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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在中国古代曾长期受到抑制，商人受到歧视。
“重农抑商”可追溯到商鞅变法，作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是不变的方针。商鞅变法明文规定奖励耕战，汉文帝提出重视农业生产，再到清朝初年的海禁等，“重农抑商”贯彻始终。
“重农抑商”直至清末
商鞅变法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有具体规定，粟帛生产得多的，受到免除徭役的优待；经商及因怠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当奴隶。
这是历史上中国“重农抑商”思想最严酷的制度设计。
由此形成稳定的“士农工商兵”的排序，商人在社会中居于底层。
农业作为民本得到当权者的重视，而商人不过是“贩夫走卒”，所谓“学而优则仕”，这些“贩夫走卒”之辈即便在富甲天下后，都想着捐一顶红帽子，倚身官家，从红顶商人胡雪岩到状元企业家张謇，身上无不流淌着传统的血液。
值得注意的是，在宋朝，抑商政策却被束之高阁，宋朝出台政策，将大量农民投入到商业手工业中，造就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辉煌的民间经济繁荣时期。到宋朝中期，商业大潮兴旺，对外贸易发展，钱庄行业迅猛发展，出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纸币和银行雏形。造船、火器、印刷、织布和瓷器等手工业出现繁荣景象。
但是，明朝重回重农抑商旧轨，资本主义萌芽若隐若现，始终未有大的发展，直到清末。
不得不提到清朝中后期的两位商贾巨擘，他们的故事如今家喻户晓。
作为清朝时期浙商的代表，与同时代的晋商代表乔致庸相比，胡雪岩不是纯粹的商人。同样是做钱庄生意，胡雪岩依赖左宗棠，涉足政府军需、军火等垄断性行业，在富足的江南水乡攫取大量的垄断利益，镇压太平军过程中，他以商人的敏锐眼光和对局势的判断而富甲一方。
乔致庸早年立足民间，以粮食贩卖和钱庄汇兑为主，将生意拓展到边疆地区，从江南的茶叶丝绸到蒙古的羊皮，商通天下，广泛地进行物资的置换和贩卖，逐渐形成以票号为中心的早期金融业。
当时，各地商人组成的商会仍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并未有很强的共同利益诉求，仅仅介于乡谊之间，并未变成强大的社会力量。
近代意义上的商帮组织
晚清以降，西学东渐，中国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船坚炮利，中国救亡图存，革命风起云涌。“士农工商兵”格局推倒重新排序，“唯军是重”、“实业救国”等理念，让军人和商人的地位大为改观。
清朝末年，商人的组织性质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行会等早期商人的聚集组织，已经逐渐变成近代意义上的商帮组织。
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是近代中国商会的一个雏形。这是一个由上海部分官员和商人成立的议事机构，商人在公所内商量行业大事，清政府对实业鼓励的举措不断加大，同年，张之洞和袁世凯分别在汉口和天津成立商业会议所，1903年清政府成立商部后，第二年根据现实需要，政府颁布《察定商会简明章程》，规定商业公所一律改名为商会。
1905年，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天津商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纯粹的商会。到1908年，中国共有58个总商会和223个分会，其中海外分会有9个。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商会总数得到迅猛发展，增加至794个，1915年激增到1262个。
在天津、上海和广州等商业繁荣的地方，到处可见各地的商会和公所。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社会团体，同时也是社会影响力最大的社团之一，商会制度的建立，确定了商人的社会身份和组织的有序化。
此时，半官方半民间的商会普遍建立，却遭到政府的严密控制。
按照规定，各地商会组织的建立，都需要呈报官府，政府对商会的活动也加以限制。《察定商会简明章程》的若干条文解释中明确规定，商会会议限于讨论有关商务事宜，演说只能集中于会议之内。“一切以商情利弊为宗旨，不得涉及商界以外之事”。
这些，让商会的民间性大大减弱，但是清朝末年政府对民间的控制减弱，中央政府政令也难以触及到地方公共事务，因此商会的独立性反而大大增强。
财团势力触及各个角落
民国早期，军阀混战，各派系都拉拢财团成为重要的后盾，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出现短暂繁荣，上海地区迅速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一些巨大的资本集团相继出现，以宁波人虞洽卿为首的航运公司和宁波系四明、中国通商银行为基础的银行财团，以纺织和面粉行业为核心的荣家资本企业，工业资本与商業资本高度交融，并与政府联系密切，形成类似日本财阀的财团组织。
实力雄厚的上海江浙财团势力触及各个角落。当时流传有一句话：广东人革命，浙江人出钱，湖南人流血。
商会成为我国民族资产阶级一个重要的活动场所，振兴本国商务和实业，“联商、振商、保商”成为各地商会的宗旨。
以上海为例，当时工商分家，分别有工业协会和商业协会，在上海的商会叫上海总商会。但一些工业企业也参加商会。商会某种意义上同政府存有矛盾，有斗争也有联合，这是因为政府要收税，企业总希望低税；而商业领袖又与政府关系密切，以获得某种垄断资源，获取巨大利益。
解放后，新的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成立，与旧的中国工商联区别在于，国营企业成为会员，私营企业虽也是主要会员，但是国营企业已经处于领导地位。
“文革”期间，全国工商联工作基本停摆。
改革开放后，1979年10月，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品经济发展，在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崛起的前提下，工商联的行动纲领也相应调整。
随后多次变革，到2001年，全国工商联在国家民政部登记注册为“中国民间商会”，使得工商联具有“总商会”的性质。由此，全国工商联就可以以“中国民间商会”（中国总商会）的名义和形式，积极开展各种对内对外的活动，各地的商会也迎来蓬勃发展的时期。
“重农抑商”可追溯到商鞅变法，作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是不变的方针。商鞅变法明文规定奖励耕战，汉文帝提出重视农业生产，再到清朝初年的海禁等，“重农抑商”贯彻始终。
“重农抑商”直至清末
商鞅变法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有具体规定，粟帛生产得多的，受到免除徭役的优待；经商及因怠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当奴隶。
这是历史上中国“重农抑商”思想最严酷的制度设计。
由此形成稳定的“士农工商兵”的排序，商人在社会中居于底层。
农业作为民本得到当权者的重视，而商人不过是“贩夫走卒”，所谓“学而优则仕”，这些“贩夫走卒”之辈即便在富甲天下后，都想着捐一顶红帽子，倚身官家，从红顶商人胡雪岩到状元企业家张謇，身上无不流淌着传统的血液。
值得注意的是，在宋朝，抑商政策却被束之高阁，宋朝出台政策，将大量农民投入到商业手工业中，造就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辉煌的民间经济繁荣时期。到宋朝中期，商业大潮兴旺，对外贸易发展，钱庄行业迅猛发展，出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纸币和银行雏形。造船、火器、印刷、织布和瓷器等手工业出现繁荣景象。
但是，明朝重回重农抑商旧轨，资本主义萌芽若隐若现，始终未有大的发展，直到清末。
不得不提到清朝中后期的两位商贾巨擘，他们的故事如今家喻户晓。
作为清朝时期浙商的代表，与同时代的晋商代表乔致庸相比，胡雪岩不是纯粹的商人。同样是做钱庄生意，胡雪岩依赖左宗棠，涉足政府军需、军火等垄断性行业，在富足的江南水乡攫取大量的垄断利益，镇压太平军过程中，他以商人的敏锐眼光和对局势的判断而富甲一方。
乔致庸早年立足民间，以粮食贩卖和钱庄汇兑为主，将生意拓展到边疆地区，从江南的茶叶丝绸到蒙古的羊皮，商通天下，广泛地进行物资的置换和贩卖，逐渐形成以票号为中心的早期金融业。
当时，各地商人组成的商会仍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并未有很强的共同利益诉求，仅仅介于乡谊之间，并未变成强大的社会力量。
近代意义上的商帮组织
晚清以降，西学东渐，中国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船坚炮利，中国救亡图存，革命风起云涌。“士农工商兵”格局推倒重新排序，“唯军是重”、“实业救国”等理念，让军人和商人的地位大为改观。
清朝末年，商人的组织性质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行会等早期商人的聚集组织，已经逐渐变成近代意义上的商帮组织。
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是近代中国商会的一个雏形。这是一个由上海部分官员和商人成立的议事机构，商人在公所内商量行业大事，清政府对实业鼓励的举措不断加大，同年，张之洞和袁世凯分别在汉口和天津成立商业会议所，1903年清政府成立商部后，第二年根据现实需要，政府颁布《察定商会简明章程》，规定商业公所一律改名为商会。
1905年，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天津商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纯粹的商会。到1908年，中国共有58个总商会和223个分会，其中海外分会有9个。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商会总数得到迅猛发展，增加至794个，1915年激增到1262个。
在天津、上海和广州等商业繁荣的地方，到处可见各地的商会和公所。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社会团体，同时也是社会影响力最大的社团之一，商会制度的建立，确定了商人的社会身份和组织的有序化。
此时，半官方半民间的商会普遍建立，却遭到政府的严密控制。
按照规定，各地商会组织的建立，都需要呈报官府，政府对商会的活动也加以限制。《察定商会简明章程》的若干条文解释中明确规定，商会会议限于讨论有关商务事宜，演说只能集中于会议之内。“一切以商情利弊为宗旨，不得涉及商界以外之事”。
这些，让商会的民间性大大减弱，但是清朝末年政府对民间的控制减弱，中央政府政令也难以触及到地方公共事务，因此商会的独立性反而大大增强。
财团势力触及各个角落
民国早期，军阀混战，各派系都拉拢财团成为重要的后盾，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出现短暂繁荣，上海地区迅速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一些巨大的资本集团相继出现，以宁波人虞洽卿为首的航运公司和宁波系四明、中国通商银行为基础的银行财团，以纺织和面粉行业为核心的荣家资本企业，工业资本与商業资本高度交融，并与政府联系密切，形成类似日本财阀的财团组织。
实力雄厚的上海江浙财团势力触及各个角落。当时流传有一句话：广东人革命，浙江人出钱，湖南人流血。
商会成为我国民族资产阶级一个重要的活动场所，振兴本国商务和实业，“联商、振商、保商”成为各地商会的宗旨。
以上海为例，当时工商分家，分别有工业协会和商业协会，在上海的商会叫上海总商会。但一些工业企业也参加商会。商会某种意义上同政府存有矛盾，有斗争也有联合，这是因为政府要收税，企业总希望低税；而商业领袖又与政府关系密切，以获得某种垄断资源，获取巨大利益。
解放后，新的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成立，与旧的中国工商联区别在于，国营企业成为会员，私营企业虽也是主要会员，但是国营企业已经处于领导地位。
“文革”期间，全国工商联工作基本停摆。
改革开放后，1979年10月，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品经济发展，在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崛起的前提下，工商联的行动纲领也相应调整。
随后多次变革，到2001年，全国工商联在国家民政部登记注册为“中国民间商会”，使得工商联具有“总商会”的性质。由此，全国工商联就可以以“中国民间商会”（中国总商会）的名义和形式，积极开展各种对内对外的活动，各地的商会也迎来蓬勃发展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