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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师辈出、学人风骨长存的北京师范大学，有这么一位老先生：
他倾情中共党史教学研究60载矢志不渝，从意气风发到两鬓生华，他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是我国中共党史研究的开拓者和领军人。
他被称为“李大钊研究第一人”，是中共党史学史研究的首倡者，以率先建构党史学科体系享誉学界。
他治学严谨，为人宽厚，思想解放，提携后学。
如今，年逾古稀的他，殚精竭力，壮心不已，仍旧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鼓呼奔走。
他，就是德高望重，堪为学界翘楚，师者典范的张静如教授。
学术之树常青
张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学者，但他的学术道路是从“歪打正着”开始的。
1954年，张先生受北京师范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派遣来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师从敬业而有点“教条”的前苏联专家萨波什尼科夫。张先生原准备定论文选题为《梁启超改良主义研究》，结果老师大发脾气：“你是共产党员，怎么能研究改良主义？”于是他只好将论文题目改为《李大钊研究》。
张先生回忆起来说：“多亏他，歪打正着，否则，也许一事无成。”
从这一天开始，张先生对李大钊的研究，从少年迷到白首。李大钊研究不仅成为他学术研究的起点，更为整个中国的李大钊研究领域弥补了一项空白。
他的毕业论文《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于1957年出版，是国内外研究李大钊革命思想的第一本专著。1978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李大钊同志的历史功绩》，为李大钊平反。
积水成渊，蛟龙生焉。年仅23岁的张先生就出版了人生中第一部学术专著，这与他的积累分不开。自小他就酷爱读历史书籍，初中三年级时已通读《二十四史》，对历史学家陈垣尤为尊崇，立志成为一名历史学家。高中毕业后如愿进入辅仁大学历史系学习。在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工作时，他曾多次聆听陈垣等大师的教诲；在北京大学进修哲学期间，又接触了冯友兰、金岳霖、张岱年等大家，由此在史学与哲学两个领域都受到良好训练。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张先生的独立研究从资料员开始。1953年，他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资料室工作。资料员的工作让他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干脆搬进资料室住，终日与史料为伍，工作之余翻阅了大量史料。这段时间对史料的掌握为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先生对自己的学术活动特点描述为“有开创性、实事求是、深入浅出”，可以说，“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正是对他一生学术精神的高度概括。他在研究过程中准确掌握确凿的“一手材料”，坚决避免不求甚解地照抄“二手材料”及人云亦云的做法。他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还要深入研究，提出创见。因此，他常常批评学生：“有的同志写的文章，堆积不少材料，却缺乏提神之笔。”
张先生做学问勤奋严谨，善于创新。他曾写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李大钊思想发展历史的著作，他主编了第一部中共党史学史和第一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他首倡以社会史研究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首倡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2005年由张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社会史》从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阶级与阶层、社会组织、家庭、社会习俗等诸多方面全景式展示了中国现代社会的风貌，堪称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小百科，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04年，他又倡导设立了北京师范大学高校党建研究中心，率先在全国学位点中设立了高校党建研究方向……
张先生脚上总是踏一双老式布鞋，绝大多数时候一身便装，给人以平易朴实的感觉。
李大钊《青春》一文认为，理想人生应“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追求“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保持一个“活泼泼地之我，无尽青春之我”。这也许可以用来概括张先生的学术生活。
党史学科的开拓者
长期以来，党史学在高校一直被列为政治理论课范畴，而人们逐渐忘了它作为历史学科的性质。然而，张先生却敏锐地认为：“只有承认党史学是历史科学，才能使党史学的研究按照自身规律发展。摆错了位置，难于避免走上歧路。”
于是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之后，张先生在《党史研究》上发表了《党史学科建设断想》一文，从学科建设的高度，第一次明确指出“党史学是历史学”，并系统地论述了中共党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问题。
由此，张先生逐渐开辟出党史学史研究这一块处女地。1989年，张先生一鼓作气与他的访问学者唐曼珍合作编写了《中共党史学史》，作为一部关于党史学学术史开创性的著作。
20世纪80年代，张先生一边系统反思党史研究与教学中的种种现存弊端，一边将理性思考努力付诸实践，带领他的同事、学生，开创了一项富有重大学术意义的“系统工程”——“中共党史学基础理论”研究。
正是在这一研究“工程”中，张先生建立起其党史研究最重要的理论体系——中共历史学中介理论体系。1995年出版的《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一书，创立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指导中共党史学研究的理论体系，提出了研究中共党史的崭新思路和方法， 为党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学科带头人，张先生可谓是中共党史的“活字典”，如今他又不断在党史研究领域中开拓疆域，为党史学科开辟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教书育人的楷模
师者，当盛德励耘，上善乐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乃师者之乐莫大焉。提掖后进，为党史研究学科培养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也是张先生埋头学术外的另一个终身愿望。
从改革开放至今，张先生已培养了100多名硕士、博士、博士后和国内外访问学者。同时，团结了大批青年党史研究工作者，他们与张先生联系密切，成为了张先生的编外弟子。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感慨地说：“在党史界，张先生指导培养的研究生最多，平均每10个党史博士生中就有1个是他的弟子。”
对待学术，张先生严谨治学，而在对青年人的成长上，他却始终宽容鼓舞。“对青年人要包容，要支持”。这是他长期坚持的对待成长中的青年人的态度，如在一次会议上，有位老同志还没等一位年轻人发完言就提出反驳，这时张先生不仅站出来支持年轻人大胆地把话说完，还批评了老同志不应当不尊重年轻人的发言。
张先生喜欢青年人，为促进青年人的进步积极创造了各种条件。他总是要求吸收更多青年人参加学术会议。从1986年开始，他发起组织全国党史学位点年会，构筑青年人相互学习、交流思想的学术平台，二十余年从未间断。2002年，他又自筹钱款设立了我国党史学领域唯一的一个学术论文奖励基金——“张静如中共党史党建优秀论文奖励基金”，来调动年轻人的积极性。
张先生带研究生有一套独特的方法，他自称为“师傅带徒弟”。在与学生探讨学术问题时，他常常将对某一论点的阐述融于和弟子娓娓动听的叙谈之中。王学勤回忆起老师当年辅导自己的情景时还记忆犹新：“张先生将自己学术研究的方向与所带学生的课题方向有机地结合起来，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曾是当年几届博士生们的美谈。”
俗话说名师出高徒，而徒之所以高，并不完全因为师傅有名，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接受到名师的教化。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张先生乐游教海，奖掖新人，是提携后学的名师巧匠，许多学生在张先生的指导下，作出了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其中王炳林教授的《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荣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这是全国中共党史专业第一篇论文获此荣誉。
无论是奠基学术，还是教书育人，张先生尽皆念兹在兹，如痴如醉。“务实求真开新经，情满杏坛英才出”，这是他对自己学术人生的真实写照。在学术求索的路途中，张先生从未止步。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张 雯]
他倾情中共党史教学研究60载矢志不渝，从意气风发到两鬓生华，他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是我国中共党史研究的开拓者和领军人。
他被称为“李大钊研究第一人”，是中共党史学史研究的首倡者，以率先建构党史学科体系享誉学界。
他治学严谨，为人宽厚，思想解放，提携后学。
如今，年逾古稀的他，殚精竭力，壮心不已，仍旧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鼓呼奔走。
他，就是德高望重，堪为学界翘楚，师者典范的张静如教授。
学术之树常青
张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学者，但他的学术道路是从“歪打正着”开始的。
1954年，张先生受北京师范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派遣来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师从敬业而有点“教条”的前苏联专家萨波什尼科夫。张先生原准备定论文选题为《梁启超改良主义研究》，结果老师大发脾气：“你是共产党员，怎么能研究改良主义？”于是他只好将论文题目改为《李大钊研究》。
张先生回忆起来说：“多亏他，歪打正着，否则，也许一事无成。”
从这一天开始，张先生对李大钊的研究，从少年迷到白首。李大钊研究不仅成为他学术研究的起点，更为整个中国的李大钊研究领域弥补了一项空白。
他的毕业论文《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于1957年出版，是国内外研究李大钊革命思想的第一本专著。1978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李大钊同志的历史功绩》，为李大钊平反。
积水成渊，蛟龙生焉。年仅23岁的张先生就出版了人生中第一部学术专著，这与他的积累分不开。自小他就酷爱读历史书籍，初中三年级时已通读《二十四史》，对历史学家陈垣尤为尊崇，立志成为一名历史学家。高中毕业后如愿进入辅仁大学历史系学习。在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工作时，他曾多次聆听陈垣等大师的教诲；在北京大学进修哲学期间，又接触了冯友兰、金岳霖、张岱年等大家，由此在史学与哲学两个领域都受到良好训练。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张先生的独立研究从资料员开始。1953年，他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资料室工作。资料员的工作让他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干脆搬进资料室住，终日与史料为伍，工作之余翻阅了大量史料。这段时间对史料的掌握为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先生对自己的学术活动特点描述为“有开创性、实事求是、深入浅出”，可以说，“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正是对他一生学术精神的高度概括。他在研究过程中准确掌握确凿的“一手材料”，坚决避免不求甚解地照抄“二手材料”及人云亦云的做法。他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还要深入研究，提出创见。因此，他常常批评学生：“有的同志写的文章，堆积不少材料，却缺乏提神之笔。”
张先生做学问勤奋严谨，善于创新。他曾写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李大钊思想发展历史的著作，他主编了第一部中共党史学史和第一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他首倡以社会史研究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首倡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2005年由张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社会史》从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阶级与阶层、社会组织、家庭、社会习俗等诸多方面全景式展示了中国现代社会的风貌，堪称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小百科，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04年，他又倡导设立了北京师范大学高校党建研究中心，率先在全国学位点中设立了高校党建研究方向……
张先生脚上总是踏一双老式布鞋，绝大多数时候一身便装，给人以平易朴实的感觉。
李大钊《青春》一文认为，理想人生应“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追求“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保持一个“活泼泼地之我，无尽青春之我”。这也许可以用来概括张先生的学术生活。
党史学科的开拓者
长期以来，党史学在高校一直被列为政治理论课范畴，而人们逐渐忘了它作为历史学科的性质。然而，张先生却敏锐地认为：“只有承认党史学是历史科学，才能使党史学的研究按照自身规律发展。摆错了位置，难于避免走上歧路。”
于是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之后，张先生在《党史研究》上发表了《党史学科建设断想》一文，从学科建设的高度，第一次明确指出“党史学是历史学”，并系统地论述了中共党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问题。
由此，张先生逐渐开辟出党史学史研究这一块处女地。1989年，张先生一鼓作气与他的访问学者唐曼珍合作编写了《中共党史学史》，作为一部关于党史学学术史开创性的著作。
20世纪80年代，张先生一边系统反思党史研究与教学中的种种现存弊端，一边将理性思考努力付诸实践，带领他的同事、学生，开创了一项富有重大学术意义的“系统工程”——“中共党史学基础理论”研究。
正是在这一研究“工程”中，张先生建立起其党史研究最重要的理论体系——中共历史学中介理论体系。1995年出版的《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一书，创立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指导中共党史学研究的理论体系，提出了研究中共党史的崭新思路和方法， 为党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学科带头人，张先生可谓是中共党史的“活字典”，如今他又不断在党史研究领域中开拓疆域，为党史学科开辟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教书育人的楷模
师者，当盛德励耘，上善乐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乃师者之乐莫大焉。提掖后进，为党史研究学科培养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也是张先生埋头学术外的另一个终身愿望。
从改革开放至今，张先生已培养了100多名硕士、博士、博士后和国内外访问学者。同时，团结了大批青年党史研究工作者，他们与张先生联系密切，成为了张先生的编外弟子。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感慨地说：“在党史界，张先生指导培养的研究生最多，平均每10个党史博士生中就有1个是他的弟子。”
对待学术，张先生严谨治学，而在对青年人的成长上，他却始终宽容鼓舞。“对青年人要包容，要支持”。这是他长期坚持的对待成长中的青年人的态度，如在一次会议上，有位老同志还没等一位年轻人发完言就提出反驳，这时张先生不仅站出来支持年轻人大胆地把话说完，还批评了老同志不应当不尊重年轻人的发言。
张先生喜欢青年人，为促进青年人的进步积极创造了各种条件。他总是要求吸收更多青年人参加学术会议。从1986年开始，他发起组织全国党史学位点年会，构筑青年人相互学习、交流思想的学术平台，二十余年从未间断。2002年，他又自筹钱款设立了我国党史学领域唯一的一个学术论文奖励基金——“张静如中共党史党建优秀论文奖励基金”，来调动年轻人的积极性。
张先生带研究生有一套独特的方法，他自称为“师傅带徒弟”。在与学生探讨学术问题时，他常常将对某一论点的阐述融于和弟子娓娓动听的叙谈之中。王学勤回忆起老师当年辅导自己的情景时还记忆犹新：“张先生将自己学术研究的方向与所带学生的课题方向有机地结合起来，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曾是当年几届博士生们的美谈。”
俗话说名师出高徒，而徒之所以高，并不完全因为师傅有名，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接受到名师的教化。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张先生乐游教海，奖掖新人，是提携后学的名师巧匠，许多学生在张先生的指导下，作出了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其中王炳林教授的《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荣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这是全国中共党史专业第一篇论文获此荣誉。
无论是奠基学术，还是教书育人，张先生尽皆念兹在兹，如痴如醉。“务实求真开新经，情满杏坛英才出”，这是他对自己学术人生的真实写照。在学术求索的路途中，张先生从未止步。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张 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