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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总是去关注那些看似过时的话题，比如在《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的一开篇就指出：“悲剧在当今是个过时的话题，而这正是讨论它的一个很好的理由。”[1]与此相类似，在《人生的意义》的开篇则自嘲道：“人生的意义，这样一个主题既适合疯子来写，也适合喜剧演员，我希望自己宁可是后者而非前者。”[2]这样的“自我标榜”所起到的修辞效果类似于设问的设置悬念、引人入胜，使得读者不禁要问：为什么？
“什么是人生的意义”是一个哲学问题，伊格尔顿借助存在主义、语言哲学、生命哲学、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等路径进行追问、分析和求索，追问的过程是哲学式的，答案却在文学中。关于存在的主题，如果说米兰·昆德拉选择了小说的“不确定性的智慧”[3]进行阐释的话，那么伊格尔顿则选择了戏剧的“隐喻”进行回答。
一、欧洲人性危机的延续：意义问题的语境
伊格尔顿之所以重提“人生的意义”这个古老而又弥新的问题，是因为“后理论时代追求宏大叙事的必要”[4]，当现代主义将人生视为荒诞的、虚无的、无意义的，后现代主义消解了整体性、客观、真理，陷入细枝末节时，我们需要重新反思宏大主题。
重提“什么是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有一个逻辑前提，就是这个问题本身有无意义，或者说，这是一个真问题还是伪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肯定了这个问题的价值，他认为提出正确而适宜的问题比寻找答案更重要，一是因为问题可敞开新的领域，并使其他极其重要的相关问题浮现;二是因为只有向现实发问，现实才会按照发问类型回应，因为“现实就是任何可能给出答案的东西”[5];三是因为提出问题并展开追问的过程就是问题的求解过程，并规定了答案的手段。那么“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不是真问题呢？神学家将其归结为上帝;因果论的逻辑推演变成了循环论证;对于诗人或神秘主义者这是一个真问题。但伊格尔顿认为这首先是一个哲学问题，并以类比推理来追问“为什么有存在而无却不存在？”“这个世界是如何产生的？”“从哪里产生？”“存在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实体存在？”等海德格尔式的存在论问题。但他的回答却是维特根斯坦式的：“大量的哲学难题都源于此类语言误用”“语法蒙蔽人的思维”，[6]因而哲学家在考虑真伪问题的区分标准时要关注语言问题，对自己的语言结构祛魅。尼采指出是因为“语言的具体化效应”，并以此推断也许存在一种“不可能发生具体化效应”的语法，如“超人”;[7]雅克·德里达称之为“解构”;维特根斯坦视之为某种语言疗法。从语言哲学角度分析，常规性地思考“人生的意义”的问题，囿于“名词的具体化效应”，均是在语言误用与误读的框架中来理解，从而走入误区。因此，伊格尔顿提出了他的核心观点：意义是语言建构的结果。并在第一章最后指出，人生的意义是人为建构出来的，而且每个人的建构方式并不相同。[8]以此肯定了“什么是人生的意义”是一个真问题。
“什么是人生的意义”这个提问本身之所以有可能受到质疑，是因为貌似没有答案，或很难回答。伊格爾顿针对可能的质疑作出两点说明：一是不是所有问题都有答案，这个问题也可能没有答案，可能确实有答案但永远不知道，人生就是依靠人们不去理解它的根本意义而顺利进行下去。如道德两难问题没有答案;政治领域某些问题如恐怖主义也没有答案;悲剧也没能提供答案。[9]二是答案可能是多元的，人生有多重意义。“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追寻人生的意义”，[10]追寻的过程比答案更重要。因为价值判断本身就是多元的，是“多”不是“一”。
伊格尔顿为什么重提“什么是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呢？
第一，追问人生的意义是哲学基本问题之一，是元理论问题。无论作为“类”的本质，还是作为单个个人。比如，米兰·昆德拉认为，“古希腊哲学探询世界问题，并非为了满足某种实际需要，而是因为‘受到了认知激情的驱使’。”[11]而且，追问人生的意义是人类永恒的可能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要素之一，是人类的本性。
第二，欧洲现代时期的危机所致。追问人生的意义表明人类的生存境况遭遇了危机或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重大历史转型期。伊格尔顿认为，西方世界在前现代时期受宗教影响，强调信仰的价值，认为“个人的人生意义就在于你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发挥的作用。”[12]而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解了“人生”等总体性概念，从而也消解了意义。因此，追问人类存在的意义与个人追问自己存在的意义并不相同，它表明人类可能集体丧失了生存之道。比如，危机时期或历史上的动乱时期人们更倾向于思考意义的问题。“原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那些身份、信念和规则陷入危机之时，人生的意义之类的疑问就会浮现出来，变成严肃的问题。” [13]更进一步说，动乱时期的人们命薄如纸，因为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生命遇害”，生命贬值，自然追求理论上的意义，而且由于宗教、文化等人类生命的所谓“象征维度”被边缘化，即“一旦传统信仰在历史危机面前瓦解，人生的意义问题就会把自己推向前台”。[14]
第三，欧洲后现代危机所致。西方现代以来，宗教、文化等传统人生的意义的承担领域被扭曲而病态，无力承担。传统中人们探寻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时往往到宗教、文化等领域中去寻找，这是人类最根本的生命理由，即“爱、宗教信仰以及对家族血缘与文化的眷恋”[15]。在前现代社会，它们既属于公共领域也属于私人领域;在现代社会，这些“象征维度”已被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带来的工具性经济制度边缘化为私人领域。当宗教、文化等领域成为人生意义的担当时，又被扭曲为精神的噱头、艺术的物化、文化的资本化等病征;当其沦为私人领域时又受到资本的侵袭，意义也已流逝。这正是欧洲人性危机的延续导致意义问题的自我呈现。
二、“语言疗法”：意义问题的分析哲学式追问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以解决和消除哲学问题为旨归，认为哲学问题是由于误解了语言的意义而产生的，而且“维特根斯坦著作的主题就是‘意义’问题”[16]。因此伊格尔顿对人生意义问题的提出、分析和解答，运用的是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疗法”。所谓“语言疗法”，指的是维特根斯坦通过哲学的新概念赋予了哲学以批判式治疗的功能，人们往往把这种哲学称作治疗型的哲学，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纠正对语言的误解来消解这些问题，而消除这些问题是为了匡正人们的思维方式，以求达到清晰的、健全的认识。“我们被自己的语言结构所魅惑，哲学家的工作是祛魅，拆解开词语的各种用法。”[17]伊格尔顿“将分析哲学这一文学的天敌俘获为文学与思辨哲学结缘的纽带”[18]。 1.语义学与词源学探析：对意义（meaning）的语言学分析
伊格尔顿认为，意义（meaning）有三种词义：心里打算做某事，meaning词源学上与“心灵”（mind）有关;表示……的意思;“意图”这个动作，或者心里想以这个动作来表示某种意思。[19]概言之，意义（meaning）有两重内涵：一是作为给定含义的“意义”;二是作为意图，表示某种意思的动作的“意义”。研究语言学的学者把这两种不同的“意义”区分为：作为动作的意义和作为结构的意义（语言结构的一种功能）。[20]伊格尔顿依此进行类比推理：从“意义”作为语言结构的一种功能的角度来分析，“人生有意义”，“也许这个意义是我们自己主动赋予的”。[21]这是伊格尔顿的核心观点。伊格尔顿反复强调：词的具体语境很重要，把这些词当作某种叙事话语的组成部分来把握（作为语言结构的一种功能），“考虑特定说话人在特定语境下意图表达的意思”，因为“我们讨论的是作为一种动作的意思——作为人们所做的事情、作为社会实践，作为人们在特定生活形式中运用特定符号的各种方式，这些方式有时意义不明并且互相矛盾。”[22]
2.“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的存在主义阐释
“我的人生毫无意义”是一句存在主义的陈述，而非逻辑陈述。“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不是一个语言学问题，而是一种存在主义问题。莎士比亚戏剧中麦克白抱怨人生的短暂易逝和空虚无聊（“熄灭了吧，熄灭了吧。短促的烛光！”），伊格尔顿由此推出“死亡是人生具有意义的先决条件。”[23]人的存在像一次戏剧表演;人生像“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故事有基本的结构，背后有一个叙事者——可能是个愚蠢的叙事者。[24]正如叔本华所言的，人生是一出可怕的闹剧般的讽刺，也正如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所意指的人生的荒诞。由此，伊格尔顿探索了存在主义的虚无、荒诞，人生毫无意义，缺乏核心、实质、目的、质量、价值和方向。人生的意义是语义学的，“在虚无的边缘提出关于问题的问题，这似乎是现代人境况的贴切象征”，[25]如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的台词;人生也可以转化为另一种符号系统，如“深思”计算机演算出全宇宙的终极答案等表明，从存在主义视角看，人生毫无意义，充满悖论与反讽、荒诞与虚无。
三、“白色神话”：意义问题的文学路径
伊格尔顿在《人生的意义》中开宗明义：“哲学家有一个惹人讨厌的习惯：喜欢分析问题，而不是解答问题。”[26]这句话貌似是对哲学家的批评，但伊格尔顿所要表达的核心，或者说，他写《人生的意义》的目的，就是用文学来弥补哲学家只分析问题，而不解答问题的弊端，他要给无解的哲学难题一个文学的答案。正如德里达所言：“……文学批评已经被确定为文学的哲学，无论它是否意识到，也无论它是否愿意。”[27]他与哲学家的不同在于思維方式和话语表述系统的不同，尽管有些哲学家也谈诗，但是却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归结为语言问题。伊格尔顿对于文学哲学（philosophy of literature）的理解有两个维度：一是将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的欧陆理性传统与文学哲学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相区分，即后者带有某种英国经验主义的感性色彩;二是提供解决哲学问题的文学答案，文学为回答哲学难题提供一种可能性路径，而且是一种更为本质的路径。
第一，伊格尔顿以文学的不确定性的智慧超越哲学概念演绎的天然缺陷。在这一点上，伊格尔顿和米兰·昆德拉的思想有着某种趋同和暗合。米兰·昆德拉赋予现代小说以崇高的地位，认为现代小说是对存在的探寻。欧洲思想史发展进程中，有几个关键时期：古希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两次世界大战。胡塞尔晚年在维也纳和布拉格所作的关于欧洲人性危机的一系列演讲中，认为欧洲人性危机的根源是人类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对科技和理性的过度强调导致了人类对“存在”的遗忘，正是启蒙理性造成了“欧洲精神”的危机。
海德格尔持相同意见，在《存在与时间》中分析了所有他认为在此之前的欧洲哲学所忽视的关于存在的重大主题，并且二者都将欧洲哲学追溯到前苏格拉底时代，将古希腊哲学作为参照系，指出欧洲现代哲学的危机及人性的危机是哲学与思想的偏离。米兰·昆德拉认为，对于胡塞尔来说，“形容词‘欧洲的’用来指超越于地理意义之上（比如美洲）的欧洲精神的同一性，这种精神同一性是随着古希腊哲学而产生的。在胡塞尔看来，古希腊哲学在历史上首次把世界（作为整体的世界）看作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古希腊哲学探询世界问题，并非为了满足某种实际需要，而是因为‘受到了认知激情的驱使’。”[28]古希腊哲学的重大意义是将世界看作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但伊格尔顿也指出了哲学家的令人遗憾的习惯，“喜欢分析问题，而不是解答问题”，于是寻求哲学问题的文学解答。而米兰·昆德拉则认为胡塞尔在分析问题中也存在一些偏颇，比如欧洲危机的根源在伽利略和笛卡尔，他说：
现代的奠基人不光是笛卡尔，而且还是塞万提斯。也许两位现象学家在对现代进行评判的时候忘了考虑到塞万提斯。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假如说哲学与科学真的忘记了人的存在，那么，相比之下尤其明显的是，多亏有塞万提斯，一种伟大的欧洲艺术从而形成，这正是对被遗忘了的存在进行探究。[29]
更进一步地说，米兰·昆德拉着重分析了哲学与文学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趋同，以及各自不同的探索路径，但因为欧洲人性危机源自欧洲精神在现代时期走上歧路，而哲学思辨与固化的思维模式导致海德格尔所言的“对存在的遗忘”。但小说没有，米兰·昆德拉充分肯定了经典小说的意义和价值，他说：
事实上，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分析的所有关于存在的重大主题（他认为在此之前的欧洲哲学都将它们忽视了），在四个世纪的欧洲小说中都已被揭示、显明、澄清。一部接一部的小说，以小说特有的方式，以小说特有的逻辑，发现了存在的不同方面……小说探索时间：马塞尔·普鲁斯特探索无法抓住的过去的瞬间;詹姆斯·乔伊斯探索无法抓住的现在的瞬间。到了托马斯·曼那里，小说探讨神话的作用，因为来自遥远的年代深处的神话在遥控着我们的一举一动。等等，等等。 从现代的初期开始，小说就一直忠诚地陪伴着人类。它也受到“认知激情”（被胡塞尔看作是欧洲精神之精髓）的驱使，去探索人的具体生活，保护这一具体生活逃过“对存在的遗忘”;让小说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理解并同意赫尔曼·布洛赫一直顽固强调的：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知识是小说的惟一道德。[30]
第二，伊格尔顿对文学理论重大问题的思考始自哲学而终结于文学，深受德里达思想的影响。[31]德里达的解构思想是对哲学的解构，其核心观点是“用文字反抗哲学”“用文学反抗哲学”“哲学是白色的文学”。
比如，每每在论述关键处，伊格尔顿开始举经典文学作品的例子，或类比推理，或比喻论证。当陷入哲学两难问题时，伊格尔顿又提供了文学解答的路径。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认为，怀有信念比信仰的内容更重要，存在主义介入的状态本身，而非介入的内容，才是本真存在的关键;剧作家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中的威利·洛曼或《桥上一瞥》中的艾迪卡本表明，“有信仰地活着即是要为自己的生命注入意义”;“人生的意义就变成了你的生活方式问题，而非实际内容问题”。[32]哲学家叔本华认为，人类是荒谬的难题，世界是生命互相厮杀的达尔文主义斗兽场，意志是人的内在本质，自我的核心，带着渴望，来自匮乏、缺陷，因而都来自痛苦。“人的存在在最卑劣、最可笑的层面上都毫无意义”;“人类历史更多地是以匮乏、苦难、剥削，而不是以文明和教化为主要内容”。[33]上述指出人生有意义的观点必须直面叔本华逻辑严密的悲观主义哲学的挑战，或者说人生有意义的文学答案，必须经得起哲学家的考验。于是，第三章《意义的没落》一开篇便又引出文学的话题，将人生的意义与不确定性的智慧联结在一起。
四、辩证思维：人生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模式
伊格尔顿欲表达的还有意义问题的其他维度：“为什么有人想要知道人生的意义”;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有什么用;“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有无价值和意义。[34]叔本华、尼采和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均擅长分析问题，但并未给出答案，于是伊格尔顿借助这些哲学家的分析过程，给出了哲学问题“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的文学解答。然后又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路易·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将神话等人文学科思想的作用如“怀着价值感和目的感去行动”，类比推理为意识形态的作用——将没有联合性、自主性、现实性的个体联合起来。
人生的意义有双重内涵：一是无意义，因为意义源于人的意识，可能是虚幻的;二是有意义，因为意义与心灵（mind）相连，人们“可以依靠心灵来抵御由于知晓自己的偶然性而产生的恐惧”[35]。这也是意识的双重作用。神话有两个维度：一是从科学角度看不是真理;二是神话有自己的真理、价值和意义，促使人们怀着价值感和目的感而有效行动。意识形态的双重内涵也是如此：一是虚假意识;二是思想体系，作为有效行动的指南。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有两个维度，一是“幻象”，来自“无意识”，“自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实体”;[36]二是有益的幻象，并且是离不开的有益的幻象。意义、神话、意识形态、“自我”等范畴的双重内涵的类比推理展现了伊格尔顿的辩证思维，于正反两极之间的弹性滑动中找到人生意义问题的最佳契合点。由此，伊格尔顿肯定了“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1.“意味深长的模式”：人生意义的存在之处
“深思”计算机演算出全宇宙的终极答案这个例子的深意是：“在这个玩笑背后，是一种把人生问题当成可以求解的数学问题的思维方式。”[37]这体现了自然科学的必然性、确定性与客观规定性的特点，而人文科学则是偶然的、波動的、模糊而又混沌的，思辨性强而又不易得到实证。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生—人类生活—历史有其意义，“能够展现出某种意味深长的模式”。[38]
乔治·艾略特的小说《米德尔玛契》说明，经典现实主义作家“要把内含于现实中的隐藏的故事逻辑表现出来”，现代主义作家的意义是被投射到宇宙之中的，如《尤利西斯》赋予这个偶然的、杂乱的世界某种秩序的假象。[39]马克思主义者与之不同，“在把‘意义’视为‘揭示了某种意味深长的设计’这种宽泛的理解中”，指出宇宙“它的深层规律显示出某种美感、对称和简洁”。[40]
马克思主义者宣称人生有意义，但其意义并不是某个主体（如上帝）所赋予的，“存在着某种意味深长的叙事深植于现实中，即便它不是有任何超人的源头。”[41]人生的意义存在于现实中，马克思主义者把人生—人类生活—历史看成是同义反复。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思考自然有机体和艺术作品时说，两者展现了“无目的的目的性”。[42]如脚之于人体的意义、狂风吹过树木的声响等，这些人生的意外与偶然性，“可以由某种有意义的模式来解释”。在意义（meaning）的几个含义中，“还有什么方式来看待非意图的意义呢？”[43]不是意图的意义，有时是无意识的意图，这句话看似绕口，实则反映了人类思想与思维的复杂性，也反映了人生—人类生活—历史的实践属性。
“人生的意义”在语言学层面上，追问到“意图”，但“意图”有其辩证性，一方面有意义（significance），无意图;另一方面无意义，但却是意图的结果。此意义（meaning）在意图层面上是“意志”“意识”“欲望”和“幻象”。在哲学层面上，叔本华就认为：“有些东西——甚至人生——或许有一种意味深长的设计或方向，但不是任何人所意图的;也可以认为人的存在毫无意义、混乱无序，但实际上这正是意图的结果，这可能是恶意的‘命运’或‘意志’的成果。”如果把世界看成是“作为意志的表象”，“意志”首先是“意识”，其次是“虚假意识”，但“虚假意识”是绝对内在于我们的存在中的。尼采在《权力意志》中认为，真理是丑陋的。因此，伊格尔顿认为，需对人生的意义进行辩证理解。我们拥有艺术，是为了防止被“真理”摧毁，而弗洛伊德将叔本华的“意志”重新命名为“欲望”。[44] 2.辩证思维：心灵与神话的功能
追问人生意义问题的价值在于：个人的反思意识是为了自我提升，但人类的整体反思是为了一种更美好的“共同生活”：“一段叙事的意义不只在于它的‘目的/结局’，还在于叙事过程本身。”维特根斯坦说：“人生的意义既不是一个秘密也不是答案。”不知道自己人生的意义也同样生活，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假设）：“如果人生的意义是某种我们应该想方设法不去发现的东西呢？”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认为，追问人生的意义的目的是，“它在我们体内培育了一种随机现象，即心灵，我们可以依靠心灵来抵御由于知晓自己的偶然性而产生的恐惧。”[45]这是人的意识的作用，而意义（meaning）在词源学层面上本身就与“心灵”（mind）相连。
伊格尔顿仍然在尝试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提供一个文学的答案，从而转向神话。他说：“或者，我们可以把思绪转向建构那些赋予生命的神话——宗教、人文关怀等——它们也许可以在这个不友善的宇宙间给我们一些地位和意义。”他认为这些神话（人文科学）有实效，“如果这些神话能让我们怀着价值感和目的感去行动，那么，它们就足够真实，值得继续。”[46]伊格尔顿文学哲学观的形成来自他的马克思主义背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实践论的哲学，路易·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解释是，“带着对意识形态所带来的虚假意义的坚决抵制。”但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有“虚假意识”和“思想体系”的双重内涵，后一层面上，“如果我们需要用意识形态来说服自己，让我们相信自己是能够自主行动的政治主体呢？”意识形态的功能可以使个体具有联合性、自主性和现实性，“保卫这种补救性的幻象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务。”[47]
五、爵士樂队隐喻：人生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表面看，伊格尔顿是在探讨“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的问题，实则要解决的是欧洲科学危机与人性危机问题，即现代性危机问题，其答案则充分肯定了人文科学的价值。在《人生的意义》的序言中，邓晓芒作出总结，“作者最后以爵士乐队的即兴演奏作为自己所推崇的‘人生意象’。在爵士乐队中，每个人任意发挥自己的自由个性，但又随时保持着一种接纳性的敏感，与其他队员互相激励和呼应”。表面看随意、偶然、毫无意义，但加入爵士乐队即兴演奏的前提是“这些人必须在长期默契中达成某种共识”。“人生的意义之所以‘接近于无意义’，是因为这个意义已经被创造出来了，人们在物我两忘中享受着人生的意义”。[48]
而对于“在长期默契中达成某种共识”的可能性，伊格尔顿的解释是“人类属于一个自然物种，很大程度上具有共通性”。差异固然存在，但“我们目前至少具备的共同点，是面对各种威胁、人类生存时的求生意志”;“面对死亡之时，我们会走到一起”;“人生的意义在于人类的共同目标”，如幸福、美德、实现自我、自由等;人生的意义是一种实践，“将爵士乐比作人生的意义，那就意味着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建构类似的共同体，而那是属于政治的问题。”[49]若考虑到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伊格尔顿对欧洲人性危机的延续的思考是深刻的，同时在这样充满危机与挑战的时刻，“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的问题再次自我呈现，由此可见人文学科的重要价值。
〔本文系2015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伊格尔顿身体理论反思研究”（L15BWW0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 帅：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文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1]〔英〕特里·伊格尔顿：《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方杰、方宸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引言。
[2][5][6][7][8][9][10][12][13][14][15][17][18][19][20][21][22][23][24][25][26][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英〕特里·伊格尔顿：《人生的意义》，朱新伟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引言，第7页，第4页，第6页，第31页，第7-11页，第28页，第15页，第17页，第27页，第20页，第6页，序言，第33页，第34页，第35页，第36页，第39页，第40页，第42页，第1页，第52页，第54页，第49页，第50页，第51页，第42页，第43页，第43页，第44页，第43页，第44页，第46页，第47、49页，第50页，第51页，第51页，序言，第79、80、99页。
[3]〔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塞万提斯认为暧昧的，需要面对的不是一个惟一的、绝对的真理，而是一大堆相互矛盾的相对真理（这些真理体现在一些被称为小说人物的想像的自我身上），所以人所拥有的、惟一可以确定的，是一种不确定性的智慧。做到这一点同样需要极大的力量。”
[4]柴焰：《“后理论时代”关于宏大叙事问题的探索——伊格尔顿“生命的意义”论析》，《理论学刊》2011年第12期。
[11][28][29][30]〔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第3页，第5-6页，第6-7页。
[16]〔荷兰〕C·A·范坡伊森：《维特根斯坦哲学导论》，刘东、谢维和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27] 〔法〕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页。
[31]李炜：《伊格尔顿的解构思想研究》，扬州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这篇论文指出，伊格尔顿曾为德里达进行辩护，“其实，德里达尽情遨游在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的哲学万神殿里。他所推崇的哲学方法——解构主义——并不是要毁灭思想，而是要将思想推向极端，让它们四分五裂，露出它们潜在的矛盾性;它要求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应该质疑那些自以为不证自明的真理，而不是想当然地相信这些真理。”参见Terry Eagleton.，Don't deride Derrida： Academics are wrong to rubbish the philosopher， The Guardian， Oct.15，2004.
（责任编辑 刘艳妮）
“什么是人生的意义”是一个哲学问题，伊格尔顿借助存在主义、语言哲学、生命哲学、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等路径进行追问、分析和求索，追问的过程是哲学式的，答案却在文学中。关于存在的主题，如果说米兰·昆德拉选择了小说的“不确定性的智慧”[3]进行阐释的话，那么伊格尔顿则选择了戏剧的“隐喻”进行回答。
一、欧洲人性危机的延续：意义问题的语境
伊格尔顿之所以重提“人生的意义”这个古老而又弥新的问题，是因为“后理论时代追求宏大叙事的必要”[4]，当现代主义将人生视为荒诞的、虚无的、无意义的，后现代主义消解了整体性、客观、真理，陷入细枝末节时，我们需要重新反思宏大主题。
重提“什么是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有一个逻辑前提，就是这个问题本身有无意义，或者说，这是一个真问题还是伪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肯定了这个问题的价值，他认为提出正确而适宜的问题比寻找答案更重要，一是因为问题可敞开新的领域，并使其他极其重要的相关问题浮现;二是因为只有向现实发问，现实才会按照发问类型回应，因为“现实就是任何可能给出答案的东西”[5];三是因为提出问题并展开追问的过程就是问题的求解过程，并规定了答案的手段。那么“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不是真问题呢？神学家将其归结为上帝;因果论的逻辑推演变成了循环论证;对于诗人或神秘主义者这是一个真问题。但伊格尔顿认为这首先是一个哲学问题，并以类比推理来追问“为什么有存在而无却不存在？”“这个世界是如何产生的？”“从哪里产生？”“存在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实体存在？”等海德格尔式的存在论问题。但他的回答却是维特根斯坦式的：“大量的哲学难题都源于此类语言误用”“语法蒙蔽人的思维”，[6]因而哲学家在考虑真伪问题的区分标准时要关注语言问题，对自己的语言结构祛魅。尼采指出是因为“语言的具体化效应”，并以此推断也许存在一种“不可能发生具体化效应”的语法，如“超人”;[7]雅克·德里达称之为“解构”;维特根斯坦视之为某种语言疗法。从语言哲学角度分析，常规性地思考“人生的意义”的问题，囿于“名词的具体化效应”，均是在语言误用与误读的框架中来理解，从而走入误区。因此，伊格尔顿提出了他的核心观点：意义是语言建构的结果。并在第一章最后指出，人生的意义是人为建构出来的，而且每个人的建构方式并不相同。[8]以此肯定了“什么是人生的意义”是一个真问题。
“什么是人生的意义”这个提问本身之所以有可能受到质疑，是因为貌似没有答案，或很难回答。伊格爾顿针对可能的质疑作出两点说明：一是不是所有问题都有答案，这个问题也可能没有答案，可能确实有答案但永远不知道，人生就是依靠人们不去理解它的根本意义而顺利进行下去。如道德两难问题没有答案;政治领域某些问题如恐怖主义也没有答案;悲剧也没能提供答案。[9]二是答案可能是多元的，人生有多重意义。“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追寻人生的意义”，[10]追寻的过程比答案更重要。因为价值判断本身就是多元的，是“多”不是“一”。
伊格尔顿为什么重提“什么是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呢？
第一，追问人生的意义是哲学基本问题之一，是元理论问题。无论作为“类”的本质，还是作为单个个人。比如，米兰·昆德拉认为，“古希腊哲学探询世界问题，并非为了满足某种实际需要，而是因为‘受到了认知激情的驱使’。”[11]而且，追问人生的意义是人类永恒的可能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要素之一，是人类的本性。
第二，欧洲现代时期的危机所致。追问人生的意义表明人类的生存境况遭遇了危机或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重大历史转型期。伊格尔顿认为，西方世界在前现代时期受宗教影响，强调信仰的价值，认为“个人的人生意义就在于你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发挥的作用。”[12]而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解了“人生”等总体性概念，从而也消解了意义。因此，追问人类存在的意义与个人追问自己存在的意义并不相同，它表明人类可能集体丧失了生存之道。比如，危机时期或历史上的动乱时期人们更倾向于思考意义的问题。“原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那些身份、信念和规则陷入危机之时，人生的意义之类的疑问就会浮现出来，变成严肃的问题。” [13]更进一步说，动乱时期的人们命薄如纸，因为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生命遇害”，生命贬值，自然追求理论上的意义，而且由于宗教、文化等人类生命的所谓“象征维度”被边缘化，即“一旦传统信仰在历史危机面前瓦解，人生的意义问题就会把自己推向前台”。[14]
第三，欧洲后现代危机所致。西方现代以来，宗教、文化等传统人生的意义的承担领域被扭曲而病态，无力承担。传统中人们探寻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时往往到宗教、文化等领域中去寻找，这是人类最根本的生命理由，即“爱、宗教信仰以及对家族血缘与文化的眷恋”[15]。在前现代社会，它们既属于公共领域也属于私人领域;在现代社会，这些“象征维度”已被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带来的工具性经济制度边缘化为私人领域。当宗教、文化等领域成为人生意义的担当时，又被扭曲为精神的噱头、艺术的物化、文化的资本化等病征;当其沦为私人领域时又受到资本的侵袭，意义也已流逝。这正是欧洲人性危机的延续导致意义问题的自我呈现。
二、“语言疗法”：意义问题的分析哲学式追问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以解决和消除哲学问题为旨归，认为哲学问题是由于误解了语言的意义而产生的，而且“维特根斯坦著作的主题就是‘意义’问题”[16]。因此伊格尔顿对人生意义问题的提出、分析和解答，运用的是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疗法”。所谓“语言疗法”，指的是维特根斯坦通过哲学的新概念赋予了哲学以批判式治疗的功能，人们往往把这种哲学称作治疗型的哲学，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纠正对语言的误解来消解这些问题，而消除这些问题是为了匡正人们的思维方式，以求达到清晰的、健全的认识。“我们被自己的语言结构所魅惑，哲学家的工作是祛魅，拆解开词语的各种用法。”[17]伊格尔顿“将分析哲学这一文学的天敌俘获为文学与思辨哲学结缘的纽带”[18]。 1.语义学与词源学探析：对意义（meaning）的语言学分析
伊格尔顿认为，意义（meaning）有三种词义：心里打算做某事，meaning词源学上与“心灵”（mind）有关;表示……的意思;“意图”这个动作，或者心里想以这个动作来表示某种意思。[19]概言之，意义（meaning）有两重内涵：一是作为给定含义的“意义”;二是作为意图，表示某种意思的动作的“意义”。研究语言学的学者把这两种不同的“意义”区分为：作为动作的意义和作为结构的意义（语言结构的一种功能）。[20]伊格尔顿依此进行类比推理：从“意义”作为语言结构的一种功能的角度来分析，“人生有意义”，“也许这个意义是我们自己主动赋予的”。[21]这是伊格尔顿的核心观点。伊格尔顿反复强调：词的具体语境很重要，把这些词当作某种叙事话语的组成部分来把握（作为语言结构的一种功能），“考虑特定说话人在特定语境下意图表达的意思”，因为“我们讨论的是作为一种动作的意思——作为人们所做的事情、作为社会实践，作为人们在特定生活形式中运用特定符号的各种方式，这些方式有时意义不明并且互相矛盾。”[22]
2.“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的存在主义阐释
“我的人生毫无意义”是一句存在主义的陈述，而非逻辑陈述。“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不是一个语言学问题，而是一种存在主义问题。莎士比亚戏剧中麦克白抱怨人生的短暂易逝和空虚无聊（“熄灭了吧，熄灭了吧。短促的烛光！”），伊格尔顿由此推出“死亡是人生具有意义的先决条件。”[23]人的存在像一次戏剧表演;人生像“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故事有基本的结构，背后有一个叙事者——可能是个愚蠢的叙事者。[24]正如叔本华所言的，人生是一出可怕的闹剧般的讽刺，也正如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所意指的人生的荒诞。由此，伊格尔顿探索了存在主义的虚无、荒诞，人生毫无意义，缺乏核心、实质、目的、质量、价值和方向。人生的意义是语义学的，“在虚无的边缘提出关于问题的问题，这似乎是现代人境况的贴切象征”，[25]如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的台词;人生也可以转化为另一种符号系统，如“深思”计算机演算出全宇宙的终极答案等表明，从存在主义视角看，人生毫无意义，充满悖论与反讽、荒诞与虚无。
三、“白色神话”：意义问题的文学路径
伊格尔顿在《人生的意义》中开宗明义：“哲学家有一个惹人讨厌的习惯：喜欢分析问题，而不是解答问题。”[26]这句话貌似是对哲学家的批评，但伊格尔顿所要表达的核心，或者说，他写《人生的意义》的目的，就是用文学来弥补哲学家只分析问题，而不解答问题的弊端，他要给无解的哲学难题一个文学的答案。正如德里达所言：“……文学批评已经被确定为文学的哲学，无论它是否意识到，也无论它是否愿意。”[27]他与哲学家的不同在于思維方式和话语表述系统的不同，尽管有些哲学家也谈诗，但是却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归结为语言问题。伊格尔顿对于文学哲学（philosophy of literature）的理解有两个维度：一是将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的欧陆理性传统与文学哲学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相区分，即后者带有某种英国经验主义的感性色彩;二是提供解决哲学问题的文学答案，文学为回答哲学难题提供一种可能性路径，而且是一种更为本质的路径。
第一，伊格尔顿以文学的不确定性的智慧超越哲学概念演绎的天然缺陷。在这一点上，伊格尔顿和米兰·昆德拉的思想有着某种趋同和暗合。米兰·昆德拉赋予现代小说以崇高的地位，认为现代小说是对存在的探寻。欧洲思想史发展进程中，有几个关键时期：古希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两次世界大战。胡塞尔晚年在维也纳和布拉格所作的关于欧洲人性危机的一系列演讲中，认为欧洲人性危机的根源是人类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对科技和理性的过度强调导致了人类对“存在”的遗忘，正是启蒙理性造成了“欧洲精神”的危机。
海德格尔持相同意见，在《存在与时间》中分析了所有他认为在此之前的欧洲哲学所忽视的关于存在的重大主题，并且二者都将欧洲哲学追溯到前苏格拉底时代，将古希腊哲学作为参照系，指出欧洲现代哲学的危机及人性的危机是哲学与思想的偏离。米兰·昆德拉认为，对于胡塞尔来说，“形容词‘欧洲的’用来指超越于地理意义之上（比如美洲）的欧洲精神的同一性，这种精神同一性是随着古希腊哲学而产生的。在胡塞尔看来，古希腊哲学在历史上首次把世界（作为整体的世界）看作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古希腊哲学探询世界问题，并非为了满足某种实际需要，而是因为‘受到了认知激情的驱使’。”[28]古希腊哲学的重大意义是将世界看作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但伊格尔顿也指出了哲学家的令人遗憾的习惯，“喜欢分析问题，而不是解答问题”，于是寻求哲学问题的文学解答。而米兰·昆德拉则认为胡塞尔在分析问题中也存在一些偏颇，比如欧洲危机的根源在伽利略和笛卡尔，他说：
现代的奠基人不光是笛卡尔，而且还是塞万提斯。也许两位现象学家在对现代进行评判的时候忘了考虑到塞万提斯。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假如说哲学与科学真的忘记了人的存在，那么，相比之下尤其明显的是，多亏有塞万提斯，一种伟大的欧洲艺术从而形成，这正是对被遗忘了的存在进行探究。[29]
更进一步地说，米兰·昆德拉着重分析了哲学与文学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趋同，以及各自不同的探索路径，但因为欧洲人性危机源自欧洲精神在现代时期走上歧路，而哲学思辨与固化的思维模式导致海德格尔所言的“对存在的遗忘”。但小说没有，米兰·昆德拉充分肯定了经典小说的意义和价值，他说：
事实上，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分析的所有关于存在的重大主题（他认为在此之前的欧洲哲学都将它们忽视了），在四个世纪的欧洲小说中都已被揭示、显明、澄清。一部接一部的小说，以小说特有的方式，以小说特有的逻辑，发现了存在的不同方面……小说探索时间：马塞尔·普鲁斯特探索无法抓住的过去的瞬间;詹姆斯·乔伊斯探索无法抓住的现在的瞬间。到了托马斯·曼那里，小说探讨神话的作用，因为来自遥远的年代深处的神话在遥控着我们的一举一动。等等，等等。 从现代的初期开始，小说就一直忠诚地陪伴着人类。它也受到“认知激情”（被胡塞尔看作是欧洲精神之精髓）的驱使，去探索人的具体生活，保护这一具体生活逃过“对存在的遗忘”;让小说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理解并同意赫尔曼·布洛赫一直顽固强调的：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知识是小说的惟一道德。[30]
第二，伊格尔顿对文学理论重大问题的思考始自哲学而终结于文学，深受德里达思想的影响。[31]德里达的解构思想是对哲学的解构，其核心观点是“用文字反抗哲学”“用文学反抗哲学”“哲学是白色的文学”。
比如，每每在论述关键处，伊格尔顿开始举经典文学作品的例子，或类比推理，或比喻论证。当陷入哲学两难问题时，伊格尔顿又提供了文学解答的路径。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认为，怀有信念比信仰的内容更重要，存在主义介入的状态本身，而非介入的内容，才是本真存在的关键;剧作家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中的威利·洛曼或《桥上一瞥》中的艾迪卡本表明，“有信仰地活着即是要为自己的生命注入意义”;“人生的意义就变成了你的生活方式问题，而非实际内容问题”。[32]哲学家叔本华认为，人类是荒谬的难题，世界是生命互相厮杀的达尔文主义斗兽场，意志是人的内在本质，自我的核心，带着渴望，来自匮乏、缺陷，因而都来自痛苦。“人的存在在最卑劣、最可笑的层面上都毫无意义”;“人类历史更多地是以匮乏、苦难、剥削，而不是以文明和教化为主要内容”。[33]上述指出人生有意义的观点必须直面叔本华逻辑严密的悲观主义哲学的挑战，或者说人生有意义的文学答案，必须经得起哲学家的考验。于是，第三章《意义的没落》一开篇便又引出文学的话题，将人生的意义与不确定性的智慧联结在一起。
四、辩证思维：人生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模式
伊格尔顿欲表达的还有意义问题的其他维度：“为什么有人想要知道人生的意义”;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有什么用;“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有无价值和意义。[34]叔本华、尼采和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均擅长分析问题，但并未给出答案，于是伊格尔顿借助这些哲学家的分析过程，给出了哲学问题“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的文学解答。然后又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路易·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将神话等人文学科思想的作用如“怀着价值感和目的感去行动”，类比推理为意识形态的作用——将没有联合性、自主性、现实性的个体联合起来。
人生的意义有双重内涵：一是无意义，因为意义源于人的意识，可能是虚幻的;二是有意义，因为意义与心灵（mind）相连，人们“可以依靠心灵来抵御由于知晓自己的偶然性而产生的恐惧”[35]。这也是意识的双重作用。神话有两个维度：一是从科学角度看不是真理;二是神话有自己的真理、价值和意义，促使人们怀着价值感和目的感而有效行动。意识形态的双重内涵也是如此：一是虚假意识;二是思想体系，作为有效行动的指南。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有两个维度，一是“幻象”，来自“无意识”，“自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实体”;[36]二是有益的幻象，并且是离不开的有益的幻象。意义、神话、意识形态、“自我”等范畴的双重内涵的类比推理展现了伊格尔顿的辩证思维，于正反两极之间的弹性滑动中找到人生意义问题的最佳契合点。由此，伊格尔顿肯定了“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1.“意味深长的模式”：人生意义的存在之处
“深思”计算机演算出全宇宙的终极答案这个例子的深意是：“在这个玩笑背后，是一种把人生问题当成可以求解的数学问题的思维方式。”[37]这体现了自然科学的必然性、确定性与客观规定性的特点，而人文科学则是偶然的、波動的、模糊而又混沌的，思辨性强而又不易得到实证。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生—人类生活—历史有其意义，“能够展现出某种意味深长的模式”。[38]
乔治·艾略特的小说《米德尔玛契》说明，经典现实主义作家“要把内含于现实中的隐藏的故事逻辑表现出来”，现代主义作家的意义是被投射到宇宙之中的，如《尤利西斯》赋予这个偶然的、杂乱的世界某种秩序的假象。[39]马克思主义者与之不同，“在把‘意义’视为‘揭示了某种意味深长的设计’这种宽泛的理解中”，指出宇宙“它的深层规律显示出某种美感、对称和简洁”。[40]
马克思主义者宣称人生有意义，但其意义并不是某个主体（如上帝）所赋予的，“存在着某种意味深长的叙事深植于现实中，即便它不是有任何超人的源头。”[41]人生的意义存在于现实中，马克思主义者把人生—人类生活—历史看成是同义反复。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思考自然有机体和艺术作品时说，两者展现了“无目的的目的性”。[42]如脚之于人体的意义、狂风吹过树木的声响等，这些人生的意外与偶然性，“可以由某种有意义的模式来解释”。在意义（meaning）的几个含义中，“还有什么方式来看待非意图的意义呢？”[43]不是意图的意义，有时是无意识的意图，这句话看似绕口，实则反映了人类思想与思维的复杂性，也反映了人生—人类生活—历史的实践属性。
“人生的意义”在语言学层面上，追问到“意图”，但“意图”有其辩证性，一方面有意义（significance），无意图;另一方面无意义，但却是意图的结果。此意义（meaning）在意图层面上是“意志”“意识”“欲望”和“幻象”。在哲学层面上，叔本华就认为：“有些东西——甚至人生——或许有一种意味深长的设计或方向，但不是任何人所意图的;也可以认为人的存在毫无意义、混乱无序，但实际上这正是意图的结果，这可能是恶意的‘命运’或‘意志’的成果。”如果把世界看成是“作为意志的表象”，“意志”首先是“意识”，其次是“虚假意识”，但“虚假意识”是绝对内在于我们的存在中的。尼采在《权力意志》中认为，真理是丑陋的。因此，伊格尔顿认为，需对人生的意义进行辩证理解。我们拥有艺术，是为了防止被“真理”摧毁，而弗洛伊德将叔本华的“意志”重新命名为“欲望”。[44] 2.辩证思维：心灵与神话的功能
追问人生意义问题的价值在于：个人的反思意识是为了自我提升，但人类的整体反思是为了一种更美好的“共同生活”：“一段叙事的意义不只在于它的‘目的/结局’，还在于叙事过程本身。”维特根斯坦说：“人生的意义既不是一个秘密也不是答案。”不知道自己人生的意义也同样生活，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假设）：“如果人生的意义是某种我们应该想方设法不去发现的东西呢？”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认为，追问人生的意义的目的是，“它在我们体内培育了一种随机现象，即心灵，我们可以依靠心灵来抵御由于知晓自己的偶然性而产生的恐惧。”[45]这是人的意识的作用，而意义（meaning）在词源学层面上本身就与“心灵”（mind）相连。
伊格尔顿仍然在尝试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提供一个文学的答案，从而转向神话。他说：“或者，我们可以把思绪转向建构那些赋予生命的神话——宗教、人文关怀等——它们也许可以在这个不友善的宇宙间给我们一些地位和意义。”他认为这些神话（人文科学）有实效，“如果这些神话能让我们怀着价值感和目的感去行动，那么，它们就足够真实，值得继续。”[46]伊格尔顿文学哲学观的形成来自他的马克思主义背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实践论的哲学，路易·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解释是，“带着对意识形态所带来的虚假意义的坚决抵制。”但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有“虚假意识”和“思想体系”的双重内涵，后一层面上，“如果我们需要用意识形态来说服自己，让我们相信自己是能够自主行动的政治主体呢？”意识形态的功能可以使个体具有联合性、自主性和现实性，“保卫这种补救性的幻象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务。”[47]
五、爵士樂队隐喻：人生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表面看，伊格尔顿是在探讨“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的问题，实则要解决的是欧洲科学危机与人性危机问题，即现代性危机问题，其答案则充分肯定了人文科学的价值。在《人生的意义》的序言中，邓晓芒作出总结，“作者最后以爵士乐队的即兴演奏作为自己所推崇的‘人生意象’。在爵士乐队中，每个人任意发挥自己的自由个性，但又随时保持着一种接纳性的敏感，与其他队员互相激励和呼应”。表面看随意、偶然、毫无意义，但加入爵士乐队即兴演奏的前提是“这些人必须在长期默契中达成某种共识”。“人生的意义之所以‘接近于无意义’，是因为这个意义已经被创造出来了，人们在物我两忘中享受着人生的意义”。[48]
而对于“在长期默契中达成某种共识”的可能性，伊格尔顿的解释是“人类属于一个自然物种，很大程度上具有共通性”。差异固然存在，但“我们目前至少具备的共同点，是面对各种威胁、人类生存时的求生意志”;“面对死亡之时，我们会走到一起”;“人生的意义在于人类的共同目标”，如幸福、美德、实现自我、自由等;人生的意义是一种实践，“将爵士乐比作人生的意义，那就意味着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建构类似的共同体，而那是属于政治的问题。”[49]若考虑到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伊格尔顿对欧洲人性危机的延续的思考是深刻的，同时在这样充满危机与挑战的时刻，“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的问题再次自我呈现，由此可见人文学科的重要价值。
〔本文系2015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伊格尔顿身体理论反思研究”（L15BWW0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 帅：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文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1]〔英〕特里·伊格尔顿：《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方杰、方宸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引言。
[2][5][6][7][8][9][10][12][13][14][15][17][18][19][20][21][22][23][24][25][26][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英〕特里·伊格尔顿：《人生的意义》，朱新伟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引言，第7页，第4页，第6页，第31页，第7-11页，第28页，第15页，第17页，第27页，第20页，第6页，序言，第33页，第34页，第35页，第36页，第39页，第40页，第42页，第1页，第52页，第54页，第49页，第50页，第51页，第42页，第43页，第43页，第44页，第43页，第44页，第46页，第47、49页，第50页，第51页，第51页，序言，第79、80、99页。
[3]〔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塞万提斯认为暧昧的，需要面对的不是一个惟一的、绝对的真理，而是一大堆相互矛盾的相对真理（这些真理体现在一些被称为小说人物的想像的自我身上），所以人所拥有的、惟一可以确定的，是一种不确定性的智慧。做到这一点同样需要极大的力量。”
[4]柴焰：《“后理论时代”关于宏大叙事问题的探索——伊格尔顿“生命的意义”论析》，《理论学刊》2011年第12期。
[11][28][29][30]〔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第3页，第5-6页，第6-7页。
[16]〔荷兰〕C·A·范坡伊森：《维特根斯坦哲学导论》，刘东、谢维和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27] 〔法〕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页。
[31]李炜：《伊格尔顿的解构思想研究》，扬州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这篇论文指出，伊格尔顿曾为德里达进行辩护，“其实，德里达尽情遨游在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的哲学万神殿里。他所推崇的哲学方法——解构主义——并不是要毁灭思想，而是要将思想推向极端，让它们四分五裂，露出它们潜在的矛盾性;它要求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应该质疑那些自以为不证自明的真理，而不是想当然地相信这些真理。”参见Terry Eagleton.，Don't deride Derrida： Academics are wrong to rubbish the philosopher， The Guardian， Oct.15，2004.
（责任编辑 刘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