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包含《清史稿》所缺的《布政使年表》，其筚路蓝缕之功甚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由于此表撰述较早，受当时资料与条件的限制，舛漏在所难免。今因纂修《清史·布政使表》，发现“钱表”不仅有布政使人名之讹、任职与离职时间之误，而且多有综合性史事的较大错漏。利用现在可见的多种史料，对“钱表”舛漏之处进行订误，将有益于当前的清史研究。
　　[关键词]钱实甫，布政使，“钱表”，订误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16－0003－05
　　
　　清代的布政使，执掌一省的财政与民政事务，职位十分重要。但《清史稿》的职官表中，并未设立《布政使表》，致使清代布政使官员整体状况不明。近人钱实甫先生(1909～1968)主要以清代顺治至光绪九朝《实录》《宣统政纪》《清史稿》《清史列传》等书的记载为依据，以个人之力撰《清代职官年表》一书，其中包含《清代布政使年表》(下文简称“钱表”)，筚路蓝缕之功甚巨。因当时可资利用史料之限制，遗漏、舛误在所难免。一般学人，涉及清代布政使问题若利用“钱表”，取其正而舍其讹即可，不必专事吹求。但笔者因从事国家《清史》之《布政使表》的编纂，不能不对“钱表”予以参考和全面审视，发现其中较大的讹误，愿公之于史学界以共同切磋，或许对清史研究有所裨益。
　　
　　一、关于布政使人名的订误
　　
　　“钱表”中对一些布政使的人名记载错误，包括人名中形近字的误写、缺字与颠倒、姓氏错误，以及将姓名相近者混淆等，以下谨举几例：
　　1　人名用字的音、形相近之讹
　　康熙朝云南布政使崔之瑛之名，《清世祖实录》《词林典故》《清史稿》《云南通志》《畿辅通志》等多种史籍均写为“崔之瑛”。仅《四库全书》本《陕西通志》有一处写作“崔之镆”，实为偶误。“钱表”唯取作“崔之镆”，而不顾其他多种史籍，考虑欠妥。当以“崔之瑛”为正。
　　乾隆时江宁布政使刘墫之名，“钱表”写作“刘墫”，乃为讹误。现查《清高宗实录》卷六一四、卷一○八七、卷一二五一，均记为“刘墫”。另，录副奏折档案中的记载也为“刘墫”，如刘墫于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十六日上的录副奏折中即写为“刘墫”。“墫”与“嶟”两字虽形近，但用于人名，仍须准确区分。应以“刘墫”为准。
　　乾隆朝福建布政使陶士横之姓名，《清高宗实录》卷三五五、卷三八二，及《乾隆朝上谕档》中均作“陶士僙”，且陶士僙所上之朱批奏折档案也自写为“陶士僙”，而“钱表”写为“陶士璜”，乃为舛误。
　　嘉庆朝江宁布政使许兆椿之名，“钱表”作“许兆基”，而《清高宗实录》《清仁宗实录》《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僙，以及《苏州府志》《清秘述闻》《晚晴藕诗汇》等多种史籍均为“许兆椿”，且许兆椿所上之朱批奏折档案也自写为“许兆椿”，可知“钱表”讹误。
　　乾隆时先后任湖南、四川布政使的王站住，其名在《清高宗实录》中就有“王站住”与“王站柱”之不同，其他文献亦然，尤其是朱批奏折原件亦是两种写法间出。“钱表”之中写作“王站柱”，择取欠安。查《晚晴簃诗汇》卷七十九载有王站住，“字晓苍，号桂舟”，且有诗集日《桂舟游草》。“桂舟”之典应出于屈原《九歌·湘君》之句：
　　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
　　其中开头“君不行兮”即寓意“站住”。古人字号，常与姓名照应，以此观之，其人名为“站住”近是。震钧(1857～1920)《天咫偶闻》卷五详记八旗人才及著述，中有：“《桂舟游草》，王站住”，其名即写作“站住”。既然档案史料、《实录》皆“站住”与“站柱”歧出，二者音同形似，极易混淆。且“站住”为名，内涵风雅而外若俚俗，人们容易将之讹为“站柱”，或许讹传过久，尤其是皇帝谕旨也往往差误，那就连时人及王氏本人也都不便出面更正，正好依违夷犹了。今日考之，以取“王站住”为善。
　　乾隆、嘉庆年间先后任安徽布政使、江宁布政使的陈奉兹，其名在《清高宗实录》《清仁宗实录》《嘉庆道光朝上谕档》、(光绪)《重修安徽通志》《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皇朝续文献通考》《清秘述闻》《晚晴簃诗汇》中都记载为“陈奉兹”，而“钱表”却讹为“陈奉滋”，显然讹误。
　　同治末年山西布政使绍箴之名，“钱表”误为“绍缄”。《清德宗实录》《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清史稿》、(光绪)《山西通志》、(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均写为“绍諴”，足证“钱表”之误。
　　2　人名缺字与书写颠倒等错误
　　顺治时山东布政使王标极之名，雍正《清世祖实录》《山东通志》皆书为“王标极”。唯“钱表”写作“王极”，丢失一字，误而未查。
　　乾隆朝直隶布政使单功擢之名，“钱表”写为“单功”，讹误。现查《清高宗实录》《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光绪《畿辅通志》均为“单功擢”，另朱批档案奏折中也记载为“单功擢”㈣。亦遗落一字，应予以纠正。
　　道光朝江宁布政使王庭兰之名，“钱表”作“王兰庭”，而《清宣宗实录》《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清秘述闻续》等资料均记载为“王庭兰”。另，王庭兰所上之朱批奏折档案也署名为“王庭兰”。可知“钱表”将其人名之两字颠倒，一朝疏失，便难察觉。
　　3　对二人姓名相近者的混淆
　　康熙朝后期湖南布政使宋致之名，《清圣祖实录》及《四库全书》本《福建通志》《湖广通志》等均记载为“宋致”，而“钱表”却讹为“宋至”。据汤右曾《光禄大夫太子少师吏部尚书宋公荦墓志铭》，“宋至”“宋致”是兄弟二人，皆为宋荦之子。据《四库全书》本《河南通志》记载：“宋至，字山言，商邱人，吏部尚书荦子。少聪颖能文，肆力风雅……癸未成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辛卯，圣祖命典贵州乡试，所拔皆名宿。明年，复命视学两浙，以公明称。尝设条约训诸生，至今诵之。岁试未周，丁外艰，归，卒于家。”可知，“宋至”并没有任职布政使的经历。由四川布政使调任湖南布政使者，应为“宋致”。“钱表”将宋致混淆为其兄“宋至”，实为大误。
　　康熙十四年江西布政使姚启盛之名，“钱表”却写作“姚启圣”，造成混淆，大误。江西布政使姚启盛并非后任福建布政使、总督的“姚启圣”。查《四库全书》本《钦定八旗通志》卷二百三十九记载有：“姚启盛，字际斯，汉军镶红旗人。以刑科给事中分巡赣南，持大体，不事烦苛。……寻升江西督粮道，又擢布政使。每遇赣州事辄留意，日吾未尝一日忘赣也。卒于官。”而《四库全书》本《钦定大清一统志》卷三百二十四：“姚启圣，奉天镶红旗人，康熙十三年为福建布政使。……十七年，擢福建总督……寻以病卒于官。”且姚启圣乃康熙二十二年进攻台湾的重要参与者，是清代的历史名人，他并无充任江西布政使的经历。而江西布政使姚启盛已于康熙十七年病卒，因此万不该混淆于“姚启圣”。 　　总之，“钱表”出现很多布政使人名讹舛，多数属于粗疏致误，有伤于学术质量，亟应纠正。
　　
　　二、关于布政使任职与离职时间的订误
　　
　　清代布政使的任职与离职时间，是年表编纂的重要内容，但也是较易产生错误之处，“钱表”即为“年表”，对此当已尽力查考，但对一些布政使任职与离职时间的记载仍有误，其中时间差误1天或数天者，笔者在新编《清史·布政使表》中随处更正。不必多叙，这里仅对时间误差颇大者举例分析，以为示例。
　　1　康熙朝甘肃布政使鄂恺的任职时间
　　“钱表”记载为：“康熙十八年、五、戊申、十五，6.22①；吏部迁。”即康熙十八年五月戊申(十五日)。但查《清圣祖实录》卷七三康熙十七年五月戊申记载：“升吏部郎中鄂恺为甘肃布政使司布政使。”另，查《甘肃通志》、光绪《甘肃新通志》均记载有“康熙十七年任”。故鄂恺的继任时间应为康熙十七年五月戊申(初九)，而“钱表”的差误为1年，乃疏忽所致。
　　2　雍正初年甘肃布政使钟保的离职时间
　　“钱表”记为：“雍正五年、十、己丑、七，11.19；革。”即雍正五年十月己丑(初七)日。而据《清世宗实录》卷六一雍正五年九月乙丑记载：“钟保著革职，以为人臣负恩溺职者之戒。”可知“钱表”所记讹误，其离职时间应为雍正五年九月乙丑(十二日)，“钱表”因疏忽而误差1月。
　　钟保离职后，其继任者孔毓璞的任职时间，“钱表”也记为雍正五年十月己丑(初七)，误。据《清世宗实录》卷六一雍正五年九月乙丑的记载：“调浙江布政使孔毓璞为陕西甘肃布政使司布政使，升河南按察使彭维新为浙江布政使司布政使。”故其任职时间应为雍正五年九月乙丑(十二日)，误差也是1月。
　　3　乾隆时甘肃布政使淑宝的离职时间
　　“钱表”记为：“乾隆二八年、九、己卯、廿五，10.31；桂布互调。”即乾隆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而据《清高宗实录》卷六九四乾隆二八年九月乙卯的记载：“以甘肃布政使淑宝、广西布政使王检对调。”及《乾隆朝上谕档》的记载：“乾隆二十八年九月初一日，内阁奉上谕：淑宝著调补广西布政使，其所遗甘肃布政使员缺著王检调补，钦此。”可知淑宝离职时间应为乾隆二十八年九月乙卯(初一日)。“钱表”是将“乙卯”日误为“己卯”。
　　4 “钱表”记载道光朝广西布政使张云藻离任以及劳崇光继任时间均为“道光二九年、八、癸未”，即道光二十九年八月十八日。现查《清文宗实录》卷一六道光三十年八月癸未记载：“广西布政使张云藻因病解任，调湖北布政使劳崇光为广西布政使。”并查《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的记载：“道光三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内阁奉上谕：广西布政使员缺紧要，张云藻现在患病，着开缺调理，劳崇光着调补广西布政使，湖北布政使着常大淳调补……钦此。”因而张云藻离任时间、劳崇光继任时间应为道光三十年八月癸未(二十四日)，“钱表”所记时间亦讹误1年。
　　5 光绪朝新疆布政使丁振铎的离职时间
　　“钱表”记为：“光绪二四年、九、戊午、八，10.22；迁滇抚。”即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八日。这是将记日的干支写错。查《清德宗实录》卷四三○光绪二十四年九月戊辰：“云南巡抚著丁振铎补授。”知其离职时间应为光绪二十四年九月戊辰(十八日)。与此相关，“钱表”也将继任布政使赵尔巽的任职时间搞错。
　　以上所列时间上的讹误，或相差1年，或相差1月，或将记日的干支写错，皆属于疏忽致误。而史表的编纂，如果最初的填写有所疏失，后来校订就极难发现，这与一般文稿撰述大为不同，呜呼!可不慎哉!
　　
　　三、关于综合性史事的订误
　　
　　“钱表”中除了上述人名、时间等错误之外，还存在一些综合性的史事错误和疏漏，包括布政使的离职原因、离职去向、到任前任职情况，以及对布政使任职漏载和错载等，这些都是比较大的史实舛漏，应予以重视，兹列数条如下：
　　1　康熙朝广西布政使颜敏的离职原因。“钱表”填写为：“康熙二一年、死。”大误。颜敏在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期出任广西布政使，事务繁杂，钱粮收支纷乱，乃可想而知。细读毛奇龄为之所撰《墓志铭》称：“大兵方南下，议非重臣辖其地不可，特诏君开藩广西……乃以力瘁并病瘴，上书乞身。而代事者以薏苡危君。君叹日：吾通籍以来，家居与游仕相半，惟此国与家两不能已。今主恩究未报，太夫人在堂不终事，有弟在川而不能一诀，憾可知已!遂不起。君生于万历丁巳正月初八日，卒于康熙甲子四月二十六日，年六十八。”可知颜敏以病乞休，应得到了批准，故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任命崔维雅为广西布政使，则颜敏病解必也在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据上引《墓志铭》，颜敏乃卒于康熙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已是离职后一年又五个月。清朝的制度是离任布政使必须将钱粮、库贮、账目一一清理无误，方可离开任职之处，而颜敏必因在职时账目难以清理，被继任官员追究攻诋，即所谓《墓志铭》“代事者以薏苡危君”，无法脱身还乡，即落入“惟此国与家两不能已”的麻烦局面，一年之后病逝于广西。故颜敏的离职原因应为病解，并非在任中死亡。
　　2　宣统初年甘肃布政使世增，身在云南而未及赴任，其死因在《清史稿》有明确的记载：“宣统三年九月乙丑朔，日有食之。……壬申，以瑞澄失守武昌，避登兵舰，潜逃出省，偷生丧耻，诏逮京，下法部治罪。癸酉，下诏罪己。……山西新军变，巡抚陆钟琦死之。云南新军变，总督李经羲遁，布政使世增及统制官钟麟同、兵备处候补道王振畿、辎重营管带范钟岳俱死之。”世增死于新军响应革命的兵变，而“钱表”填写为“殉难”，用词甚为不妥。
　　3　关于乾隆朝广西布政使汤雄业是由何职升任，《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六三乾隆五五年九月庚子日记载甚明：“汤雄业着补授广西布政使，其广西按察使员缺著善泰补授。”即汤雄业由广西按察使升任布政使。且《乾隆朝上谕档》中也有相同的记载。“钱表”登载汤雄业由四川按察使升任广西布政使，乃是无根据的舛误。查钱氏自己编辑的《清代按察使年表》也可以发现：乾隆五十五年的四川按察使，先是和宁，随之改任闻嘉言，而汤雄业乃广西按察使。
　　4　康熙时湖南布政使于朋举的离职，《清圣祖实录》未载，据《清史列传》《清史稿》本传以及《碑传集》卷七十七汪琬所撰《墓志铭》，乃被劾降二级调用。而“钱表”将其“降二调”列于康熙十年，则属大误。
　　考汪琬所撰《墓志铭》，记述：于朋举“积与巡抚者忤，竟以事中伤，公得旨镌二级调用。公未归，而巡抚亦遂以贪残获罪，士民皆快巡抚而惜公，无不相顾叹息者。”可知于朋举被降调是在偏沅巡抚被罢职之前不久。查史籍文献，康熙十年偏沅巡抚卢震并无获罪罢官之事，而被罢免的偏沅巡抚应是周召南，时间为康熙八年八月，故湖南布政使于朋举的离职乃在康熙八年。“钱表”致误缘由，乃是因为将于朋举之后的继任者缪正心遗漏，遂将于朋举的离职时间向后推移，以使布政使官员任职 不出现大的时间空缺。
　　5　对于缪正心，“钱表”不仅将其在湖南布政使于朋举之后的任职遗漏，而且还错误地列在了于朋举之前，这乃是因为《清圣祖实录》卷十六康熙四年八月戊午日的记载舛误所导致，这条误记云：“升山西冀宁道缪正心为湖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但矛盾的是：《清圣祖实录》卷三一康熙八年十一月甲辰日又载：“升山西冀宁道缪正心为湖广布政使司布政使。”这就造成极大疑窦：
　　第一，既然缪正心于康熙四年八月已经升任布政使，为何康熙八年十一月其职务还会依旧是“山西冀宁道”?
　　第二，所谓“湖广布政使”似应为湖北布政使，但《四库全书》本《湖广通志》及所有后来方志，皆不曾记载缪正心曾任湖北布政使，仅言其人任湖南布政使。
　　第三，康熙八年、九年湖广(湖北)有刘显贵、张彦珩接连任布政使，缪正心根本不能有此官职。可见，《清圣祖实录》卷十六之康熙四年任命之事，不足为据，“钱表”即因采取这条错误记载而混乱不堪。当年任湖广右布政使者，仍为郎永清。故缪正心是于康熙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在于朋举之后任湖南布政使的。
　　另，今查《湖广通志》《湖南通志》，仅记载缪正心康熙九年任湖南布政使，合理的解释是：康熙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甲辰，的确任命缪正心为布政使之时，仍袭旧称“湖广右布政使”，即湖南布政使，至康熙九年到任。如此方与《湖广通志》的记载相合，此乃地方志可以纠正《实录》之误的特例，值得注意。《清圣祖实录》致误原因，或许是在纂修之际认为康熙六年七月之后布政使不当有左、右之称，遂随手删去“右”字。这样的讹误，同样出现于下一任布政使安世鼎的任职上，《清圣祖实录》卷三六，康熙十年五月辛酉日载“升江西按察使安世鼎，为湖广布政使司布政使”，也是丢掉了“右布政使”的“右”字。“钱表”唯《清实录》记述是从，未能详加考核，故不能理清原委。
　　6　王显祚之任职，是“钱表”失考的又一典型事例。顺治十年，王显祚由福建按察使升任山西右布政使，而此后离职去向，《清世祖实录》遗漏未载。查继王显祚之后任山西右布政使者董应征，乃于顺治十一年十月十九日任命，则王显祚亦应于此时从山西离任，那么离任的去向如何呢?
　　《四库全书》本《福建通志》卷二十七《职官八·布政司左布政使》载：“王显祚，曲周人，举人，顺治十二年任。”乾隆《福州府志》卷三十《职官三·布政司左布政》所载相同：“王显祚，曲周人，顺治十二年任。”可知王显祚曾任福建布政使，应是于顺治十一年十月从山西右布政使升任福建左布政使，而从山西行抵福建，当已是顺治十二年。虽《清世祖实录》未载王显祚曾任福建布政使，但我们有更可靠证据可以证实此事。《明清史料》己编第三本有顺治十三年正月的《户部残题本》曰：
　　该本司左布政使王显祚会同右布政使张尚看得：负海逆寇，日纵横于兴、泉、漳三郡。内兴化一郡，更遭焚劫之惨。……
　　此即关于福建事宜，张尚当时为福建右布政使无疑，王显祚任福建左布政使亦可确定。“钱表”在福建布政使栏中遗漏此人，是未作纤细查考的一大疏失。
　　7　康熙朝，佟彭年原本任江南右布政使，其驻所在苏州，康熙六年七月停左、右布政使之称，佟氏留任而自然为苏州(即江苏)布政使。“钱表”于康熙六年始，将佟彭年列在安徽布政使栏内，大误。同时又将由原任湖广右布政使、调任为江南布政使的法若真列在江苏布政使内，颠倒佟、法二人任职省份。则误上加误。
　　《四库全书》本《江南通志》卷一百六《职官志》分别明确记载了佟彭年为江苏布政使、法若真为安徽布政使，是为铁证。盖钱实甫不知原江南左布政使驻地为江宁、右布政使驻在苏州，如略去左、右之称，则江宁布政使代表江南。《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康熙六年十月己丑：“以原任湖广右布政使法若真为江南布政使司布政使。”这实际乃是安徽布政使，写作“江南布政使”虽不严谨，但尚非大误。而钱实甫先生误以为“江南布政使”就是苏州布政使，遂更把佟彭年算作安徽布政使，造成两相颠倒，亟须改正。
　　以上考订钱实甫《清代布政使年表》的舛误，决不意味着整体上否定其学术成果。恰恰相反，通过对“钱表”致误原因的分析，可深深理解编纂“史表”是一件资料十分繁杂、讹误处处埋伏的艰难学术事项，而且一旦有误，则难以核查发觉。学术界对于这种担当难险、提供他人治学参考的编纂工作，需要予以更多的体谅。因此，纠正“钱表”讹误，在学术研究上是必要的，但对于钱实甫先生以个人之力完成《清代职官年表》这一巨著的治学精神，应当致以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