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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里的阿甘天赋不济，却有着惊人的忍耐力，某种程度上，岳云鹏也一样。
诸事不顺。
剧场停电，音响故障，没带大褂，鞋穿错了。他像是被困在了那个场景里。所有可能的糟糕状态都经历了一遍。直到站上台的那一刻，他发现身边搭档不见了。只剩下自己。
他在半夜惊醒，确定那是一个梦。
那是2011年4月，26岁的岳云鹏在民族文化宫大剧场的专场演出前夕——作为一个相声艺人的首场大剧场商演。他告诉搭档孙越，类似的噩梦一直困扰着他。
演出很成功。那场演出拉开了一场序幕，他逐渐“成角儿”。
“谁会花钱看这么年轻的相声演员说相声？想也想不到，今天能坐满了。”那一夜，站在民族文化宫的舞台，他对着观众表达感谢，有如内心独白。
小剧场到大剧场，这是相声演员的惊险一跃，在小剧场攒底被拼命叫好，到了大剧场可能会叫天不应叫地不灵。这场大考合格才是成功的一线艺人。
如今在相声圈，岳云鹏票房号召力第二，是继老师郭德纲之后仅有的能够独立保证大剧场商演门票售罄的人。
梦境像是现实的隐喻。随后几年，名气、财富、成功，一切迅速向他涌来。然而，那种如履薄冰的感觉一直伴随着他。
心理学上有人称之为冒名者恐惧，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就好像一个冒名顶替的人。
有人叫他是“相声阿甘”。岳云鹏曾经的生活像块苦味的纯黑巧克力。
岳云鹏出生于河南濮阳的九口之家。他有五个姐姐，在本就物质匮乏的农村，超生家庭更加艰难。13岁之前，他的衣服都是母亲拿姐姐们穿过的衣服改来的，每年生日吃俩鸡蛋。他的童年只在记忆而不在照片中，他只有3张小时候的照片，第一张是6岁，父亲留住那位走街串巷的照相师拍的。从记事起，他父母的头发就一直是白的。
因为交不起学费，岳云鹏14岁来北京打工。在保安队的第一个月，他的工资被克扣一空。他刷过厕所，干过电焊，在餐馆里做服务员。他被人糟糕地对待，因牵强的借口数次辞退。他曾是可以轻易被呵斥和咆哮的群体里的一员。
最早进入德云社的那批徒弟不乏苦出身。李云杰12岁时就失去了父亲，脑血栓的母亲在2009年去世前，有6年是植物人状态；孔云龙的二哥1998年发现尿毒症，而1999年全家全年种地收入只有3000元，“你要是继续上学，你二哥就没了。”父亲哭着对他说。孔云龙于17岁辍学。郭德纲见不得这种苦出身的孩子挨饿，他虽然跟同行骂战毫不嘴软，但身上有一种老式江湖人的温暖。
生活像块苦味的纯黑巧克力。然而，这个故事的重点并不在于讲述人生的不易。
学徒
出现在31岁的郭德纲面前的，是两个穿着带着油渍的饭馆工作服的伙计。他们通过熟人介绍，前来拜师。
无人识得郭德纲。那是2004年，套用他著名的演讲式相声《相声五十年之现状》的说法，正是“大雪纷飞，大栅栏上连条狗都没有”的艰难岁月。郭德纲在华声天桥办北京相声大会（即后来的德云社），勉力维持生计，最少的一次全场只有一位观众。郭德纲收下了这两个小伙子。可供他选择的材料几乎没有，他对他们也没抱什么希望。
两个青年是老北京面馆“海碗居”的传菜员岳龙刚与门童孔德水，这俩人能凑到一起纯属巧合。他们俩互相看不顺眼对方很久了。服务员里，河北人孔德水有自己的小伙伴，他们一起去网吧，一起出去吃饭。至于那个叫岳龙刚的河南人，不要说以上那些活动，俩人几乎不怎么说话。
冲突有一天终于爆发了，孔德水被岳龙刚一把推倒在地。按饭馆规定，员工打架罚款50元。孔德水一想到这儿，就不还手了，坐在地上喊经理。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岳龙刚道歉之后也没被罚款，时值春节，经理撮合起两个闹别扭的小伙计在内部联欢会上表演双簧，改善关系。
年后，孔德水与一位姓赵的熟客讲起这次表演。赵先生便请俩人到家演了一遍。“既然你们喜欢这个，我给你们引荐一人”，赵先生说了个俩人均未听说过的名字，“他没有什么名气，但是能耐特别好。”
两个伙计没有整块的时间学相声，最初只是坐着听，顺便给园子里增加点人气。趁饭馆2点午休，俩人就赶往剧场，4点半赶回去上班。他们仍然要晚上10点下班，次日8点上班。有一天从剧场的回程下起倾盆大雨，俩人都淋得湿透，回到面馆也没其他衣服，挨了领导一顿骂。
“咱們一定要记得这一天，一定要记得这一天，咱们为了学习多不容易。”岳龙刚说。
12年之后，本名为孔德水的孔云龙重述那段话。他记得那一天。是相声改变他的命运，他小时候的人生梦想——他用的是“梦想”这个词，是长大后不用种地。现在，他是德云社三队队长，带着他的十几个队员，每周固定说8场小剧场相声，孔云龙攒底儿。他在北京买了房，有两辆车。
“是你捎带着岳云鹏一起入门？”
“算不上捎带，我认为这是我们俩共同的缘分。如果我不跟他演节目，也没有后来的这一档子事。”昔日的面馆门童笑了，“我们俩那时候同甘共苦，吃住都在一块。”
2004年底，他们从面馆辞职，全身心投入学艺。宿舍没了，就租了间地下室。屋子里只摆得下一张床垫，俩人睡上面，鞋脱在门口。师娘王惠看他们可怜，在大兴区的庞各庄花了两百块钱租了个院子，让他们住。岳云鹏那段“我也是北大的，北京大兴的，庞各庄的”，就来自这里。在这个西瓜产地，他们住在一个1940年代盖的、窗棂还要糊纸的房子里，但至少可以一人一间。
岳云鹏主攻太平歌词，孔云龙主攻贯口。他们练得很勤奋，睡觉前，上厕所，走到哪里都在背。“在马路上你要不认识这个人，你会觉得是疯子，都魔怔了。”孔云龙说。
周末的时候，他们去剧场串场，观众没坐满就没有钱——他们只算学徒而非正式演员，坐满了师娘会给50块钱。这点钱时有时无，根本不够花，挨饿是经常的事。郭德纲也不容易，一家人带着另外几个徒弟，租了个三居室。“烧饼”朱云峰当时才14岁，来庞各庄大院住了几天，饿得够呛，回了师父家再也不来了。 孔云龙和岳云鹏在庞各庄住了近两年。有时候肚子饿，他俩都喜欢看一个名叫《炊事班的故事》的情景喜剧，一看投入了，饿劲儿就过去了。
《炊事班的故事》的主角之一是沙溢。那是2005年，沙溢在屏幕上，岳云鹏在屏幕外看着。到2016年，他们共同参加了真人秀《了不起的挑战》。“他应该会和沙溢聊到庞各庄。”孔云龙说。
一个寡言内向的人
岳云鹏的经纪人王俣钦记得，他最初与演艺圈接触、互动，回来会很兴奋地谈论。“周迅人特别好，以前是在电视里才看到的人。”他对王俣钦说。某个人若是给他感觉反差很大，他也会说，“其实那人不咋地。”
他也曾想象过自己成名后，“谁跟我照相我都照，走哪儿我都会开开心心地跟人聊。”
乍入名利场的兴奋感现在已经褪去了。现在别人拉他照相，“照第三张就烦了”，王俣钦说。他尤其讨厌有些人合影时故意躲他后头，把他脸拍得很大，然后发到社交媒体拿他调侃。
说相声时，他的口头语是，“我的天哪”，语调极尽尖细，配有一手捂着嘴的惊恐表情。《欢乐喜剧人》节目组请他录宣传音频，他拒绝用同样夸张的方式去重复那句话。理由是，“我在生活中不会这么说话”。最终，他只用平常语调说了一遍。
与相声演员爱耍贫嘴、逗闷子的成见不同，生活中的岳云鹏是个内向寡言的人。他身边的所有人都验证了这一点。现在是，从前更是。少年时期，村里年长的女人拿他开玩笑，他会感到害怕。他从来不和她们聊天，一低头就走开了，生怕接不住话。
“在陌生人面前，他不会很快就升温。”王俣钦回忆，他2007年底认识岳云鹏时，觉得他连话都不敢多说。
即便对熟悉的人，他也不会轻易开启心事。孙越见证过岳云鹏的痛苦。2013年，德云社在德国巡演时，岳云鹏父亲去世。他决定演完后的次日才坐飞机赶回国。这是他的选择，相声圈的艺德是“艺比天大”，但也成了折磨他至今的隐秘痛苦。“都存在心里头。”孙越说，他们很少聊到那些往事，“实在是存不住，就我们两个人时说两句，绝不多说。”
尚筱菊读德云社全日制少年班时，岳云鹏来代过课。一进门全班就鼓掌了。大家都兴奋，期待他“卖萌耍贱”。结果，“跟舞台上感觉完全不一样”，他全程严肃，话也没说几句，反而是孙越成为了主导者。
到了2012年，社里指派尚筱菊拜岳云鹏为师。相认的那晚在剧场后台，岳云鹏说的话少得足以让他记清每个字。“以后你就是我徒弟了”。他又喊来妻子郑敏，“以后这就是咱徒弟了。”没再说多余的话了，就这么简单。
新徒弟想与师父走得更亲近，于是有一晚主动提出，演出结束不想回学校了，想去师父家住。“行，那就走吧。”岳云鹏说。
尚筱菊坐在副驾驶，开车回家的一路上，俩人谁也没说话。车上也没有放音乐。
他设想的师徒俩一起喝酒、畅所欲言的场景并没有发生。把他安置到书房后，岳云鹏就去客厅看电视了。那一晚漫长而煎熬—由于紧张，尚筱菊一直憋着泡尿不敢出房，最后实在忍不住了才去的厕所。就像《保安队的故事》里，岳云鹏塑造的那个到公司第二周才问厕所在哪的小保安。
尚筱菊后来才知道师哥去师父家的经历更倒霉。岳云鹏往往在中午起床，没有吃早饭的习惯，偏偏那天“连午饭也忘了做”。师哥原本三餐规律，被连饿两顿，到了下午，“都蒙了”。
慢慢地，尚筱菊搞懂了岳云鹏的脾气。他从不夸人，也不安慰人。“他并不是讨厌你，他就是不爱说话。”他的私下状态似乎总很疲惫且忧郁，让人不忍打扰。他在微博上特别热闹，但是他的朋友圈，一年难得更新几条。
看似冷漠的师父，也有难得多话的时候。那是在东北一场饭局，岳云鹏喝醉了。“师父不是不管你，师父时刻都在关注你。”他搂着尚筱菊的肩膀说，“师父也帮你争取很多演出机会，但可能有时候没有争取下来。不要着急，因为你岁数还小......”
最近，岳云鹏在印度拍戏。他生日那天，尚筱菊发微信祝福。没有回复。
“如果别人发，他会回谢谢。”尚筱菊不以为意，按他的理解，如果师父不再假装客气，那师徒关系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就像是真正的朋友。他又给师父发了8块钱的红包。
几秒钟后，他看到那个红包默默地被领了。
冷藏期
现在，你大概了解到岳云鹏是什么样性格的人，你大概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人丢到以人精为主的相声团体里是什么感觉。
“台上也不行，台下也不行。”不止一位接近的他的人如是评价最初阶段的岳云鹏。
自2005年下半年，郭德纲的逆转开始了，德云社的演出能场场满座了。几近入土的剧场相声死而复生。直至年底，大规模媒体报道井喷出现，郭德纲的名气在公众范围内彻底打响了。在2006年，德云社公开招徒，应者如云，涌进来的40多个学员艺名里都带鹤，被称为“鹤字科”。此前的“云字科”意味着亲近的，跟从于泥沼中的徒弟。
相声界本就讲究辈分与规矩，德云社尤其重视这些传统。后台有张八仙桌，仅设两个座。那是约定俗成，只有郭德纲和于谦才能坐的。师父上场穿大褂，只管胸口以上两个扣。师父抽烟，自有人点烟，烟灰落地，自有人打扫。师父面前的茶杯永远是满的，喝了就续。
讨好师父也有利可图，“早年前还老有人，端著杯子后面跟着师父呢。”李云杰回忆，“天天跟着，要了命了，一转身把水都弄洒了。后来被我们师父打发走了。”
用师兄弟的话说，岳云鹏“不够机灵”，说难听的，“没有眼力见儿、不会来事儿”。“（伺候师父）轮不着他，是因为有心眼的人总比他快一拍。”孔云龙说。
演员们之间聊天、砸挂（即互相调侃、碰撞出台上可用的笑料），他也很难融入。他本来就内向，很少开玩笑，反应也不快，总说不到点子上。“岳云鹏那时候是太不招人喜欢了，你看看他过去那照片，不爱刮胡子，脏不拉几的。他还想留分头，半长不长。没人乐意跟他聊天。”孔云龙说。 更要命的是岳云鹏台上的表现。
从2004年底至2005年的6、7月，他的表演部分是开场与李云杰拆唱太平歌词。开场活儿一般没人认真听，好多人还没坐好，按郭德纲的原话，“上台去练练胆。”岳云鹏角色次要，站在桌里，李云杰站在桌外，负责“铺纲”（即铺垫介绍）。
说相声的机会在2005年夏天终于来临，师父让他上台说一段15分钟的《杂学唱》。岳云鹏搞砸了，狠狠地搞砸了。“说了20分钟没人乐，这种情况可能有。”尚筱菊说，但他师父发生的状况，是这么多年德云社都没有过的。
《杂学唱》成了砸学唱，岳云鹏在台上只待了3分钟，就头脑一片空白，因为极度紧张还引发了胃痉挛。他下场就哭了。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岳云鹏失去了任何表演机会。工作只剩下检场（摆放剧场桌椅）与扫地。与他同时间的孔云龙却进步神速，很快有了固定搭档栾云平，并且还获得德云社10周年庆典与师父同台演出的机会。2006年10月，郭德纲举行“摆枝”仪式，收何云伟、孔云龙、栾云平、曹云金和于谦幼子于云霆为徒弟。除了小朋友之外，这其实是一个钦定“四大弟子”的仪式。
岳云鹏正式拜入师门要晚3年。事实上，直至鹤字科的一些学员已经有了表演机会，他仍是边缘角色。除非师弟李鹤林出来演出，岳云鹏才能搭着做捧哏。
至少有3次，有人向郭德纲提出要开除岳云鹏。前两次是在剧场后台，“再看看吧”，郭德纲答道。
第三次是在2005年底为大师兄何云伟和师叔李菁办的庆功宴上，他们在北京相声小品邀请赛上获得一等奖。那本该是个欢喜的场合，但气氛微妙地在变化。“你看你们何师哥都拿大奖了，再瞧瞧你们这几位，尤其是小岳。你们得多努力，多进步。”郭德纲说。于是自然而然地，话题集中于对岳云鹏的批判，有人再次提出开除他。
岳云鹏哭了，他哭得很伤心。师兄弟没有一个人说话。“我们管不了，连自保都自保不了。”李云杰回忆说。
一片混乱中，师娘王惠也哭了。“你放心，宁可留着你扫地，也不能把你轰走。”她对岳云鹏说，也是说给所有人听的。
那是最后一次他遭遇逐出师门的危险。“他摔得越深，爬起来，往上蹦得越高。”李云杰后来说，“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落差。”
逆转
那段险被开除的故事，不同的人曾在不同的场合讲述过。但出于某种惯性，人们总是从施与者的角度理解这段故事，而忽略每个人都是有选择权的。
“两条路。一条是回家种地，一条是留在这，继续学习。”岳云鹏说，“我没有办法，我不像条件特别好的学生，比如生长在北京。我是生生被逼出来的。”他把学相声当成了一条单行道。
2008年春节，徒弟们在郭德纲家看电视，一个叫“小金龙”的二人转演员与观众互动，观众一举手，他就下跪，举另一只手，他就唱歌。“你的机会可来了，你也可以试试，你会唱歌。”郭德纲对岳云鹏说。他确实喜欢唱歌，而且一去KTV，他点的都是那些老气横秋的歌，固定曲目包括《花为媒》《我不做大哥好多年》《不能这样活》.......
自此，岳云鹏做开场的铺纲时，戴個墨镜，模仿那位二人转演员，要么唱，要么跪下来，与观众做互动。场面很火爆。墨镜盖住了他的脸，他突然就没了羞涩和紧张。
“他表现不出来太张扬的那种劲头，非得给他这么一个机会。观众接受他了，他对自己也是一个突破。”李云杰回忆，岳云鹏现在的风格，即是自那时隐隐出现的。
岳云鹏找到了自信。也许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一种只属于他的“特别武器”。传统来说，逗哏可划分为帅、卖、怪、坏四种风格—郭德纲属于坏，具有超强的现场砸挂能力，而岳云鹏是第五种风格——贱。它更像主观感受而客观描述，这是一种在网络时代才有可能被充分理解的定义。只听到他那尖细的声音不够，用网友的话说—一定要看到“作死的表情”，才知道什么叫贱。
这种风格能够弥补他的短板。比如面对观众的捣乱，郭德纲总能有一种嬉笑的方法巧妙平复或者绕开。而岳云鹏往往会沉下来脸，似怒非怒，“你出去！”换其他人，这种生硬回击带来的感受并不舒服，可能会激怒观众，然而当一个“贱贱”的人这么说，反倒能产生喜剧效果。
某种程度上，那个做成网络热门表情包的贱贱的小岳岳，是他塑造的形象。“台上他为的是观众，那并不是真正的自己，一个是在表演，一个是在生活。”尚筱菊说。
从2010年起，岳云鹏在德云社的地位已经非同往日。郭德纲明显开始力捧他，让他以助理主持身份上天津卫视的访谈节目《今夜有戏》，将从艺馨社收编来的捧哏好手孙越配给岳云鹏，还给他开了一系列的小剧场专场。
这固然与当年8月后何云伟、李菁、曹云金、刘云天的出走有关——这几对都是郭德纲的心头之爱；与岳云鹏的进步有关，李云杰认为，“2008到2010年，对他是一个质的飞跃”。但也有一种流传于外界的说法，郭德纲故意挑选了一个天资平平但忠心耿耿的人，以证明他才是真正的“角儿”，他想带谁红谁就能红。
这个说法难以验证，但至少某些事实无可争议。岳云鹏的确是老实听话的孩子。“我不太会给自己规划，我走到现在，大部分是我师父帮我铺的路。”他说。
2010年7月，岳云鹏小剧场专场开启，以每周一两场的速度推进。孙越记得，第一场下来，没有人给他们献花，“不能说好，规规矩矩完成任务，该响的包袱响了”。随后，岳云鹏每场演完，都会带给他预期之外的惊喜。进行到十几场，300人的剧场爆满，场外还有100多人进不来。“咱俩火了。”孙越对岳云鹏说。
对于岳云鹏的变化，内部当然有人不服。风言风语也会传到时任演出部负责人的王俣钦那里。据他观察，有段时间，同台演出时，排岳云鹏之前出场的人——出场越往后说明地位越高，“玩了命地使得好，就相当于搅和吧，我就不让你下一场使得舒服。但小岳岳一上来，你不服不行，你打不过我。”
新玩法 即便到今天，岳云鹏也不算那种无所不能的相声演员。他不会B-Box，也很少有模仿，没尝试过说唱。除了河南家乡话，他几乎一个倒口（即使用方言表演）的节目都不会，因为口音会串。他承认这些都是他的软肋。“人一定不会拿自己的软肋和别人硬碰硬，你碰不过人家。”他说。
但他又是愿意尝试新花样的人。
他会改造相声里的出场人物，设计得更好玩儿，并考虑细节。《当行论》里有个拉车人，传统的演法两句话就带过了，岳云鹏的版本把这个人演了一遍出来。而《怯大鼓》中（他把这个原本是山东话的倒口活改成了河南话），他删掉了一些旁支人物与对话，把戏份都集中于主角与二婶的絮絮叨叨的对话中。这几个作品属于他网上传播最广的，其他人会借用他的版本来演。
德云社里有一批“传统派”。他们趋向于稳健地使活儿，以前老先生怎么使，现在舞台上就还该怎么使。负责向学生授课的“德云总教习”的高峰就负责教最传统的段子。对于尚筱菊来说，高峰是帮他打下地基的人，师父则是带他跳出地基的人，“比如三番四抖，节奏快了，可以试试两番就抖，因为观众已经坐不住了，他等不到你第三番。”
相声泰斗马三立的经典段子《对春联》里，春联只念一遍。而4月17日在河北沧州的演出现场，岳云鹏把念春联变成了与观众的互动。他先念了一遍，然后又念一遍，接下来就鼓动全场观众。于是，整个体育馆都在念春联。“你现在全中国说相声就这么来回互动跳出跳入的，谁也干不过他，形成风格体系了。”孙越说。
“传统派”可能无法接受这种行为。首先祖师爷没这么干过，其次也是有风险的，观众出戏了，叙事的主线也被打乱了。“怎么跳出得这么硬啊？”孙越最初不是太适应，但他发现观众认可度挺高。他想通了。相声发展到这个年代，是需要越来越多的互动。因为观众也有展示欲与表演欲。“他在去现场听你相声之前，把你的所有相声都在网上听完了。你说什么，他都知道你下边要说什么，他唯一开心，就是你带领他说。”
最能引起全场互动的，当属《五环之歌》。歌词本身毫无意义。每一句都是废话，到了高潮处，“修到七环怎么办，你比五环多两环”，还是废话。他喜欢改编歌曲当包袱放进相声。有好多小包袱台上使一两回还行，往后使就不响，就不用了。《五环之歌》只是岳云鹏众多“小实验”之一，它恰好是一直受歡迎的。
当年力主开除岳云鹏的两个人，一个已经过世，一个虽在德云社，但不再登台。
他们叫他相声阿甘。电影里的阿甘天赋不济，却有着惊人的忍耐力，某种程度上，岳云鹏也一样。相声是他18岁前从未接触过的东西，是他饿肚子时候选择的职业，他曾直白地说，学相声是“为了生活，为了养家糊口”。而最后，他爱上了它。
这并不是一个英雄的故事，只是关于中国梦的某种草根样本。整个故事的精华并不在于，一个出身卑微的人最终获得了命运的眷顾，而是在漫长而巨大的失败中，他如何面对自己。
经常有人向岳云鹏表示想学相声。他的态度从来不是鼓励，“想清楚了，不要学”。
在《欢乐喜剧人》录制中，他曾泪流满面。后来，他对记者解释，是因为看到大屏幕剪辑的喜剧人之路，“所有人在台上那么卖力气”。
他的声音慢慢沉下来。“我突然觉得，好难啊。好难。”
（摘自《博客天下》）
诸事不顺。
剧场停电，音响故障，没带大褂，鞋穿错了。他像是被困在了那个场景里。所有可能的糟糕状态都经历了一遍。直到站上台的那一刻，他发现身边搭档不见了。只剩下自己。
他在半夜惊醒，确定那是一个梦。
那是2011年4月，26岁的岳云鹏在民族文化宫大剧场的专场演出前夕——作为一个相声艺人的首场大剧场商演。他告诉搭档孙越，类似的噩梦一直困扰着他。
演出很成功。那场演出拉开了一场序幕，他逐渐“成角儿”。
“谁会花钱看这么年轻的相声演员说相声？想也想不到，今天能坐满了。”那一夜，站在民族文化宫的舞台，他对着观众表达感谢，有如内心独白。
小剧场到大剧场，这是相声演员的惊险一跃，在小剧场攒底被拼命叫好，到了大剧场可能会叫天不应叫地不灵。这场大考合格才是成功的一线艺人。
如今在相声圈，岳云鹏票房号召力第二，是继老师郭德纲之后仅有的能够独立保证大剧场商演门票售罄的人。
梦境像是现实的隐喻。随后几年，名气、财富、成功，一切迅速向他涌来。然而，那种如履薄冰的感觉一直伴随着他。
心理学上有人称之为冒名者恐惧，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就好像一个冒名顶替的人。
有人叫他是“相声阿甘”。岳云鹏曾经的生活像块苦味的纯黑巧克力。
岳云鹏出生于河南濮阳的九口之家。他有五个姐姐，在本就物质匮乏的农村，超生家庭更加艰难。13岁之前，他的衣服都是母亲拿姐姐们穿过的衣服改来的，每年生日吃俩鸡蛋。他的童年只在记忆而不在照片中，他只有3张小时候的照片，第一张是6岁，父亲留住那位走街串巷的照相师拍的。从记事起，他父母的头发就一直是白的。
因为交不起学费，岳云鹏14岁来北京打工。在保安队的第一个月，他的工资被克扣一空。他刷过厕所，干过电焊，在餐馆里做服务员。他被人糟糕地对待，因牵强的借口数次辞退。他曾是可以轻易被呵斥和咆哮的群体里的一员。
最早进入德云社的那批徒弟不乏苦出身。李云杰12岁时就失去了父亲，脑血栓的母亲在2009年去世前，有6年是植物人状态；孔云龙的二哥1998年发现尿毒症，而1999年全家全年种地收入只有3000元，“你要是继续上学，你二哥就没了。”父亲哭着对他说。孔云龙于17岁辍学。郭德纲见不得这种苦出身的孩子挨饿，他虽然跟同行骂战毫不嘴软，但身上有一种老式江湖人的温暖。
生活像块苦味的纯黑巧克力。然而，这个故事的重点并不在于讲述人生的不易。
学徒
出现在31岁的郭德纲面前的，是两个穿着带着油渍的饭馆工作服的伙计。他们通过熟人介绍，前来拜师。
无人识得郭德纲。那是2004年，套用他著名的演讲式相声《相声五十年之现状》的说法，正是“大雪纷飞，大栅栏上连条狗都没有”的艰难岁月。郭德纲在华声天桥办北京相声大会（即后来的德云社），勉力维持生计，最少的一次全场只有一位观众。郭德纲收下了这两个小伙子。可供他选择的材料几乎没有，他对他们也没抱什么希望。
两个青年是老北京面馆“海碗居”的传菜员岳龙刚与门童孔德水，这俩人能凑到一起纯属巧合。他们俩互相看不顺眼对方很久了。服务员里，河北人孔德水有自己的小伙伴，他们一起去网吧，一起出去吃饭。至于那个叫岳龙刚的河南人，不要说以上那些活动，俩人几乎不怎么说话。
冲突有一天终于爆发了，孔德水被岳龙刚一把推倒在地。按饭馆规定，员工打架罚款50元。孔德水一想到这儿，就不还手了，坐在地上喊经理。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岳龙刚道歉之后也没被罚款，时值春节，经理撮合起两个闹别扭的小伙计在内部联欢会上表演双簧，改善关系。
年后，孔德水与一位姓赵的熟客讲起这次表演。赵先生便请俩人到家演了一遍。“既然你们喜欢这个，我给你们引荐一人”，赵先生说了个俩人均未听说过的名字，“他没有什么名气，但是能耐特别好。”
两个伙计没有整块的时间学相声，最初只是坐着听，顺便给园子里增加点人气。趁饭馆2点午休，俩人就赶往剧场，4点半赶回去上班。他们仍然要晚上10点下班，次日8点上班。有一天从剧场的回程下起倾盆大雨，俩人都淋得湿透，回到面馆也没其他衣服，挨了领导一顿骂。
“咱們一定要记得这一天，一定要记得这一天，咱们为了学习多不容易。”岳龙刚说。
12年之后，本名为孔德水的孔云龙重述那段话。他记得那一天。是相声改变他的命运，他小时候的人生梦想——他用的是“梦想”这个词，是长大后不用种地。现在，他是德云社三队队长，带着他的十几个队员，每周固定说8场小剧场相声，孔云龙攒底儿。他在北京买了房，有两辆车。
“是你捎带着岳云鹏一起入门？”
“算不上捎带，我认为这是我们俩共同的缘分。如果我不跟他演节目，也没有后来的这一档子事。”昔日的面馆门童笑了，“我们俩那时候同甘共苦，吃住都在一块。”
2004年底，他们从面馆辞职，全身心投入学艺。宿舍没了，就租了间地下室。屋子里只摆得下一张床垫，俩人睡上面，鞋脱在门口。师娘王惠看他们可怜，在大兴区的庞各庄花了两百块钱租了个院子，让他们住。岳云鹏那段“我也是北大的，北京大兴的，庞各庄的”，就来自这里。在这个西瓜产地，他们住在一个1940年代盖的、窗棂还要糊纸的房子里，但至少可以一人一间。
岳云鹏主攻太平歌词，孔云龙主攻贯口。他们练得很勤奋，睡觉前，上厕所，走到哪里都在背。“在马路上你要不认识这个人，你会觉得是疯子，都魔怔了。”孔云龙说。
周末的时候，他们去剧场串场，观众没坐满就没有钱——他们只算学徒而非正式演员，坐满了师娘会给50块钱。这点钱时有时无，根本不够花，挨饿是经常的事。郭德纲也不容易，一家人带着另外几个徒弟，租了个三居室。“烧饼”朱云峰当时才14岁，来庞各庄大院住了几天，饿得够呛，回了师父家再也不来了。 孔云龙和岳云鹏在庞各庄住了近两年。有时候肚子饿，他俩都喜欢看一个名叫《炊事班的故事》的情景喜剧，一看投入了，饿劲儿就过去了。
《炊事班的故事》的主角之一是沙溢。那是2005年，沙溢在屏幕上，岳云鹏在屏幕外看着。到2016年，他们共同参加了真人秀《了不起的挑战》。“他应该会和沙溢聊到庞各庄。”孔云龙说。
一个寡言内向的人
岳云鹏的经纪人王俣钦记得，他最初与演艺圈接触、互动，回来会很兴奋地谈论。“周迅人特别好，以前是在电视里才看到的人。”他对王俣钦说。某个人若是给他感觉反差很大，他也会说，“其实那人不咋地。”
他也曾想象过自己成名后，“谁跟我照相我都照，走哪儿我都会开开心心地跟人聊。”
乍入名利场的兴奋感现在已经褪去了。现在别人拉他照相，“照第三张就烦了”，王俣钦说。他尤其讨厌有些人合影时故意躲他后头，把他脸拍得很大，然后发到社交媒体拿他调侃。
说相声时，他的口头语是，“我的天哪”，语调极尽尖细，配有一手捂着嘴的惊恐表情。《欢乐喜剧人》节目组请他录宣传音频，他拒绝用同样夸张的方式去重复那句话。理由是，“我在生活中不会这么说话”。最终，他只用平常语调说了一遍。
与相声演员爱耍贫嘴、逗闷子的成见不同，生活中的岳云鹏是个内向寡言的人。他身边的所有人都验证了这一点。现在是，从前更是。少年时期，村里年长的女人拿他开玩笑，他会感到害怕。他从来不和她们聊天，一低头就走开了，生怕接不住话。
“在陌生人面前，他不会很快就升温。”王俣钦回忆，他2007年底认识岳云鹏时，觉得他连话都不敢多说。
即便对熟悉的人，他也不会轻易开启心事。孙越见证过岳云鹏的痛苦。2013年，德云社在德国巡演时，岳云鹏父亲去世。他决定演完后的次日才坐飞机赶回国。这是他的选择，相声圈的艺德是“艺比天大”，但也成了折磨他至今的隐秘痛苦。“都存在心里头。”孙越说，他们很少聊到那些往事，“实在是存不住，就我们两个人时说两句，绝不多说。”
尚筱菊读德云社全日制少年班时，岳云鹏来代过课。一进门全班就鼓掌了。大家都兴奋，期待他“卖萌耍贱”。结果，“跟舞台上感觉完全不一样”，他全程严肃，话也没说几句，反而是孙越成为了主导者。
到了2012年，社里指派尚筱菊拜岳云鹏为师。相认的那晚在剧场后台，岳云鹏说的话少得足以让他记清每个字。“以后你就是我徒弟了”。他又喊来妻子郑敏，“以后这就是咱徒弟了。”没再说多余的话了，就这么简单。
新徒弟想与师父走得更亲近，于是有一晚主动提出，演出结束不想回学校了，想去师父家住。“行，那就走吧。”岳云鹏说。
尚筱菊坐在副驾驶，开车回家的一路上，俩人谁也没说话。车上也没有放音乐。
他设想的师徒俩一起喝酒、畅所欲言的场景并没有发生。把他安置到书房后，岳云鹏就去客厅看电视了。那一晚漫长而煎熬—由于紧张，尚筱菊一直憋着泡尿不敢出房，最后实在忍不住了才去的厕所。就像《保安队的故事》里，岳云鹏塑造的那个到公司第二周才问厕所在哪的小保安。
尚筱菊后来才知道师哥去师父家的经历更倒霉。岳云鹏往往在中午起床，没有吃早饭的习惯，偏偏那天“连午饭也忘了做”。师哥原本三餐规律，被连饿两顿，到了下午，“都蒙了”。
慢慢地，尚筱菊搞懂了岳云鹏的脾气。他从不夸人，也不安慰人。“他并不是讨厌你，他就是不爱说话。”他的私下状态似乎总很疲惫且忧郁，让人不忍打扰。他在微博上特别热闹，但是他的朋友圈，一年难得更新几条。
看似冷漠的师父，也有难得多话的时候。那是在东北一场饭局，岳云鹏喝醉了。“师父不是不管你，师父时刻都在关注你。”他搂着尚筱菊的肩膀说，“师父也帮你争取很多演出机会，但可能有时候没有争取下来。不要着急，因为你岁数还小......”
最近，岳云鹏在印度拍戏。他生日那天，尚筱菊发微信祝福。没有回复。
“如果别人发，他会回谢谢。”尚筱菊不以为意，按他的理解，如果师父不再假装客气，那师徒关系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就像是真正的朋友。他又给师父发了8块钱的红包。
几秒钟后，他看到那个红包默默地被领了。
冷藏期
现在，你大概了解到岳云鹏是什么样性格的人，你大概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人丢到以人精为主的相声团体里是什么感觉。
“台上也不行，台下也不行。”不止一位接近的他的人如是评价最初阶段的岳云鹏。
自2005年下半年，郭德纲的逆转开始了，德云社的演出能场场满座了。几近入土的剧场相声死而复生。直至年底，大规模媒体报道井喷出现，郭德纲的名气在公众范围内彻底打响了。在2006年，德云社公开招徒，应者如云，涌进来的40多个学员艺名里都带鹤，被称为“鹤字科”。此前的“云字科”意味着亲近的，跟从于泥沼中的徒弟。
相声界本就讲究辈分与规矩，德云社尤其重视这些传统。后台有张八仙桌，仅设两个座。那是约定俗成，只有郭德纲和于谦才能坐的。师父上场穿大褂，只管胸口以上两个扣。师父抽烟，自有人点烟，烟灰落地，自有人打扫。师父面前的茶杯永远是满的，喝了就续。
讨好师父也有利可图，“早年前还老有人，端著杯子后面跟着师父呢。”李云杰回忆，“天天跟着，要了命了，一转身把水都弄洒了。后来被我们师父打发走了。”
用师兄弟的话说，岳云鹏“不够机灵”，说难听的，“没有眼力见儿、不会来事儿”。“（伺候师父）轮不着他，是因为有心眼的人总比他快一拍。”孔云龙说。
演员们之间聊天、砸挂（即互相调侃、碰撞出台上可用的笑料），他也很难融入。他本来就内向，很少开玩笑，反应也不快，总说不到点子上。“岳云鹏那时候是太不招人喜欢了，你看看他过去那照片，不爱刮胡子，脏不拉几的。他还想留分头，半长不长。没人乐意跟他聊天。”孔云龙说。 更要命的是岳云鹏台上的表现。
从2004年底至2005年的6、7月，他的表演部分是开场与李云杰拆唱太平歌词。开场活儿一般没人认真听，好多人还没坐好，按郭德纲的原话，“上台去练练胆。”岳云鹏角色次要，站在桌里，李云杰站在桌外，负责“铺纲”（即铺垫介绍）。
说相声的机会在2005年夏天终于来临，师父让他上台说一段15分钟的《杂学唱》。岳云鹏搞砸了，狠狠地搞砸了。“说了20分钟没人乐，这种情况可能有。”尚筱菊说，但他师父发生的状况，是这么多年德云社都没有过的。
《杂学唱》成了砸学唱，岳云鹏在台上只待了3分钟，就头脑一片空白，因为极度紧张还引发了胃痉挛。他下场就哭了。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岳云鹏失去了任何表演机会。工作只剩下检场（摆放剧场桌椅）与扫地。与他同时间的孔云龙却进步神速，很快有了固定搭档栾云平，并且还获得德云社10周年庆典与师父同台演出的机会。2006年10月，郭德纲举行“摆枝”仪式，收何云伟、孔云龙、栾云平、曹云金和于谦幼子于云霆为徒弟。除了小朋友之外，这其实是一个钦定“四大弟子”的仪式。
岳云鹏正式拜入师门要晚3年。事实上，直至鹤字科的一些学员已经有了表演机会，他仍是边缘角色。除非师弟李鹤林出来演出，岳云鹏才能搭着做捧哏。
至少有3次，有人向郭德纲提出要开除岳云鹏。前两次是在剧场后台，“再看看吧”，郭德纲答道。
第三次是在2005年底为大师兄何云伟和师叔李菁办的庆功宴上，他们在北京相声小品邀请赛上获得一等奖。那本该是个欢喜的场合，但气氛微妙地在变化。“你看你们何师哥都拿大奖了，再瞧瞧你们这几位，尤其是小岳。你们得多努力，多进步。”郭德纲说。于是自然而然地，话题集中于对岳云鹏的批判，有人再次提出开除他。
岳云鹏哭了，他哭得很伤心。师兄弟没有一个人说话。“我们管不了，连自保都自保不了。”李云杰回忆说。
一片混乱中，师娘王惠也哭了。“你放心，宁可留着你扫地，也不能把你轰走。”她对岳云鹏说，也是说给所有人听的。
那是最后一次他遭遇逐出师门的危险。“他摔得越深，爬起来，往上蹦得越高。”李云杰后来说，“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落差。”
逆转
那段险被开除的故事，不同的人曾在不同的场合讲述过。但出于某种惯性，人们总是从施与者的角度理解这段故事，而忽略每个人都是有选择权的。
“两条路。一条是回家种地，一条是留在这，继续学习。”岳云鹏说，“我没有办法，我不像条件特别好的学生，比如生长在北京。我是生生被逼出来的。”他把学相声当成了一条单行道。
2008年春节，徒弟们在郭德纲家看电视，一个叫“小金龙”的二人转演员与观众互动，观众一举手，他就下跪，举另一只手，他就唱歌。“你的机会可来了，你也可以试试，你会唱歌。”郭德纲对岳云鹏说。他确实喜欢唱歌，而且一去KTV，他点的都是那些老气横秋的歌，固定曲目包括《花为媒》《我不做大哥好多年》《不能这样活》.......
自此，岳云鹏做开场的铺纲时，戴個墨镜，模仿那位二人转演员，要么唱，要么跪下来，与观众做互动。场面很火爆。墨镜盖住了他的脸，他突然就没了羞涩和紧张。
“他表现不出来太张扬的那种劲头，非得给他这么一个机会。观众接受他了，他对自己也是一个突破。”李云杰回忆，岳云鹏现在的风格，即是自那时隐隐出现的。
岳云鹏找到了自信。也许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一种只属于他的“特别武器”。传统来说，逗哏可划分为帅、卖、怪、坏四种风格—郭德纲属于坏，具有超强的现场砸挂能力，而岳云鹏是第五种风格——贱。它更像主观感受而客观描述，这是一种在网络时代才有可能被充分理解的定义。只听到他那尖细的声音不够，用网友的话说—一定要看到“作死的表情”，才知道什么叫贱。
这种风格能够弥补他的短板。比如面对观众的捣乱，郭德纲总能有一种嬉笑的方法巧妙平复或者绕开。而岳云鹏往往会沉下来脸，似怒非怒，“你出去！”换其他人，这种生硬回击带来的感受并不舒服，可能会激怒观众，然而当一个“贱贱”的人这么说，反倒能产生喜剧效果。
某种程度上，那个做成网络热门表情包的贱贱的小岳岳，是他塑造的形象。“台上他为的是观众，那并不是真正的自己，一个是在表演，一个是在生活。”尚筱菊说。
从2010年起，岳云鹏在德云社的地位已经非同往日。郭德纲明显开始力捧他，让他以助理主持身份上天津卫视的访谈节目《今夜有戏》，将从艺馨社收编来的捧哏好手孙越配给岳云鹏，还给他开了一系列的小剧场专场。
这固然与当年8月后何云伟、李菁、曹云金、刘云天的出走有关——这几对都是郭德纲的心头之爱；与岳云鹏的进步有关，李云杰认为，“2008到2010年，对他是一个质的飞跃”。但也有一种流传于外界的说法，郭德纲故意挑选了一个天资平平但忠心耿耿的人，以证明他才是真正的“角儿”，他想带谁红谁就能红。
这个说法难以验证，但至少某些事实无可争议。岳云鹏的确是老实听话的孩子。“我不太会给自己规划，我走到现在，大部分是我师父帮我铺的路。”他说。
2010年7月，岳云鹏小剧场专场开启，以每周一两场的速度推进。孙越记得，第一场下来，没有人给他们献花，“不能说好，规规矩矩完成任务，该响的包袱响了”。随后，岳云鹏每场演完，都会带给他预期之外的惊喜。进行到十几场，300人的剧场爆满，场外还有100多人进不来。“咱俩火了。”孙越对岳云鹏说。
对于岳云鹏的变化，内部当然有人不服。风言风语也会传到时任演出部负责人的王俣钦那里。据他观察，有段时间，同台演出时，排岳云鹏之前出场的人——出场越往后说明地位越高，“玩了命地使得好，就相当于搅和吧，我就不让你下一场使得舒服。但小岳岳一上来，你不服不行，你打不过我。”
新玩法 即便到今天，岳云鹏也不算那种无所不能的相声演员。他不会B-Box，也很少有模仿，没尝试过说唱。除了河南家乡话，他几乎一个倒口（即使用方言表演）的节目都不会，因为口音会串。他承认这些都是他的软肋。“人一定不会拿自己的软肋和别人硬碰硬，你碰不过人家。”他说。
但他又是愿意尝试新花样的人。
他会改造相声里的出场人物，设计得更好玩儿，并考虑细节。《当行论》里有个拉车人，传统的演法两句话就带过了，岳云鹏的版本把这个人演了一遍出来。而《怯大鼓》中（他把这个原本是山东话的倒口活改成了河南话），他删掉了一些旁支人物与对话，把戏份都集中于主角与二婶的絮絮叨叨的对话中。这几个作品属于他网上传播最广的，其他人会借用他的版本来演。
德云社里有一批“传统派”。他们趋向于稳健地使活儿，以前老先生怎么使，现在舞台上就还该怎么使。负责向学生授课的“德云总教习”的高峰就负责教最传统的段子。对于尚筱菊来说，高峰是帮他打下地基的人，师父则是带他跳出地基的人，“比如三番四抖，节奏快了，可以试试两番就抖，因为观众已经坐不住了，他等不到你第三番。”
相声泰斗马三立的经典段子《对春联》里，春联只念一遍。而4月17日在河北沧州的演出现场，岳云鹏把念春联变成了与观众的互动。他先念了一遍，然后又念一遍，接下来就鼓动全场观众。于是，整个体育馆都在念春联。“你现在全中国说相声就这么来回互动跳出跳入的，谁也干不过他，形成风格体系了。”孙越说。
“传统派”可能无法接受这种行为。首先祖师爷没这么干过，其次也是有风险的，观众出戏了，叙事的主线也被打乱了。“怎么跳出得这么硬啊？”孙越最初不是太适应，但他发现观众认可度挺高。他想通了。相声发展到这个年代，是需要越来越多的互动。因为观众也有展示欲与表演欲。“他在去现场听你相声之前，把你的所有相声都在网上听完了。你说什么，他都知道你下边要说什么，他唯一开心，就是你带领他说。”
最能引起全场互动的，当属《五环之歌》。歌词本身毫无意义。每一句都是废话，到了高潮处，“修到七环怎么办，你比五环多两环”，还是废话。他喜欢改编歌曲当包袱放进相声。有好多小包袱台上使一两回还行，往后使就不响，就不用了。《五环之歌》只是岳云鹏众多“小实验”之一，它恰好是一直受歡迎的。
当年力主开除岳云鹏的两个人，一个已经过世，一个虽在德云社，但不再登台。
他们叫他相声阿甘。电影里的阿甘天赋不济，却有着惊人的忍耐力，某种程度上，岳云鹏也一样。相声是他18岁前从未接触过的东西，是他饿肚子时候选择的职业，他曾直白地说，学相声是“为了生活，为了养家糊口”。而最后，他爱上了它。
这并不是一个英雄的故事，只是关于中国梦的某种草根样本。整个故事的精华并不在于，一个出身卑微的人最终获得了命运的眷顾，而是在漫长而巨大的失败中，他如何面对自己。
经常有人向岳云鹏表示想学相声。他的态度从来不是鼓励，“想清楚了，不要学”。
在《欢乐喜剧人》录制中，他曾泪流满面。后来，他对记者解释，是因为看到大屏幕剪辑的喜剧人之路，“所有人在台上那么卖力气”。
他的声音慢慢沉下来。“我突然觉得，好难啊。好难。”
（摘自《博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