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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钱先生在这堂课上的讲话节选。
今天是我在北大，在大学正式讲台上，最后一次讲课，所以要利用最后的时间，说一说我最想对北大学生讲的话。主要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对北大学生的期待
关于“北大失精神”的问题。已经谈得很多了。我们都是普通的老师与学生，无力抵挡这一切。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是“坚守”：当政治的逻辑、资本的逻辑笼罩一切时，我们还要坚守思想的逻辑，学术的逻辑，教育的逻辑。
因此，我对北大学子有两个期待。首先是——不要抛弃“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
这就是说，同学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毕业后会走向不同的工作岗位，从事不同的事业，人生的道路也会有许多的变化，但有一点，应该是一致的，不变的，就是我们既为北大这块土地所养育，我们就永不抛弃“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
当然，如何坚持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机遇，也有不同的气质和才能，因此，其表现形式，发挥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同学可能表现比较突出，发挥比较充分，成为一个杰出人才；更多的同学则尽职尽责，但也自有操守：有所为（创造），有所不为（怀疑，批判），更有独立、自由的思考与人格。这是我们作为北大人的底线，是不能轻言放弃的。
我知道，在现实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很难，要坚持一辈子，就更难，更难。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大染缸，是一个没有建立公平、合理的游戏规则，没有民主监督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下，人是很容易被腐蚀的；又是一个不允许独立、自由思想，压抑批判、创造精神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下，人是很容易被压垮的。因此，真要坚持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是一条充满艰险的人生之路。
我有时又想，我面对同学们，提出这样的期待，是不是过于理想化，甚至会害了大家？但我又真诚地相信，这是一条通往真实的人生，充实的人生之路，那充满丰富的痛苦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这是我一生的经历、经验告诉我的。
记得我年轻时候读鲁迅的《与幼者》，他引述日本作家有岛武郎的一句话：“幼者呵！——上人生的旅路罢。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每回读到这里，我都非常的感动。今天，我在這里向诸位提出这样的期待，也是要告诉大家，这条路，“前途很远，也很暗”，但是，“不要怕。不怕的人们面前才有路”。——当然，我的期待，对诸位来说，只不过是人生选择中的一个参考意见；路怎么走，还是要自己选择的。
而且，我还有第二个期待——目光永远向前，向下，立足中国的大地。
在1999年12月，我应北大学生会之约，写了篇短文：《新世纪寄语青年》。我这篇短文的重点是表达这样一个意思——
“不想预测新世纪将给这个世界，给中国，给我们带来什么。只是希望北大学子，也希望我自己，目光永远向前——要听得见‘前面的声音’的呼唤，不停地往前走；同时又目光向下——要立足于中国的大地。沉入民间，更关注人民的真实生活，自己也要做一个真实的普通人。”
这里说“不想预测新世纪将给这个世界，给中国，给我们带来什么”，也是包含了我的一个判断的：21世纪，无论是世界，中国，以至我们自己，都会遇到非常复杂的，难以预测的情况，这将是一个既有大发展，又会有许多新的困惑，以至迷茫的时代。这就很容易产生“前方”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
当年鲁迅在他《野草》里的《过客》，就讨论过这个问题。鲁迅笔下的“过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自己）表示自己不能“回转去”，也不能“休息”，因为“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
这里所说的“声音”其实是自己内在生命的“绝对命令”，就是说，不管前面是什么，也绝不后退，绝不停留，绝不气馁，绝不放弃，要“走”，“往前走”，不断地探索，寻找，在似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在这里郑重地把鲁迅的这一“过客精神”推荐给诸位。
我的“目光向下”的期待，则包含了我的一个隐忧。北大的教育越来越成为“伪精英教育”。本来，北大是应该培养一流人才即社会精英的。按蔡元培先生对大学结构的设计，北大应属于研究型大学，而不是实用型的大学（蔡先生称为“专科”）。
而让我感到忧虑的北大的“伪精英教育”倾向下所要培养的精英，却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假精英”。所谓“伪精英教育”的要害，实际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通过北大这座桥梁，挤进既得利益集团。这本是蔡元培那一代先驱所反对，所要竭力避免的。所以蔡校长在就任第一天的演说中，就谆谆教导说：“诸君须报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学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以后他又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一点：“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
大家不妨看看今日之北大，谁入学不是为了做官、致富，北大早已成为养成资格之所，贩卖知识之所了！问题是，北大以及中国大学的这些蜕变是有社会基础的。
在某种意义上，你们，以及你们的家长，希望通过读北大来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被培养成社会精英，即所谓“跳龙门”。或者说社会底层成员的向上流动，这都是正当的，合理的，这也是一种基本权利。问题在挤进既得利益集团的意识（这也是社会培养的）。
更严重的是，到了北大以后，所接受的又是前面我们所谈到的，蔡校长竭力反对的极端之国家主义教育和极端之实利主义的教育，而这两大极端教育，表现在北大这样的所谓重点之重点大学，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伪精英教育”，不是培养真正的社会精英所必有的公共利益意识，社会关怀，底层关怀，而是灌输以“他人为敌人”的弱肉强食的所谓竞争意识，鄙视劳动，劳动人民，普通民众，逃离土地，土地上的文化、人民的所谓精英意识（我们已经说过，这其实是假精英）。 而我们所能做的，依然是绝望的反抗。提出希望北大学子“目光向下——要立足于中国的大地，沉人民间，更关注人民的真窦的生活，自己也做一个真实的普通人”，正是要自觉地抵御这样的伪精英教育。所謂“目光向下”，就是要关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实实在在地为他们谋利益：这是我们做人的根本，也是做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根本。
我对北大学子的两个期待，是相辅相成的，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前面讲的，“脚踏大地，仰望星空”。这是一个真的“人”的境界，也就是要做一个真正的“人”。
第二个问题：我与北大的关系
我是1956年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那年，我17岁，距今已经46年了。读到二年级，我们新闻专业和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1958年我就转到人大去了。尽管我是人民大学的毕业生，但我始终感到自己是北大的学生。
大学毕业后，分到贵州安顺一所卫生学校教语文，业余时间读鲁迅，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读鲁迅，慢慢地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第一个念头，就是回到北大讲台上，向学生们讲述“我的鲁迅观”。这样一个梦想，支持着我度过了在贵州18年艰苦的岁月。
1978年，正是我离开北大20年之后，我作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回到了北大。1981年留校任教，我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但到了80年代末，整个中国知识界惶惶不安，面临着新的选择。当时我就宣布自己的三大选择，叫“三不离开”，第一，不离开中国，不管这个本土多么让你失望，我也要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共度艰难；第二，不离开北京大学，不离开北大的学生，这是我的根据地，我的精神家园；第三，不离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特别是鲁迅研究，这是我的阵地。这也可以算是我的三个坚守。正是这三大坚守支撑着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一路坚持下来，到了现在我最后又要离开北大的讲台。
在这21年的北大讲学生涯中，除了讲现代文学之外，主要是讲鲁迅，我从1985年开始给81级学生讲鲁迅，一直讲到现在，讲到今天，此刻。就是说北大有二十一届学生，几代北大人听过我讲鲁迅，这是我的北大讲学史中最大的光荣，最引以为豪的。
4年前。我为自己60年的人生旅程，作了这样一个总结：“我的生命就这样与两个空间——贵州与北京大学，一个群体——中国的年青人，建立了血肉般的联系，而与后者联系的主要纽带则是鲁迅。由此构成了我的生命中的‘四大情结’：人生道路的支点，精神的后援，思想、灵感、想象力的源泉，学术的出发点与归属——，都在里面了。”我在另一篇文章里也谈到，“我的精神基地有二：一是被人们称作‘精神圣殿’的北京大学，一是处于中国落后边远地区的贵州安顺”。我也在和“社会的顶尖与底层。学院与民间”都保持密切的精神联系中受益，这或许是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的一个基本经验。
我因此常常吟诵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确实是太爱北大，太爱贵州了。
但这些年，我突然成了北大最有争议的人物，之所以会这样，无非是从北大百周年校庆前后开始，我不断地发出对北大、对中国教育的批判的声音，原因也是我太爱北大，爱之愈深，也就骂得愈厉害。
我在被封杀之后，北大讲台成为唯一的精神的空间，唯一的能说话的地方，以至今天我还在这里发出自己的声音，继续说某些人最不愿意听的话。除了感谢老师、同学们这些年对我精神的支持以外，我还感到了北大传统的力量。北大精神的力量。
我也曾想，我在北大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我曾经说过，燕园的林子很多，各样的鸟都有，我大概是一只乌鸦，北大的一只乌鸦。我说过，北大如果都是乌鸦也不行，都是喜鹊可能也不行，学术、教育的生态平衡需要各种各样的鸟。这就叫“兼容并包”。我希望成为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的大的生态环境中有自己独立个性的一个独特的存在。
我从来不试图将自己的人生之路、洽学之路，自己的思想观点强加给学生，我最喜欢对学生说的话，就是“我姑妄讲之，你们姑妄听之”。我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课，显示自己的生命存在，告诉学生，人还可以这样存在。
前两天，我到贵州去，跟贵州师范学院的学生见面，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北大怎么了？你怎么看？”我当时确实很受震动。我突然意识到，很多中国的有精神追求的人，还在向往精神的独立、自由的年轻人，他们眼睛是看着北大的，他们依然把北大看作是“精神流浪汉的精神圣地”，“最后一个精神堡垒”。
我突然感到了自己应负的责任。因为我是北大一个成员，北大的问题和我有关。坦白地说，过去我在北大内部批判北大，就很少联系到我自己，现在听到了北大外的年轻人批评的声音，失望的声音，就觉悟到这就是在批判我自己：我和北大同时站在被审台上，我们辜负了民族的期望，中国年轻人的期望！
我毫不犹豫地向贵州的大学生表示了我的负疚感，同时又说，请大家相信，北大是一个有传统的学校，北大开辟的精神独立与自由的传统总会一代一代地以不同的方式传下去的。我当时就作出一个决定，一定要把贵州同学对北大的关注和失望，以及我所受到的震撼，告诉北大的同学：今天我讲出来了。
现在，我要离开北大的课堂，讲台了。这意味着，一段与北大的因缘的结束，一段与课堂的因缘的结束，一段自我生命的“死去”。
但我的生命的活力还在，一段新的生命也就在结束、死去的这一瞬间开始。
有同学问我，老师，退休后你要到哪里去？
我的回答是一
回归到家里去，开始我的新的研究，新的著述，同时要尽享家庭之乐。
回归到我的“第二故乡”贵州去，关注边远地区，社会底层所发生的事情，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回归母校，到中学去，继续关注并参与教育的改革。
这“三回归”就是回归家园，回归生命的起点。
同时要始终守住鲁迅。
此刻，我的一生道路浮现在眼前。特别想起生命低谷时期的几段“座右铭”，这或许集中了我一生的信念，坚守与经验，就送给诸位，作为告别赠言吧。
这是“文革”的三个座右铭——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
“永远进击。”（鲁迅）
“在命运面前，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也绝不回头。”（传说出自青年毛泽东）
这是2000年的“大批判”中所自撰——
“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彼此搀扶着。——这就够了。”
该说的都说了。就到此为止吧。谢谢大家。
摘自新浪网文化专栏
今天是我在北大，在大学正式讲台上，最后一次讲课，所以要利用最后的时间，说一说我最想对北大学生讲的话。主要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对北大学生的期待
关于“北大失精神”的问题。已经谈得很多了。我们都是普通的老师与学生，无力抵挡这一切。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是“坚守”：当政治的逻辑、资本的逻辑笼罩一切时，我们还要坚守思想的逻辑，学术的逻辑，教育的逻辑。
因此，我对北大学子有两个期待。首先是——不要抛弃“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
这就是说，同学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毕业后会走向不同的工作岗位，从事不同的事业，人生的道路也会有许多的变化，但有一点，应该是一致的，不变的，就是我们既为北大这块土地所养育，我们就永不抛弃“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
当然，如何坚持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机遇，也有不同的气质和才能，因此，其表现形式，发挥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同学可能表现比较突出，发挥比较充分，成为一个杰出人才；更多的同学则尽职尽责，但也自有操守：有所为（创造），有所不为（怀疑，批判），更有独立、自由的思考与人格。这是我们作为北大人的底线，是不能轻言放弃的。
我知道，在现实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很难，要坚持一辈子，就更难，更难。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大染缸，是一个没有建立公平、合理的游戏规则，没有民主监督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下，人是很容易被腐蚀的；又是一个不允许独立、自由思想，压抑批判、创造精神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下，人是很容易被压垮的。因此，真要坚持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是一条充满艰险的人生之路。
我有时又想，我面对同学们，提出这样的期待，是不是过于理想化，甚至会害了大家？但我又真诚地相信，这是一条通往真实的人生，充实的人生之路，那充满丰富的痛苦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这是我一生的经历、经验告诉我的。
记得我年轻时候读鲁迅的《与幼者》，他引述日本作家有岛武郎的一句话：“幼者呵！——上人生的旅路罢。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每回读到这里，我都非常的感动。今天，我在這里向诸位提出这样的期待，也是要告诉大家，这条路，“前途很远，也很暗”，但是，“不要怕。不怕的人们面前才有路”。——当然，我的期待，对诸位来说，只不过是人生选择中的一个参考意见；路怎么走，还是要自己选择的。
而且，我还有第二个期待——目光永远向前，向下，立足中国的大地。
在1999年12月，我应北大学生会之约，写了篇短文：《新世纪寄语青年》。我这篇短文的重点是表达这样一个意思——
“不想预测新世纪将给这个世界，给中国，给我们带来什么。只是希望北大学子，也希望我自己，目光永远向前——要听得见‘前面的声音’的呼唤，不停地往前走；同时又目光向下——要立足于中国的大地。沉入民间，更关注人民的真实生活，自己也要做一个真实的普通人。”
这里说“不想预测新世纪将给这个世界，给中国，给我们带来什么”，也是包含了我的一个判断的：21世纪，无论是世界，中国，以至我们自己，都会遇到非常复杂的，难以预测的情况，这将是一个既有大发展，又会有许多新的困惑，以至迷茫的时代。这就很容易产生“前方”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
当年鲁迅在他《野草》里的《过客》，就讨论过这个问题。鲁迅笔下的“过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自己）表示自己不能“回转去”，也不能“休息”，因为“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
这里所说的“声音”其实是自己内在生命的“绝对命令”，就是说，不管前面是什么，也绝不后退，绝不停留，绝不气馁，绝不放弃，要“走”，“往前走”，不断地探索，寻找，在似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在这里郑重地把鲁迅的这一“过客精神”推荐给诸位。
我的“目光向下”的期待，则包含了我的一个隐忧。北大的教育越来越成为“伪精英教育”。本来，北大是应该培养一流人才即社会精英的。按蔡元培先生对大学结构的设计，北大应属于研究型大学，而不是实用型的大学（蔡先生称为“专科”）。
而让我感到忧虑的北大的“伪精英教育”倾向下所要培养的精英，却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假精英”。所谓“伪精英教育”的要害，实际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通过北大这座桥梁，挤进既得利益集团。这本是蔡元培那一代先驱所反对，所要竭力避免的。所以蔡校长在就任第一天的演说中，就谆谆教导说：“诸君须报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学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以后他又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一点：“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
大家不妨看看今日之北大，谁入学不是为了做官、致富，北大早已成为养成资格之所，贩卖知识之所了！问题是，北大以及中国大学的这些蜕变是有社会基础的。
在某种意义上，你们，以及你们的家长，希望通过读北大来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被培养成社会精英，即所谓“跳龙门”。或者说社会底层成员的向上流动，这都是正当的，合理的，这也是一种基本权利。问题在挤进既得利益集团的意识（这也是社会培养的）。
更严重的是，到了北大以后，所接受的又是前面我们所谈到的，蔡校长竭力反对的极端之国家主义教育和极端之实利主义的教育，而这两大极端教育，表现在北大这样的所谓重点之重点大学，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伪精英教育”，不是培养真正的社会精英所必有的公共利益意识，社会关怀，底层关怀，而是灌输以“他人为敌人”的弱肉强食的所谓竞争意识，鄙视劳动，劳动人民，普通民众，逃离土地，土地上的文化、人民的所谓精英意识（我们已经说过，这其实是假精英）。 而我们所能做的，依然是绝望的反抗。提出希望北大学子“目光向下——要立足于中国的大地，沉人民间，更关注人民的真窦的生活，自己也做一个真实的普通人”，正是要自觉地抵御这样的伪精英教育。所謂“目光向下”，就是要关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实实在在地为他们谋利益：这是我们做人的根本，也是做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根本。
我对北大学子的两个期待，是相辅相成的，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前面讲的，“脚踏大地，仰望星空”。这是一个真的“人”的境界，也就是要做一个真正的“人”。
第二个问题：我与北大的关系
我是1956年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那年，我17岁，距今已经46年了。读到二年级，我们新闻专业和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1958年我就转到人大去了。尽管我是人民大学的毕业生，但我始终感到自己是北大的学生。
大学毕业后，分到贵州安顺一所卫生学校教语文，业余时间读鲁迅，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读鲁迅，慢慢地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第一个念头，就是回到北大讲台上，向学生们讲述“我的鲁迅观”。这样一个梦想，支持着我度过了在贵州18年艰苦的岁月。
1978年，正是我离开北大20年之后，我作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回到了北大。1981年留校任教，我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但到了80年代末，整个中国知识界惶惶不安，面临着新的选择。当时我就宣布自己的三大选择，叫“三不离开”，第一，不离开中国，不管这个本土多么让你失望，我也要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共度艰难；第二，不离开北京大学，不离开北大的学生，这是我的根据地，我的精神家园；第三，不离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特别是鲁迅研究，这是我的阵地。这也可以算是我的三个坚守。正是这三大坚守支撑着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一路坚持下来，到了现在我最后又要离开北大的讲台。
在这21年的北大讲学生涯中，除了讲现代文学之外，主要是讲鲁迅，我从1985年开始给81级学生讲鲁迅，一直讲到现在，讲到今天，此刻。就是说北大有二十一届学生，几代北大人听过我讲鲁迅，这是我的北大讲学史中最大的光荣，最引以为豪的。
4年前。我为自己60年的人生旅程，作了这样一个总结：“我的生命就这样与两个空间——贵州与北京大学，一个群体——中国的年青人，建立了血肉般的联系，而与后者联系的主要纽带则是鲁迅。由此构成了我的生命中的‘四大情结’：人生道路的支点，精神的后援，思想、灵感、想象力的源泉，学术的出发点与归属——，都在里面了。”我在另一篇文章里也谈到，“我的精神基地有二：一是被人们称作‘精神圣殿’的北京大学，一是处于中国落后边远地区的贵州安顺”。我也在和“社会的顶尖与底层。学院与民间”都保持密切的精神联系中受益，这或许是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的一个基本经验。
我因此常常吟诵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确实是太爱北大，太爱贵州了。
但这些年，我突然成了北大最有争议的人物，之所以会这样，无非是从北大百周年校庆前后开始，我不断地发出对北大、对中国教育的批判的声音，原因也是我太爱北大，爱之愈深，也就骂得愈厉害。
我在被封杀之后，北大讲台成为唯一的精神的空间，唯一的能说话的地方，以至今天我还在这里发出自己的声音，继续说某些人最不愿意听的话。除了感谢老师、同学们这些年对我精神的支持以外，我还感到了北大传统的力量。北大精神的力量。
我也曾想，我在北大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我曾经说过，燕园的林子很多，各样的鸟都有，我大概是一只乌鸦，北大的一只乌鸦。我说过，北大如果都是乌鸦也不行，都是喜鹊可能也不行，学术、教育的生态平衡需要各种各样的鸟。这就叫“兼容并包”。我希望成为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的大的生态环境中有自己独立个性的一个独特的存在。
我从来不试图将自己的人生之路、洽学之路，自己的思想观点强加给学生，我最喜欢对学生说的话，就是“我姑妄讲之，你们姑妄听之”。我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课，显示自己的生命存在，告诉学生，人还可以这样存在。
前两天，我到贵州去，跟贵州师范学院的学生见面，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北大怎么了？你怎么看？”我当时确实很受震动。我突然意识到，很多中国的有精神追求的人，还在向往精神的独立、自由的年轻人，他们眼睛是看着北大的，他们依然把北大看作是“精神流浪汉的精神圣地”，“最后一个精神堡垒”。
我突然感到了自己应负的责任。因为我是北大一个成员，北大的问题和我有关。坦白地说，过去我在北大内部批判北大，就很少联系到我自己，现在听到了北大外的年轻人批评的声音，失望的声音，就觉悟到这就是在批判我自己：我和北大同时站在被审台上，我们辜负了民族的期望，中国年轻人的期望！
我毫不犹豫地向贵州的大学生表示了我的负疚感，同时又说，请大家相信，北大是一个有传统的学校，北大开辟的精神独立与自由的传统总会一代一代地以不同的方式传下去的。我当时就作出一个决定，一定要把贵州同学对北大的关注和失望，以及我所受到的震撼，告诉北大的同学：今天我讲出来了。
现在，我要离开北大的课堂，讲台了。这意味着，一段与北大的因缘的结束，一段与课堂的因缘的结束，一段自我生命的“死去”。
但我的生命的活力还在，一段新的生命也就在结束、死去的这一瞬间开始。
有同学问我，老师，退休后你要到哪里去？
我的回答是一
回归到家里去，开始我的新的研究，新的著述，同时要尽享家庭之乐。
回归到我的“第二故乡”贵州去，关注边远地区，社会底层所发生的事情，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回归母校，到中学去，继续关注并参与教育的改革。
这“三回归”就是回归家园，回归生命的起点。
同时要始终守住鲁迅。
此刻，我的一生道路浮现在眼前。特别想起生命低谷时期的几段“座右铭”，这或许集中了我一生的信念，坚守与经验，就送给诸位，作为告别赠言吧。
这是“文革”的三个座右铭——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
“永远进击。”（鲁迅）
“在命运面前，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也绝不回头。”（传说出自青年毛泽东）
这是2000年的“大批判”中所自撰——
“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彼此搀扶着。——这就够了。”
该说的都说了。就到此为止吧。谢谢大家。
摘自新浪网文化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