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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陵派文学，是指中国明代晚期以竟陵（今湖北天门）人钟惺（1574-1625）、谭元春（1586-1637）为代表的文学派别。本文试图以较新的视角，把竟陵派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进行论述，从而体现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的初衷。
（一）对世界古代诗集的简要回顾
西方文集的编纂开始于古希腊晚期，即亚历山大时代（相当于我国战国时期齐威王至秦惠文王年间），品达罗斯的颂歌是在作者去世以后编纂的，按所歌颂的庆典的时间为序。《荷马史诗》则是按希腊文的二十四个字母为序编成二十四卷。罗马人的文集编排法更为严格也更为复杂。[1]
欧洲中世纪文学，主要的有教会文学、封建文学和人民大众文学三类。前两类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后一类的中心部分是民间文学，也包括一些进步文人的作品。民间文学中的英雄史诗成为欧洲中世纪文学的辉煌部分，随着封建国家的形成而产生，和其他形式的民间文学一样，一般都是人民和集体的创作。[2]文艺复兴时代，十四行诗集极多，大部分按情节线索的起承转合为序编排。
《万叶集》是日本最早的一部抒情诗歌集，收集了四世纪到八世纪中叶约四百多年间长短诗歌四千五百首，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奈良时代（七世纪末到八世纪中叶，相当于我国唐代）。收罗的作者非常广泛，不仅有天皇、王后、朝臣、名媛的作品，还收集有很多农民、兵士、僧侣、艺人和其他人士的诗歌。《古今集》为以后的日本诗集树立了体例的楷模。及至近代，日本不断地有规模宏大的诗集问世，其中还有以敕选的诗集为范例者。[3]
以上所列的西方及东方日本“文集”、“集”，其实就是诗歌总集。我国能与之相比较者，自然是《诗经》、《楚辞》、《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玉台新咏》、《古诗纪》及《古诗归》等，以文章、文选为集者，未予录入。继《古诗归》之后，我国的诗歌总集、别集，灿若繁星，难以尽数。我们探讨的是竟陵派的《古诗归》与西方文集的比较，因而就止于钟、谭的《古诗归》了。
（二）《古诗归》中的文学世界
《古诗归》，亦称《诗归》。它以时代为序，从远古至晚唐，逐代评选；古体、近体、乐府、歌谣、古语，无所不备。共选诗三千三百多首，八十五万多字。
把《诗归》放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我们便能发现：
1、《诗归》收录的作品，时间跨度大约为四千年。从皇娥、白帝子、黄帝、唐尧、虞舜起到晚唐《萧山发地石刻诗》。皇娥、白帝子、黄帝、尧、舜，他们生活在古文献记载中的中国原始社会，尧、舜是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
《荷马史诗》，多数学者认为史诗的最初形成大概在公元前九至八世纪。《诗归》收录的作品，岂不是说明我国的诗歌源头比起《荷马史诗》来可能更远吗？
2、《诗归》收录的作品，其作者的层面十分广泛。钟、谭根据自己的文学主张，确定入选对象，不拘一格。对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应制诗很少选录，却选了许多具有批判性的作品。对名家的平庸之作不选；虽非名家，其作品堪称名篇者，则入选；虽非名家名篇，但其句属名句者，亦入选。帝王将相，名之凿凿；无名氏辈，亦赫然来归。其开放性、民主性，足以与西方文集相媲美。
如前所述，外国的文集能与《诗归》相类者，唯日本的《万叶集》。
3、《诗归》是以选诗、评点的方式贯彻其文学主张的。这种选评的方式，为一般读者学习、欣赏、借鉴古诗、唐诗，构筑了一座平台，一条通道，在世界文学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因钟、谭是著名的诗人，《诗归》的选诗、评诗，体现了他们丰富的创作经验，在揭示诗歌篇法之妙，在对炼字炼句钩沉发微的同时，探求古人真诗的核心，对启迪后学，大有裨益。这又是外国的文集所不可比拟的。
4、《诗归》刊行后，引起了轰动。钱谦益（1582-1664）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说：“《古今诗归》盛行于世，承学之士家置一篇，奉之如尼丘之删定。”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说：“《诗归》出，而一时纸贵。”
当然，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犹太的《圣经》等等，对欧亚各国的文学和艺术，一直有着很大的影响，但它们都不是象我国《诗归》所体现的那种人文规模和制式。
（一）中国传统文论、西方文论举要
在古代，西方的“诗”泛指一切文学，所谓诗学是指文学的理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最早的一部文艺理论著作，《诗学》讨论的范围包括诗歌、戏剧（悲剧）等。
西方文学理论一开始就以史诗和戏剧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中国文学理论着重讨论诗文的立意、诗文情感的抒发、诗意的领悟、诗的语言文字的运用。[4]
梁代的《南齐书》，关于“文学”指出：“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豪，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这里，“情性之风标”，“蕴思含毫，游心内运”，“禀以生灵，迁乎爱嗜”，指的是内容；“神明之律吕，放言落纸，气韵天成”指的是形式。前者与《毛诗·大序》所说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相一致，与《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相吻合。
在西方文论中，也有相似的说法。贺拉斯在《诗艺》中就曾强调，大自然“使我们能产生快乐的情感，又能使我们愤怒，时而又以沉重的悲痛折磨我们，把我们压倒在地上，然后，她又使我们用语言为媒介说出我们心灵的活动”。他还强调“文辞流畅，条理分明，要使表达能‘尽善尽美’”。[5]
中国传统文论中的“形”与“神”、“情”与“景”、“隐”与“秀”、“一”与“万”，都是关于文学创作及审美的重要话题。如“一”与“万”，刘勰指出“一言究理”，“以少总多”；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说：“浅深聚散，万取一收”；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以数合而统万形”，这些说法都是以“个别”概括“一般”，从具体的“有限”中表现抽象的“无限”的艺术主张。 西方文论也同样认为通过个别形象反映一般正是文学的重要特点。巴尔扎克说：“艺术作品就是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最大量的思想。”黑格尔特别强调真正艺术的独创性产生于“艺术家的主体性”与“表现的真正的客观性这两方面的统一”。[6]
从以上简述中可见中西文学理论的构架，存在着共同的因素支撑。中西文学理论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文学的某些特质，从不同角度回答了人们和生活向文学提出的各种问题。
（二）关于独创性
竟陵派十分强调诗文创作的独创性，反对模拟。钟惺曾明确指出“口头笔端，机锋圆熟，渐有千篇一律之意，如子瞻所称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患最不易疗。”钟惺这里所批评的正是缺乏独创性的“千篇一律”。
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在《诗艺》中，谈到诗歌的独创性时说，“我的希望是要把人所尽知的事物写成新颖的诗歌，使别人看了觉得这并非难事，但是自己一尝试却只流汗而不得成功。”所以，贺拉斯强调说，避免千篇一律，“用自己独特的办法处理普通题材是件难事”。
（三）关于性真说
竟陵派在强调独创性的同时，特别注重诗歌表现真情。钟惺在《寄呈唐虞》一诗中说道：“意于壑近，诗取性情真”。谭元春在《题客心草》中更形象地说明，自己“独行乎五千里之间”，如何突出表现自己真实感受的情感体验。
（四）善于继承与发扬
钟惺在《诗归序》中，明确地表明要从古代诗人作品中去探索正确的创作精神，以救正当时诗歌创作的偏颇。“选古人诗，而命曰《诗归》……吾所选者，以古人为归也，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这里，引，即引导；接，即承接。其实，钟、谭的本意在于倡导继承和发扬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古人之精神，自然是指那些可资借鉴的创作思想、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而后人之心目，则是指后人的创作实践、艺术修养、审美追求等。也许《诗归》在体现继承和发扬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方面，有不完美甚至存在着一些谬误，但是钟、谭站在历史的前沿，担负起继往开来的使命，以《诗归》求开拓，求进取，无疑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添上了厚重的一笔。
无论中国诗文，还是外国诗文，都是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成果。所以歌德在其《谈话录》中称“我愈来逾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法国思想启蒙家伏尔泰说得更为精彩，“任何有意义的东西都属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任何优秀的艺术属于所有的民族共享。所以，竟陵派文学是世界的。
（作者单位：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育学院）
[1]《外国文学作品选》（第一卷），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5月新1版。
[2]王忠祥、奠自佳、戴安康、聂珍钊：《欧美文学史话》，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年5月第1版。
[3]魏常伯：《日本文化概论》，中国文化书院，1987年版。
[4]葛雷、齐彦芬：《西方文化概论》，中国文化书院1987年版。
[5][6]《外国文学》，吴元迈主编，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一）对世界古代诗集的简要回顾
西方文集的编纂开始于古希腊晚期，即亚历山大时代（相当于我国战国时期齐威王至秦惠文王年间），品达罗斯的颂歌是在作者去世以后编纂的，按所歌颂的庆典的时间为序。《荷马史诗》则是按希腊文的二十四个字母为序编成二十四卷。罗马人的文集编排法更为严格也更为复杂。[1]
欧洲中世纪文学，主要的有教会文学、封建文学和人民大众文学三类。前两类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后一类的中心部分是民间文学，也包括一些进步文人的作品。民间文学中的英雄史诗成为欧洲中世纪文学的辉煌部分，随着封建国家的形成而产生，和其他形式的民间文学一样，一般都是人民和集体的创作。[2]文艺复兴时代，十四行诗集极多，大部分按情节线索的起承转合为序编排。
《万叶集》是日本最早的一部抒情诗歌集，收集了四世纪到八世纪中叶约四百多年间长短诗歌四千五百首，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奈良时代（七世纪末到八世纪中叶，相当于我国唐代）。收罗的作者非常广泛，不仅有天皇、王后、朝臣、名媛的作品，还收集有很多农民、兵士、僧侣、艺人和其他人士的诗歌。《古今集》为以后的日本诗集树立了体例的楷模。及至近代，日本不断地有规模宏大的诗集问世，其中还有以敕选的诗集为范例者。[3]
以上所列的西方及东方日本“文集”、“集”，其实就是诗歌总集。我国能与之相比较者，自然是《诗经》、《楚辞》、《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玉台新咏》、《古诗纪》及《古诗归》等，以文章、文选为集者，未予录入。继《古诗归》之后，我国的诗歌总集、别集，灿若繁星，难以尽数。我们探讨的是竟陵派的《古诗归》与西方文集的比较，因而就止于钟、谭的《古诗归》了。
（二）《古诗归》中的文学世界
《古诗归》，亦称《诗归》。它以时代为序，从远古至晚唐，逐代评选；古体、近体、乐府、歌谣、古语，无所不备。共选诗三千三百多首，八十五万多字。
把《诗归》放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我们便能发现：
1、《诗归》收录的作品，时间跨度大约为四千年。从皇娥、白帝子、黄帝、唐尧、虞舜起到晚唐《萧山发地石刻诗》。皇娥、白帝子、黄帝、尧、舜，他们生活在古文献记载中的中国原始社会，尧、舜是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
《荷马史诗》，多数学者认为史诗的最初形成大概在公元前九至八世纪。《诗归》收录的作品，岂不是说明我国的诗歌源头比起《荷马史诗》来可能更远吗？
2、《诗归》收录的作品，其作者的层面十分广泛。钟、谭根据自己的文学主张，确定入选对象，不拘一格。对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应制诗很少选录，却选了许多具有批判性的作品。对名家的平庸之作不选；虽非名家，其作品堪称名篇者，则入选；虽非名家名篇，但其句属名句者，亦入选。帝王将相，名之凿凿；无名氏辈，亦赫然来归。其开放性、民主性，足以与西方文集相媲美。
如前所述，外国的文集能与《诗归》相类者，唯日本的《万叶集》。
3、《诗归》是以选诗、评点的方式贯彻其文学主张的。这种选评的方式，为一般读者学习、欣赏、借鉴古诗、唐诗，构筑了一座平台，一条通道，在世界文学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因钟、谭是著名的诗人，《诗归》的选诗、评诗，体现了他们丰富的创作经验，在揭示诗歌篇法之妙，在对炼字炼句钩沉发微的同时，探求古人真诗的核心，对启迪后学，大有裨益。这又是外国的文集所不可比拟的。
4、《诗归》刊行后，引起了轰动。钱谦益（1582-1664）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说：“《古今诗归》盛行于世，承学之士家置一篇，奉之如尼丘之删定。”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说：“《诗归》出，而一时纸贵。”
当然，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犹太的《圣经》等等，对欧亚各国的文学和艺术，一直有着很大的影响，但它们都不是象我国《诗归》所体现的那种人文规模和制式。
（一）中国传统文论、西方文论举要
在古代，西方的“诗”泛指一切文学，所谓诗学是指文学的理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最早的一部文艺理论著作，《诗学》讨论的范围包括诗歌、戏剧（悲剧）等。
西方文学理论一开始就以史诗和戏剧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中国文学理论着重讨论诗文的立意、诗文情感的抒发、诗意的领悟、诗的语言文字的运用。[4]
梁代的《南齐书》，关于“文学”指出：“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豪，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这里，“情性之风标”，“蕴思含毫，游心内运”，“禀以生灵，迁乎爱嗜”，指的是内容；“神明之律吕，放言落纸，气韵天成”指的是形式。前者与《毛诗·大序》所说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相一致，与《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相吻合。
在西方文论中，也有相似的说法。贺拉斯在《诗艺》中就曾强调，大自然“使我们能产生快乐的情感，又能使我们愤怒，时而又以沉重的悲痛折磨我们，把我们压倒在地上，然后，她又使我们用语言为媒介说出我们心灵的活动”。他还强调“文辞流畅，条理分明，要使表达能‘尽善尽美’”。[5]
中国传统文论中的“形”与“神”、“情”与“景”、“隐”与“秀”、“一”与“万”，都是关于文学创作及审美的重要话题。如“一”与“万”，刘勰指出“一言究理”，“以少总多”；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说：“浅深聚散，万取一收”；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以数合而统万形”，这些说法都是以“个别”概括“一般”，从具体的“有限”中表现抽象的“无限”的艺术主张。 西方文论也同样认为通过个别形象反映一般正是文学的重要特点。巴尔扎克说：“艺术作品就是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最大量的思想。”黑格尔特别强调真正艺术的独创性产生于“艺术家的主体性”与“表现的真正的客观性这两方面的统一”。[6]
从以上简述中可见中西文学理论的构架，存在着共同的因素支撑。中西文学理论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文学的某些特质，从不同角度回答了人们和生活向文学提出的各种问题。
（二）关于独创性
竟陵派十分强调诗文创作的独创性，反对模拟。钟惺曾明确指出“口头笔端，机锋圆熟，渐有千篇一律之意，如子瞻所称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患最不易疗。”钟惺这里所批评的正是缺乏独创性的“千篇一律”。
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在《诗艺》中，谈到诗歌的独创性时说，“我的希望是要把人所尽知的事物写成新颖的诗歌，使别人看了觉得这并非难事，但是自己一尝试却只流汗而不得成功。”所以，贺拉斯强调说，避免千篇一律，“用自己独特的办法处理普通题材是件难事”。
（三）关于性真说
竟陵派在强调独创性的同时，特别注重诗歌表现真情。钟惺在《寄呈唐虞》一诗中说道：“意于壑近，诗取性情真”。谭元春在《题客心草》中更形象地说明，自己“独行乎五千里之间”，如何突出表现自己真实感受的情感体验。
（四）善于继承与发扬
钟惺在《诗归序》中，明确地表明要从古代诗人作品中去探索正确的创作精神，以救正当时诗歌创作的偏颇。“选古人诗，而命曰《诗归》……吾所选者，以古人为归也，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这里，引，即引导；接，即承接。其实，钟、谭的本意在于倡导继承和发扬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古人之精神，自然是指那些可资借鉴的创作思想、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而后人之心目，则是指后人的创作实践、艺术修养、审美追求等。也许《诗归》在体现继承和发扬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方面，有不完美甚至存在着一些谬误，但是钟、谭站在历史的前沿，担负起继往开来的使命，以《诗归》求开拓，求进取，无疑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添上了厚重的一笔。
无论中国诗文，还是外国诗文，都是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成果。所以歌德在其《谈话录》中称“我愈来逾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法国思想启蒙家伏尔泰说得更为精彩，“任何有意义的东西都属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任何优秀的艺术属于所有的民族共享。所以，竟陵派文学是世界的。
（作者单位：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育学院）
[1]《外国文学作品选》（第一卷），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5月新1版。
[2]王忠祥、奠自佳、戴安康、聂珍钊：《欧美文学史话》，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年5月第1版。
[3]魏常伯：《日本文化概论》，中国文化书院，1987年版。
[4]葛雷、齐彦芬：《西方文化概论》，中国文化书院1987年版。
[5][6]《外国文学》，吴元迈主编，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