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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老年人口流动现象已成为社会常态，但学界对老年流动人口语言状况的研究较少。对在京非务工经商型老年流动人口的语言能力、语言使用、语言态度、社会认同进行调查及访谈，发现融入北京意愿、受教育程度、学说普通话的起始时间对老年流动人口的语言能力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老年流动人口来京后，语言能力显著高于来京前，在各种场域中使用普通话的频率都有所增高。老年流动人口对“乡音”的情感已经与普通话无明显差别。在京老年流动人口有其独特的语言特质，社会融入度与其普通话测试水平呈反向关系，而语言态度、身份认同度、来京时长则无显著影响。来京后的老年流动人口有着一致的语言认同，有共同遵守的语言规范，初步形成老年流动人口言语社区;城城流动与乡城流动形成了老年流动人口的子社区及相应的子言语社区。
关键词 老年流动人口;语言能力;语言态度;语言使用;言语社区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21）03-0055-13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10305
A Survey on the Language of the Elderly Migrants in Beijing
Fan Juanjuan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migration and mobility of the elderly has become a social norm， but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the language status of the elderly migrant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language ability， language use， language attitude and social identity of elderly migrants who are not working or doing business in Beijing. The data are analyzed by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data show that social integration， the education level， and the beginning time of learning Putonghua have a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language ability of the elderly migrants. The language ability of the elderly migrants after coming to Beijing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coming to Beijing. The frequency of using Putonghua in all fields has increased. There is no obvious difference in emotion towards the dialect and the Putonghua.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lderly migrants has unique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After coming to Beijing， the elderly migrants show high consistency in language attitude and language use， and has initially formed a new speech community. The urban-urban flow and the rural-urban flow form the sub community of the elderly migrants.
Key words elderly migrants; language ability; language attitude; language use; speech community
一、問题的提出
中国老年人口持续增长，其中一部分处于流动状态。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2000年老年流动人口规模为503万，2015年增加至1304万，年均增长6.6%。显然，老年人口流动现象已成为社会常态。
老年流动人口兼具老龄化和流动性两种特性。针对老年人口迁移现象，国外学者构建了生命周期理论和“推拉”理论等（Litwak & Longino 1987;McLeod et al. 1984）。国内学者主要从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对老年流动人口的特征（孟向京，等2004;梁宏，郭娟娟2018）、居留意愿（侯建明，李晓刚2017;景晓芬2019）、社会融入（周皓2012;刘亚娜2016）、健康状况（彭大松，张卫阳，王承宽2017;宋全成，张倩2018）等进行研究。
老年人口由于生理机能的衰退、社会角色的转变，其语言状况与其他年龄群体有较大差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多从语言学范畴对老年人语言现象进行描写和归纳，并结合医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等学科做出解释（Coupland et al. 1991;王丽红，等2010;吴国良，等2014;刘红艳2014）。迄今为止，学界对老年人口尤其是老年流动人口语言状况的研究，成果有限（刘楚群2016;张军2014;吕明臣，李宇峰2016;李宇峰，吕明臣2016;李宇峰，朱娜2018），正如杨菊华（2018）所言，“目前对老年流动人口的关注淹没在‘流动人口’或‘老年人口’的研究视域中。”顾曰国（2019）指出，“对现实生活里老年语言现象开展广泛而且深入的研究，搞懂并能把握现象背后的规律及其本质，为老龄化社会提供基于实证研究的服务，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社会实践上，都是当务之急”。本文以在京老年流动人口为调查对象，从语言能力、语言使用、语言态度和社会认同角度对其语言状况展开调查。 二、调查设计
（一）调查对象
1.样本来源
老年流动人口按流动原因可分为务工经商型和非务工经商型，其中非务工经商型占大多数，主要是照顾晚辈和养老。本文以占该群体大多数的来京非务工经商型老年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
老年流动人口流动性较大，且地缘聚集度较低。因而，本调查采用非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问卷调查和语言能力测试。为了尽量保证调查的科学性，提高测试的信度和效度，我们于2019年4～8月对北京城六区及部分近郊区的非务工经商型老年流动人口进行偶遇抽样和滚雪球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160份，收回有效问卷146份，语言测试102份。调查地点为老年流动人口经常聚集的学校（主要为幼儿园）家长接送区、课外培训机构家长等候区、高校家属区、居民区老年活动中心这4类场所。由于调查对象视力等客观因素的制约，问卷调查由调查员口述，并记录下调查内容。本文针对这102份语言测试试卷及相应的问卷调查进行分析。
2.樣本基本信息
调查样本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和城乡来源等信息见表1。
（二）调查方法
1.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主要包含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语言能力自评、语言使用情况、语言态度和社会认同等方面的内容。语言能力包含来京前和来京后的语言能力自评。语言使用包含家庭域、交往域、公共域3种不同使用域的语言使用情况。语言态度包含语言变体（家乡话、普通话）的评价、家乡话的发展趋向两个部分。
2.语言测试试卷
为了解在京老年流动人口普通话的真实水平，我们依据普通话水平测试的题型编制了语言测试试卷。试卷包含3种题型。第1部分共测试40个单音节汉字，不包含轻声和儿化，韵母未出现ê，其余声韵调出现次数基本均衡。第2部分共包含28个词语，除了声韵调基本均衡外，包含上声与上声相连、上声与非上声相连、轻声、儿化类词语。第3部分为成段表达，重点测查语音标准程度、词汇与语法规范程度和自然流畅程度。通常普通话水平测试对完成时间有较为严格的要求，鉴于调查对象的视力限制等原因，我们未对完成时间做严格的要求。为方便老年人阅读，语言测试试卷内容以特大号加粗字体显示，并在调查对象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录音。
3.访谈
为进一步了解在京老年流动人口语言使用状况的真实背景及动因，我们对部分被调查者进行了访谈，并将录音转写为文本。
（三）分析工具
基于102份语言测试试卷及相应的问卷调查，我们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老年流动人口的语言测试分数为因变量。语言测试结果由3位有专业语言学知识背景的相关人员综合评定，最后合取平均分。自变量水平赋值如表2所示。
三、数据分析
基于102份在京老年流动人口的语言测试试卷及问卷调查数据，我们分析了影响在京老年流动人口语言能力的因素，比较流动前后老年人语言能力的差异，考察老年流动人口在不同场域的语言使用以及对语言变体的评价。
（一）语言能力的影响因素
本文所说的语言能力主要指普通话能力。影响老年流动人口普通话能力的因素有很多，结合相关文献，我们从语言态度、社会认同、个体变量和社会变量4个方面进行考察。语言态度包含对自身普通话水平的期许标准、对家乡话发展趋向的看法两个方面，社会认同包含身份认同度、融入北京意愿两个方面，个体变量包含受教育程度、学说普通话的起始时间，社会变量包含来京时长和语言距离。
构建的回归模型显示，方差分析结果（F = 5.61，P = 0.000，< 0.05）表示模型有效。调整R2为0.406，这说明构建的多元回归模型可以解释来京老年流动人口语言能力40.60%的变异量。
从表3数据可以看出，对在京老年流动人口语言能力有显著影响的变量共有3个，分别为融入北京意愿、受教育程度、学说普通话的起始时间。其他变量均无显著影响。
语言态度中对自身普通话水平的期许标准（t = 0.513，P = 0.611）、家乡话的发展趋向（t = -1.062，P = 0.294）两个变量对在京老年流动人口普通话水平的影响不显著。社会认同中的身份认同度（t = 0.407，P = 0.686）对在京老年流动人口普通话水平的影响不显著，而融入北京意愿（t = -2.617，P = 0.012）对普通话水平影响显著。在京老年流动人口越愿意融入北京，普通话能力测试分数越低。个体变量中的受教育程度（t = 2.950，P = 0.005）、学说普通话的起始时间（t = -2.919，P = 0.005）对在京老年流动人口的普通话水平影响均显著。在京老年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越高，普通话测试的分数也越高，普通话说得越标准。在京老年流动人口学说普通话的起始时间越晚，普通话语言能力测试的分数越低，普通话说得越不标准。这与海外移民群体（Chiswick & Miller 2004）、农民工群体（夏历2007）在个体变量方面的调查结果一致。社会变量中的来京时长（t = 1.064，P = 0.293）和语言距离（t = 0.081，P = 0.936）对在京老年流动人口的普通话水平影响均不显著。在个体变量方面，老年流动人口与其他群体具有相似性，其他变量方面则显示了老年流动人口的差异性。
（二）流动前后语言能力的变化
102位在京老年流动人口对流动前后的语言能力（包括听和说普通话的能力）进行了自评。听的能力自评等级及赋值分别为：完全听不懂普通话= 1，大多听不懂普通话= 2，部分能听懂普通话= 3，大多能听懂普通话= 4，完全能听懂普通话= 5。说的自评等级及赋值为：不会说普通话= 1，只会说日常用语= 2，基本能交谈但口音比较重= 3，能熟练交谈但个别音不准确= 4，能熟练交谈且发音准确= 5。 我们对这102份在京老年人口流动前和流动后听懂普通话的自评分数，流动前和流动后说普通话的自评分数分别进行了配对样本t检验。检验结果（P值均小于0.05）显示，人口流动前后语言能力（听和说）有显著差异。来京后的语言能力（听和说）显著高于来京前语言能力，其中说的能力提高得更多。这也印证了国民普通话能力基本状况的调查结果，当前民众的口语能力与听力能力并未协调发展（俞玮奇2018）。
（三）不同场域的语言使用
我们对在京老年流动人口在“家庭”“交往”“公共场所”3个场域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行了考察。结合老年流动人口的具体情况，我们将语言使用域进行细分，家庭域细分为夫妻之间、和子女、和孙辈，交往域细分为和街坊邻居、和朋友，公共场所域分为菜市场买菜、医院看病和政府办事、陌生人问路。我们对语言使用情况进行了赋值：全部使用家乡话= 1，较多使用家乡话= 2，普通话和家乡话用得差不多= 3，较多使用普通话= 4，全部使用普通话= 5。
表5显示，老年流动人口来京前后，各个使用域的配对样本检验结果均显示有显著差异（P值均小于0.05）。这表明老年流动人口来京后，在各个场合的语言使用情况与之前生活的言语社区的语言使用情况有很大的差异。各个场合普通话的使用频率都有所增长，其中增幅较大的依次是“菜市场买菜”“和街坊邻居”“和朋友”“陌生人问路”，增幅最小的是“夫妻之间”。
迁入北京后的老年流动人口在语言使用上表现出了较高的一致性。他们在交往域（和街坊邻居、和朋友）、公共场所域（菜市场买菜、医院看病和政府办事、陌生人问路）、家庭域（和孙辈）这些场合中，均是“全部使用普通话”的占比最大。夫妻之间、和子女这两个家庭域中，则是“全部使用家乡话”的占比最大。
迁入北京后，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社交网络、语言环境等都发生了变化。老年人在新的语言环境中，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语言使用习惯，以适应新的生活。家乡话和普通话在功能上发生了变异，家乡话不再承担主要的交际功能，使用域越来越小，成为内部语言。家庭是汉语方言最活跃的地方（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项目组2011）。在公共场合，说家乡话的人数比例明显下降。普通话随着语言使用域的扩大，逐渐发展为外部语言。
（四）语言态度及评价
我们依据五度量表，从好听、亲切、社会地位、有用4个角度调查了被调查者对普通话、家乡话的评价。
从表7的平均值可以看出，在京老年流动人口在“好听”“社会地位”“有用”的态度评价上，对普通话的评价均高于家乡话。而在“亲切”方面，家乡话的平均值高于普通话。我们进一步将他们对普通话和家乡话的语言态度评价进行了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他们在“好听”“社会地位”“有用”的态度评价上有显著差异。而在“亲切”方面，两者的差异（P > 0.05）并不显著。这表明在京老年流动人口对“乡音”的情感已经与普通话无明显差别。
四、问题讨论
对在京老年流动人口语言能力的影响因素、流动前后语言能力的变化、不同场域的语言使用、语言变体评价进行数据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在京老年流动人口的语言特征与其他群体存在显著差异。
（一）在京老年流动人口语言特质
1.社会融入度与普通话测试水平呈反向关系
一般来说，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融入意愿越强，其普通话或流入地方言的能力就提高得越快。张斌华（2016）在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语言使用、态度及认同研究中发现，语言能力与社会认同是正相关关系。李宇峰、朱娜（2018）对老年人语码使用的调查发现，老年人对普通话的语言认同感会影响其普通话水平。本研究调查之初，也曾假设在京老年流动人口越愿意融入北京，对北京的社会认同度越高，普通话水平高的可能性越大。但数据分析的结果并非如此。这些老年人是否愿意融入北京与他们的普通话测试水平不仅没有正相关关系，反而有负向解释力，也就是说，老年人越愿意融入北京，其普通话能力测试分数越低。
结合事后访谈及其他相关研究，我们认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看起来反常的现象，至少有下面两个原因。
一是与老年流动人口内部的异质性有关。老年流动人口内部有乡城流动和城城流动之分。乡城流动的老年人口与国外移民、农民工、少数民族等群体的人口流动有很大的相似性，多是流向生活环境优越得多的发达地区。由于原居住地客观条件落后，流入地经济、医疗、教育的优势对乡城流动的老年人有很大的吸引力。流出地和流入地生活环境的差距，使得乡城流动的老年人口对迁入地的认同度高于城城流动的老年人口。我们对一位来自农村、操着浓重湖北鄂州方言的老年女性进行访谈，她表示自己非常喜欢北京，也愿意融入北京，但普通话就是说不好。而城城流动的老年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或者虽然存在一定差距，但因为某些客观原因，这种差距又无法缩小。户籍问题、医疗保险问题、养老制度问题等都对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构成阻碍，这些障碍短时间内很难破除，这使得原本生活条件也较为优越的城城流动老年人口对流入地的社会认同度低于乡城流动的老年人口。但城城流动的老年人口的普通话能力普遍较强，在流入地生活没有什么障碍，所以融入北京的意愿也不那么强烈。一位来自山东烟台的老年女性，从小就说普通话。她觉得北京虽是大都市，但是对她来说，还是烟台好，吃、住、醫疗都挺好，亲戚朋友也多，自己只是来帮看孙女，等孙女大了就回老家。她明确表示自己不愿意融入北京，也没必要融入，毕竟也不打算长期留在北京。
二是与老年人的生理机能特点有关。那些乡城流动的老年人虽有融入北京的强烈意愿，希望自己能讲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不再被别人看作外来人，但无奈已经错过了学习语言的最好时期，语言学习能力大大下降，所以学说普通话就成了他们的一道难关。
此次调查中，城城流动人口占51.96%，乡城流动人口占48.04%，几乎各占一半。乡城老年流动人口融入意识强，但普通话底子薄，由于机能退化一时又学不会;城城老年流动人口流出地条件比较优越，融入北京意识较弱，但普通话底子好，水平比较高。这两者的结合，就造成了社会融入意愿度与普通话测试水平呈反向关系的结果。 2.语言态度、身份认同、社会变量对普通话测试水平的影响不显著
语言态度对语言的发展、消亡乃至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徐大明2006）。通常人们对一种语言的态度越积极，掌握好这种语言的可能性就越高。陈松岑（1999）在对新加坡华人语言态度的调查中发现，新加坡华人的语言态度影响到他们学习华语的积极性，进而对其华语文能力产生影响。夏历（2007）调查发现，在京农民工对自身普通话水平期望程度越高，普通话水平也越高。李莉亚、黄年丰（2017）在对广东省经济特区居民语言态度的调查中发现，经济特区绝大部分居民对自身普通话水平的期望较大，期望值越高，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就越高，掌握好普通话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本文调查结果显示，在京老年流动人口对自身普通话水平的期望标准和家乡话发展趋向的看法对其普通话测试水平并无显著影响。
流动人口的群体特性在不断地建构、解构和重构之中，其社会认同也在不断重构的过程中。身份认同度，指流动人口认同为本地人身份的程度。认同哪种身份决定了对与此身份认同相对应的语言的忠诚，语言忠诚之指向基本上也就是身份认同之所在（王春辉2018）。一般认为，流动人口越认同流入地人身份，其普通话或流入地方言提高得越快。张斌华（2016）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认同自己是流入地人身份的，语言能力更强。但本研究的调查结果却显示，在京老年流动人口认同自己是哪里人，对其普通话测试水平无显著影响。
佟秋妹（2018）在对三峡移民社区语言使用的调查中发现，随着居住时间的增长，移民对当地方言逐渐从陌生到熟悉，语言能力不断提高。本研究调查之初，我们也认为，随着在京居住时间的增长，老年流动人口的语言能力会不断提高，但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他们的普通话水平与其在京居住时间的长短并无显著关系。
流动人口流出地与流入地的语言距离越大，交流障碍也越大，学习普通话或流入地方言的难度也越大。谢晓明（2006）调查发现，农民工的普通话水平与其所属的方言区有很大关系，官话区农民工的普通话水平普遍高于非官话区的农民工。但在京老年流动人口的语言距离对普通话测试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他们的流动范围有很大关系。李升、黄造玉（2018）发现，流动老人对流入地的选择有“就近”倾向，在京流动老人主要是周边地区跨省流动。我们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调查对象中来自官话区的较多，而来自其他方言区的较少。这是造成语言距离影响不显著的原因。
与其他群体不同，在京老年流动人口的语言态度、身份认同度、来京时长对其普通话测试水平无显著影响。这可以从老年流动人口的生理特点和心理因素这两个方面进行解释。
生理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生理机能退化，认知加工速度、工作记忆能力和抑制能力等一般认知能力开始衰退，语言理解和语言产生能力也出现了显著的衰退（吴翰林，等2020）。在京老年流动人口处于生理衰老期，相较于之前的人生阶段，学习普通话的能力减弱，提升普通话水平的空间变小。
心理上，老年人从职业角色过渡为闲暇角色，从社会网络的主角降级为配角，从交往范围广、活动频率高的动态型角色转变为交往圈子狭窄、活动频率低的静态型角色，这些社会角色的变化会引起其心理状况的变化（刘楚群2020）。不仅与其他群体的交互性降低了，而且主动与他人交际的意愿也下降了，可接触的语言资源逐渐匮乏（李宇峰2018）。迁入大城市的老年人，较迁入前，其实际的交际圈缩小、交互性降低、语言交际量减少，语言能力提升速度放缓。
老年群体自身的生理特性、因年龄及人口流动带来的心理变迁，使得老年群体在自身语言能力提升方面存在较大的难度。在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综合作用下，对自身普通话水平的期许标准、家乡话的发展趋向、身份认同度、来京时长对在京老年流动人口普通话水平的助升作用相对更小。
（二）在京老年流动人口言语社区初步形成
言语社区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言语社区是可观察、可度量的实体，具有人口、地域、互动、认同和设施五大要素，即在一定区域保持言语互动的人口，有着相同的语言态度和语言评价标准，共享着一些语言符号体系和使用规范（徐大明2004）。国内学者不断充实和完善言语社区的理论建设（张红燕，张迈曾2005;杨晓黎2006;周明强2007;张媛媛2017;徐大明，阎喜2018）。不同言语社区的研究，如全球华语社区（徐大明，王晓梅2009）、在京农民工言语社区（夏历2007）、合肥科学岛社区（王玲2009）、昆都仑言语社区（徐晓晖2019），超女言语社区、白领言语社区（刘艳2011）和军事言语社区（向音，李峰2011）等，不断丰富着言语社区的理论及应用研究。本文认为，在京老年流动人口共同具有的群体特征，标志着老年流动人口言语社区已初步形成。
1.老年流动人口具有共同的群体特征
伴随着城市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跨地域的人口流动日趋扩大。传统社区的流动性逐渐加剧，人口流动促进新社区的生成。多元文化群体在“他者”的社会中，必然与“他者”的社区产生碰撞与交流，当“他者”的社区无法满足成员的心理需求和精神归属感时，社区成员会超越特定的社区地域空间而寻求新的个人社会网络空间，“精神社区”便应运而生（赵利生，马志强2019）。在京老年流动人口社区属于精神社区的一种。在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地域流动常态化的情势下，老年流动人口的群体规模逐渐扩大。流入北京的老年人口数量也不断攀升。相比其他区域的老年流动人口，北京的老年流动人口的流动时间更加长期化，平均为7.2年（李升，黄造玉2018）。不同于农民工群体边缘化的居住方式，在京老年流动人口“大杂居”式分散在北京的各个区县，“小聚居”式聚集在不同的公共场所。一位来自武汉的老年女性，性格开朗，是小区的合唱团和舞蹈队的主力。她谈到，除了照顧儿子一家，生活最大的乐趣就源自身边的各种老年圈子。带着各地口音的老年人聚在一起，聊聊家长里短，说说哪里买到便宜菜了，相约跳跳广场舞、打打太极拳，这就是老年人的圈子。流动后的老年人在新环境中寻找精神和心理上的归属感，逐渐形成了具有精神社区特征的共同体类型。 在京老年流动人口的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情况与之前生活的言语社区均有显著的不同。来京后，其语言能力显著高于来京前，语言使用也有显著差异，基本形成了双语码的语言生活，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语言变体，能根据不同的交际内容、对象和语境，较灵活地进行语码转换。家乡话和普通话这两种语言变体，功能上有了较为明确的分工，普通话用于交往域、公共场所域、家庭域（和孙辈），家乡话限于家庭域（夫妻之间、和子女）。家乡话的使用域逐渐被普通话替代，其使用功能逐渐减少，实用性降低，而普通话的使用域不断扩大。普通话逐渐成为外部语言，家乡话逐渐缩小为内部语言。老年流动人口在语言行为方面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逐渐形成了共有的语言使用规范。
言语社区成员的语言态度能反映出该群体的语言认同情况。老年流动人口在语言态度方面表现出较强的趋同性。在“好听”“社会地位”“有用”的态度评价上，对普通话的评价均高于对家乡话的评价。而在“亲切”这一点上，对家乡话的评价稍高于普通话，但差异不显著。
老年人离开故土，来到陌生的环境，原有言语社区的习惯和标准已不再适用。来京后的老年流动人口有着一致的语言认同，有共同遵守的语言规范，符合言语社区的基本特征。这些宏观层面的语言调查，初步证实了在京老年流动人口言语社区的存在。
2.城城流动与乡城流动形成老年流动人口的子社区及相应的子言语社区
在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影响下，老年流动群体内部存在城城流动和乡城流动之分。城城流动和乡城流动的老年人所拥有的各类资本要素差异较大。人力资本方面，城城流动人口的教育程度远高于乡城流动人口;经济资本方面，城城流动人口的个人收入、家庭收入、家庭消费等方面都高于乡城流动;政治资本方面，乡城老年流动人口中是中共党員的比例远低于城城流动人口（杨菊华2018）。在语言能力及语言使用方面，该群体内部也存在城乡差异。
城城流动与乡城流动的老年人在普通话水平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我们对城乡不同来源与在京老年流动人口的普通话水平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r = -0.365，P = 0.000）显示二者显著相关。城城流动的老年人普通话水平高于乡城流动的老年人口。
城乡不同来源的在京老年流动人口与其语言使用也显著相关（无论是来京前的语言使用情况，还是来京后的语言使用情况，“家庭”“交往”“公共场所”域的语言使用相关分析的P值均小于0.05）。城城流动的老年人在“家庭”“交往”“公共场所”域的语言使用均值均高于乡城流动的老年人，这说明城城流动老人在不同场合中使用普通话的频率更高。
城城流动和乡城流动的老年人在普通话水平和语言使用上的差异，使得老年流动人口言语社区内部呈现出分层态势。乡城流动老人和城城流动老人都面临着因地域变迁而带来的心理、情感、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改变。比起城城流动老年人口，乡城流动老年人口在语言方面又多了一重弱势，他们还要应对因语言能力有限而带来的交流不畅等语言方面的问题。访谈中，一位来自湖南农村的老年女性说自己虽来京5年多了，但好多人还是听不太懂她说话，慢慢地她也不愿意多与陌生人说话。长期沟通交流不畅，社交网络缩小，与外界逐渐脱节，也会对老年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带来负面影响。在人口流动与日俱增的社会环境下，提高流动老人，尤其是乡城流动老人的普通话能力，显得尤为重要。普通话能力水平的提高，可以改善老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交际环境，帮助流动老人更快地融入。
五、结 语
当前，中国社会最为突出的变化是快速发展的城市化（或称“城镇化”）进程（李宇明2012）。城市化加速了人口流动与普通话的普及。在京老年流动人口作为流动大军的一员，在流入北京后，语言经历了再社会化的过程。生活环境的改变、交往对象的差异化所带来的语言交际困难，成为语言再社会化的外部动力;希望快速融入城市生活则成为内部动力。人口流动性的增大、普通话的推广、教育的普及、公众传媒的影响，在这些因素的共同推动下，老年流动人口在到达流入地后，在不同语言使用域的语码转换使用中，在不同社交网络的参与中，语言能力得到了提高。但老年流动人口，尤其是乡城流动老年人口，因普通话水平有限，在交流沟通方面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困难。如何结合老年人群独特的生理和心理特性，尽快提高流动老人的普通话水平，进而拉近他们与流入城市的心理距离，增强对流入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城市适应和城市融入，提高他们的幸福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
文章探讨了影响在京老年流动人口语言能力的各类因素，初步证实了在京老年流动人口言语社区的存在。但本次调查的样本量较小，未来研究有必要不断增加样本量，针对在京老年流动人口言语社区开展更系统的研究，以更深入地了解该类人群的语言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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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韩 畅
关键词 老年流动人口;语言能力;语言态度;语言使用;言语社区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21）03-0055-13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10305
A Survey on the Language of the Elderly Migrants in Beijing
Fan Juanjuan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migration and mobility of the elderly has become a social norm， but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the language status of the elderly migrant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language ability， language use， language attitude and social identity of elderly migrants who are not working or doing business in Beijing. The data are analyzed by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data show that social integration， the education level， and the beginning time of learning Putonghua have a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language ability of the elderly migrants. The language ability of the elderly migrants after coming to Beijing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coming to Beijing. The frequency of using Putonghua in all fields has increased. There is no obvious difference in emotion towards the dialect and the Putonghua.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lderly migrants has unique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After coming to Beijing， the elderly migrants show high consistency in language attitude and language use， and has initially formed a new speech community. The urban-urban flow and the rural-urban flow form the sub community of the elderly migrants.
Key words elderly migrants; language ability; language attitude; language use; speech community
一、問题的提出
中国老年人口持续增长，其中一部分处于流动状态。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2000年老年流动人口规模为503万，2015年增加至1304万，年均增长6.6%。显然，老年人口流动现象已成为社会常态。
老年流动人口兼具老龄化和流动性两种特性。针对老年人口迁移现象，国外学者构建了生命周期理论和“推拉”理论等（Litwak & Longino 1987;McLeod et al. 1984）。国内学者主要从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对老年流动人口的特征（孟向京，等2004;梁宏，郭娟娟2018）、居留意愿（侯建明，李晓刚2017;景晓芬2019）、社会融入（周皓2012;刘亚娜2016）、健康状况（彭大松，张卫阳，王承宽2017;宋全成，张倩2018）等进行研究。
老年人口由于生理机能的衰退、社会角色的转变，其语言状况与其他年龄群体有较大差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多从语言学范畴对老年人语言现象进行描写和归纳，并结合医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等学科做出解释（Coupland et al. 1991;王丽红，等2010;吴国良，等2014;刘红艳2014）。迄今为止，学界对老年人口尤其是老年流动人口语言状况的研究，成果有限（刘楚群2016;张军2014;吕明臣，李宇峰2016;李宇峰，吕明臣2016;李宇峰，朱娜2018），正如杨菊华（2018）所言，“目前对老年流动人口的关注淹没在‘流动人口’或‘老年人口’的研究视域中。”顾曰国（2019）指出，“对现实生活里老年语言现象开展广泛而且深入的研究，搞懂并能把握现象背后的规律及其本质，为老龄化社会提供基于实证研究的服务，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社会实践上，都是当务之急”。本文以在京老年流动人口为调查对象，从语言能力、语言使用、语言态度和社会认同角度对其语言状况展开调查。 二、调查设计
（一）调查对象
1.样本来源
老年流动人口按流动原因可分为务工经商型和非务工经商型，其中非务工经商型占大多数，主要是照顾晚辈和养老。本文以占该群体大多数的来京非务工经商型老年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
老年流动人口流动性较大，且地缘聚集度较低。因而，本调查采用非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问卷调查和语言能力测试。为了尽量保证调查的科学性，提高测试的信度和效度，我们于2019年4～8月对北京城六区及部分近郊区的非务工经商型老年流动人口进行偶遇抽样和滚雪球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160份，收回有效问卷146份，语言测试102份。调查地点为老年流动人口经常聚集的学校（主要为幼儿园）家长接送区、课外培训机构家长等候区、高校家属区、居民区老年活动中心这4类场所。由于调查对象视力等客观因素的制约，问卷调查由调查员口述，并记录下调查内容。本文针对这102份语言测试试卷及相应的问卷调查进行分析。
2.樣本基本信息
调查样本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和城乡来源等信息见表1。
（二）调查方法
1.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主要包含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语言能力自评、语言使用情况、语言态度和社会认同等方面的内容。语言能力包含来京前和来京后的语言能力自评。语言使用包含家庭域、交往域、公共域3种不同使用域的语言使用情况。语言态度包含语言变体（家乡话、普通话）的评价、家乡话的发展趋向两个部分。
2.语言测试试卷
为了解在京老年流动人口普通话的真实水平，我们依据普通话水平测试的题型编制了语言测试试卷。试卷包含3种题型。第1部分共测试40个单音节汉字，不包含轻声和儿化，韵母未出现ê，其余声韵调出现次数基本均衡。第2部分共包含28个词语，除了声韵调基本均衡外，包含上声与上声相连、上声与非上声相连、轻声、儿化类词语。第3部分为成段表达，重点测查语音标准程度、词汇与语法规范程度和自然流畅程度。通常普通话水平测试对完成时间有较为严格的要求，鉴于调查对象的视力限制等原因，我们未对完成时间做严格的要求。为方便老年人阅读，语言测试试卷内容以特大号加粗字体显示，并在调查对象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录音。
3.访谈
为进一步了解在京老年流动人口语言使用状况的真实背景及动因，我们对部分被调查者进行了访谈，并将录音转写为文本。
（三）分析工具
基于102份语言测试试卷及相应的问卷调查，我们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老年流动人口的语言测试分数为因变量。语言测试结果由3位有专业语言学知识背景的相关人员综合评定，最后合取平均分。自变量水平赋值如表2所示。
三、数据分析
基于102份在京老年流动人口的语言测试试卷及问卷调查数据，我们分析了影响在京老年流动人口语言能力的因素，比较流动前后老年人语言能力的差异，考察老年流动人口在不同场域的语言使用以及对语言变体的评价。
（一）语言能力的影响因素
本文所说的语言能力主要指普通话能力。影响老年流动人口普通话能力的因素有很多，结合相关文献，我们从语言态度、社会认同、个体变量和社会变量4个方面进行考察。语言态度包含对自身普通话水平的期许标准、对家乡话发展趋向的看法两个方面，社会认同包含身份认同度、融入北京意愿两个方面，个体变量包含受教育程度、学说普通话的起始时间，社会变量包含来京时长和语言距离。
构建的回归模型显示，方差分析结果（F = 5.61，P = 0.000，< 0.05）表示模型有效。调整R2为0.406，这说明构建的多元回归模型可以解释来京老年流动人口语言能力40.60%的变异量。
从表3数据可以看出，对在京老年流动人口语言能力有显著影响的变量共有3个，分别为融入北京意愿、受教育程度、学说普通话的起始时间。其他变量均无显著影响。
语言态度中对自身普通话水平的期许标准（t = 0.513，P = 0.611）、家乡话的发展趋向（t = -1.062，P = 0.294）两个变量对在京老年流动人口普通话水平的影响不显著。社会认同中的身份认同度（t = 0.407，P = 0.686）对在京老年流动人口普通话水平的影响不显著，而融入北京意愿（t = -2.617，P = 0.012）对普通话水平影响显著。在京老年流动人口越愿意融入北京，普通话能力测试分数越低。个体变量中的受教育程度（t = 2.950，P = 0.005）、学说普通话的起始时间（t = -2.919，P = 0.005）对在京老年流动人口的普通话水平影响均显著。在京老年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越高，普通话测试的分数也越高，普通话说得越标准。在京老年流动人口学说普通话的起始时间越晚，普通话语言能力测试的分数越低，普通话说得越不标准。这与海外移民群体（Chiswick & Miller 2004）、农民工群体（夏历2007）在个体变量方面的调查结果一致。社会变量中的来京时长（t = 1.064，P = 0.293）和语言距离（t = 0.081，P = 0.936）对在京老年流动人口的普通话水平影响均不显著。在个体变量方面，老年流动人口与其他群体具有相似性，其他变量方面则显示了老年流动人口的差异性。
（二）流动前后语言能力的变化
102位在京老年流动人口对流动前后的语言能力（包括听和说普通话的能力）进行了自评。听的能力自评等级及赋值分别为：完全听不懂普通话= 1，大多听不懂普通话= 2，部分能听懂普通话= 3，大多能听懂普通话= 4，完全能听懂普通话= 5。说的自评等级及赋值为：不会说普通话= 1，只会说日常用语= 2，基本能交谈但口音比较重= 3，能熟练交谈但个别音不准确= 4，能熟练交谈且发音准确= 5。 我们对这102份在京老年人口流动前和流动后听懂普通话的自评分数，流动前和流动后说普通话的自评分数分别进行了配对样本t检验。检验结果（P值均小于0.05）显示，人口流动前后语言能力（听和说）有显著差异。来京后的语言能力（听和说）显著高于来京前语言能力，其中说的能力提高得更多。这也印证了国民普通话能力基本状况的调查结果，当前民众的口语能力与听力能力并未协调发展（俞玮奇2018）。
（三）不同场域的语言使用
我们对在京老年流动人口在“家庭”“交往”“公共场所”3个场域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行了考察。结合老年流动人口的具体情况，我们将语言使用域进行细分，家庭域细分为夫妻之间、和子女、和孙辈，交往域细分为和街坊邻居、和朋友，公共场所域分为菜市场买菜、医院看病和政府办事、陌生人问路。我们对语言使用情况进行了赋值：全部使用家乡话= 1，较多使用家乡话= 2，普通话和家乡话用得差不多= 3，较多使用普通话= 4，全部使用普通话= 5。
表5显示，老年流动人口来京前后，各个使用域的配对样本检验结果均显示有显著差异（P值均小于0.05）。这表明老年流动人口来京后，在各个场合的语言使用情况与之前生活的言语社区的语言使用情况有很大的差异。各个场合普通话的使用频率都有所增长，其中增幅较大的依次是“菜市场买菜”“和街坊邻居”“和朋友”“陌生人问路”，增幅最小的是“夫妻之间”。
迁入北京后的老年流动人口在语言使用上表现出了较高的一致性。他们在交往域（和街坊邻居、和朋友）、公共场所域（菜市场买菜、医院看病和政府办事、陌生人问路）、家庭域（和孙辈）这些场合中，均是“全部使用普通话”的占比最大。夫妻之间、和子女这两个家庭域中，则是“全部使用家乡话”的占比最大。
迁入北京后，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社交网络、语言环境等都发生了变化。老年人在新的语言环境中，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语言使用习惯，以适应新的生活。家乡话和普通话在功能上发生了变异，家乡话不再承担主要的交际功能，使用域越来越小，成为内部语言。家庭是汉语方言最活跃的地方（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项目组2011）。在公共场合，说家乡话的人数比例明显下降。普通话随着语言使用域的扩大，逐渐发展为外部语言。
（四）语言态度及评价
我们依据五度量表，从好听、亲切、社会地位、有用4个角度调查了被调查者对普通话、家乡话的评价。
从表7的平均值可以看出，在京老年流动人口在“好听”“社会地位”“有用”的态度评价上，对普通话的评价均高于家乡话。而在“亲切”方面，家乡话的平均值高于普通话。我们进一步将他们对普通话和家乡话的语言态度评价进行了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他们在“好听”“社会地位”“有用”的态度评价上有显著差异。而在“亲切”方面，两者的差异（P > 0.05）并不显著。这表明在京老年流动人口对“乡音”的情感已经与普通话无明显差别。
四、问题讨论
对在京老年流动人口语言能力的影响因素、流动前后语言能力的变化、不同场域的语言使用、语言变体评价进行数据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在京老年流动人口的语言特征与其他群体存在显著差异。
（一）在京老年流动人口语言特质
1.社会融入度与普通话测试水平呈反向关系
一般来说，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融入意愿越强，其普通话或流入地方言的能力就提高得越快。张斌华（2016）在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语言使用、态度及认同研究中发现，语言能力与社会认同是正相关关系。李宇峰、朱娜（2018）对老年人语码使用的调查发现，老年人对普通话的语言认同感会影响其普通话水平。本研究调查之初，也曾假设在京老年流动人口越愿意融入北京，对北京的社会认同度越高，普通话水平高的可能性越大。但数据分析的结果并非如此。这些老年人是否愿意融入北京与他们的普通话测试水平不仅没有正相关关系，反而有负向解释力，也就是说，老年人越愿意融入北京，其普通话能力测试分数越低。
结合事后访谈及其他相关研究，我们认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看起来反常的现象，至少有下面两个原因。
一是与老年流动人口内部的异质性有关。老年流动人口内部有乡城流动和城城流动之分。乡城流动的老年人口与国外移民、农民工、少数民族等群体的人口流动有很大的相似性，多是流向生活环境优越得多的发达地区。由于原居住地客观条件落后，流入地经济、医疗、教育的优势对乡城流动的老年人有很大的吸引力。流出地和流入地生活环境的差距，使得乡城流动的老年人口对迁入地的认同度高于城城流动的老年人口。我们对一位来自农村、操着浓重湖北鄂州方言的老年女性进行访谈，她表示自己非常喜欢北京，也愿意融入北京，但普通话就是说不好。而城城流动的老年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或者虽然存在一定差距，但因为某些客观原因，这种差距又无法缩小。户籍问题、医疗保险问题、养老制度问题等都对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构成阻碍，这些障碍短时间内很难破除，这使得原本生活条件也较为优越的城城流动老年人口对流入地的社会认同度低于乡城流动的老年人口。但城城流动的老年人口的普通话能力普遍较强，在流入地生活没有什么障碍，所以融入北京的意愿也不那么强烈。一位来自山东烟台的老年女性，从小就说普通话。她觉得北京虽是大都市，但是对她来说，还是烟台好，吃、住、醫疗都挺好，亲戚朋友也多，自己只是来帮看孙女，等孙女大了就回老家。她明确表示自己不愿意融入北京，也没必要融入，毕竟也不打算长期留在北京。
二是与老年人的生理机能特点有关。那些乡城流动的老年人虽有融入北京的强烈意愿，希望自己能讲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不再被别人看作外来人，但无奈已经错过了学习语言的最好时期，语言学习能力大大下降，所以学说普通话就成了他们的一道难关。
此次调查中，城城流动人口占51.96%，乡城流动人口占48.04%，几乎各占一半。乡城老年流动人口融入意识强，但普通话底子薄，由于机能退化一时又学不会;城城老年流动人口流出地条件比较优越，融入北京意识较弱，但普通话底子好，水平比较高。这两者的结合，就造成了社会融入意愿度与普通话测试水平呈反向关系的结果。 2.语言态度、身份认同、社会变量对普通话测试水平的影响不显著
语言态度对语言的发展、消亡乃至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徐大明2006）。通常人们对一种语言的态度越积极，掌握好这种语言的可能性就越高。陈松岑（1999）在对新加坡华人语言态度的调查中发现，新加坡华人的语言态度影响到他们学习华语的积极性，进而对其华语文能力产生影响。夏历（2007）调查发现，在京农民工对自身普通话水平期望程度越高，普通话水平也越高。李莉亚、黄年丰（2017）在对广东省经济特区居民语言态度的调查中发现，经济特区绝大部分居民对自身普通话水平的期望较大，期望值越高，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就越高，掌握好普通话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本文调查结果显示，在京老年流动人口对自身普通话水平的期望标准和家乡话发展趋向的看法对其普通话测试水平并无显著影响。
流动人口的群体特性在不断地建构、解构和重构之中，其社会认同也在不断重构的过程中。身份认同度，指流动人口认同为本地人身份的程度。认同哪种身份决定了对与此身份认同相对应的语言的忠诚，语言忠诚之指向基本上也就是身份认同之所在（王春辉2018）。一般认为，流动人口越认同流入地人身份，其普通话或流入地方言提高得越快。张斌华（2016）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认同自己是流入地人身份的，语言能力更强。但本研究的调查结果却显示，在京老年流动人口认同自己是哪里人，对其普通话测试水平无显著影响。
佟秋妹（2018）在对三峡移民社区语言使用的调查中发现，随着居住时间的增长，移民对当地方言逐渐从陌生到熟悉，语言能力不断提高。本研究调查之初，我们也认为，随着在京居住时间的增长，老年流动人口的语言能力会不断提高，但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他们的普通话水平与其在京居住时间的长短并无显著关系。
流动人口流出地与流入地的语言距离越大，交流障碍也越大，学习普通话或流入地方言的难度也越大。谢晓明（2006）调查发现，农民工的普通话水平与其所属的方言区有很大关系，官话区农民工的普通话水平普遍高于非官话区的农民工。但在京老年流动人口的语言距离对普通话测试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他们的流动范围有很大关系。李升、黄造玉（2018）发现，流动老人对流入地的选择有“就近”倾向，在京流动老人主要是周边地区跨省流动。我们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调查对象中来自官话区的较多，而来自其他方言区的较少。这是造成语言距离影响不显著的原因。
与其他群体不同，在京老年流动人口的语言态度、身份认同度、来京时长对其普通话测试水平无显著影响。这可以从老年流动人口的生理特点和心理因素这两个方面进行解释。
生理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生理机能退化，认知加工速度、工作记忆能力和抑制能力等一般认知能力开始衰退，语言理解和语言产生能力也出现了显著的衰退（吴翰林，等2020）。在京老年流动人口处于生理衰老期，相较于之前的人生阶段，学习普通话的能力减弱，提升普通话水平的空间变小。
心理上，老年人从职业角色过渡为闲暇角色，从社会网络的主角降级为配角，从交往范围广、活动频率高的动态型角色转变为交往圈子狭窄、活动频率低的静态型角色，这些社会角色的变化会引起其心理状况的变化（刘楚群2020）。不仅与其他群体的交互性降低了，而且主动与他人交际的意愿也下降了，可接触的语言资源逐渐匮乏（李宇峰2018）。迁入大城市的老年人，较迁入前，其实际的交际圈缩小、交互性降低、语言交际量减少，语言能力提升速度放缓。
老年群体自身的生理特性、因年龄及人口流动带来的心理变迁，使得老年群体在自身语言能力提升方面存在较大的难度。在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综合作用下，对自身普通话水平的期许标准、家乡话的发展趋向、身份认同度、来京时长对在京老年流动人口普通话水平的助升作用相对更小。
（二）在京老年流动人口言语社区初步形成
言语社区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言语社区是可观察、可度量的实体，具有人口、地域、互动、认同和设施五大要素，即在一定区域保持言语互动的人口，有着相同的语言态度和语言评价标准，共享着一些语言符号体系和使用规范（徐大明2004）。国内学者不断充实和完善言语社区的理论建设（张红燕，张迈曾2005;杨晓黎2006;周明强2007;张媛媛2017;徐大明，阎喜2018）。不同言语社区的研究，如全球华语社区（徐大明，王晓梅2009）、在京农民工言语社区（夏历2007）、合肥科学岛社区（王玲2009）、昆都仑言语社区（徐晓晖2019），超女言语社区、白领言语社区（刘艳2011）和军事言语社区（向音，李峰2011）等，不断丰富着言语社区的理论及应用研究。本文认为，在京老年流动人口共同具有的群体特征，标志着老年流动人口言语社区已初步形成。
1.老年流动人口具有共同的群体特征
伴随着城市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跨地域的人口流动日趋扩大。传统社区的流动性逐渐加剧，人口流动促进新社区的生成。多元文化群体在“他者”的社会中，必然与“他者”的社区产生碰撞与交流，当“他者”的社区无法满足成员的心理需求和精神归属感时，社区成员会超越特定的社区地域空间而寻求新的个人社会网络空间，“精神社区”便应运而生（赵利生，马志强2019）。在京老年流动人口社区属于精神社区的一种。在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地域流动常态化的情势下，老年流动人口的群体规模逐渐扩大。流入北京的老年人口数量也不断攀升。相比其他区域的老年流动人口，北京的老年流动人口的流动时间更加长期化，平均为7.2年（李升，黄造玉2018）。不同于农民工群体边缘化的居住方式，在京老年流动人口“大杂居”式分散在北京的各个区县，“小聚居”式聚集在不同的公共场所。一位来自武汉的老年女性，性格开朗，是小区的合唱团和舞蹈队的主力。她谈到，除了照顧儿子一家，生活最大的乐趣就源自身边的各种老年圈子。带着各地口音的老年人聚在一起，聊聊家长里短，说说哪里买到便宜菜了，相约跳跳广场舞、打打太极拳，这就是老年人的圈子。流动后的老年人在新环境中寻找精神和心理上的归属感，逐渐形成了具有精神社区特征的共同体类型。 在京老年流动人口的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情况与之前生活的言语社区均有显著的不同。来京后，其语言能力显著高于来京前，语言使用也有显著差异，基本形成了双语码的语言生活，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语言变体，能根据不同的交际内容、对象和语境，较灵活地进行语码转换。家乡话和普通话这两种语言变体，功能上有了较为明确的分工，普通话用于交往域、公共场所域、家庭域（和孙辈），家乡话限于家庭域（夫妻之间、和子女）。家乡话的使用域逐渐被普通话替代，其使用功能逐渐减少，实用性降低，而普通话的使用域不断扩大。普通话逐渐成为外部语言，家乡话逐渐缩小为内部语言。老年流动人口在语言行为方面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逐渐形成了共有的语言使用规范。
言语社区成员的语言态度能反映出该群体的语言认同情况。老年流动人口在语言态度方面表现出较强的趋同性。在“好听”“社会地位”“有用”的态度评价上，对普通话的评价均高于对家乡话的评价。而在“亲切”这一点上，对家乡话的评价稍高于普通话，但差异不显著。
老年人离开故土，来到陌生的环境，原有言语社区的习惯和标准已不再适用。来京后的老年流动人口有着一致的语言认同，有共同遵守的语言规范，符合言语社区的基本特征。这些宏观层面的语言调查，初步证实了在京老年流动人口言语社区的存在。
2.城城流动与乡城流动形成老年流动人口的子社区及相应的子言语社区
在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影响下，老年流动群体内部存在城城流动和乡城流动之分。城城流动和乡城流动的老年人所拥有的各类资本要素差异较大。人力资本方面，城城流动人口的教育程度远高于乡城流动人口;经济资本方面，城城流动人口的个人收入、家庭收入、家庭消费等方面都高于乡城流动;政治资本方面，乡城老年流动人口中是中共党員的比例远低于城城流动人口（杨菊华2018）。在语言能力及语言使用方面，该群体内部也存在城乡差异。
城城流动与乡城流动的老年人在普通话水平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我们对城乡不同来源与在京老年流动人口的普通话水平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r = -0.365，P = 0.000）显示二者显著相关。城城流动的老年人普通话水平高于乡城流动的老年人口。
城乡不同来源的在京老年流动人口与其语言使用也显著相关（无论是来京前的语言使用情况，还是来京后的语言使用情况，“家庭”“交往”“公共场所”域的语言使用相关分析的P值均小于0.05）。城城流动的老年人在“家庭”“交往”“公共场所”域的语言使用均值均高于乡城流动的老年人，这说明城城流动老人在不同场合中使用普通话的频率更高。
城城流动和乡城流动的老年人在普通话水平和语言使用上的差异，使得老年流动人口言语社区内部呈现出分层态势。乡城流动老人和城城流动老人都面临着因地域变迁而带来的心理、情感、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改变。比起城城流动老年人口，乡城流动老年人口在语言方面又多了一重弱势，他们还要应对因语言能力有限而带来的交流不畅等语言方面的问题。访谈中，一位来自湖南农村的老年女性说自己虽来京5年多了，但好多人还是听不太懂她说话，慢慢地她也不愿意多与陌生人说话。长期沟通交流不畅，社交网络缩小，与外界逐渐脱节，也会对老年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带来负面影响。在人口流动与日俱增的社会环境下，提高流动老人，尤其是乡城流动老人的普通话能力，显得尤为重要。普通话能力水平的提高，可以改善老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交际环境，帮助流动老人更快地融入。
五、结 语
当前，中国社会最为突出的变化是快速发展的城市化（或称“城镇化”）进程（李宇明2012）。城市化加速了人口流动与普通话的普及。在京老年流动人口作为流动大军的一员，在流入北京后，语言经历了再社会化的过程。生活环境的改变、交往对象的差异化所带来的语言交际困难，成为语言再社会化的外部动力;希望快速融入城市生活则成为内部动力。人口流动性的增大、普通话的推广、教育的普及、公众传媒的影响，在这些因素的共同推动下，老年流动人口在到达流入地后，在不同语言使用域的语码转换使用中，在不同社交网络的参与中，语言能力得到了提高。但老年流动人口，尤其是乡城流动老年人口，因普通话水平有限，在交流沟通方面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困难。如何结合老年人群独特的生理和心理特性，尽快提高流动老人的普通话水平，进而拉近他们与流入城市的心理距离，增强对流入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城市适应和城市融入，提高他们的幸福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
文章探讨了影响在京老年流动人口语言能力的各类因素，初步证实了在京老年流动人口言语社区的存在。但本次调查的样本量较小，未来研究有必要不断增加样本量，针对在京老年流动人口言语社区开展更系统的研究，以更深入地了解该类人群的语言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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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韩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