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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王阳明“致良知”的前提在于恢复“中和之德”。“中和”源出《中庸》，“中和之德”就是人之“诚”，是人之天性良知在心物之间的自然绽放，在行事之中的循理而为，只有中正平和的德性品质作为前提，才能为良知开显营造条件。三代社会之后人们受物欲和积习的牵累，逐渐丧失了这种“中正”的品质。致良知的方法在于格物致知，格物即事上工夫，致知即心物一体，达到融一的状态。王阳明认为，朱子之“理”是“外生”而非“内造”，在现象界中难以使人真正行动起来，容易导致两种错误的倾向：向外探求天理使得“物欲”越来越重，向内探求“天理”又容易陷入禅学之中。应该内外一体，事上见性，以行动带动认识，泯灭心物之间的紧张。所以，致良知的关键还在于知行合一，在行动中体认本心良知，把“心”落实在“事”上，把“事之理”检验在心上，即知行合一是心物之间双向而一体的过程。
关键词： 王阳明;中和之德;致良知;知行合一
中图分类号： B24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0）02.0003.05
《传习录·答顾东桥书》是王阳明写给弟子顾东桥并主要阐发其核心思想“致良知”的书信。在这封书信中，王阳明阐释了“致良知”的三个向度。即致良知的前提在于恢复心平气和的心态，这种心态就是中和之德。方法是格物致知，格物是格心之物、心之意。结果就是知行合一，格尽心体纯然之物，自然行为无不符合中道。王阳明认为，社会动乱的根本在于功利之心的积习，发挥圣学的前提首要在于恢复中和之德。中和之德是三代时期最高的德性，在生活中表现为一种心态。王阳明以老农种田为例，阐释中和之德是每个人都切实能恢复和做到的，恢复中和之德就是为看清自己本心良知营造条件。王阳明认为，致良知本心之内在灵明，在本心之外人心之内则在于恢复中和之德。致良知的方法在于精察本心的良知去处理事物，自然能够在人与事的交互中不断磨亮本心。朱子格物致知是由天理映射本心，则王阳明是本心天理映射万物。王阳明坚信本心具足一切天理，刹那看清良知就是回归本心。但王阳明格物致知也容易造成致知不能格物或者格物不能致知，其关键在于知要彻底，行要切实，尽心用力方能达到知行合一。
一、致良知的前提：中和之德
王阳明在剖析社会动乱的原因时认为，“王道熄而霸道昌”。王阳明所说的“王道”与“霸道”与先秦两汉时期的内涵已有变化。“王道”指的是“从心上做工夫”，即“致良知”（1）。“霸道”指的是两方面，一方面从世人修身与求学的角度上，批判求学往往不用在修身上，而是习染“霸道”之术，当作追名逐利的工具;另一方面在儒家理论的教授方面，他认为教书之人传授的不是圣学之道，其针对的就是程朱“理一分殊”的理学建构。自然学习的人也不在学圣人之法，而在心与理的二分博弈之中逐渐沦为“禽兽夷狄”。王阳明随之提出“拔本塞源之论”。王阳明并非让人们回到夏商周，其也慨叹“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1]49。他认为，这种功利熏心的积习已经深入人的内心深处，学者应该以恢复圣人的诗书典章、净化人的心灵为要务，然而学者也受到习气的浸染，学问不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变成了争名夺利的工具和炫耀的资本。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最要紧的便是恢复人中正平和的德性，从而在人心中为显现本性营造环境。有了本性的“规矩之尺度”和“方圆之大小”，自然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生活中判断善恶和一切事物，这是任何事情的前提首要。有了中和之德，恢复人的本性，自然能够推至其本性之良知，做到仁爱万物、万物一体。
“中和之德”一词往往在对王阳明思想的研究中被忽视，源出“制礼作乐，必具中和之德，声为律而身为度者，然后可以语此。若夫器数之末，乐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也”[1]46。这句话原指对制礼作乐之人的要求，然而圣人制礼作乐之人也并非每件事情礼法都要懂。不仅是对制度作乐之人提出的，也是对每个人的要求，每个人也并非需要万事万物的知识都懂（2），拥有和圣人一样的德性原本每个人都具有，“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1]47。在最开始之时，每个人都具有了中和之德，这是最宝贵的德性，现实中的知识还不能掌握，这种德性可以是自觉培养的，也可以是不自觉天生的。自觉培养在于学习尧舜禹，不自觉培养在于本心就具备，无论自己了不了解自己的本心，正因为每个人都有中和之德，没有繁琐外界知识的萦绕，社会反而是最理想的。现实的知识和技能不过是繁琐的条目，而其根本的法度正是中和之德，没有中和之德来驾驭，任何知识都会沦为争名夺利的工具。王阳明并不认为知识的多寡与德性成正比，圣人之学也是致其良知，精察本心具足的天理。他批判朱熹以来学者出现的最大问题乃是“向外求而不是向内求”，正是本末倒置。中和之德就存在于生活之中，在事中磨练出来的中正平和的心态。不寻求人心的良知，而去向外追求连圣人都不明白的事情往往是错误的，“谓圣人为生知者，专指义理而言，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1]47。他认为，圣人生而知之是能够洞察内心中的良知，良知对于随时变化的外在事物就如同规矩和方圆，致良知也自然能夠应付万千的变化。
“中和之德”是致良知的前提。王阳明分析天下人心的不定，源于对无休止获取物质的欲望，在欲望中逐渐迷失本心：“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无之私，隔于物欲之弊，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1]47人心共有的良知丢失，找回共有的良知前提就是恢复中和之德。王阳明认为，良知是道心，而用中和之德不断去推至自己的良知，自然能成为圣人。然而中和之德是什么？王阳明认为，其具体的条目便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47。他对“中和之德”举出事例阐释：在田间劳作的农人、田夫也都把完善自我的德行当作第一要务，即便没有掌握繁琐的知识，也没有丰富的见闻，也会把孝敬父母、尊敬师长这些当作言行的标准，不分彼此，没有物我的差别。不会因为自己掌握知识的匮乏而感到羞耻，也不会因为别人掌握知识而要争个高下，把别人有成就的事情也当作自己的快乐，听到或看到别人的痛苦自己心里也不会高兴，这就是人人都具有的。王阳明认为，人心变化就是因为失去了中和之德的心态，人心被物欲所蒙蔽久矣，要想恢复人心的通透剔明，在于恢复人的良知，首要就是恢复中正平和的心态，即恢复中和之德。 由上，王阳明所说的中和之德，不是他物，而正是读书、学习、生活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是做学问、向圣人学习的前提，没有恢复中和之德，心灵也就无法走上正确的路径，也就无法进入圣门，始终打不开心中的圣境。中和之德一词是致良知的起点，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中和之德都是以中正平和的心态看待事物、处理事物，缺乏中和之德，自然把读书与现实利益捆绑起来，造成物累其心，事累其知。
二、致良知的方法：格物致知
“心”在王阳明思想中一方面指本心“心理合一，人人具足”，另一方面指受物欲牵累之心，这就需要通过格物致知方法恢复本心。王阳明认为，性来自于天，是心之体。“心之体，性也;性之原，天也。能尽其心，是能尽其性也。”[1]38而万事万物的道理都在于心中，是因为心之体是性，性之原是天，心与天理是有联系的。从心上做功夫，自然能够明白本性具足的天理。朱子也认为性具天理，似乎有某种共通性，但是王阳明“万事具于一心”中此“心”并非肉体之“心”。这个心是本然之良知，是未染上气的最原始的那颗心，而“事”与“物”是与自己的意识具有指向性关系的“事”。他反对朱熹提出的去心外事事物物上穷理，认为如果这样便是自己内心的天理不具足，是把心与理划分为二。格物致知就是把自己内心具有的良知一以贯之到每件事中，内心具有的良知就是天理，把内心的良知贯彻到处理每件事情上是“致知”，使每件事情做的都能符合天理叫做“格物”。格物致知并非有先后顺序，而是人与事的双向磨练，在此过程中人心天理越来越明确，人事越来越符合天理。
王阳明认为，“致知格物”要在事上磨练，并非在内心中探求。事上磨练之事，也正是心中磨练之事，格物致知的过程也正是本心中良知显现并挥发的过程。朱熹提出“格物致知”往往导致专注于外界知识的积累，心病越来越重，当知识无法豁然开朗时，自然又专注于本心的体悟。“专求本心，遂遗物理，此盖失其本心者也。”[1]37批判朱子教人之法专注于探求自己内心的天理，而不在事上磨练，陷入佛教定慧之中，反而失去本心;向外探求，而天理本心具足，自然与圣门相悖。格物致知，正是致其心中良知的方法。王阳明认为，心理合一存在两种路径，一是从事上下功夫贯穿到心，二是本心具足，看到本心自然能行，因为本心具足灵明，本心灵明自然能判断己心。第一种存在很大的弊端且难以保障，批判朱熹是把本心与天理先分开，而后再合并起来，徒劳增加过程，豁然贯通打通圣域与俗域反而是犯了释氏之病。王阳明对致其本心的良知进行了分析，不排除每个人实现它的层级性，然在某一层级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的知行便是致良知。
总之，王阳明认为使人拥有“中和之德”，在于恢复心平气和的心态。而发现良知的方法就是格物致知，格物致知不是去外界探究，也不是专注本心的思考，而是在事事物物上进行磨练。这是每个人天生都能做到的。
三、致良知的关键：知行合一
王阳明批判朱子在“格物致知”过程中，往往把事事物物看作心外的事事物物，事事物物之理也认为是心外之理，需要不断的学习实践才能在心中显现出理，这种“擦拭宝珠”的方法无法在内与外得到同时响应[3]4。推至本心的天理于事事物物的过程是格物致知，格物致知是致良知的根本方法，然而格物致知这一方法是否得以顺利实施，一体同用关键在于知行合一。
“致知”首先要“知”，“格物”则在于“行”。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解释解决了朱子容易导致的两种错误路径，也容易造成知有不彻底或行有不尽心。王阳明更强调行：“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1]37“良知”是在本心，但是开动起来则是在与人与事的交往上，是“学者吃紧立教、俾务躬行”之事，是立教传授的根本，是安身立命所在：“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1]44其次，什么是知，什么是行，王阳明认为良知的真切笃实处就是有良知的行，行有所反思并不断矫正便是良知在引导，知行的功夫原本便不能一分为二[1]12。强调良知是在行中开启，行动是良知的表现。知中全是行、行中全是知。“行”是要踏踏实实、真真切切的去实施，是用“本心”来行，而非出于“外意”为了完成某个任务或某个道理而行，或者按照某个权威说的话去行。没有自己的思考，这样的行也不具有诚意。
达到知行合一，不仅在于去除影响知行的“物欲”，还在于去除内心“气弊”，方能进入圣门。王阳明认为，“气弊”正是错误的言论导致，他批判朱子“穷天下之理”把天理与本心分一为二，造成了社会中被错误的思想萦绕。他认为，“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暗而不达之处”[1]37。这里的暗而不达一方面指向心体之外探求天理，自然“不达”;另一方面指没有“诚意”，心中良知没有显现并实施，得到的只是在响应“外意”，自然始终无法进入知行合一之域，知行合一就是要在知与行中两者完全吻合，其吻合的程度便是致良知的高度。
王阳明所说“物拘气弊”不是别物，正是“本心”与“天理”分为两截所造成的社会环境，其本源在于朱子所说“即其物而穷其理”，即在事事物物上穷其理。朱子所说的事事物物并非只是外物，也是与心的指向性相关的事事物物，而其出发点认为事事物物上有理，以事事物物来响应本心之天理。王阳明认为，这实际上是把事事物物之理和心中天理分为两截，求的不是天理，而是外在的学问，其获得的只是外在的学问和权威下影响的“意”，实施过程中就容易造成知行的分离，知非真知，行是乱行。知行的分离乃是“后世之学所以析知、行为先后两截，日以支离决裂，而圣学益以残晦者，其端实始于此”[1]42豈不知天理就在本心，它具体的条目就是仁义礼智信，良知贯彻到事事物物上，在知与行的磨练中把人心与理合二为一。
然而本心具足的天理受物欲之弊久矣，这一点王阳明是十分清楚的：“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于此心之良知而已。”[1]47这里所说的“任情恣意”正是因为在本心上对天理的体悟不够，而并没有达到“良知”的层面，任由情绪波动和意念指向，天理难在心中立根。社会的动乱在于人心丧乱，根本在于人不能在良知中精察到天理所在，继而学习只会增加人心的包袱，这包袱便是“气”。不能觉察到天理自然无法看到本心良知，知行脱节自然引起社会纷争杂乱，人人去学习圣人都无法全部掌握的具体知识，并把这当作学问在现实中展开，是本末倒置，是进入圣域恰恰相反的方向。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2]318然而何以让人心恢复仁义，认识到本心具足的天理，他认为普通人若能修身，精察内心的良知，自然便能变得深明大义。“昏暗之士，果能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则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大本立而达到行。”[1]41有了精察内心的功夫，在生活中自然能随本心应付一切事物，再去阅读圣贤之书，也能够领悟贤明的道理，通过格物致知不断打通本心的圣域，在行动中一以贯之。 综上，王阳明认为，成为圣人关键在于人能够精察本心具足的天理，致其良知，而其要害在于知行合一。即便不能成为具足天理的圣人，也应以修身为本。社会上人们才能各异地存在是必然的，有的人是天资聪明，有的则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努力才能成为贤人，每个人都能恢复中和之德，以修身为本，通过格物致知使得良知不断在行动中发挥其最大的价值。知行合一最终定能实现天下之人皆互相视为一家之亲， 社会中每个人都能独立而有序。这是王阳明对社会运作的构建，也是其提出致良知的现实根因。
四、结语
在《答顾东桥书》这封书信，王阳明探讨了社会纷争的原因在于人不能发挥恢复中正平和的心态，自然难以开显本心之良知。良知的发现也并非从学问中获取，而是从本心中获取，本心具足，不假外求。良知需要在格物致知中磨练、发挥。而在格物致知中最关键的是不能把“格物”与“致知”分为两截，而是要知行合一，合心与理为一。
格物致知的场域就是在人心之中。事是心中之事，理是心中之理。本心纯然天理，格尽人心之欲，自然人心与本心合二为一。心物合一的结果便是知行合一。
王阳明确证了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也确证了由于天资差别和后天努力程度，普通人在现实中一时难以成为圣人，但是具备中和之德，保持诚意，不断修身，在事上磨练，精察内心良知并运用到处理事事物物上，必然能打通仁爱万物、万物一体的圣域，体察到圣人之境。
注释：
（1） 王阳明在论述王道时提出“分心与理为二，其流至于伯道之伪而不自知。故我说个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个，便来心上做工夫，不去袭义于外，便是王道之真。”（《王阳明全集》第106页）王道便是在心上做功夫，即致良知，而非向外探求天理。
（2）王阳明认为人人都是圣人，源于在修身的法则上，与圣人同，便是圣人，不否定每个人在修身的层级。即使到达不了圣人的境界，但是其方法是圣门之法，便是入圣，推至良知以至极致终可以成圣。
参考文献：
[1] 〔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 吴光，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2]〔宋〕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 2011.
[3]〔宋〕陆九渊. 陆九渊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4][瑞士]耿宁.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M]. 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5]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Three Dimensions of Expanding Conscience of Wang Yangming’s Thought：
Focusing on A Letter from Wang Yangming to Gu Dongqiao
GE Yuehu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law，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China）
Abstract： The premise of Wang Yangming’s “expand conscience” lies in the restoration of “Morality of Harmony”. “Harmony” originates from Moderation. It is a quality that everyone has. It is the natural blooming of man’s conscience between mind and object，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nature in the action. After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people’s desire for material， people gradually lost the quality of “Harmony”. The way to restore conscience lies in “Gewu-Zhizhi”，“Gewu” is “action in matters”，“Zhizhi”is unity between heart and matter， and unity of knowing and doing. Wang Yangming believes that Zhu Xi’s “natural principle” wasn’t born inside but outside， So it is difficult to make people really act in real life， which easily leads to two kinds of wrong tendencies： To explore the “law of heaven” from the outside makes people indulge in “material desires”， and from the inside is easy to fall into Buddhism. We should unify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people’s nature in dealing with things， drive understanding with actions， and eliminate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doing and things. Therefore， the key to the recovery of conscience lies in the unity of ethics and action， understanding conscience in action， and heart is dealing with things， handling things can test your heart. So the integration of morality and behavior is a bidirectional and integrated process.
Key words： Wang Yangming; virtue of neutralization; conscience; unity of conscience and action
編辑： 邹蕊
收稿日期： 2019.06.15
作者简介： 葛跃辉 （1993-） ， 男，安徽亳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明理学、阳明学。
关键词： 王阳明;中和之德;致良知;知行合一
中图分类号： B24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0）02.0003.05
《传习录·答顾东桥书》是王阳明写给弟子顾东桥并主要阐发其核心思想“致良知”的书信。在这封书信中，王阳明阐释了“致良知”的三个向度。即致良知的前提在于恢复心平气和的心态，这种心态就是中和之德。方法是格物致知，格物是格心之物、心之意。结果就是知行合一，格尽心体纯然之物，自然行为无不符合中道。王阳明认为，社会动乱的根本在于功利之心的积习，发挥圣学的前提首要在于恢复中和之德。中和之德是三代时期最高的德性，在生活中表现为一种心态。王阳明以老农种田为例，阐释中和之德是每个人都切实能恢复和做到的，恢复中和之德就是为看清自己本心良知营造条件。王阳明认为，致良知本心之内在灵明，在本心之外人心之内则在于恢复中和之德。致良知的方法在于精察本心的良知去处理事物，自然能够在人与事的交互中不断磨亮本心。朱子格物致知是由天理映射本心，则王阳明是本心天理映射万物。王阳明坚信本心具足一切天理，刹那看清良知就是回归本心。但王阳明格物致知也容易造成致知不能格物或者格物不能致知，其关键在于知要彻底，行要切实，尽心用力方能达到知行合一。
一、致良知的前提：中和之德
王阳明在剖析社会动乱的原因时认为，“王道熄而霸道昌”。王阳明所说的“王道”与“霸道”与先秦两汉时期的内涵已有变化。“王道”指的是“从心上做工夫”，即“致良知”（1）。“霸道”指的是两方面，一方面从世人修身与求学的角度上，批判求学往往不用在修身上，而是习染“霸道”之术，当作追名逐利的工具;另一方面在儒家理论的教授方面，他认为教书之人传授的不是圣学之道，其针对的就是程朱“理一分殊”的理学建构。自然学习的人也不在学圣人之法，而在心与理的二分博弈之中逐渐沦为“禽兽夷狄”。王阳明随之提出“拔本塞源之论”。王阳明并非让人们回到夏商周，其也慨叹“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1]49。他认为，这种功利熏心的积习已经深入人的内心深处，学者应该以恢复圣人的诗书典章、净化人的心灵为要务，然而学者也受到习气的浸染，学问不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变成了争名夺利的工具和炫耀的资本。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最要紧的便是恢复人中正平和的德性，从而在人心中为显现本性营造环境。有了本性的“规矩之尺度”和“方圆之大小”，自然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生活中判断善恶和一切事物，这是任何事情的前提首要。有了中和之德，恢复人的本性，自然能够推至其本性之良知，做到仁爱万物、万物一体。
“中和之德”一词往往在对王阳明思想的研究中被忽视，源出“制礼作乐，必具中和之德，声为律而身为度者，然后可以语此。若夫器数之末，乐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也”[1]46。这句话原指对制礼作乐之人的要求，然而圣人制礼作乐之人也并非每件事情礼法都要懂。不仅是对制度作乐之人提出的，也是对每个人的要求，每个人也并非需要万事万物的知识都懂（2），拥有和圣人一样的德性原本每个人都具有，“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1]47。在最开始之时，每个人都具有了中和之德，这是最宝贵的德性，现实中的知识还不能掌握，这种德性可以是自觉培养的，也可以是不自觉天生的。自觉培养在于学习尧舜禹，不自觉培养在于本心就具备，无论自己了不了解自己的本心，正因为每个人都有中和之德，没有繁琐外界知识的萦绕，社会反而是最理想的。现实的知识和技能不过是繁琐的条目，而其根本的法度正是中和之德，没有中和之德来驾驭，任何知识都会沦为争名夺利的工具。王阳明并不认为知识的多寡与德性成正比，圣人之学也是致其良知，精察本心具足的天理。他批判朱熹以来学者出现的最大问题乃是“向外求而不是向内求”，正是本末倒置。中和之德就存在于生活之中，在事中磨练出来的中正平和的心态。不寻求人心的良知，而去向外追求连圣人都不明白的事情往往是错误的，“谓圣人为生知者，专指义理而言，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1]47。他认为，圣人生而知之是能够洞察内心中的良知，良知对于随时变化的外在事物就如同规矩和方圆，致良知也自然能夠应付万千的变化。
“中和之德”是致良知的前提。王阳明分析天下人心的不定，源于对无休止获取物质的欲望，在欲望中逐渐迷失本心：“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无之私，隔于物欲之弊，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1]47人心共有的良知丢失，找回共有的良知前提就是恢复中和之德。王阳明认为，良知是道心，而用中和之德不断去推至自己的良知，自然能成为圣人。然而中和之德是什么？王阳明认为，其具体的条目便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47。他对“中和之德”举出事例阐释：在田间劳作的农人、田夫也都把完善自我的德行当作第一要务，即便没有掌握繁琐的知识，也没有丰富的见闻，也会把孝敬父母、尊敬师长这些当作言行的标准，不分彼此，没有物我的差别。不会因为自己掌握知识的匮乏而感到羞耻，也不会因为别人掌握知识而要争个高下，把别人有成就的事情也当作自己的快乐，听到或看到别人的痛苦自己心里也不会高兴，这就是人人都具有的。王阳明认为，人心变化就是因为失去了中和之德的心态，人心被物欲所蒙蔽久矣，要想恢复人心的通透剔明，在于恢复人的良知，首要就是恢复中正平和的心态，即恢复中和之德。 由上，王阳明所说的中和之德，不是他物，而正是读书、学习、生活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是做学问、向圣人学习的前提，没有恢复中和之德，心灵也就无法走上正确的路径，也就无法进入圣门，始终打不开心中的圣境。中和之德一词是致良知的起点，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中和之德都是以中正平和的心态看待事物、处理事物，缺乏中和之德，自然把读书与现实利益捆绑起来，造成物累其心，事累其知。
二、致良知的方法：格物致知
“心”在王阳明思想中一方面指本心“心理合一，人人具足”，另一方面指受物欲牵累之心，这就需要通过格物致知方法恢复本心。王阳明认为，性来自于天，是心之体。“心之体，性也;性之原，天也。能尽其心，是能尽其性也。”[1]38而万事万物的道理都在于心中，是因为心之体是性，性之原是天，心与天理是有联系的。从心上做功夫，自然能够明白本性具足的天理。朱子也认为性具天理，似乎有某种共通性，但是王阳明“万事具于一心”中此“心”并非肉体之“心”。这个心是本然之良知，是未染上气的最原始的那颗心，而“事”与“物”是与自己的意识具有指向性关系的“事”。他反对朱熹提出的去心外事事物物上穷理，认为如果这样便是自己内心的天理不具足，是把心与理划分为二。格物致知就是把自己内心具有的良知一以贯之到每件事中，内心具有的良知就是天理，把内心的良知贯彻到处理每件事情上是“致知”，使每件事情做的都能符合天理叫做“格物”。格物致知并非有先后顺序，而是人与事的双向磨练，在此过程中人心天理越来越明确，人事越来越符合天理。
王阳明认为，“致知格物”要在事上磨练，并非在内心中探求。事上磨练之事，也正是心中磨练之事，格物致知的过程也正是本心中良知显现并挥发的过程。朱熹提出“格物致知”往往导致专注于外界知识的积累，心病越来越重，当知识无法豁然开朗时，自然又专注于本心的体悟。“专求本心，遂遗物理，此盖失其本心者也。”[1]37批判朱子教人之法专注于探求自己内心的天理，而不在事上磨练，陷入佛教定慧之中，反而失去本心;向外探求，而天理本心具足，自然与圣门相悖。格物致知，正是致其心中良知的方法。王阳明认为，心理合一存在两种路径，一是从事上下功夫贯穿到心，二是本心具足，看到本心自然能行，因为本心具足灵明，本心灵明自然能判断己心。第一种存在很大的弊端且难以保障，批判朱熹是把本心与天理先分开，而后再合并起来，徒劳增加过程，豁然贯通打通圣域与俗域反而是犯了释氏之病。王阳明对致其本心的良知进行了分析，不排除每个人实现它的层级性，然在某一层级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的知行便是致良知。
总之，王阳明认为使人拥有“中和之德”，在于恢复心平气和的心态。而发现良知的方法就是格物致知，格物致知不是去外界探究，也不是专注本心的思考，而是在事事物物上进行磨练。这是每个人天生都能做到的。
三、致良知的关键：知行合一
王阳明批判朱子在“格物致知”过程中，往往把事事物物看作心外的事事物物，事事物物之理也认为是心外之理，需要不断的学习实践才能在心中显现出理，这种“擦拭宝珠”的方法无法在内与外得到同时响应[3]4。推至本心的天理于事事物物的过程是格物致知，格物致知是致良知的根本方法，然而格物致知这一方法是否得以顺利实施，一体同用关键在于知行合一。
“致知”首先要“知”，“格物”则在于“行”。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解释解决了朱子容易导致的两种错误路径，也容易造成知有不彻底或行有不尽心。王阳明更强调行：“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1]37“良知”是在本心，但是开动起来则是在与人与事的交往上，是“学者吃紧立教、俾务躬行”之事，是立教传授的根本，是安身立命所在：“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1]44其次，什么是知，什么是行，王阳明认为良知的真切笃实处就是有良知的行，行有所反思并不断矫正便是良知在引导，知行的功夫原本便不能一分为二[1]12。强调良知是在行中开启，行动是良知的表现。知中全是行、行中全是知。“行”是要踏踏实实、真真切切的去实施，是用“本心”来行，而非出于“外意”为了完成某个任务或某个道理而行，或者按照某个权威说的话去行。没有自己的思考，这样的行也不具有诚意。
达到知行合一，不仅在于去除影响知行的“物欲”，还在于去除内心“气弊”，方能进入圣门。王阳明认为，“气弊”正是错误的言论导致，他批判朱子“穷天下之理”把天理与本心分一为二，造成了社会中被错误的思想萦绕。他认为，“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暗而不达之处”[1]37。这里的暗而不达一方面指向心体之外探求天理，自然“不达”;另一方面指没有“诚意”，心中良知没有显现并实施，得到的只是在响应“外意”，自然始终无法进入知行合一之域，知行合一就是要在知与行中两者完全吻合，其吻合的程度便是致良知的高度。
王阳明所说“物拘气弊”不是别物，正是“本心”与“天理”分为两截所造成的社会环境，其本源在于朱子所说“即其物而穷其理”，即在事事物物上穷其理。朱子所说的事事物物并非只是外物，也是与心的指向性相关的事事物物，而其出发点认为事事物物上有理，以事事物物来响应本心之天理。王阳明认为，这实际上是把事事物物之理和心中天理分为两截，求的不是天理，而是外在的学问，其获得的只是外在的学问和权威下影响的“意”，实施过程中就容易造成知行的分离，知非真知，行是乱行。知行的分离乃是“后世之学所以析知、行为先后两截，日以支离决裂，而圣学益以残晦者，其端实始于此”[1]42豈不知天理就在本心，它具体的条目就是仁义礼智信，良知贯彻到事事物物上，在知与行的磨练中把人心与理合二为一。
然而本心具足的天理受物欲之弊久矣，这一点王阳明是十分清楚的：“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于此心之良知而已。”[1]47这里所说的“任情恣意”正是因为在本心上对天理的体悟不够，而并没有达到“良知”的层面，任由情绪波动和意念指向，天理难在心中立根。社会的动乱在于人心丧乱，根本在于人不能在良知中精察到天理所在，继而学习只会增加人心的包袱，这包袱便是“气”。不能觉察到天理自然无法看到本心良知，知行脱节自然引起社会纷争杂乱，人人去学习圣人都无法全部掌握的具体知识，并把这当作学问在现实中展开，是本末倒置，是进入圣域恰恰相反的方向。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2]318然而何以让人心恢复仁义，认识到本心具足的天理，他认为普通人若能修身，精察内心的良知，自然便能变得深明大义。“昏暗之士，果能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则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大本立而达到行。”[1]41有了精察内心的功夫，在生活中自然能随本心应付一切事物，再去阅读圣贤之书，也能够领悟贤明的道理，通过格物致知不断打通本心的圣域，在行动中一以贯之。 综上，王阳明认为，成为圣人关键在于人能够精察本心具足的天理，致其良知，而其要害在于知行合一。即便不能成为具足天理的圣人，也应以修身为本。社会上人们才能各异地存在是必然的，有的人是天资聪明，有的则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努力才能成为贤人，每个人都能恢复中和之德，以修身为本，通过格物致知使得良知不断在行动中发挥其最大的价值。知行合一最终定能实现天下之人皆互相视为一家之亲， 社会中每个人都能独立而有序。这是王阳明对社会运作的构建，也是其提出致良知的现实根因。
四、结语
在《答顾东桥书》这封书信，王阳明探讨了社会纷争的原因在于人不能发挥恢复中正平和的心态，自然难以开显本心之良知。良知的发现也并非从学问中获取，而是从本心中获取，本心具足，不假外求。良知需要在格物致知中磨练、发挥。而在格物致知中最关键的是不能把“格物”与“致知”分为两截，而是要知行合一，合心与理为一。
格物致知的场域就是在人心之中。事是心中之事，理是心中之理。本心纯然天理，格尽人心之欲，自然人心与本心合二为一。心物合一的结果便是知行合一。
王阳明确证了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也确证了由于天资差别和后天努力程度，普通人在现实中一时难以成为圣人，但是具备中和之德，保持诚意，不断修身，在事上磨练，精察内心良知并运用到处理事事物物上，必然能打通仁爱万物、万物一体的圣域，体察到圣人之境。
注释：
（1） 王阳明在论述王道时提出“分心与理为二，其流至于伯道之伪而不自知。故我说个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个，便来心上做工夫，不去袭义于外，便是王道之真。”（《王阳明全集》第106页）王道便是在心上做功夫，即致良知，而非向外探求天理。
（2）王阳明认为人人都是圣人，源于在修身的法则上，与圣人同，便是圣人，不否定每个人在修身的层级。即使到达不了圣人的境界，但是其方法是圣门之法，便是入圣，推至良知以至极致终可以成圣。
参考文献：
[1] 〔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 吴光，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2]〔宋〕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 2011.
[3]〔宋〕陆九渊. 陆九渊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4][瑞士]耿宁.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M]. 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5]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Three Dimensions of Expanding Conscience of Wang Yangming’s Thought：
Focusing on A Letter from Wang Yangming to Gu Dongqiao
GE Yuehu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law，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China）
Abstract： The premise of Wang Yangming’s “expand conscience” lies in the restoration of “Morality of Harmony”. “Harmony” originates from Moderation. It is a quality that everyone has. It is the natural blooming of man’s conscience between mind and object，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nature in the action. After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people’s desire for material， people gradually lost the quality of “Harmony”. The way to restore conscience lies in “Gewu-Zhizhi”，“Gewu” is “action in matters”，“Zhizhi”is unity between heart and matter， and unity of knowing and doing. Wang Yangming believes that Zhu Xi’s “natural principle” wasn’t born inside but outside， So it is difficult to make people really act in real life， which easily leads to two kinds of wrong tendencies： To explore the “law of heaven” from the outside makes people indulge in “material desires”， and from the inside is easy to fall into Buddhism. We should unify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people’s nature in dealing with things， drive understanding with actions， and eliminate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doing and things. Therefore， the key to the recovery of conscience lies in the unity of ethics and action， understanding conscience in action， and heart is dealing with things， handling things can test your heart. So the integration of morality and behavior is a bidirectional and integrated process.
Key words： Wang Yangming; virtue of neutralization; conscience; unity of conscience and action
編辑： 邹蕊
收稿日期： 2019.06.15
作者简介： 葛跃辉 （1993-） ， 男，安徽亳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明理学、阳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