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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春，在延安抗大数千名学员中，有两个特殊学员，她们是母女同学，母亲是闻名延安的“妈妈同志”任锐，女儿孙维世，是周恩来副主席和夫人邓颖超收养的义女。
任锐是革命先烈孙炳文的夫人。孙炳文是朱德的挚友，1922年与朱德一道去西欧马克思的故乡寻找革命真理，后经周恩来介绍，与朱德一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旅欧支部成员。归国后，孙炳文在周恩来领导下在广州黄埔军校工作。周恩来离开广州时，由孙炳文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任总教官。北伐战争时，孙炳文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1927年4月，他奉党组之命从广州由海路经上海转赴武汉担任领导工作。轮船在海上行驶途中，恰逢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船抵上海码头，由于反革命投机分子褚民谊告密，孙炳文被蒋介石的特务逮捕，一周后，蒋介石密令将其杀害于上海龙华特务处。
任锐青年时，就参加了反清革命活动。辛亥革命时，来往于平津之间，为同盟会运送军火。在北洋军阀政府镇压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三·一八”惨案中，她怀着尚未出世的女儿，在北京段祺瑞执政府大门前和革命群众一道，同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搏斗，腹部被踩受伤，仍坚持战斗。在丈夫孙炳文罹难后，任锐掩埋了烈士的遗体，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历尽艰辛，将几个儿女养育成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和三个子女(孙泱、孙维世、孙名世)先后投奔延安。
任锐在延安从不计较工作岗位，上级分配给她的工作任务她都以最大的热忱努力去完成，她总是把大家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为个人打算，同志们热情地称呼她为“妈妈同志”。“妈妈同志”鼓励长子孙泱参加八路军，到华北敌后战场去跟日军拼杀。孙泱后来长期给朱总司令做秘书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妈妈同志”又鼓励次子孙名世参加解放军，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辽沈战役中，孙名世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新中国诞生前夕，“妈妈同志”积劳成疾，在北京逝世。周恩来亲笔给其墓碑题词：“任锐同志之墓一九四九年八月立周恩来敬题。”
孙维世进抗大时年仅17岁，但已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她很漂亮，能歌善舞，又能登台表演剧目，是抗大一道靓丽的风景，堪称校花。
早在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在广州召集孙炳文、任锐等同志秘密开会讨论党的工作和其他政治问题时，为防国民党右派分子监视和捣乱，5岁的孙维世就开始担当起放哨的任务。她常常趴在窗口看着外边的动静，如有陌生人走来，就向爸爸和周叔叔报信。有时，孙炳文外出传达党的指示，就抱着她上街，她总是趴在爸爸肩上机灵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看有没有形迹可疑的人在爸爸后面盯梢。所以后来人们开玩笑说，孙维世5岁就参加革命了。
孙维世从小就跟着妈妈在严酷环境里颠沛流浪，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有机会就上学，没有机会就停学，还常常在紧急情况下帮助妈妈烧毁秘密文件。在妈妈教育下，她从小就知道共产党怎么好，国民党怎么坏。1935年，中共上海地下党和许多进步组织遭到国民党严重破坏，“租界”和“华界”都笼罩着白色恐怖，任锐将14岁的孙维世改名换姓，隐蔽在与共产党有密切联系的“东方剧院”，后来又先后隐蔽在党所领导的“上海业务剧人协会”、“上海业余剧团”，有时剧团也让她演点小角色。
1937年，上海沦陷后，16岁的孙维世随逃难的人群涌到武汉，她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去延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不认识她，觉得她年龄太小，没有批准她的要求，她站在门口饮泣不走。周恩来中午返回办事处时，看见一个少女在伤心地哭泣，经查询，才知道这个女孩竟是他的老战友孙炳文烈士的女儿，便一把将她抱住，仔细端详着、追忆着这个早在十多年前在广州就熟识的孩子，禁不住连声叫道：“啊，孩子!孩子!”不久，周恩来和邓颖超就托人将孙维世带到延安。周恩来夫妇缅怀忠烈，写信给任锐，愿将孙维世收作自己的女儿，任锐高兴地同意了。周恩来、邓颖超视孙维世如同己出，常给她写信，对她进行鼓励和教育，向她倾注只有慈爱的父母才能给予的那种爱。
孙维世差不多是和江青同时到延安的，她们是抗大同一期的同学，还曾同台演出《血祭上海》。
《血祭上海》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上海一个家财万贯的资本家的姨太太红杏出墙，与家里的司机有私情。那司机是一个爱国者，他把一车运给日本人的军火开进了黄浦江，自己也牺牲了。江青扮演剧中资本家的姨太太，孙维世扮演剧中资本家的女儿。
孙维世在抗大学习结束后，又转人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继续学习革命理论。
1939年夏，周恩来骑马去中央党校作报告，因随他去党校听课的江青骑的马受惊，使周恩来从马背上摔下来，造成右臂严重骨折，中共中央决定送周恩来去苏联就医，并由其夫人邓颖超陪同。孙维世得到毛泽东批准，随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一起乘飞机赴苏联读书。孙维世先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后进莫斯科戏剧学院表演系和导演系深造。
1938年3月1日拂晓，平型关大捷后的林彪，身穿缴获的日军黄呢大衣，骑着日军的高大战马，在警卫排的护卫下西渡黄河赴延安。在路过山西隰县阎锡山的晋军第十九军防区时，晋军第十九军的哨兵班长透过薄雾，以为是鬼子偷袭他们部队的，便瞄准洋马上的林彪开了一枪。这一枪击中了林彪的胸膛，而且伤了脊神经，使他落下了很多后遗症。同年冬，林彪在其妻张梅陪同下赴苏联治疗。
1937年，担任抗大校长的30岁的林彪，经他的老师董必武介绍，和中央党校学员张梅结了婚。张梅原名刘新民，生在古代绝色美人貂蝉的故乡陕北米脂。米脂虽穷，但水土很好，自古就是出美女的地方，“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是一句传遍天下的民谚。而师范毕业的姑娘张梅，在米脂又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美人，人称“陕北一枝花”。
婚后，林彪与张梅性格的矛盾日渐暴露出来。在苏联养病时，两人越闹越僵，到不能共同生活的地步。就在林彪为自己的婚姻苦恼时，孙维世从天而降，来到莫斯科。
正值豆蔻年华的孙维世，天生丽质，明艳而又清纯，亭亭玉立，活像一朵出水的芙蓉，加之聪明好学，富有教养，十分讨人喜爱。身居异国的孙维世与林彪有着师生之谊，此时，她还不知道，林彪已将丘比特之箭射向了她。
孙维世对名扬中外的“常胜将军”林彪，自然是十分崇拜的，她跟当时在莫斯科求学的中国革命先烈的遗孤及中共领导人的子女，如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蔡和森的儿子蔡传、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朱德的儿子朱敏、林伯渠的女儿林莉等等，在星期天或节假日聚会时，便邀请林彪参加他们的一些活动，请这位年轻的革命军事家讲井冈山，讲长征，讲平型关大捷……林彪往往不肯多讲他自己，越是显得谦虚，越是能引起这群年轻人的敬重。
林彪本是一个沉默寡言、极不活跃的人，他愿意参加这群青年学子的活动，完全是奔孙维世来 的。林彪城府很深，从不轻易将内心世界暴露给别人，涉世不深的那一群青年更不知道他已爱上孙维世了。当有人请他去参加活动时，他总是不经意地和蔼地问：“大家都去吗?”这句话的潜台词则是：孙维世去不去?当他知道大家都参加时，便痛快地答应：“我一定去!”
林彪来了，总是愿意靠近孙维世，亲切地和她聊天，伺这问那，显得十分关心。
活动结束了，林彪心里又往往十分怅惘，但他善于克制，可一回到他住的疗养院，便显露出焦躁不安。林彪烦恼的时候，有时也打电话叫孙维世来疗养院玩。天真的孙维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位赫赫有名的战将已属意于她了。出于对英雄的崇拜，在这一期间，她也很愿意跟林彪往来，向林彪请教一些问题。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林彪趁张梅外出看朋友之机，又邀孙维世来疗养院玩，并格外殷勤地招待她，还特意请她到大街上吃晚饭。晚饭后，孙维世送林彪回疗养院。在夕阳晚照的莫斯科笔直的街道上，两人一边走，一边闲聊。
林彪看了一眼身边的孙维世，似乎漫不经心地问：“维世，你今年多大了?”
“我是1921年生的，你看多大了?”孙维世调皮地歪着头反问林彪。
“哎哟，都20岁啦!”林彪一顿，突然问：“你是个大姑娘啦，想不想有个家啊?”
“家?我有一个很理想的家，周副主席那里是我的家，延安是我的家，革命队伍是我的家，这里也是我的家!”生性乐观的孙维世如数家珍般地数着“家”，说着说着快活地笑起来。
林彪听着孙维世说到“这里”二字，眼睛里露出了光彩，十分兴奋：“对，对，你应该把我这里也当作你的家。”
孙维世听了“扑哧”一笑：“不，我是指莫斯科戏剧学院，就是我现在的家!”对于孙维世这个小小的更正，林彪心里有点不悦，但他很快又克制住了。沉默了片刻，林彪像大哥哥关怀小妹妹似地问：“你有男朋友了吗?”
孙维世爽快地直摇头。
林彪进一步试探：“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什么时候?哈哈……”孙维世又朗声大笑，“我还没有认真地考虑过呢!”林彪真有些恨孙维世不开窍。可是孙维世越显得天真、开朗，林彪对她越发动心。但在外表上，高深莫测的林彪却极力保持着大人物的威严，不显露出丝毫的急迫。作为一个军事家，他当然知道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于是便慢条斯理地开导：“革命是个大家庭，但革命并不反对每个革命者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革命者也不是清教徒，他和她总要恋爱、结婚、成家的。”
“结婚?成立小家庭?对我来说那是将来的事!”孙维世依然含笑而又调皮地答道。
“将来是什么时候?”
“等革命胜利呗!”
“哎呀，那要等到什么时候?革命胜利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毛主席常批评我们不要犯革命急性病。革命分阶段嘛，不断革命与革命阶段相结合，真等到革命胜利那一天，恐怕你已经变成老太婆了!”
孙维世咯咯地笑着，仍用调皮的口吻说：“即便那样，我也高兴!”
林彪脸上挂着不自然的微笑。他们不知不觉地漫步回到莫斯科近郊库契诺疗养院前的小花园里，这时夜幕已经降临了。莫斯科郊外的夜晚是迷人的，路灯下闪动着一对对情侣的身影，夜空中飘荡美妙的俄罗斯乐曲。在这一派异国风情中，孙维世陪着林彪在宁静的花园中漫步。林彪突然站住了，直视着孙维世：“你知道吗?我非常非常喜欢你，不，非常非常爱你，和你结婚、生活在一起，是我最大最强烈的愿望……”
林彪把这样重大的问题毫不掩饰地直截了当地表白出来，孙维世一下愣住了。这个平时受大家崇敬的英雄将领，表面上那么严肃，不苟言笑，今天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这种猝不及防的“短促突击”，使孙维世的脸腾的一下变得绯红，心跳也变急促了，她惶恐地望着林彪，目光有些躲闪，显得不知所措。但孙维世毕竟是一个见过世面的姑娘，片刻便冷静地恢复了常态，诧然地反问林彪：“您?您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林彪对孙维世的反问并不显得尴尬，而是理直气壮地答道：“我和张梅，你并不了解，我们合不来，感情一直很不好，我是痛苦的……”林彪向孙维世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他家庭生活的不幸，一副痛苦的样子。他最后恳切地说，他和张梅很快就要分手了，他要重新建立一个家庭，他希望孙维世能理解他，支持他，帮助他。
林彪这番表白，颇为动感情，诚实、单纯的孙维世相信了，甚至被感动了，心里同情他家庭生活的不幸。林彪看到孙维世流露出为难的样子，也没有再逼她马上表态，趁好即收，转用温和的口吻，把气氛缓和下来：“这也是个大事，你不一定现在就回答我。我是很爱你的，我等待你的答复……”
刚过而立之年的林彪，从长相来看，虽然身材瘦弱，不够魁梧，但并不难看，他那高高的鼻梁和两只深不可测的大眼为他那椭圆形的脸盘平添了一些风采。他虽然比孙维世年长14岁，但年龄并不是婚姻的障碍，只是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求爱，孙维世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在她看来，林彪是个高不可及的神秘的巨人，论水平、论资历跟他相差十万八千里，他只能是她非常信赖、非常崇敬的师长，而绝不是她心且中的白马王子。现在林彪已点破了这层窗户纸，孙维世平静的心田也泛起了涟漪，自古美人爱英雄，一种不可名状的情愫在她心底萌动。
1942年1月，林彪应召从苏联回国。回国前夕，他又打电话约孙维世见面。吃过晚饭，两人一同来到华灯初上的莫斯科河畔散步。林彪望着黑沉沉的河水，缓缓地说：“过几天我就要回国去了。”
“我希望在这里能看到您的战斗捷报，比平型关还辉煌的胜利!”孙维世声音甜甜的但很真切地说。
“我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林彪笑了笑，“不过，我对你的期待，你还没有答复我呢!”
“你的期待……”孙维世羞涩地低头不语。
林彪望着这个天真烂漫、比自己小14岁的姑娘，觉得可爱又可气：“还记得我们那次在疗养院门前花园里的谈话吗?我已经和张梅分手了，张梅就留在苏联，我也决定今后非你不娶!你是我心中的女神、天使，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完美的姑娘，你和我一块儿回国去吧……”没想到，这位久经沙场的军人，在情场上也情意绵绵，话同样讲得炽热而娓娓动听。
孙维世早有思想准备，估计林彪今晚肯定会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让她表态。为了不伤他的自尊心，她委婉地拒绝道：“很遗憾，我不能和你一块儿回国，我正在念导演系，还没毕业呢。”
“毛主席说过，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实践更是学习，”林彪用毛泽东的话来劝导孙维世，“你回到延安可以边工作边学习嘛，何必一定要等到毕业呢?”
“那怎么行?我来苏联是毛主席亲自批准、周副主席亲自把我送进学校的，学习是我唯一的任务，如果半途而废，我回去怎么向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交代?”
孙维世把理由说得那么充分，那么有力量，林彪尽管心里很不痛快，也不好勉强：“那也好，我先 回去，我等你!”
孙维世确实被感动了。但她又是一个很有志气、事业心极强的女性，压根儿不愿意跟一个大人物结婚，不愿意将自己的命运完全维系在一个男人身上，最终导致自己在事业上无所作为。于是她果断地对林彪说：“不，你千万不要等我，我可还要学习4年哪!”
“4年算什么，”林彪显出很不在乎的样子，“什么时候我都等你!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在国内等你学成归来!”
信誓旦旦的林彪并没有遵守自己的诺言，他回国后的第二年就同叶群结了婚。
林彪与叶群结婚三年后，即1946年9月中旬，孙维世与李立三的夫人李莎、林伯渠的女儿林莉一起乘火车从苏联回国。在哈尔滨下车后，孙维世前去看望时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前身)总司令林彪。
林彪一见到孙维世，极为热情，当即吩咐妻子叶群安排晚宴。筵席极为丰盛，用东北特有的珍禽异兽烹制的美味佳肴，摆满了餐桌。而参加这次晚宴的除孙维世之外，便是林彪一家五口人：林彪、叶群、林小琳(林彪与前妻张梅生的女儿)和年尚幼小的林立衡、林立果。
当林彪得知孙维世至今还没结婚，仍是单身一人后，一种很难启齿的异样情绪顿时涌上了他的心头。他看看25岁的孙维世，是那样地谈吐潇洒，风度翩翩，美丽动人，而妻子叶群，虽说也只有二十几岁，但无论哪一方面都不能跟自己曾苦苦追求过、现在又重逢的孙维世相比。林彪手托着筷子，冷眼对比同一桌上的这两个女人，越看越懊恼，越想越没食欲，最后放下筷子，坐在那里郁郁不语，暗生闷气。
叶群不知其中的奥妙。她见林彪情绪不佳，不想吃菜，还以为他是哪儿不舒服，于是便随手夹了块鹿肉放到林彪的碗里。她知道这是林彪最爱吃的，满以为林彪会很高兴，谁知林彪索性把筷子一放，碗一推，沉着脸说：“我又不是没长手，吃你的吧，我饱了!”
这一举动，不仅使叶群感到难堪，也使孙维世大吃一惊。事后几天，林彪很是反常，不但吃不好、睡不好，有时候还唉声叹气，发着邪火。叶群为此很着急，可又害怕林彪，不敢言声。叶群毕竟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人，经拐弯抹角地仔细打探，得知原来林彪在苏联养病期间曾热烈地追求过孙维世。这下子，叶群醋海翻波……
1946年，孙维世回到延安，立即向毛泽东，接着又向周恩来和邓颖超汇报她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和她所经历的苏联卫国战争时的见闻。毛泽东和周恩来、邓颖超都给她很大的鼓励和殷切的嘱咐。她背上行李到陕西葭县和山西三交县等地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解放战争期间，她随军在陕西、山西、河北等地转战，并参加了解放太原的战役。她在炮火连天的前线和被解放了的广大乡村，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及时地、出色地宣传了党的有关政策。
1949年北平解放时，她和其他文艺工作者一道扭着秧歌入城，亲自指导排练优秀的文艺节目迎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进北京城。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与斯大林会谈，孙维世担任中国访苏代表团翻译组组长，一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从事机要工作，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表扬。
孙维世后来与著名的话剧演员金山结了婚。
金山(1911－1982)，湖南沅陵人，原名赵默，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革命的文艺家。
1950年春，金山担任院长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演著名苏联话剧《保尔·柯察金》。金山扮演男主角保尔·柯察金，其妻张瑞芳扮演女主角冬妮娅，担纲该剧导演的便是被人誉为红色公主的29岁的孙维世。在排演此剧的时候，金山和孙维世感情上擦出了火花，双双坠入爱河。他们不顾一切地相爱了，两人爱得大胆而炽热，引起了轩然大波。随着《保尔·柯察金》的演出，一场现实生活中的感情悲喜剧也随着上演了，金山和张瑞芳的家庭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绯闻传进了中南海，也传进了周恩来的耳朵。
1950年8月8日，孙维世来到中南海西华厅周恩来的家里，组织并一手操办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银婚纪念活动。作为女儿的孙维世把两朵大红绢花分别佩戴在养父母的胸前，并给二老行了大礼。周恩来微笑着说：“维世给我们做‘银婚’纪念了。”他对卫士们解释道，按照西方的习俗，结婚25年叫“银婚”，50周年叫“金婚”。
饭后，周恩来将孙维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严肃批评她错误的恋爱观，不该跟有妇之夫金山恋爱，涉足金山、张瑞芳的家庭，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然而，孙维世和金山已爱得死去活来，她义无反顾地爱上了金山，心甘情愿地充当“极不光彩”的“第三者”。结果，连周恩来也感到无能为力，最终还是同意了她的选择。张瑞芳是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刚强而又理智的表演艺术家，既然金山和孙维世已爱得如胶似漆，那说明她和金山的爱情已经死亡了，于是她便和金山办了离婚手续，成全了他和孙维世的爱情。
1952年，金山在随文化艺术代表团赴朝鲜前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期间，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在朝鲜战场上制造了“国际桃色事件”，差点儿被彭德怀枪毙。
金山在朝鲜受到朝鲜人民最高领袖金日成接见时表示，他要好好在前线和民间采访，创作一部歌颂朝鲜三千里江山、描写中朝人民并肩战斗的电影《患难与共》。金日成大为赞赏，让自己漂亮的女秘书给金山当向导兼翻译。
金山和这位女秘书朝夕相伴，二人坠入情网，同居一处，发生了不该发生的肉体关系。金日成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说：“我们在浴血奋战保家卫国，你们却在洒过烈士热血、躺过烈士尸体的土地上腐化堕落!”一怒之下，枪毙了那个女秘书。碍于金山是中国人，便把他交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这政治影响太坏了，彭德怀非常恼火，发电报请示中央，要借金山的头，向金日成谢罪。周恩来知此消息后，连忙回电命令把金山押回北京受审。
金山一到北京，便被宣布开除党籍，撤职查办，最后被送到石景山钢铁公司建筑工地上去劳动改造。在一般人看来，为了自己在政治上、艺术上双重发展，孙维世应该宣布和背叛她感情的金山划清界线，并跟他离婚。然而孙维世在失足的金山最需要她关爱的时候没有嫌弃他，毅然选择“为爱情而牺牲”，一直和丈夫金山在一起。
1964年春天，孙维世投身到火热的大庆油田建设中去，和大庆职工、家属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从思想到生活都同职工、家属打成一片，创作了歌颂大庆家属闹革命的话剧《初升的太阳》。孙维世和大庆职工家属演出队一起到北京，向党中央汇报演出话剧《初升的太阳》，得到了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热情肯定和鼓励。
可是，正是这部好戏，却被自封为“革命文艺旗手”的江青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欲连戏带人一起消灭。
江青嫉恨孙维世由来已久。
孙维世当年在“上海业余剧团”当小演员时就已认识了江青，知道江青在上海滩那段不光彩历 史。后来在延安与江青相见。江青初到延安，知道孙维世与周恩来有养父女关系，便对孙维世表现得非常“亲热”，想通过孙维世结识周恩来。然而孙维世却很鄙夷江青，处处提防着她。
1946年，孙维世回到延安，未露“峥嵘”的江青找到孙维世，假惺惺地向孙维世表示：“你是周副主席、邓大姐的女儿，我是主席的人，以后要好好团结。”孙维世深感此人居心叵测，从此对她敬而远之。
1950年初，孙维世跟随毛泽东、周恩来访苏回国后，江青去看她，一再打听毛泽东在苏联的一些情况。孙维世知道，毛泽东在苏联的有关情况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不能随便泄露。所以当江青问她时，她不得不环顾左右而言他，避而不谈毛泽东在苏联的种种情况，弄得江青很扫兴。
“十年动乱”开始后，江青急不可待地要跟孙维世算账了。她同林彪的老婆叶群做了一笔交易。江青对叶群说，现在动乱，正是除掉仇人的好时机，你有仇人我保证帮你除掉，我的仇人也请你帮我除掉。她告诉叶群，孙维世是她的仇人，问叶群能不能派人替她把孙维世抓起来?这正中叶群下怀，孙维世曾经是她的情敌，她恨死孙维世了。自从那年孙维世离开她的家，20年来，她不仅不许孩子们在家中提到孙维世的名字，连孙维世导演的话剧都不许看，再到后来，甚至不许在家中谈论话剧，她唯恐因此引起林彪对孙维世的怀念。
1967年12月，七八个公安人员闯到金山和孙维世的家中，以所谓“特嫌”罪名把金山抓走。然后进行抄家，翻箱倒柜，大肆搜查，拿走了许多珍贵物品：孙维世珍藏的当翻译组长时和毛泽东一起拍摄的许多照片，毛泽东的亲笔字，周恩来、邓颖超和孙维世合拍的许多照片以及他们给孙维世的许多亲笔信，还有江青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写给孙维世表示亲昵的亲笔信。
这些照片和信件立即被全部送到了江青手里。江青咬牙切齿地一边看，一边撕，亲手把这些不可多得的稀世之宝——毛泽东、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珍贵文物销毁。
一个清晨，北京城里的长安街上竟然出现了指名攻击、诬蔑八亿人民敬爱的周总理的大字报，紧接着有一批来历不明的所谓的外调人员威逼孙维世交代关于周恩来的事情。他们用极其肮脏的语言，连骂带讽刺地反复追问她跟周恩来是什么关系。孙维世怒而不言，拒绝回答，江青、叶群的爪牙嗓子都叫哑了，仍一无所获。
1968年3月1日，正在被强迫劳动的孙维世突然被以“苏修特务”的罪名逮捕，戴上手铐投进监狱。孙维世被捕后两个星期，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借题发挥，当众咒骂孙维世是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狼”。
孙维世在被捕之前，已预感到处境险恶，她约妹妹孙新世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见面。她对妹妹说：“妹妹，我是一个小人物，死了没关系，总理关系到党和国家，我们的总理一定要保着呀……”接着，她又谈到正在遭受非人折磨的哥哥孙泱。孙泱时任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诬蔑为特务而遭逮捕下狱。姐妹二人都知道哥哥是无辜的，但又无能为力。
“人一死，问题就不好搞清楚了。”孙维世最后对妹妹说：“无论如何不能死。如果我死了，说什么你也别信，那一定是被害死的。”谁知，这番话竟成了她最后的遗言。
孙维世一进监狱就被定为“关死对象”。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下，她至死不屈，没有讲过一句不利于党和人民的话。当她被折磨得已不能行走的时候，还有人在不停地踢她。
经受了7个月惨无人道的精神与肉体的摧残，1968年10月，孙维世悲愤地离开人世。
周恩来得知孙维世的死讯，怀疑她是遭虐待身亡，因此下令解剖尸体，查明死因。然而，尸体已被江青、叶群的爪牙焚尸灭迹了。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去追要骨灰，对方回答道：“已经当作反革命处理了，不留骨灰。”
孙维世被害死时年仅47岁，正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干事业的大好年华，令人为之扼腕叹息!
责编 卫清萍
任锐是革命先烈孙炳文的夫人。孙炳文是朱德的挚友，1922年与朱德一道去西欧马克思的故乡寻找革命真理，后经周恩来介绍，与朱德一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旅欧支部成员。归国后，孙炳文在周恩来领导下在广州黄埔军校工作。周恩来离开广州时，由孙炳文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任总教官。北伐战争时，孙炳文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1927年4月，他奉党组之命从广州由海路经上海转赴武汉担任领导工作。轮船在海上行驶途中，恰逢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船抵上海码头，由于反革命投机分子褚民谊告密，孙炳文被蒋介石的特务逮捕，一周后，蒋介石密令将其杀害于上海龙华特务处。
任锐青年时，就参加了反清革命活动。辛亥革命时，来往于平津之间，为同盟会运送军火。在北洋军阀政府镇压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三·一八”惨案中，她怀着尚未出世的女儿，在北京段祺瑞执政府大门前和革命群众一道，同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搏斗，腹部被踩受伤，仍坚持战斗。在丈夫孙炳文罹难后，任锐掩埋了烈士的遗体，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历尽艰辛，将几个儿女养育成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和三个子女(孙泱、孙维世、孙名世)先后投奔延安。
任锐在延安从不计较工作岗位，上级分配给她的工作任务她都以最大的热忱努力去完成，她总是把大家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为个人打算，同志们热情地称呼她为“妈妈同志”。“妈妈同志”鼓励长子孙泱参加八路军，到华北敌后战场去跟日军拼杀。孙泱后来长期给朱总司令做秘书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妈妈同志”又鼓励次子孙名世参加解放军，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辽沈战役中，孙名世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新中国诞生前夕，“妈妈同志”积劳成疾，在北京逝世。周恩来亲笔给其墓碑题词：“任锐同志之墓一九四九年八月立周恩来敬题。”
孙维世进抗大时年仅17岁，但已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她很漂亮，能歌善舞，又能登台表演剧目，是抗大一道靓丽的风景，堪称校花。
早在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在广州召集孙炳文、任锐等同志秘密开会讨论党的工作和其他政治问题时，为防国民党右派分子监视和捣乱，5岁的孙维世就开始担当起放哨的任务。她常常趴在窗口看着外边的动静，如有陌生人走来，就向爸爸和周叔叔报信。有时，孙炳文外出传达党的指示，就抱着她上街，她总是趴在爸爸肩上机灵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看有没有形迹可疑的人在爸爸后面盯梢。所以后来人们开玩笑说，孙维世5岁就参加革命了。
孙维世从小就跟着妈妈在严酷环境里颠沛流浪，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有机会就上学，没有机会就停学，还常常在紧急情况下帮助妈妈烧毁秘密文件。在妈妈教育下，她从小就知道共产党怎么好，国民党怎么坏。1935年，中共上海地下党和许多进步组织遭到国民党严重破坏，“租界”和“华界”都笼罩着白色恐怖，任锐将14岁的孙维世改名换姓，隐蔽在与共产党有密切联系的“东方剧院”，后来又先后隐蔽在党所领导的“上海业务剧人协会”、“上海业余剧团”，有时剧团也让她演点小角色。
1937年，上海沦陷后，16岁的孙维世随逃难的人群涌到武汉，她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去延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不认识她，觉得她年龄太小，没有批准她的要求，她站在门口饮泣不走。周恩来中午返回办事处时，看见一个少女在伤心地哭泣，经查询，才知道这个女孩竟是他的老战友孙炳文烈士的女儿，便一把将她抱住，仔细端详着、追忆着这个早在十多年前在广州就熟识的孩子，禁不住连声叫道：“啊，孩子!孩子!”不久，周恩来和邓颖超就托人将孙维世带到延安。周恩来夫妇缅怀忠烈，写信给任锐，愿将孙维世收作自己的女儿，任锐高兴地同意了。周恩来、邓颖超视孙维世如同己出，常给她写信，对她进行鼓励和教育，向她倾注只有慈爱的父母才能给予的那种爱。
孙维世差不多是和江青同时到延安的，她们是抗大同一期的同学，还曾同台演出《血祭上海》。
《血祭上海》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上海一个家财万贯的资本家的姨太太红杏出墙，与家里的司机有私情。那司机是一个爱国者，他把一车运给日本人的军火开进了黄浦江，自己也牺牲了。江青扮演剧中资本家的姨太太，孙维世扮演剧中资本家的女儿。
孙维世在抗大学习结束后，又转人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继续学习革命理论。
1939年夏，周恩来骑马去中央党校作报告，因随他去党校听课的江青骑的马受惊，使周恩来从马背上摔下来，造成右臂严重骨折，中共中央决定送周恩来去苏联就医，并由其夫人邓颖超陪同。孙维世得到毛泽东批准，随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一起乘飞机赴苏联读书。孙维世先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后进莫斯科戏剧学院表演系和导演系深造。
1938年3月1日拂晓，平型关大捷后的林彪，身穿缴获的日军黄呢大衣，骑着日军的高大战马，在警卫排的护卫下西渡黄河赴延安。在路过山西隰县阎锡山的晋军第十九军防区时，晋军第十九军的哨兵班长透过薄雾，以为是鬼子偷袭他们部队的，便瞄准洋马上的林彪开了一枪。这一枪击中了林彪的胸膛，而且伤了脊神经，使他落下了很多后遗症。同年冬，林彪在其妻张梅陪同下赴苏联治疗。
1937年，担任抗大校长的30岁的林彪，经他的老师董必武介绍，和中央党校学员张梅结了婚。张梅原名刘新民，生在古代绝色美人貂蝉的故乡陕北米脂。米脂虽穷，但水土很好，自古就是出美女的地方，“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是一句传遍天下的民谚。而师范毕业的姑娘张梅，在米脂又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美人，人称“陕北一枝花”。
婚后，林彪与张梅性格的矛盾日渐暴露出来。在苏联养病时，两人越闹越僵，到不能共同生活的地步。就在林彪为自己的婚姻苦恼时，孙维世从天而降，来到莫斯科。
正值豆蔻年华的孙维世，天生丽质，明艳而又清纯，亭亭玉立，活像一朵出水的芙蓉，加之聪明好学，富有教养，十分讨人喜爱。身居异国的孙维世与林彪有着师生之谊，此时，她还不知道，林彪已将丘比特之箭射向了她。
孙维世对名扬中外的“常胜将军”林彪，自然是十分崇拜的，她跟当时在莫斯科求学的中国革命先烈的遗孤及中共领导人的子女，如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蔡和森的儿子蔡传、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朱德的儿子朱敏、林伯渠的女儿林莉等等，在星期天或节假日聚会时，便邀请林彪参加他们的一些活动，请这位年轻的革命军事家讲井冈山，讲长征，讲平型关大捷……林彪往往不肯多讲他自己，越是显得谦虚，越是能引起这群年轻人的敬重。
林彪本是一个沉默寡言、极不活跃的人，他愿意参加这群青年学子的活动，完全是奔孙维世来 的。林彪城府很深，从不轻易将内心世界暴露给别人，涉世不深的那一群青年更不知道他已爱上孙维世了。当有人请他去参加活动时，他总是不经意地和蔼地问：“大家都去吗?”这句话的潜台词则是：孙维世去不去?当他知道大家都参加时，便痛快地答应：“我一定去!”
林彪来了，总是愿意靠近孙维世，亲切地和她聊天，伺这问那，显得十分关心。
活动结束了，林彪心里又往往十分怅惘，但他善于克制，可一回到他住的疗养院，便显露出焦躁不安。林彪烦恼的时候，有时也打电话叫孙维世来疗养院玩。天真的孙维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位赫赫有名的战将已属意于她了。出于对英雄的崇拜，在这一期间，她也很愿意跟林彪往来，向林彪请教一些问题。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林彪趁张梅外出看朋友之机，又邀孙维世来疗养院玩，并格外殷勤地招待她，还特意请她到大街上吃晚饭。晚饭后，孙维世送林彪回疗养院。在夕阳晚照的莫斯科笔直的街道上，两人一边走，一边闲聊。
林彪看了一眼身边的孙维世，似乎漫不经心地问：“维世，你今年多大了?”
“我是1921年生的，你看多大了?”孙维世调皮地歪着头反问林彪。
“哎哟，都20岁啦!”林彪一顿，突然问：“你是个大姑娘啦，想不想有个家啊?”
“家?我有一个很理想的家，周副主席那里是我的家，延安是我的家，革命队伍是我的家，这里也是我的家!”生性乐观的孙维世如数家珍般地数着“家”，说着说着快活地笑起来。
林彪听着孙维世说到“这里”二字，眼睛里露出了光彩，十分兴奋：“对，对，你应该把我这里也当作你的家。”
孙维世听了“扑哧”一笑：“不，我是指莫斯科戏剧学院，就是我现在的家!”对于孙维世这个小小的更正，林彪心里有点不悦，但他很快又克制住了。沉默了片刻，林彪像大哥哥关怀小妹妹似地问：“你有男朋友了吗?”
孙维世爽快地直摇头。
林彪进一步试探：“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什么时候?哈哈……”孙维世又朗声大笑，“我还没有认真地考虑过呢!”林彪真有些恨孙维世不开窍。可是孙维世越显得天真、开朗，林彪对她越发动心。但在外表上，高深莫测的林彪却极力保持着大人物的威严，不显露出丝毫的急迫。作为一个军事家，他当然知道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于是便慢条斯理地开导：“革命是个大家庭，但革命并不反对每个革命者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革命者也不是清教徒，他和她总要恋爱、结婚、成家的。”
“结婚?成立小家庭?对我来说那是将来的事!”孙维世依然含笑而又调皮地答道。
“将来是什么时候?”
“等革命胜利呗!”
“哎呀，那要等到什么时候?革命胜利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毛主席常批评我们不要犯革命急性病。革命分阶段嘛，不断革命与革命阶段相结合，真等到革命胜利那一天，恐怕你已经变成老太婆了!”
孙维世咯咯地笑着，仍用调皮的口吻说：“即便那样，我也高兴!”
林彪脸上挂着不自然的微笑。他们不知不觉地漫步回到莫斯科近郊库契诺疗养院前的小花园里，这时夜幕已经降临了。莫斯科郊外的夜晚是迷人的，路灯下闪动着一对对情侣的身影，夜空中飘荡美妙的俄罗斯乐曲。在这一派异国风情中，孙维世陪着林彪在宁静的花园中漫步。林彪突然站住了，直视着孙维世：“你知道吗?我非常非常喜欢你，不，非常非常爱你，和你结婚、生活在一起，是我最大最强烈的愿望……”
林彪把这样重大的问题毫不掩饰地直截了当地表白出来，孙维世一下愣住了。这个平时受大家崇敬的英雄将领，表面上那么严肃，不苟言笑，今天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这种猝不及防的“短促突击”，使孙维世的脸腾的一下变得绯红，心跳也变急促了，她惶恐地望着林彪，目光有些躲闪，显得不知所措。但孙维世毕竟是一个见过世面的姑娘，片刻便冷静地恢复了常态，诧然地反问林彪：“您?您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林彪对孙维世的反问并不显得尴尬，而是理直气壮地答道：“我和张梅，你并不了解，我们合不来，感情一直很不好，我是痛苦的……”林彪向孙维世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他家庭生活的不幸，一副痛苦的样子。他最后恳切地说，他和张梅很快就要分手了，他要重新建立一个家庭，他希望孙维世能理解他，支持他，帮助他。
林彪这番表白，颇为动感情，诚实、单纯的孙维世相信了，甚至被感动了，心里同情他家庭生活的不幸。林彪看到孙维世流露出为难的样子，也没有再逼她马上表态，趁好即收，转用温和的口吻，把气氛缓和下来：“这也是个大事，你不一定现在就回答我。我是很爱你的，我等待你的答复……”
刚过而立之年的林彪，从长相来看，虽然身材瘦弱，不够魁梧，但并不难看，他那高高的鼻梁和两只深不可测的大眼为他那椭圆形的脸盘平添了一些风采。他虽然比孙维世年长14岁，但年龄并不是婚姻的障碍，只是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求爱，孙维世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在她看来，林彪是个高不可及的神秘的巨人，论水平、论资历跟他相差十万八千里，他只能是她非常信赖、非常崇敬的师长，而绝不是她心且中的白马王子。现在林彪已点破了这层窗户纸，孙维世平静的心田也泛起了涟漪，自古美人爱英雄，一种不可名状的情愫在她心底萌动。
1942年1月，林彪应召从苏联回国。回国前夕，他又打电话约孙维世见面。吃过晚饭，两人一同来到华灯初上的莫斯科河畔散步。林彪望着黑沉沉的河水，缓缓地说：“过几天我就要回国去了。”
“我希望在这里能看到您的战斗捷报，比平型关还辉煌的胜利!”孙维世声音甜甜的但很真切地说。
“我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林彪笑了笑，“不过，我对你的期待，你还没有答复我呢!”
“你的期待……”孙维世羞涩地低头不语。
林彪望着这个天真烂漫、比自己小14岁的姑娘，觉得可爱又可气：“还记得我们那次在疗养院门前花园里的谈话吗?我已经和张梅分手了，张梅就留在苏联，我也决定今后非你不娶!你是我心中的女神、天使，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完美的姑娘，你和我一块儿回国去吧……”没想到，这位久经沙场的军人，在情场上也情意绵绵，话同样讲得炽热而娓娓动听。
孙维世早有思想准备，估计林彪今晚肯定会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让她表态。为了不伤他的自尊心，她委婉地拒绝道：“很遗憾，我不能和你一块儿回国，我正在念导演系，还没毕业呢。”
“毛主席说过，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实践更是学习，”林彪用毛泽东的话来劝导孙维世，“你回到延安可以边工作边学习嘛，何必一定要等到毕业呢?”
“那怎么行?我来苏联是毛主席亲自批准、周副主席亲自把我送进学校的，学习是我唯一的任务，如果半途而废，我回去怎么向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交代?”
孙维世把理由说得那么充分，那么有力量，林彪尽管心里很不痛快，也不好勉强：“那也好，我先 回去，我等你!”
孙维世确实被感动了。但她又是一个很有志气、事业心极强的女性，压根儿不愿意跟一个大人物结婚，不愿意将自己的命运完全维系在一个男人身上，最终导致自己在事业上无所作为。于是她果断地对林彪说：“不，你千万不要等我，我可还要学习4年哪!”
“4年算什么，”林彪显出很不在乎的样子，“什么时候我都等你!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在国内等你学成归来!”
信誓旦旦的林彪并没有遵守自己的诺言，他回国后的第二年就同叶群结了婚。
林彪与叶群结婚三年后，即1946年9月中旬，孙维世与李立三的夫人李莎、林伯渠的女儿林莉一起乘火车从苏联回国。在哈尔滨下车后，孙维世前去看望时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前身)总司令林彪。
林彪一见到孙维世，极为热情，当即吩咐妻子叶群安排晚宴。筵席极为丰盛，用东北特有的珍禽异兽烹制的美味佳肴，摆满了餐桌。而参加这次晚宴的除孙维世之外，便是林彪一家五口人：林彪、叶群、林小琳(林彪与前妻张梅生的女儿)和年尚幼小的林立衡、林立果。
当林彪得知孙维世至今还没结婚，仍是单身一人后，一种很难启齿的异样情绪顿时涌上了他的心头。他看看25岁的孙维世，是那样地谈吐潇洒，风度翩翩，美丽动人，而妻子叶群，虽说也只有二十几岁，但无论哪一方面都不能跟自己曾苦苦追求过、现在又重逢的孙维世相比。林彪手托着筷子，冷眼对比同一桌上的这两个女人，越看越懊恼，越想越没食欲，最后放下筷子，坐在那里郁郁不语，暗生闷气。
叶群不知其中的奥妙。她见林彪情绪不佳，不想吃菜，还以为他是哪儿不舒服，于是便随手夹了块鹿肉放到林彪的碗里。她知道这是林彪最爱吃的，满以为林彪会很高兴，谁知林彪索性把筷子一放，碗一推，沉着脸说：“我又不是没长手，吃你的吧，我饱了!”
这一举动，不仅使叶群感到难堪，也使孙维世大吃一惊。事后几天，林彪很是反常，不但吃不好、睡不好，有时候还唉声叹气，发着邪火。叶群为此很着急，可又害怕林彪，不敢言声。叶群毕竟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人，经拐弯抹角地仔细打探，得知原来林彪在苏联养病期间曾热烈地追求过孙维世。这下子，叶群醋海翻波……
1946年，孙维世回到延安，立即向毛泽东，接着又向周恩来和邓颖超汇报她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和她所经历的苏联卫国战争时的见闻。毛泽东和周恩来、邓颖超都给她很大的鼓励和殷切的嘱咐。她背上行李到陕西葭县和山西三交县等地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解放战争期间，她随军在陕西、山西、河北等地转战，并参加了解放太原的战役。她在炮火连天的前线和被解放了的广大乡村，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及时地、出色地宣传了党的有关政策。
1949年北平解放时，她和其他文艺工作者一道扭着秧歌入城，亲自指导排练优秀的文艺节目迎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进北京城。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与斯大林会谈，孙维世担任中国访苏代表团翻译组组长，一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从事机要工作，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表扬。
孙维世后来与著名的话剧演员金山结了婚。
金山(1911－1982)，湖南沅陵人，原名赵默，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革命的文艺家。
1950年春，金山担任院长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演著名苏联话剧《保尔·柯察金》。金山扮演男主角保尔·柯察金，其妻张瑞芳扮演女主角冬妮娅，担纲该剧导演的便是被人誉为红色公主的29岁的孙维世。在排演此剧的时候，金山和孙维世感情上擦出了火花，双双坠入爱河。他们不顾一切地相爱了，两人爱得大胆而炽热，引起了轩然大波。随着《保尔·柯察金》的演出，一场现实生活中的感情悲喜剧也随着上演了，金山和张瑞芳的家庭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绯闻传进了中南海，也传进了周恩来的耳朵。
1950年8月8日，孙维世来到中南海西华厅周恩来的家里，组织并一手操办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银婚纪念活动。作为女儿的孙维世把两朵大红绢花分别佩戴在养父母的胸前，并给二老行了大礼。周恩来微笑着说：“维世给我们做‘银婚’纪念了。”他对卫士们解释道，按照西方的习俗，结婚25年叫“银婚”，50周年叫“金婚”。
饭后，周恩来将孙维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严肃批评她错误的恋爱观，不该跟有妇之夫金山恋爱，涉足金山、张瑞芳的家庭，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然而，孙维世和金山已爱得死去活来，她义无反顾地爱上了金山，心甘情愿地充当“极不光彩”的“第三者”。结果，连周恩来也感到无能为力，最终还是同意了她的选择。张瑞芳是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刚强而又理智的表演艺术家，既然金山和孙维世已爱得如胶似漆，那说明她和金山的爱情已经死亡了，于是她便和金山办了离婚手续，成全了他和孙维世的爱情。
1952年，金山在随文化艺术代表团赴朝鲜前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期间，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在朝鲜战场上制造了“国际桃色事件”，差点儿被彭德怀枪毙。
金山在朝鲜受到朝鲜人民最高领袖金日成接见时表示，他要好好在前线和民间采访，创作一部歌颂朝鲜三千里江山、描写中朝人民并肩战斗的电影《患难与共》。金日成大为赞赏，让自己漂亮的女秘书给金山当向导兼翻译。
金山和这位女秘书朝夕相伴，二人坠入情网，同居一处，发生了不该发生的肉体关系。金日成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说：“我们在浴血奋战保家卫国，你们却在洒过烈士热血、躺过烈士尸体的土地上腐化堕落!”一怒之下，枪毙了那个女秘书。碍于金山是中国人，便把他交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这政治影响太坏了，彭德怀非常恼火，发电报请示中央，要借金山的头，向金日成谢罪。周恩来知此消息后，连忙回电命令把金山押回北京受审。
金山一到北京，便被宣布开除党籍，撤职查办，最后被送到石景山钢铁公司建筑工地上去劳动改造。在一般人看来，为了自己在政治上、艺术上双重发展，孙维世应该宣布和背叛她感情的金山划清界线，并跟他离婚。然而孙维世在失足的金山最需要她关爱的时候没有嫌弃他，毅然选择“为爱情而牺牲”，一直和丈夫金山在一起。
1964年春天，孙维世投身到火热的大庆油田建设中去，和大庆职工、家属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从思想到生活都同职工、家属打成一片，创作了歌颂大庆家属闹革命的话剧《初升的太阳》。孙维世和大庆职工家属演出队一起到北京，向党中央汇报演出话剧《初升的太阳》，得到了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热情肯定和鼓励。
可是，正是这部好戏，却被自封为“革命文艺旗手”的江青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欲连戏带人一起消灭。
江青嫉恨孙维世由来已久。
孙维世当年在“上海业余剧团”当小演员时就已认识了江青，知道江青在上海滩那段不光彩历 史。后来在延安与江青相见。江青初到延安，知道孙维世与周恩来有养父女关系，便对孙维世表现得非常“亲热”，想通过孙维世结识周恩来。然而孙维世却很鄙夷江青，处处提防着她。
1946年，孙维世回到延安，未露“峥嵘”的江青找到孙维世，假惺惺地向孙维世表示：“你是周副主席、邓大姐的女儿，我是主席的人，以后要好好团结。”孙维世深感此人居心叵测，从此对她敬而远之。
1950年初，孙维世跟随毛泽东、周恩来访苏回国后，江青去看她，一再打听毛泽东在苏联的一些情况。孙维世知道，毛泽东在苏联的有关情况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不能随便泄露。所以当江青问她时，她不得不环顾左右而言他，避而不谈毛泽东在苏联的种种情况，弄得江青很扫兴。
“十年动乱”开始后，江青急不可待地要跟孙维世算账了。她同林彪的老婆叶群做了一笔交易。江青对叶群说，现在动乱，正是除掉仇人的好时机，你有仇人我保证帮你除掉，我的仇人也请你帮我除掉。她告诉叶群，孙维世是她的仇人，问叶群能不能派人替她把孙维世抓起来?这正中叶群下怀，孙维世曾经是她的情敌，她恨死孙维世了。自从那年孙维世离开她的家，20年来，她不仅不许孩子们在家中提到孙维世的名字，连孙维世导演的话剧都不许看，再到后来，甚至不许在家中谈论话剧，她唯恐因此引起林彪对孙维世的怀念。
1967年12月，七八个公安人员闯到金山和孙维世的家中，以所谓“特嫌”罪名把金山抓走。然后进行抄家，翻箱倒柜，大肆搜查，拿走了许多珍贵物品：孙维世珍藏的当翻译组长时和毛泽东一起拍摄的许多照片，毛泽东的亲笔字，周恩来、邓颖超和孙维世合拍的许多照片以及他们给孙维世的许多亲笔信，还有江青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写给孙维世表示亲昵的亲笔信。
这些照片和信件立即被全部送到了江青手里。江青咬牙切齿地一边看，一边撕，亲手把这些不可多得的稀世之宝——毛泽东、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珍贵文物销毁。
一个清晨，北京城里的长安街上竟然出现了指名攻击、诬蔑八亿人民敬爱的周总理的大字报，紧接着有一批来历不明的所谓的外调人员威逼孙维世交代关于周恩来的事情。他们用极其肮脏的语言，连骂带讽刺地反复追问她跟周恩来是什么关系。孙维世怒而不言，拒绝回答，江青、叶群的爪牙嗓子都叫哑了，仍一无所获。
1968年3月1日，正在被强迫劳动的孙维世突然被以“苏修特务”的罪名逮捕，戴上手铐投进监狱。孙维世被捕后两个星期，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借题发挥，当众咒骂孙维世是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狼”。
孙维世在被捕之前，已预感到处境险恶，她约妹妹孙新世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见面。她对妹妹说：“妹妹，我是一个小人物，死了没关系，总理关系到党和国家，我们的总理一定要保着呀……”接着，她又谈到正在遭受非人折磨的哥哥孙泱。孙泱时任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诬蔑为特务而遭逮捕下狱。姐妹二人都知道哥哥是无辜的，但又无能为力。
“人一死，问题就不好搞清楚了。”孙维世最后对妹妹说：“无论如何不能死。如果我死了，说什么你也别信，那一定是被害死的。”谁知，这番话竟成了她最后的遗言。
孙维世一进监狱就被定为“关死对象”。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下，她至死不屈，没有讲过一句不利于党和人民的话。当她被折磨得已不能行走的时候，还有人在不停地踢她。
经受了7个月惨无人道的精神与肉体的摧残，1968年10月，孙维世悲愤地离开人世。
周恩来得知孙维世的死讯，怀疑她是遭虐待身亡，因此下令解剖尸体，查明死因。然而，尸体已被江青、叶群的爪牙焚尸灭迹了。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去追要骨灰，对方回答道：“已经当作反革命处理了，不留骨灰。”
孙维世被害死时年仅47岁，正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干事业的大好年华，令人为之扼腕叹息!
责编 卫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