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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延安高架旁、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边上有一截马路，“老成都北路”，得名于1995年成都路高架的建造。南北高架下，成都路截弯取直、径连上重庆路，原先这段真正的成都北路就便冠上“老”的名头，与延安路南侧的成都南路遥遥相望，却都跟车流滚滚的高架通衢无关了。
我一直也是这么比附着理解北京旧鼓楼大街的，年前却在侯仁之1949年完成的利物浦大学博士论文《北平历史地理》（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Peiping）里得到了不一样的解答：
在积水潭东北岸建钟楼，以确定大城的几何中心，并于稍南建鼓楼。
……如今，北平城北仍然有钟楼和鼓楼，现存的钟鼓楼建于1420年，比元代钟鼓楼位置稍偏东。
大半个世纪前的博士论文在今天的普通读者眼中仍有无穷的新意。
参看书中所附汗八里（即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的两张平面设计图才得知旧鼓楼大街的意义所在，其正是连接北京城前世今生的历史孓遗。
元大都四四方方，其正中心是钟楼，不消说，钟鼓楼一线也是皇城的中轴线与整个汗八里的中轴线。
而明清的北京城，不仅宫墙东移，导致皇城中轴线随之东移，新建起的钟鼓楼一线也不再是整个北京城真正的中轴线，仅仅是皇宫的中轴线。当然，规划者也可以避开积水潭的开阔水面，在湖东岸修建自皇城北门至钟鼓楼之间的通衢大道了。这条大道，也就是现在的地安门外大街，位于这条街上、积水潭入口处的桥，正是因侯仁之《从莲花池到后门桥》曝得大名的万宁桥。
这么看来，走在旧鼓楼大街，岂非正是走在北京城的前世今生上？“走在地安门外，没有人不动真情！”元大都于我来说，从未消失。
城市的多种面向像被叠合进四维空间，既消逝亦永恒，当然，也可能既是过去也是未来。香港作家董启章在他的《地图集》中有如下阐想：
在一八八九年的维多利亚城地图中，我们可以看见城市的发展已经颇具规模。街道网络已经由上环、中环、下环组成的中心地带向外延展，西至坚尼地城，东至铜锣湾，南面向山坡上太平山一带扩建，而北面则把海岸线向海港推移。从远距离看，这幅单色街道图就像一张发黄的攀援状植物生态素描。
图中最令我注目和沉思的，是城北海旁一带的虚线拟画部分。如果我们接纳巴特在《明室》中提出的照片阅读方法的话，那我也不排除在地图的阅读中，我们的目光也常常会被某些不能名状的刺点（punctum）所戳中。于我来说，沿岸的虚线就是一种刺点。对地图拥有最低限度的认识的人也会知道，这些虚线代表的是将要进行的填海工程，也即是城市的未来发展方向。这原是虚线这符号最肤浅而不足为奇的含义。但它却同时为地图语言的文法加添了一层复杂性，即除了一种永恒现在时式的宣示之外（也就是向读者反复重申：这就是一八八九年当下的维多利亚城），它亦同时具备了未来时式的指向（也就是：未来的维多利亚城将是这样）。而这两个时式最终又难免同时被包含在过去的时间中，令人不能不自觉到时式（tense）和时间（time）之间的差异。在这差异中，我们窥见城市的虚构性（fictionality）。
Plan，除了是平面图，也是规划，是未来形态的现在构想。一方面它是未曾存在的，是虚的；另一方面它却又是正在构思和将要建成的。所以plan也就是虚构之一种，而虚构的本义也不脱设计和蓝图的绘画。虚构不等同于毫无方向的无中生有。在一八八九年的地图上，维多利亚城北面沿岸的道路为海旁大道（the praya）。在一九零三填海工程完成之后，此大道改名为德辅道，而新的海旁大道则称为干诺道。德辅道和干诺道也是在独特的意义下被虚构出来的街道。推而广之，维多利亚城也可以说是一个被虚构出来的城市。它是不断地于地图上用虚线勾画出来的，永远结合着现在时式、未来时式和过去时间的城市。如果你拿一八四零年代和一九九六年的维多利亚地图做比较，你必会惊讶地发现，这个城市的虚构程度，可以媲美最天马行空的小说。而且，虚线还一直在发展，像个永远写不完的故事。
虚构（fiction），是维多利亚城，乃至所有城市的本质；而城市的地图，亦必然是一部自我扩充、修改、掩饰、推翻的小说。
——董启章《地图集》“维多利亚之虚构一八八九”
最初的城市聚落的展开，受迫于地形所限，只能像裙边一样憋仄于山海之间，狭长而曲折，正是这个细长的街区形成了维多利亚城的最初形态。今日来看，现在的城市也只是稍微扩大了南北向周长，不过东西向却极大地延伸。
与海岸线平行的很长的东西向道路，在近水的填海垦地上是笔直的大路，而在较低的斜坡上的道路则弯弯曲曲，构成维多利亚城的中枢神经，为首尾相连的狭长的定居点提供了全局性的联系，其最初的一条便是皇后大道，道路两旁的房屋后面，不是山即是海。在海与山脚之间的南北向街道则很短并且不规则，大都只有步行的距离且落差明显，有些非常陡，更多是阶梯而非坡道，如上环的楼梯街。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将水面改造成城市地面的填海造地工程就变得十分重要：
好几条长街最初都是海滩人行道或码头（用当地话说即是Praya（海旁），这是一个从澳门借用的词），后来被改造成两边建房的传统街道，这发生在几波相继的填海造地之后，最著名的是皇后大道和德辅道。
——《香港造城记》“狭长的、低矮的和拥挤的：从水坑口到二战”
皇后大道的曲折一定程度上是当年天然海岸线的写照，而德辅道、干诺道的相对直线形态则是一期期填海的结果（现在干诺道也不再临海了），从远景的虚线转为实线。即使已成为实景多年，我们仍能在地图上辨识出过去。
而由实转虚的呢？
“城寨里有个女人帮我建造了我的站点，她跟我讲了这个典故。那时香港还是英国人的天下，机场旁边有个地方叫九龙，这个人口拥挤的弹丸之地却一直是属于中国的。因为地理位置特殊，那里成了一块法外之地。后来九龙城寨的人越聚越多，那地方的楼也就越建越高。没有任何建造规则，只是一层层往上搭。警察从不去那里，所以城寨里充斥着毒品、妓女和赌场，但是居民依然照常生活。这里有工厂、饭馆，有城市应该有的一切，就是没有法律。” “那地方现在还在吗？”
“不在了，”佐娜说，“整个城寨都被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水泥筑的公园。可是共享杀手文件的那群人，他们在网络上打了一个洞，找到了九龙城寨从前的数据，包括它的历史、地图，还有图片资料，于是他们重建了城寨。”
——威廉·吉布森《虚拟偶像爱朵露》
日本人和西方人都极度迷恋九龙城寨，在游戏、动漫、影视甚至文学中我们常常瞥见城寨的影子，科幻大家、赛博朋克宗师威廉·吉布森不满足仅仅是影子，自从看过宫本隆司拍摄的九龙城寨照片后，城寨就在他心头萦绕不去，他又找来Ian Lambot和Greg Girard的《City of Darkness ： Life In Kowloon Walled City》认真研究，才让城寨完整重构于网络世界中。巧合的是，董启章也在他的《繁胜录》里制造了城寨重现的幻象：
根据刘华生的记载，在大回归那一年，V城发生了一场寨城重占运动，事件的缘起是这样的：一个名为复眼剧社的前卫剧团向市政府租借了九龙寨城公园作为剧作《睇得见的城市》（Visible Cities）的演出场地。剧社人员在公园入口的空地上（亦即修复的古衙署前面）搭建布景，按照详尽的资料，重建了过去寨城在同一景点上的楼房，以至于楼房内的每一个细部。入场的观众并不坐在观众席上，而必须亲身走进这些可乱真的街巷、商铺、工场和家居中，体会当中寨城生活的重演。观众无法分辨在场景中哪些才是演员而哪些是另外的观众，他们甚至无法分辨自己是演员还是观众，还是前生生活在寨城的居民。有的观众可能只是因为疲倦而躺到一张床上休息、或者因为贪玩而着手晾晒盆子中刚洗濯完的衣服、或者因为沉闷而和路旁的小贩谈论生计，并由此而不自觉地参与到寨城的生活中，成为了嫖妓者甚或是妓女、成为了吸毒者甚或是毒贩、成为了蛀牙患者甚或是无牌牙医，在观看违法的脱衣舞的同时发现自己一丝不挂地在猥琐的眼前扭动身体、在持刀行劫的同时发现大耳窿正在自己家门前纵火追债。复眼剧社的城寨模拟剧场不断膨胀，直至占据了整个寨城公园，也即是说，把昔日的寨城分毫不差地复原过来。
复原的寨城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生活空间。它既是过去的重演，但也是与过去的断裂；寨城的新居民一方面一意孤行地坚持寨城旧有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却又义无反顾地抛弃各自原有的身份和记忆。他们甚至拒绝继续作为V城居民，而开始自称为寨城人。V城风物志撰写者刘华生对寨城人有这样的描述：
有人说走进寨城的人没有一个能走出来，因为寨城会夺走人的记忆，令人不愿意再离开。如果这是真的，我倒不太害怕。那天我决定走到寨城去，为的可能就是让记忆给夺走。
——董启章《繁胜录》“城中之城”
现实中，九龙城寨地位尴尬来自于新界的租借，原本是为了防范九龙而存在的临海城寨，在新界落入英国人之手后只剩下通往港湾的通道，然而填海和政治变动让这块飞地变成了异世界，无秩序才是这里的秩序，这让建筑学者由衷地赞叹“九龙城寨不仅是三维运动而且亦是适应性和集约性混合使用的极好例子”，城寨有如一个“有机的的巨大结构”，没有设计或规划，不停地变换形态以适应人口、机会和需求的变化。
三维的街道网络被逐步创造出来，并且考虑到了不同层次的多重入口。数层不同的流动空间显然比单一的自然地面多出了额外的运动系统，这自给自足的水平循环显著缓解了来自更低运动系统的压力。在这里，邮递员特别被训练得能够在两幢建筑之间跳跃穿行，以方便投递（用其他方式不便进行）。
城寨的特殊政治地位对于即兴创作和适应能力的充分发挥起了极大的保障，俨然盖娅般的自我创生、活化和完善。（即使在九龙城寨不复存在的今天，从香港的不适切居所“天台屋”还是能瞥见一点当年野蛮生长的劲道。）
现在香港仍然存在的最接近九龙城寨发展模式的建筑莫如重庆大厦了，即使它是有目的建造的公寓楼，也不免被各类人群混杂和各种利用改造变得城寨化了，可以被视为具有单一结构的完整城市，这也是让许多学者趋之若鹜的地方，人类学者关注楼内人群之间的互动及其在低端全球化中的意义，而建筑学者觉得这些香港经验是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美国式的把城市人口驱赶进离不开汽车的低密度郊区，造成卫星城和主城之间的钟摆式移动和种种资源间歇性井喷或闲置，显然不该是中国和世界城镇化进程中该学习的对象。
香港靠山面海的限制，造就了对自然地面的倚赖和将其作为城市建设基础参照平面必要性的丧失，使得立体化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必要的实践，多重的地面及其之间良好的互通让人流重心不必集于一处；在合理利用空间方面，剪刀梯更是极具香港特色的应用：
鉴于一系列的原则（尽管不是作为真实的条件），九龙城寨庞然大物般的综合体可能是三维城市化或立体城市化的最好的代表。
我一直也是这么比附着理解北京旧鼓楼大街的，年前却在侯仁之1949年完成的利物浦大学博士论文《北平历史地理》（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Peiping）里得到了不一样的解答：
在积水潭东北岸建钟楼，以确定大城的几何中心，并于稍南建鼓楼。
……如今，北平城北仍然有钟楼和鼓楼，现存的钟鼓楼建于1420年，比元代钟鼓楼位置稍偏东。
大半个世纪前的博士论文在今天的普通读者眼中仍有无穷的新意。
参看书中所附汗八里（即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的两张平面设计图才得知旧鼓楼大街的意义所在，其正是连接北京城前世今生的历史孓遗。
元大都四四方方，其正中心是钟楼，不消说，钟鼓楼一线也是皇城的中轴线与整个汗八里的中轴线。
而明清的北京城，不仅宫墙东移，导致皇城中轴线随之东移，新建起的钟鼓楼一线也不再是整个北京城真正的中轴线，仅仅是皇宫的中轴线。当然，规划者也可以避开积水潭的开阔水面，在湖东岸修建自皇城北门至钟鼓楼之间的通衢大道了。这条大道，也就是现在的地安门外大街，位于这条街上、积水潭入口处的桥，正是因侯仁之《从莲花池到后门桥》曝得大名的万宁桥。
这么看来，走在旧鼓楼大街，岂非正是走在北京城的前世今生上？“走在地安门外，没有人不动真情！”元大都于我来说，从未消失。
城市的多种面向像被叠合进四维空间，既消逝亦永恒，当然，也可能既是过去也是未来。香港作家董启章在他的《地图集》中有如下阐想：
在一八八九年的维多利亚城地图中，我们可以看见城市的发展已经颇具规模。街道网络已经由上环、中环、下环组成的中心地带向外延展，西至坚尼地城，东至铜锣湾，南面向山坡上太平山一带扩建，而北面则把海岸线向海港推移。从远距离看，这幅单色街道图就像一张发黄的攀援状植物生态素描。
图中最令我注目和沉思的，是城北海旁一带的虚线拟画部分。如果我们接纳巴特在《明室》中提出的照片阅读方法的话，那我也不排除在地图的阅读中，我们的目光也常常会被某些不能名状的刺点（punctum）所戳中。于我来说，沿岸的虚线就是一种刺点。对地图拥有最低限度的认识的人也会知道，这些虚线代表的是将要进行的填海工程，也即是城市的未来发展方向。这原是虚线这符号最肤浅而不足为奇的含义。但它却同时为地图语言的文法加添了一层复杂性，即除了一种永恒现在时式的宣示之外（也就是向读者反复重申：这就是一八八九年当下的维多利亚城），它亦同时具备了未来时式的指向（也就是：未来的维多利亚城将是这样）。而这两个时式最终又难免同时被包含在过去的时间中，令人不能不自觉到时式（tense）和时间（time）之间的差异。在这差异中，我们窥见城市的虚构性（fictionality）。
Plan，除了是平面图，也是规划，是未来形态的现在构想。一方面它是未曾存在的，是虚的；另一方面它却又是正在构思和将要建成的。所以plan也就是虚构之一种，而虚构的本义也不脱设计和蓝图的绘画。虚构不等同于毫无方向的无中生有。在一八八九年的地图上，维多利亚城北面沿岸的道路为海旁大道（the praya）。在一九零三填海工程完成之后，此大道改名为德辅道，而新的海旁大道则称为干诺道。德辅道和干诺道也是在独特的意义下被虚构出来的街道。推而广之，维多利亚城也可以说是一个被虚构出来的城市。它是不断地于地图上用虚线勾画出来的，永远结合着现在时式、未来时式和过去时间的城市。如果你拿一八四零年代和一九九六年的维多利亚地图做比较，你必会惊讶地发现，这个城市的虚构程度，可以媲美最天马行空的小说。而且，虚线还一直在发展，像个永远写不完的故事。
虚构（fiction），是维多利亚城，乃至所有城市的本质；而城市的地图，亦必然是一部自我扩充、修改、掩饰、推翻的小说。
——董启章《地图集》“维多利亚之虚构一八八九”
最初的城市聚落的展开，受迫于地形所限，只能像裙边一样憋仄于山海之间，狭长而曲折，正是这个细长的街区形成了维多利亚城的最初形态。今日来看，现在的城市也只是稍微扩大了南北向周长，不过东西向却极大地延伸。
与海岸线平行的很长的东西向道路，在近水的填海垦地上是笔直的大路，而在较低的斜坡上的道路则弯弯曲曲，构成维多利亚城的中枢神经，为首尾相连的狭长的定居点提供了全局性的联系，其最初的一条便是皇后大道，道路两旁的房屋后面，不是山即是海。在海与山脚之间的南北向街道则很短并且不规则，大都只有步行的距离且落差明显，有些非常陡，更多是阶梯而非坡道，如上环的楼梯街。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将水面改造成城市地面的填海造地工程就变得十分重要：
好几条长街最初都是海滩人行道或码头（用当地话说即是Praya（海旁），这是一个从澳门借用的词），后来被改造成两边建房的传统街道，这发生在几波相继的填海造地之后，最著名的是皇后大道和德辅道。
——《香港造城记》“狭长的、低矮的和拥挤的：从水坑口到二战”
皇后大道的曲折一定程度上是当年天然海岸线的写照，而德辅道、干诺道的相对直线形态则是一期期填海的结果（现在干诺道也不再临海了），从远景的虚线转为实线。即使已成为实景多年，我们仍能在地图上辨识出过去。
而由实转虚的呢？
“城寨里有个女人帮我建造了我的站点，她跟我讲了这个典故。那时香港还是英国人的天下，机场旁边有个地方叫九龙，这个人口拥挤的弹丸之地却一直是属于中国的。因为地理位置特殊，那里成了一块法外之地。后来九龙城寨的人越聚越多，那地方的楼也就越建越高。没有任何建造规则，只是一层层往上搭。警察从不去那里，所以城寨里充斥着毒品、妓女和赌场，但是居民依然照常生活。这里有工厂、饭馆，有城市应该有的一切，就是没有法律。” “那地方现在还在吗？”
“不在了，”佐娜说，“整个城寨都被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水泥筑的公园。可是共享杀手文件的那群人，他们在网络上打了一个洞，找到了九龙城寨从前的数据，包括它的历史、地图，还有图片资料，于是他们重建了城寨。”
——威廉·吉布森《虚拟偶像爱朵露》
日本人和西方人都极度迷恋九龙城寨，在游戏、动漫、影视甚至文学中我们常常瞥见城寨的影子，科幻大家、赛博朋克宗师威廉·吉布森不满足仅仅是影子，自从看过宫本隆司拍摄的九龙城寨照片后，城寨就在他心头萦绕不去，他又找来Ian Lambot和Greg Girard的《City of Darkness ： Life In Kowloon Walled City》认真研究，才让城寨完整重构于网络世界中。巧合的是，董启章也在他的《繁胜录》里制造了城寨重现的幻象：
根据刘华生的记载，在大回归那一年，V城发生了一场寨城重占运动，事件的缘起是这样的：一个名为复眼剧社的前卫剧团向市政府租借了九龙寨城公园作为剧作《睇得见的城市》（Visible Cities）的演出场地。剧社人员在公园入口的空地上（亦即修复的古衙署前面）搭建布景，按照详尽的资料，重建了过去寨城在同一景点上的楼房，以至于楼房内的每一个细部。入场的观众并不坐在观众席上，而必须亲身走进这些可乱真的街巷、商铺、工场和家居中，体会当中寨城生活的重演。观众无法分辨在场景中哪些才是演员而哪些是另外的观众，他们甚至无法分辨自己是演员还是观众，还是前生生活在寨城的居民。有的观众可能只是因为疲倦而躺到一张床上休息、或者因为贪玩而着手晾晒盆子中刚洗濯完的衣服、或者因为沉闷而和路旁的小贩谈论生计，并由此而不自觉地参与到寨城的生活中，成为了嫖妓者甚或是妓女、成为了吸毒者甚或是毒贩、成为了蛀牙患者甚或是无牌牙医，在观看违法的脱衣舞的同时发现自己一丝不挂地在猥琐的眼前扭动身体、在持刀行劫的同时发现大耳窿正在自己家门前纵火追债。复眼剧社的城寨模拟剧场不断膨胀，直至占据了整个寨城公园，也即是说，把昔日的寨城分毫不差地复原过来。
复原的寨城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生活空间。它既是过去的重演，但也是与过去的断裂；寨城的新居民一方面一意孤行地坚持寨城旧有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却又义无反顾地抛弃各自原有的身份和记忆。他们甚至拒绝继续作为V城居民，而开始自称为寨城人。V城风物志撰写者刘华生对寨城人有这样的描述：
有人说走进寨城的人没有一个能走出来，因为寨城会夺走人的记忆，令人不愿意再离开。如果这是真的，我倒不太害怕。那天我决定走到寨城去，为的可能就是让记忆给夺走。
——董启章《繁胜录》“城中之城”
现实中，九龙城寨地位尴尬来自于新界的租借，原本是为了防范九龙而存在的临海城寨，在新界落入英国人之手后只剩下通往港湾的通道，然而填海和政治变动让这块飞地变成了异世界，无秩序才是这里的秩序，这让建筑学者由衷地赞叹“九龙城寨不仅是三维运动而且亦是适应性和集约性混合使用的极好例子”，城寨有如一个“有机的的巨大结构”，没有设计或规划，不停地变换形态以适应人口、机会和需求的变化。
三维的街道网络被逐步创造出来，并且考虑到了不同层次的多重入口。数层不同的流动空间显然比单一的自然地面多出了额外的运动系统，这自给自足的水平循环显著缓解了来自更低运动系统的压力。在这里，邮递员特别被训练得能够在两幢建筑之间跳跃穿行，以方便投递（用其他方式不便进行）。
城寨的特殊政治地位对于即兴创作和适应能力的充分发挥起了极大的保障，俨然盖娅般的自我创生、活化和完善。（即使在九龙城寨不复存在的今天，从香港的不适切居所“天台屋”还是能瞥见一点当年野蛮生长的劲道。）
现在香港仍然存在的最接近九龙城寨发展模式的建筑莫如重庆大厦了，即使它是有目的建造的公寓楼，也不免被各类人群混杂和各种利用改造变得城寨化了，可以被视为具有单一结构的完整城市，这也是让许多学者趋之若鹜的地方，人类学者关注楼内人群之间的互动及其在低端全球化中的意义，而建筑学者觉得这些香港经验是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美国式的把城市人口驱赶进离不开汽车的低密度郊区，造成卫星城和主城之间的钟摆式移动和种种资源间歇性井喷或闲置，显然不该是中国和世界城镇化进程中该学习的对象。
香港靠山面海的限制，造就了对自然地面的倚赖和将其作为城市建设基础参照平面必要性的丧失，使得立体化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必要的实践，多重的地面及其之间良好的互通让人流重心不必集于一处；在合理利用空间方面，剪刀梯更是极具香港特色的应用：
鉴于一系列的原则（尽管不是作为真实的条件），九龙城寨庞然大物般的综合体可能是三维城市化或立体城市化的最好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