的相关认识。在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之前，共产国际二大、三大以及共产国际远东会议中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分析，就早已传播到中共党人中间。1922年，中共二大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指导就更加具体，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也逐渐成熟起来。例如，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对殖民地的民族运动定了性，即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他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离开农民阶级是很难取得成功的。而毛泽东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是不可能没有接收到这些信息的。他也认同农民的重要作用，但与工人运动相比，其作用仍相差甚远。直至中共三大上作出了“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重要的”论断，农民问题才被提高到重要地位。
（三）毛泽东亲身参与农民运动为其农民观的转变提供了直接经验。早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就走出学校，进行“游学”。1925年2月回韶山养病期间，毛泽东更是积极开展农民运动、组织秘密农民协会，建立党、团支部，并领导农民参加反帝爱国斗争。1927年，他又开展了对湖南五县农民运动的调查工作，并整理形成报告，使党内外人士对农民及农村工作的认识大为改观。这些实践都对毛泽东农民观的转变提供了最直接、最深刻的影响。
（四）早期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为毛泽东农民观的转变提供了经验借鉴。1921年，沈定一在家乡浙江省萧山县开展农民运动，并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农民协会，拉开了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民运动的序幕。1922年，澎湃也在他的家乡广东海丰地区从事农民运动。1923年1月，海丰县总农会成立，并扩展至周边各县，后发展成立广东省农会，广东地区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后因军阀镇压，海丰地区的农民运动陷入低潮，澎湃转而在党内领导农民工作。广东农民运动的开展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1925年8月底，毛泽东“在长沙向中共湘区委员会报告韶山农民运动情况。……建议湘区委多派同志前往广州学习”[2]p136。
此外，毛泽东农民观的转变还受到了中国历代农民反抗斗争精神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毛泽东总结经验，反思历朝历代的农民斗争，结合农民的抗争精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形成了新型的马克思主义农民观。
三、1917—1927年毛泽东农民观的转变对中国革命建设事业的成功产生了深远影响
1917年至1927年，毛泽东农民观的转变及其成熟，不仅丰富了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更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的前进。民主革命时期，对农民力量的正确估计和运用，使革命取得了胜利，农民地位得到充分的彰显和肯定。农民的重要作用也延伸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并提升到更高的地位。
（一）对中国革命胜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毛泽东农民观的根本转变，使他认识到了蕴藏在农民中的巨大力量。因此，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都极力强调要动员广大群众，在行动中更是维护农民的利益，将农民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陷入孤立无援的泥潭。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革命军队进军井冈山，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指明了革命的重心，将农民团结到了革命的队伍中。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全面分析了中日双方的特点，指出这场战争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强调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最困难的时期。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动员全国人民群众，这样“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4]p480。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吸取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叛变革命的教训，积极备战。在此期间，中共积极开展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翻身做了主人，积极投身到解放战争中。这也成为促进战争形势发生转变的重要因素。
（二）对中国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三农”问题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解决“三农”问题是党和政府全部工作的重心。随着近年来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一系列危害农业发展的问题持续产生。作为革命与建设事业最大主体，农民付出的牺牲最多、作出的贡献最大、创造的经验最丰富，是党最大的依靠力量，同时也是最需要扶持的群体。维护和保障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应该是制定各项农村政策乃至党的工作方针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十八大报告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要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总之，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杰出代表，其在农民问题上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立足于中国国情，正确分析中国革命的规律，认识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并在革命实践中逐步丰富发展着他的农民观。实践证明，毛泽东的农民观是科学的，它不仅加快了民主革命的胜利步伐，更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处理农民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M].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张荣辉
[关键词] 1917—1927年 毛泽东 农民观 转变
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基于马克思主义农民观作出的符合中国实际的重要理论贡献。学术界有关毛泽东农民问题的文章、著作很多，关于早期毛泽东农民观的论述也较多，有的是总结、梳理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活动，以凸显毛泽东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的认识，例如，谭一青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探索与研究》，冷小青、曾长秋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农民运动观及其启示——基于政治参与的视角》，范保国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及其启示》等；有的是分析毛泽东农民观发生转变的原因以及实现转变后对革命和建设的影响，例如，苗国强的《毛泽东农民观的形成条件探析》，尚艳琼的《论毛泽东农民观形成的传统历史文化条件》，丛丽华的《略论毛泽东农民观转变的条件》等。贾钢涛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农民观》则是以历史为线条，论述了毛泽东从认识农民、领导农民，到通过农民运动践行其农民观，从而艰辛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笔者主要是对1917年至1927年毛泽东对农民问题认识的转变及各个阶段转变的标志提出自己的看法，并简要说明其转变条件，分析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农民观的转变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起到的重要作用。
一、1917—1927年毛泽东农民观的转变历程
毛泽东的农民观，是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不断成熟，并逐步实现转变的。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轨迹，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一）1917年8月至1919年6月，从湖南一师求学期间到创办《湘江评论》前：“民智污塞”论。在1917年8月23日的《致黎锦熙信》中，毛泽东首次提到对民众包括农民的认识，即“民智污塞，开通为难”。在此，毛泽东并非是专门论述农民问题，而是在和黎锦熙探讨“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问题”时涉及的。他认为，“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1]p73。他将社会中的人分为“君子”“小人”两类。在他的描述中，农民被归为“小人”这一群体中。要想拯救他们，拯救整个社会，毛泽东认为应该从哲学入手，“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9月22日，在和蔡和森夜谈时，毛泽东感叹道：“现在国民性情，虚伪相崇，奴隶成性，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2]p34于是，毛泽东此后开展革命实践活动，主要围绕教育展开，主办工人夜校，以期达到“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2]p36的目的，同时发起成立新民学会，筹备会员出国勤工俭学。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联络进步人士，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声援反日爱国运动。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显然是致力于以教育改造国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旧思想。
（二）1919年7月至1923年6月，从创办《湘江评论》到中共三大召开：“民众的大联合”。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时，毛泽东在创刊宣言中写道：“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这是毛泽东在经历了群众性极高的五四运动狂潮后的新的认识。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发表《民众大联合》一文，对这一论点进行了强有力的论证。他指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1]p312这种联合是区别于古代“强权者的联合”和“贵族的联合”，是多数人的联合，是由各个拥有共同利益的小联合组成的大联合。其中，毛泽东就提到了农夫的联合。他认识到农民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可以而且应该结成联合。1920年底，毛泽东成为一名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在参与组建、加入共产党后，毛泽东的工作重心一直集中在城市工人运动上。1923年初，恽代英致信毛泽东，建议他去乡村开展工作。毛泽东则认为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没有时间兼顾农民工作。由此可见，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虽然认识到要形成民众的大联合，但是重心却不在农民问题上，没有充分地认识到农民及农民运动的巨大作用。
（三）1923年6月至1927年7月，从中共三大召开到土地革命时期前，实现了农民观的彻底转变：“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在1923年6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指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重要的。”据张国焘回忆，会议讨论的问题，“只有农民运动，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才注重这个问题，尤以毛泽东为然”[3]p294。
1925年，毛泽东回韶山养病。在此期间，他考察了韶山地区农民的情况后，秘密组织农民协会，积极领导农民进行反帝爱国斗争。在此实践基础上，毛泽东写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文中，他对农民内部成分进行了划分，根据不同的经济地位分析各自的革命态度，并将农民定位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最广大的“同盟军”“革命动力”的高度，形成了关于对农民认识的科学的理论成果。据毛泽东回忆，他是在经历了五卅运动这波政治巨浪后才真正认识到农民阶级的斗争性。在此后就集中进行农民问题的研究，并在各种刊物、各种场合，多次讲述农民问题。1926年9月，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更是提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论断，将农民定位到了关系大革命成败的高度。 1927年初，毛泽东在湖南五县考察农民运动。3月5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文刊登。文中论述了农民及农民斗争的重要性，指出应该“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5月31日，毛泽东在汉口主持召开全国农协和湖北省农协欢迎太平洋劳动会议代表大会时，明确指出了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关系：“中国农民运动……深赖工人运动之影响与指导，这证明是工人天然成为农民之领导者。”[2]p2016月中旬，在召集共产党员和骨干积极分子开会时，毛泽东指出：“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要发动群众……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2]p204这就初步显示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至此，毛泽东对农民及农民问题的认识与1917年相比，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理论认识和科学定位方面，更是表现在后期的工作实践方面。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从“民智污塞”到“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的农民观实现了彻底的转变。
二、1917—1927年毛泽东农民观转变的条件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农民观发生转变是有其必然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共产国际的具体指导，中国历史上农民反抗精神的传承，毛泽东本人的亲身实践，以及其他早期共产党人农民运动的实践经验，都对毛泽东农民观的质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毛泽东农民观的转变提供了理论来源。十月革命对中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之后，放弃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陈独秀、李大钊等党的早期领导人结合中国实际，开始研究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毛泽东在1918年、1919年两次进京，都参加了李大钊等组织的学生研讨新思潮的各种活动。这些活动，都对毛泽东农民观的转变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共产国际的指示为毛泽东农民观的成熟提供了理论指导。共产国际在其成立初期就提出了关于各殖民地国家取得革命胜利的相关认识。在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之前，共产国际二大、三大以及共产国际远东会议中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分析，就早已传播到中共党人中间。1922年，中共二大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指导就更加具体，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也逐渐成熟起来。例如，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对殖民地的民族运动定了性，即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他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离开农民阶级是很难取得成功的。而毛泽东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是不可能没有接收到这些信息的。他也认同农民的重要作用，但与工人运动相比，其作用仍相差甚远。直至中共三大上作出了“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重要的”论断，农民问题才被提高到重要地位。
（三）毛泽东亲身参与农民运动为其农民观的转变提供了直接经验。早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就走出学校，进行“游学”。1925年2月回韶山养病期间，毛泽东更是积极开展农民运动、组织秘密农民协会，建立党、团支部，并领导农民参加反帝爱国斗争。1927年，他又开展了对湖南五县农民运动的调查工作，并整理形成报告，使党内外人士对农民及农村工作的认识大为改观。这些实践都对毛泽东农民观的转变提供了最直接、最深刻的影响。
（四）早期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为毛泽东农民观的转变提供了经验借鉴。1921年，沈定一在家乡浙江省萧山县开展农民运动，并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农民协会，拉开了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民运动的序幕。1922年，澎湃也在他的家乡广东海丰地区从事农民运动。1923年1月，海丰县总农会成立，并扩展至周边各县，后发展成立广东省农会，广东地区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后因军阀镇压，海丰地区的农民运动陷入低潮，澎湃转而在党内领导农民工作。广东农民运动的开展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1925年8月底，毛泽东“在长沙向中共湘区委员会报告韶山农民运动情况。……建议湘区委多派同志前往广州学习”[2]p136。
此外，毛泽东农民观的转变还受到了中国历代农民反抗斗争精神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毛泽东总结经验，反思历朝历代的农民斗争，结合农民的抗争精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形成了新型的马克思主义农民观。
三、1917—1927年毛泽东农民观的转变对中国革命建设事业的成功产生了深远影响
1917年至1927年，毛泽东农民观的转变及其成熟，不仅丰富了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更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的前进。民主革命时期，对农民力量的正确估计和运用，使革命取得了胜利，农民地位得到充分的彰显和肯定。农民的重要作用也延伸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并提升到更高的地位。
（一）对中国革命胜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毛泽东农民观的根本转变，使他认识到了蕴藏在农民中的巨大力量。因此，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都极力强调要动员广大群众，在行动中更是维护农民的利益，将农民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陷入孤立无援的泥潭。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革命军队进军井冈山，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指明了革命的重心，将农民团结到了革命的队伍中。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全面分析了中日双方的特点，指出这场战争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强调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最困难的时期。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动员全国人民群众，这样“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4]p480。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吸取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叛变革命的教训，积极备战。在此期间，中共积极开展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翻身做了主人，积极投身到解放战争中。这也成为促进战争形势发生转变的重要因素。
（二）对中国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三农”问题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解决“三农”问题是党和政府全部工作的重心。随着近年来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一系列危害农业发展的问题持续产生。作为革命与建设事业最大主体，农民付出的牺牲最多、作出的贡献最大、创造的经验最丰富，是党最大的依靠力量，同时也是最需要扶持的群体。维护和保障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应该是制定各项农村政策乃至党的工作方针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十八大报告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要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总之，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杰出代表，其在农民问题上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立足于中国国情，正确分析中国革命的规律，认识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并在革命实践中逐步丰富发展着他的农民观。实践证明，毛泽东的农民观是科学的，它不仅加快了民主革命的胜利步伐，更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处理农民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M].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