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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个传说，在日照市的两城镇，农家庭院里的甬道都是用原始社会的石斧铺成的，一到下雨天，老百姓们都往田地里跑，看看有没有被雨水冲出来什么宝贝。
传说的真实性虽不可考，但自20世纪初开始，的确有很多人在这里捡拾到原始时代的遗物。出身日照市的考古学家王献唐幼年随父亲路过两城镇的时候，曾捡拾到纺轮。山东大学考古学系创始人刘敦愿先生在此征集过陶器和石器。临沂市文管会和日照市图书馆联合组成的调查队在一次联合调查时，采集到大量石器和陶器，而最让世人瞩目的则是1963年采集的一件玉锛。这件玉锛后来成了山东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两城遗址遍地是宝决非空言。
四千年前的古城
今天的两城镇虽然只是一个大村落，但在4000多年前，这里却是一座规模很大的城、一座龙山文化时期的城。根据历年考古调查与发掘，两城遗址方圆1000米，总面积在100万平方米左右，是目前所见龙山文化遗址中面积最大的城市聚落之一。
两城的发现源于王献唐。1930年，时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的金石学家王献唐回忆起少年时代路经两城的经历，认定两城可能也是一处新石器文化遗址。1934年对两城遗址的第一次考古调查，证实两城遗址属于龙山文化时代。当年英国版的《世界史便览》为此发布消息称：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中国日照两城是亚洲最大的城市。
此后于1936年对两城遗址进行了正式考古发掘。发掘显示，两城遗址的文化堆积以龙山时代为主，还有少量的周代和汉代的遗存。从1954年开始，山东省和日照市、山东大学等文物考古部门先后对两城遗址进行了数次考古调查，得知两城遗址位于两城镇西北部近海低矮丘陵上，北东两面有一条小河，西南部分则为低洼地，遗址北高南低。整个遗址文化堆积分三部分，中心高地部分文化堆积最集中，面积约25万平方米，东西两侧20万平方米地带，文化堆积较薄，南部因散布着很多打制石器的材料，可能是工具制造场所。1995年以来，山东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大学联合对两城遗址进行了区域系统调查和多次考古发掘，除发现两城遗址是当地最大的原始遗址，是周边30平方公里内的中心遗址外，还发现了龙山文化时代的城墙。这一发现，再次以科学的方法确认了两城遗址的身份和重要性：两城原来就是一座城，一座龙山文化城。两城类型文化是龙山文化中黑陶最发达的文化。
虽然关于两城城址的调查发掘没有完全展开，城内的布局及居住状况也没有详细的资料，但根据两城附近一些龙山文化城址的考古发掘可以了解，当时的城池平面近方形，四角呈弧状，城外有壕沟。城内房屋有了统一规划，房屋的方向和排列有一定的布局，房屋的形状多为方形，其建筑形式已经摆脱了半地穴式而向地面以上发展，即在地面上先筑一个台基后再围墙盖房，并比较普遍地使用了石灰涂抹墙壁。房屋内一般都有灶坑，用以炊煮和冬季取暖。
龙山时代的两城人把居住的聚落和城址选择在近海的低矮丘陵上，而且房屋普遍采用地面以上再筑台基的做法，首要因素是防潮防湿，其次也可能与防止海水侵蚀有关。环境考古证明，距今4300年左右，东南沿海地区曾经发生过一次由南而北的大海侵，海平面比现在高出1—4米，如此大的海平面上升，应该对地处沿海的两城原始居民有重大影响，所以，选择近海高地且将房屋地基抬高，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
近海虽然有风险，但从两城遗址距海只有6公里的地理位置看，龙山时代的两城人对于大海还是比较留恋和倚重的，个中原因应该与海洋资源有关，近海一带可食用的海洋生物太丰富了。所以，从原始人们在两城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定居了600多年的考古现象可知，这里是最适合远古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好地方。
黑陶与鸟崇拜
黑陶是龙山文化的标志，也是20世纪学者们探寻中华民族源头的重要线索和依据。当1931年中国的考古学家完成了在章邱市城子崖的考古发掘后，一个共同的认识是，在中国东部存在着一种以黑陶为主的原始文化，这种文化就是著名的龙山文化。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的发现，不但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建立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文化资源，支持了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一种新的原始文化范畴的确立，而且还以其自身的个性被认可为龙山文化的另一种类型——两城类型。这一类型随着后来在距两城30多公里的尧王城龙山文化遗址的发现而改称尧王城类型。无论是两城还是尧王城，这种类型文化一个共同的特征是滨海，其分布范围主要在山东东南部靠近黄海的地域内。
因为陶器是原始时代最主要的生活用品，也是容易制作和破碎的生活物品，所以埋藏和散布在地上地下的大量陶器碎片成为了解远古文明的重要参照物，不同地区不同原始文化类型的确定大多依赖于这些不同特色的陶器。两城类型陶器的第一个特色是黑陶最多，在整个龙山文化类型中位居第一。第二个特色是不十分重视器物外表的装饰，所做陶器以干净整洁的素面或素面磨光为主，很少在器物表面上附加或刻画什么图案类的装饰。而制作纯黑色且硬度较高的陶器，在4000年前的原始时代技术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它的烧制技术要比红陶、灰陶的制作复杂的多，在烧制过程中不但要封窑，还要渗碳，让大量碳黑氧化还原进陶器之中，才可以取得纯黑的效果。刻意追求黑的颜色，而且通体上下，从里到外都是黑的陶器，使龙山文化的特征尤为突出，因此，梁思永等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在编撰城子崖考古发掘报告时，特别加上了“黑陶文化遗存”这样的字眼，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
龙山文化以黑陶为主要特征，两城类型的龙山文化更加酷爱黑色，这种崇尚黑色、崇尚简洁的作风不但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还对后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比如商周以来人们在祭祀中强调使用纯黑或纯白色牺牲品的习俗，源头应该与龙山文化对纯色的追求有关。
两城龙山文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对鸟的崇拜。这个时期的人们除了把盛放酒水的鬶做成鸟的形状，流水的口沿捏成鸟嘴外，还普遍把鼎的三足做成鸟头的形状。鼎就是锅，是炊煮用的灶具，鬶则是盛放酒水的容器，像今天的茶壶酒壶一样。把做饭的锅用鸟头来支撑，把壶罐类的容器做成鸟的样子，表面上看是人们对鸟的关注和喜爱，其深层用意则可能蕴涵着对鸟的膜拜和尊崇，希望吃了鸟头负载的鼎里的饭和喝了鸟形壶罐里的水后就能变成鸟，像鸟一样在天空自由飞翔，将生活的空间由陆地拓展到天空。
巧合的是，这种对鸟崇拜的习俗，还保留在古史传说之中。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左传》在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8年）说少昊的后裔郯国的国君到鲁国朝见的时候，称少昊名字叫挚，挚就是鸷鸟，是像鹰一样凶猛的鸟。少昊不但自己起了一个鸟的名字，而且在他管辖的部落里，“官员”的名称也是分别以鸟的名字代替。如分管历法的官员被称为“凤鸟氏”，他的四个部下分别是管辖春分、秋分的玄鸟，也就是燕子；管辖夏至、冬至的是伯劳鸟；青鸟（黄鹂）管立春、立夏，丹鸟（锦鸡）负责立秋、立冬。其他诸如司法、行政、农事等等管理部门的负责人也无一不是以鸟的名字命名。这种按照鸟的生活习性和特点来管理部落或国家的方式，说明了少昊部落对鸟类生活习性了解的真切，也反映了远古时代人们曾经根据鸟类等物候现象制定历法的历史事实。郯国位于山东东南部，其地理位置和龙山文化两城类型处于同一个区域，郯子所说的先祖少昊时代，应该就是两城类型的龙山文化时代，作为少昊的故乡，古文献和考古资料同时证明当地有着偏爱鸟的现象，表明这里曾经存在过鸟崇拜的习俗。
饕餮纹的源头
饕餮纹曾经是青铜文明的代表性纹样。然而饕餮纹从何而来，却长期是个迷。1963年在两城遗址发现的一块玉锛，为寻找扑朔迷离的饕餮蚊源头增添了一线光明，同时也为传世龙山文化玉锛的出处提供了可以参照的地址，并拉近了山东龙山文化与殷商青铜文化的距离。
这件玉锛在顶部反正两面都刻画着饕餮纹样，其中背面的比较复杂，腹面相对简单，两幅纹样主要特征都是大眼和带牙的巨口。同时，头部好像还有冠饰。无独有偶，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里还珍藏着另外一对和两城出土的玉锛一样的玉器，其中一块被称为玉圭顶部刻画的主题纹样和两城玉锛背面的几乎完全一样。虽然，故宫收藏的玉锛曾经被清朝第四代皇帝乾隆（公元1736—1796）当作了古玩，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其出土地点，但是根据形制和纹样特征，学界普遍认为故宫的玉圭就是山东龙山文化的玉锛，但具体出自何处，无法确认。根据山东龙山文化发现的玉锛，故宫的玉圭和两城出土的玉锛关系可能更加密切一些，很可能都是两城人的创造。
综合新石器时代的纹样和习俗可以看出，比龙山文化时代略早的良渚玉器，是饕餮纹样的发源地，但良渚玉器纹样突出的是两只大眼睛，而比良渚时代稍早一些的大汶口文化则十分倚重于牙齿，如将獐牙做成权杖一类的道具，在氏族之中流行拔牙习俗等等。众所周知，无论是人还是动物的面部五官，最能表现愤怒和威慑力的是眼和牙，所以，殷商时代的人们在创造饕餮纹样的时候，首先选中的就是眼和牙的组合。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设计，其文化渊源应该与良渚文化重视眼睛和大汶口文化崇尚牙齿有关。大汶口文化是黄河下游地区新石器中期的代表性文化，良渚文化则是长江下游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这两种文化同时都是以男性为主体的父系氏族社会阶段。良渚文化曾经因为突然消失而引起了众多学者们的不解。但两城遗址发现的这件玉锛，以其众多良渚文化的信息，为良渚文化的北上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良渚文化很可能在一次海水倒灌和大洪水之后选择了向江苏北部和山东东南部沿海地区迁徙的道路。
两城玉锛的发现，不但提供了良渚文化的去向信息，而且其“八”字型如旋涡状的长眉又和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的纹样近似。良渚的眼，大汶口的牙和红山文化的旋涡眉，使两城的玉锛负载的意义更加重大，那就是4000年前的黄河下游地区，曾经融合了黄河、长江和北方草原三大文明的精华，并最终导致了殷商文明的崛起，把中华民族推进到了文明的世界。
从两城玉锛刻画纹样到商代最早出现的饕餮纹，时间跨度约有二三百年的时间，而学者们普遍认为殷商的崛起与东方有关，首先与黄河下游有关。两城位居黄河下游，这里同时也是龙山文化的大舞台，殷商王国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来自于龙山文化的，但龙山之后的岳石文化却是殷商的前身。由此，不难看出，殷商文明的形成是山东龙山文化的延续，两城的饕餮纹样对殷商饕餮纹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从距今4600年到4000年，龙山时代的人们在两城定居了600年。在这600年间，两城人不但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黑陶文化，创造了崇尚飞鸟的习俗，而且还接纳了远在江南的良渚文化和北方草原地区的红山文化，并把土著的大汶口文化和南北两大文化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和嫁接，最终把龙山文化发展成为原始文化的颠峰，为灿烂的殷商青铜文明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开创了称霸千年的饕餮纹样的先河。
传说的真实性虽不可考，但自20世纪初开始，的确有很多人在这里捡拾到原始时代的遗物。出身日照市的考古学家王献唐幼年随父亲路过两城镇的时候，曾捡拾到纺轮。山东大学考古学系创始人刘敦愿先生在此征集过陶器和石器。临沂市文管会和日照市图书馆联合组成的调查队在一次联合调查时，采集到大量石器和陶器，而最让世人瞩目的则是1963年采集的一件玉锛。这件玉锛后来成了山东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两城遗址遍地是宝决非空言。
四千年前的古城
今天的两城镇虽然只是一个大村落，但在4000多年前，这里却是一座规模很大的城、一座龙山文化时期的城。根据历年考古调查与发掘，两城遗址方圆1000米，总面积在100万平方米左右，是目前所见龙山文化遗址中面积最大的城市聚落之一。
两城的发现源于王献唐。1930年，时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的金石学家王献唐回忆起少年时代路经两城的经历，认定两城可能也是一处新石器文化遗址。1934年对两城遗址的第一次考古调查，证实两城遗址属于龙山文化时代。当年英国版的《世界史便览》为此发布消息称：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中国日照两城是亚洲最大的城市。
此后于1936年对两城遗址进行了正式考古发掘。发掘显示，两城遗址的文化堆积以龙山时代为主，还有少量的周代和汉代的遗存。从1954年开始，山东省和日照市、山东大学等文物考古部门先后对两城遗址进行了数次考古调查，得知两城遗址位于两城镇西北部近海低矮丘陵上，北东两面有一条小河，西南部分则为低洼地，遗址北高南低。整个遗址文化堆积分三部分，中心高地部分文化堆积最集中，面积约25万平方米，东西两侧20万平方米地带，文化堆积较薄，南部因散布着很多打制石器的材料，可能是工具制造场所。1995年以来，山东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大学联合对两城遗址进行了区域系统调查和多次考古发掘，除发现两城遗址是当地最大的原始遗址，是周边30平方公里内的中心遗址外，还发现了龙山文化时代的城墙。这一发现，再次以科学的方法确认了两城遗址的身份和重要性：两城原来就是一座城，一座龙山文化城。两城类型文化是龙山文化中黑陶最发达的文化。
虽然关于两城城址的调查发掘没有完全展开，城内的布局及居住状况也没有详细的资料，但根据两城附近一些龙山文化城址的考古发掘可以了解，当时的城池平面近方形，四角呈弧状，城外有壕沟。城内房屋有了统一规划，房屋的方向和排列有一定的布局，房屋的形状多为方形，其建筑形式已经摆脱了半地穴式而向地面以上发展，即在地面上先筑一个台基后再围墙盖房，并比较普遍地使用了石灰涂抹墙壁。房屋内一般都有灶坑，用以炊煮和冬季取暖。
龙山时代的两城人把居住的聚落和城址选择在近海的低矮丘陵上，而且房屋普遍采用地面以上再筑台基的做法，首要因素是防潮防湿，其次也可能与防止海水侵蚀有关。环境考古证明，距今4300年左右，东南沿海地区曾经发生过一次由南而北的大海侵，海平面比现在高出1—4米，如此大的海平面上升，应该对地处沿海的两城原始居民有重大影响，所以，选择近海高地且将房屋地基抬高，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
近海虽然有风险，但从两城遗址距海只有6公里的地理位置看，龙山时代的两城人对于大海还是比较留恋和倚重的，个中原因应该与海洋资源有关，近海一带可食用的海洋生物太丰富了。所以，从原始人们在两城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定居了600多年的考古现象可知，这里是最适合远古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好地方。
黑陶与鸟崇拜
黑陶是龙山文化的标志，也是20世纪学者们探寻中华民族源头的重要线索和依据。当1931年中国的考古学家完成了在章邱市城子崖的考古发掘后，一个共同的认识是，在中国东部存在着一种以黑陶为主的原始文化，这种文化就是著名的龙山文化。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的发现，不但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建立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文化资源，支持了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一种新的原始文化范畴的确立，而且还以其自身的个性被认可为龙山文化的另一种类型——两城类型。这一类型随着后来在距两城30多公里的尧王城龙山文化遗址的发现而改称尧王城类型。无论是两城还是尧王城，这种类型文化一个共同的特征是滨海，其分布范围主要在山东东南部靠近黄海的地域内。
因为陶器是原始时代最主要的生活用品，也是容易制作和破碎的生活物品，所以埋藏和散布在地上地下的大量陶器碎片成为了解远古文明的重要参照物，不同地区不同原始文化类型的确定大多依赖于这些不同特色的陶器。两城类型陶器的第一个特色是黑陶最多，在整个龙山文化类型中位居第一。第二个特色是不十分重视器物外表的装饰，所做陶器以干净整洁的素面或素面磨光为主，很少在器物表面上附加或刻画什么图案类的装饰。而制作纯黑色且硬度较高的陶器，在4000年前的原始时代技术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它的烧制技术要比红陶、灰陶的制作复杂的多，在烧制过程中不但要封窑，还要渗碳，让大量碳黑氧化还原进陶器之中，才可以取得纯黑的效果。刻意追求黑的颜色，而且通体上下，从里到外都是黑的陶器，使龙山文化的特征尤为突出，因此，梁思永等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在编撰城子崖考古发掘报告时，特别加上了“黑陶文化遗存”这样的字眼，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
龙山文化以黑陶为主要特征，两城类型的龙山文化更加酷爱黑色，这种崇尚黑色、崇尚简洁的作风不但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还对后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比如商周以来人们在祭祀中强调使用纯黑或纯白色牺牲品的习俗，源头应该与龙山文化对纯色的追求有关。
两城龙山文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对鸟的崇拜。这个时期的人们除了把盛放酒水的鬶做成鸟的形状，流水的口沿捏成鸟嘴外，还普遍把鼎的三足做成鸟头的形状。鼎就是锅，是炊煮用的灶具，鬶则是盛放酒水的容器，像今天的茶壶酒壶一样。把做饭的锅用鸟头来支撑，把壶罐类的容器做成鸟的样子，表面上看是人们对鸟的关注和喜爱，其深层用意则可能蕴涵着对鸟的膜拜和尊崇，希望吃了鸟头负载的鼎里的饭和喝了鸟形壶罐里的水后就能变成鸟，像鸟一样在天空自由飞翔，将生活的空间由陆地拓展到天空。
巧合的是，这种对鸟崇拜的习俗，还保留在古史传说之中。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左传》在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8年）说少昊的后裔郯国的国君到鲁国朝见的时候，称少昊名字叫挚，挚就是鸷鸟，是像鹰一样凶猛的鸟。少昊不但自己起了一个鸟的名字，而且在他管辖的部落里，“官员”的名称也是分别以鸟的名字代替。如分管历法的官员被称为“凤鸟氏”，他的四个部下分别是管辖春分、秋分的玄鸟，也就是燕子；管辖夏至、冬至的是伯劳鸟；青鸟（黄鹂）管立春、立夏，丹鸟（锦鸡）负责立秋、立冬。其他诸如司法、行政、农事等等管理部门的负责人也无一不是以鸟的名字命名。这种按照鸟的生活习性和特点来管理部落或国家的方式，说明了少昊部落对鸟类生活习性了解的真切，也反映了远古时代人们曾经根据鸟类等物候现象制定历法的历史事实。郯国位于山东东南部，其地理位置和龙山文化两城类型处于同一个区域，郯子所说的先祖少昊时代，应该就是两城类型的龙山文化时代，作为少昊的故乡，古文献和考古资料同时证明当地有着偏爱鸟的现象，表明这里曾经存在过鸟崇拜的习俗。
饕餮纹的源头
饕餮纹曾经是青铜文明的代表性纹样。然而饕餮纹从何而来，却长期是个迷。1963年在两城遗址发现的一块玉锛，为寻找扑朔迷离的饕餮蚊源头增添了一线光明，同时也为传世龙山文化玉锛的出处提供了可以参照的地址，并拉近了山东龙山文化与殷商青铜文化的距离。
这件玉锛在顶部反正两面都刻画着饕餮纹样，其中背面的比较复杂，腹面相对简单，两幅纹样主要特征都是大眼和带牙的巨口。同时，头部好像还有冠饰。无独有偶，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里还珍藏着另外一对和两城出土的玉锛一样的玉器，其中一块被称为玉圭顶部刻画的主题纹样和两城玉锛背面的几乎完全一样。虽然，故宫收藏的玉锛曾经被清朝第四代皇帝乾隆（公元1736—1796）当作了古玩，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其出土地点，但是根据形制和纹样特征，学界普遍认为故宫的玉圭就是山东龙山文化的玉锛，但具体出自何处，无法确认。根据山东龙山文化发现的玉锛，故宫的玉圭和两城出土的玉锛关系可能更加密切一些，很可能都是两城人的创造。
综合新石器时代的纹样和习俗可以看出，比龙山文化时代略早的良渚玉器，是饕餮纹样的发源地，但良渚玉器纹样突出的是两只大眼睛，而比良渚时代稍早一些的大汶口文化则十分倚重于牙齿，如将獐牙做成权杖一类的道具，在氏族之中流行拔牙习俗等等。众所周知，无论是人还是动物的面部五官，最能表现愤怒和威慑力的是眼和牙，所以，殷商时代的人们在创造饕餮纹样的时候，首先选中的就是眼和牙的组合。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设计，其文化渊源应该与良渚文化重视眼睛和大汶口文化崇尚牙齿有关。大汶口文化是黄河下游地区新石器中期的代表性文化，良渚文化则是长江下游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这两种文化同时都是以男性为主体的父系氏族社会阶段。良渚文化曾经因为突然消失而引起了众多学者们的不解。但两城遗址发现的这件玉锛，以其众多良渚文化的信息，为良渚文化的北上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良渚文化很可能在一次海水倒灌和大洪水之后选择了向江苏北部和山东东南部沿海地区迁徙的道路。
两城玉锛的发现，不但提供了良渚文化的去向信息，而且其“八”字型如旋涡状的长眉又和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的纹样近似。良渚的眼，大汶口的牙和红山文化的旋涡眉，使两城的玉锛负载的意义更加重大，那就是4000年前的黄河下游地区，曾经融合了黄河、长江和北方草原三大文明的精华，并最终导致了殷商文明的崛起，把中华民族推进到了文明的世界。
从两城玉锛刻画纹样到商代最早出现的饕餮纹，时间跨度约有二三百年的时间，而学者们普遍认为殷商的崛起与东方有关，首先与黄河下游有关。两城位居黄河下游，这里同时也是龙山文化的大舞台，殷商王国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来自于龙山文化的，但龙山之后的岳石文化却是殷商的前身。由此，不难看出，殷商文明的形成是山东龙山文化的延续，两城的饕餮纹样对殷商饕餮纹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从距今4600年到4000年，龙山时代的人们在两城定居了600年。在这600年间，两城人不但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黑陶文化，创造了崇尚飞鸟的习俗，而且还接纳了远在江南的良渚文化和北方草原地区的红山文化，并把土著的大汶口文化和南北两大文化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和嫁接，最终把龙山文化发展成为原始文化的颠峰，为灿烂的殷商青铜文明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开创了称霸千年的饕餮纹样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