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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结构性减税”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出台的重要举措能否延续备受关注，“两会”期间，本刊记者就此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国家税务总局前副局长许善达。
记者：许善达委员，你好，作为一名曾长期从事税务工作的经济学家，你对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政策如何评价？
许善达：我国针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积极”（经济学的术语是“扩张”）的财政政策，既有支出的扩张，又有收入的扩张。支出的扩张就是4万亿元的投资；收入的扩张就是减税，包括2008年所得税合并（体现在2009年所得税汇算清缴税负下降）和2009年增值税转型等。这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政策是与4万亿元投资同等重要的措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实行1年来有明显成效。特别应该说明的是政府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扩张财政政策比10年以前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扩张财政政策的水平提高了很多。因此，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比1998年要严重得多的情况下，只用1年多的时间，我国在世界上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
记者：2010年伊始，我国已经“没有减税空间”的声音又出现在媒体上，其理由是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结构性减税”的方针应该停止执行了。
许善达：我不赞成这种意见。应该说，2006年农业税全面废除，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出台，2009年增值税全面转型，这几项重大减税措施使我国现行税制的税负水平与市场经济要求的距离大大缩小，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个距离仍然很大。所以，尽管2009年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比前几年有所降低，但我国仍有减税空间，仍然需要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坚持“结构性减税”的方针。
仅就主要税种而言，增值税的购进中，除交通运输以外的营业税，比如建筑、通信等营业税仍然不允许抵扣；1994年税制改革遗留的营业税重复征税、出口不予退税、税负偏高问题尚未触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之间的重复征税问题尚未进入税制改革考虑范围；个人所得税中扣除额偏小和部分税率偏高问题解决方案出台困难。其他税种各类问题也不少。1994年至今16年税制改革的经验告诉我们，“保持税收收入总体增长，实行有增有减的税制结构调整”的方针应该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下去，直到我国税制的税收负担水平与市场经济要求的税收负担水平基本一致为止。
记者：继续实行这个方针会不会带来财政预算平衡的困难？
许善达：困难肯定会有，但不减税就没有困难吗？1998年不但没有减税事实上还加了税，效果就理想吗？如果不是2003年一次性解决出口退税的2700亿元欠退税，并且启动了增值税转型试点和企业所得税立法程序，就不可能有随后五六年税收的高速增长（尽管增值税转型试点时间和所得税立法时间本都可以大大缩短）。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我国潜在的财政收入足以对冲减税所减少的财政收入。首先，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又将进入一个高增长时期，我国税收与GDP的弹性系数远大于1，这是保证财政预算平衡的最基本因素。其次，我国的2万多亿的巨额外汇储备同时也是财政储备。当外汇储备用于增加进口时，不仅我国可以将外汇储备转化为实际财富，还会带来巨额进口税收。只要总规模扩大，即使外贸顺差保持不变，财政收入也会因此而增长，如果顺差减少，进口增多，财政收入还可以更多地增加。再其次，税收的征收率还大有提高的空间。我国增值税征收率由于金税工程的成功已经达到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但由于普通发票尚未进入金税工程覆盖范围，对商品零售增值税的征收率还不高，营业税征收率就更低，提高企业所得税征收率还没有提上日程。如果把普通发票纳入金税工程，税收征收率还能再提高。这些潜在的财政收入都为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实施“结构性减税”方针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记者：我国税制改革和税收征管不断推进，实际上也是税负水平不断调整的历程。
许善达：税负水平的问题要结合实际动态地看，1994年我国推出了新税制。当时国务院要求税制改革后的“总体税负水平保持不变”，但新税制实施以后基本废除了“税收承包制”和地方政府为挖取中央收入而合法或越权的减免税权力。因此，虽然事实上新税制的税负水平低于旧税制的法定税负水平，但税收一直保持高速增长。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对税负水平的要求不再是与旧税制相比，而是税负水平要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这就使得新税制税负水平与市场经济要求的税负水平相比仍然过高的问题暴露出来。这些问题的提出就是要求政府进一步减税，降低税负水平。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出口受阻，国民经济发展遇到困难。政府果断地实行了扩张的财政政策，大幅度增加赤字，而“没有减税空间”的主张自然成为政府有关部门对企业上述减税要求的回应。实际上，由于中央政府拖欠2700亿元出口退税预算拨款，出口企业总体税负水平在名义上“扩张”的财政政策下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有所上升。因此，1998年出现政府赤字投资的财政扩张方针与企业高税负经营的财政紧缩方针同时扭曲并行的局面。
记者：这种扭曲的财政政策执行了多长时间？
许善达：首先，2001年，出现了与“没有减税空间”针锋相对的另一种主张：“保持税收收入总体增长，实行有增有减的税制结构调整”。这种主张有三层含义：一是税收收入总体上不会减少，各级政府领导和各有关部门不必担心财政预算盘子；二是有增税措施，对某些现行税制没有覆盖的经济活动和收益，或者虽然现行税制已经覆盖但税负水平明显偏低的经济活动和收益，要征税或加税；三是有减税措施，对税负水平明显高于市场经济要求的税种要减税，这就是对上述企业减税要求的另一种回应。
简称为“总体增长，结构有增有减”的主张在2003年成为政府的政策开始实施。2700亿元退税的预算拨款一次性落实到位，增值税转型试点在东北启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法合并进入立法程序，农村税费改革步伐加大等，各项减税措施逐步启动推进。正像前面讲的，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税收征管的强化（特别是金税工程解决了增值税虚开发票的漏洞）使税收收入呈现出多年高速增长的态势。这样，若干增税的措施（比如消费税税目和税率的调整）和减税的措施基本都落实到位了。
记者：目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迅速膨胀，至少10万亿元以上，财政偿还债务的负担如此之重，在这种财政状况下，“结构性减税”的方针能继续执行吗？
许善达：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确实关系到“结构性减税”方针的执行。我认为，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务的偿还问题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新战略。过去全国人大曾经作过决议，要求用一部分财政结余偿还债务，减少赤字。这个决议执行以后，财政赤字余额有所缩小，但只执行了很短一段时间就不再执行了。原因是用一般财政预算结余来偿还赤字国债是完全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当时的赤字规模不大，一般预算结余都不能完成偿还赤字债务的使命，目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赤字债务已经超过10万亿元，七八万亿元的一般预算收入规模就更无能为力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制定偿还赤字债务的新战略。这个战略应该是出售赤字投资所形成的资产来偿还债务。由于这些投资基本上都是基础设施项目，可以预期，这些项目的市场价值会高于投资额，只要经营得当，财政可以获得增值收入。只有，也只要实施这个赤字债务的偿还战略，前面所说的财政收入增长的潜力就完全可以保证“总体增长，结构有增有减”的方针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延续下去，直到我国税制的税负水平符合市场经济要求为止。
记者：许善达委员，你好，作为一名曾长期从事税务工作的经济学家，你对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政策如何评价？
许善达：我国针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积极”（经济学的术语是“扩张”）的财政政策，既有支出的扩张，又有收入的扩张。支出的扩张就是4万亿元的投资；收入的扩张就是减税，包括2008年所得税合并（体现在2009年所得税汇算清缴税负下降）和2009年增值税转型等。这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政策是与4万亿元投资同等重要的措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实行1年来有明显成效。特别应该说明的是政府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扩张财政政策比10年以前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扩张财政政策的水平提高了很多。因此，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比1998年要严重得多的情况下，只用1年多的时间，我国在世界上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
记者：2010年伊始，我国已经“没有减税空间”的声音又出现在媒体上，其理由是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结构性减税”的方针应该停止执行了。
许善达：我不赞成这种意见。应该说，2006年农业税全面废除，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出台，2009年增值税全面转型，这几项重大减税措施使我国现行税制的税负水平与市场经济要求的距离大大缩小，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个距离仍然很大。所以，尽管2009年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比前几年有所降低，但我国仍有减税空间，仍然需要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坚持“结构性减税”的方针。
仅就主要税种而言，增值税的购进中，除交通运输以外的营业税，比如建筑、通信等营业税仍然不允许抵扣；1994年税制改革遗留的营业税重复征税、出口不予退税、税负偏高问题尚未触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之间的重复征税问题尚未进入税制改革考虑范围；个人所得税中扣除额偏小和部分税率偏高问题解决方案出台困难。其他税种各类问题也不少。1994年至今16年税制改革的经验告诉我们，“保持税收收入总体增长，实行有增有减的税制结构调整”的方针应该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下去，直到我国税制的税收负担水平与市场经济要求的税收负担水平基本一致为止。
记者：继续实行这个方针会不会带来财政预算平衡的困难？
许善达：困难肯定会有，但不减税就没有困难吗？1998年不但没有减税事实上还加了税，效果就理想吗？如果不是2003年一次性解决出口退税的2700亿元欠退税，并且启动了增值税转型试点和企业所得税立法程序，就不可能有随后五六年税收的高速增长（尽管增值税转型试点时间和所得税立法时间本都可以大大缩短）。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我国潜在的财政收入足以对冲减税所减少的财政收入。首先，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又将进入一个高增长时期，我国税收与GDP的弹性系数远大于1，这是保证财政预算平衡的最基本因素。其次，我国的2万多亿的巨额外汇储备同时也是财政储备。当外汇储备用于增加进口时，不仅我国可以将外汇储备转化为实际财富，还会带来巨额进口税收。只要总规模扩大，即使外贸顺差保持不变，财政收入也会因此而增长，如果顺差减少，进口增多，财政收入还可以更多地增加。再其次，税收的征收率还大有提高的空间。我国增值税征收率由于金税工程的成功已经达到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但由于普通发票尚未进入金税工程覆盖范围，对商品零售增值税的征收率还不高，营业税征收率就更低，提高企业所得税征收率还没有提上日程。如果把普通发票纳入金税工程，税收征收率还能再提高。这些潜在的财政收入都为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实施“结构性减税”方针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记者：我国税制改革和税收征管不断推进，实际上也是税负水平不断调整的历程。
许善达：税负水平的问题要结合实际动态地看，1994年我国推出了新税制。当时国务院要求税制改革后的“总体税负水平保持不变”，但新税制实施以后基本废除了“税收承包制”和地方政府为挖取中央收入而合法或越权的减免税权力。因此，虽然事实上新税制的税负水平低于旧税制的法定税负水平，但税收一直保持高速增长。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对税负水平的要求不再是与旧税制相比，而是税负水平要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这就使得新税制税负水平与市场经济要求的税负水平相比仍然过高的问题暴露出来。这些问题的提出就是要求政府进一步减税，降低税负水平。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出口受阻，国民经济发展遇到困难。政府果断地实行了扩张的财政政策，大幅度增加赤字，而“没有减税空间”的主张自然成为政府有关部门对企业上述减税要求的回应。实际上，由于中央政府拖欠2700亿元出口退税预算拨款，出口企业总体税负水平在名义上“扩张”的财政政策下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有所上升。因此，1998年出现政府赤字投资的财政扩张方针与企业高税负经营的财政紧缩方针同时扭曲并行的局面。
记者：这种扭曲的财政政策执行了多长时间？
许善达：首先，2001年，出现了与“没有减税空间”针锋相对的另一种主张：“保持税收收入总体增长，实行有增有减的税制结构调整”。这种主张有三层含义：一是税收收入总体上不会减少，各级政府领导和各有关部门不必担心财政预算盘子；二是有增税措施，对某些现行税制没有覆盖的经济活动和收益，或者虽然现行税制已经覆盖但税负水平明显偏低的经济活动和收益，要征税或加税；三是有减税措施，对税负水平明显高于市场经济要求的税种要减税，这就是对上述企业减税要求的另一种回应。
简称为“总体增长，结构有增有减”的主张在2003年成为政府的政策开始实施。2700亿元退税的预算拨款一次性落实到位，增值税转型试点在东北启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法合并进入立法程序，农村税费改革步伐加大等，各项减税措施逐步启动推进。正像前面讲的，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税收征管的强化（特别是金税工程解决了增值税虚开发票的漏洞）使税收收入呈现出多年高速增长的态势。这样，若干增税的措施（比如消费税税目和税率的调整）和减税的措施基本都落实到位了。
记者：目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迅速膨胀，至少10万亿元以上，财政偿还债务的负担如此之重，在这种财政状况下，“结构性减税”的方针能继续执行吗？
许善达：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确实关系到“结构性减税”方针的执行。我认为，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务的偿还问题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新战略。过去全国人大曾经作过决议，要求用一部分财政结余偿还债务，减少赤字。这个决议执行以后，财政赤字余额有所缩小，但只执行了很短一段时间就不再执行了。原因是用一般财政预算结余来偿还赤字国债是完全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当时的赤字规模不大，一般预算结余都不能完成偿还赤字债务的使命，目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赤字债务已经超过10万亿元，七八万亿元的一般预算收入规模就更无能为力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制定偿还赤字债务的新战略。这个战略应该是出售赤字投资所形成的资产来偿还债务。由于这些投资基本上都是基础设施项目，可以预期，这些项目的市场价值会高于投资额，只要经营得当，财政可以获得增值收入。只有，也只要实施这个赤字债务的偿还战略，前面所说的财政收入增长的潜力就完全可以保证“总体增长，结构有增有减”的方针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延续下去，直到我国税制的税负水平符合市场经济要求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