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的父亲20世纪20年代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体育系，后在江苏省立社会教育学院教书，30年代任体育系主任。
社会教育学院，其主要培养对象是社会基层干部。它有社会系、社会教育系、新闻系、艺术系等。有众多著名教授如艺术系教授周小燕，当年就在该系任教。这个学院免除一切费用还管吃管住，正因为如此，有很多出身于贫困家庭的学生，同时，也为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开启了方便之门。许多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进步青年，都到这里上学。他们一面学习，一面做党的地下工作。我耳濡目染，真的受了他们不少影响。
解放前夕，那些与我熟悉的进步学生怕国民党特务抓他们，就把从解放区拿来的进步书刊交给了我，我父亲看到后，就把它用油纸包住藏在房顶。国民党撤出苏州，但解放军尚未进城，苏州市成为真空，大学生们组织起来护校。我把一支心爱的气枪捐献出来作为护校的“武器”。
1948年苏州解放，一股新的气象扑面而来，大家唱着《东方红》《你是灯塔》《我们坚决一边倒》等歌曲，社会风气一下子全变了。年轻人以穿灰色制服为时髦，有的同学为了出风头，不但穿灰制服，而且故意几个月不理发，装着地方干部的样子。我们看到那些穿着朴素的同学，就会说，他很像共产党员。我们几个好朋友在一起议论，我们什么时候能成为共产党员。我们太崇拜那些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共产党员了。
1949年夏，我和几个同学参加了在东吴大学举办的夏令营。夏令营结束后，我们还问组织夏令营的干部：“我们通过夏令营的学习，思想得到了改造，能不能发个文凭，证明我们已经把思想改造好了，我们能否参加共产党？”夏令营的干部笑着对我们说：“思想是要不断改造的，要改造一辈子，你们想入党，是你们的进步，但今后你们要更好地学习。”1957年大学毕业前夕，我被打成右派，从此入党的念头被彻底打碎，老老实实做人算了，还想什么入党！
在河北农村工作20多年以后，我被摘帽，以后又提升当了正定县农科所副所长、县科委副主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0年我又被选为副县长。一天，县委书记冯国祥同志对我说，可以发展我为党员，但过了几天，他又对我说：“地委统战部不同意你入党，另有安排。”果然，1983年我当选为河北省人大代表，在会上我被选举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那是因为当年中央提出干部要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我从几百位提名干部中脱颖而出。
我想，当了副省级干部了，这下我总可以入党了吧。当我向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秉彦同志提出入党要求时，刘主任对我说：“组织上要求你在党外工作。”后来一位副主任对我说：“经人大常委会党组研究，请你列席党组会。”一个非党人士列席一个省级单位的党组会是多么不容易啊，我高兴了很长时间。省人大常委会有一间阅览室，桌上放了很多党、政文件，有专人管理，就像我上大学时的图书馆一样，自以为我是副主任，又是党组会列席成员，这个阅览室我当然可以去阅读了。我就去了一次，其实里面没有什么机密的文件。但一位领导对我说，阅览室是党内放文件的地方，只准党员去看，今后你不能去，看文件要按规矩办。我当面问了问刘秉彦主任，党外领导干部能看什么文件？他回答说：“放在阅览室的文件没有什么机密。”我又写信给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高扬同志，但他没有给我答复，我还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同志，他们也没有什么肯定的回答。
当初我为什么对看文件如此注重，因我已经是副省级干部了，我要起草文件，我要批文件，我要在人面前讲话，这些事总要与党的口径一致吧，仅此而已，我非常遗憾我不是一个中共党员。我的老领导刘秉彦主任离休后，来了另一位领导，又一次谈起我入党之事，他笑着对我说：“幼辉，你如果是党员就当不了大官了。”有时候我的确很尴尬，不论是在开人大代表会还是开政协会，一些会议主持人会说：“散会后，党员同志留下，其他同志可以走了。”虽然我是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以后当了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我也只能站起来走人，觉得非常尴尬。
在我任副省长分管卫生工作时，一次，一位中医院的医生（马来西亚华侨）要请假回去探亲。该医院领导说，回去可以，但扣除一切奖金。这位医生来我办公室说理，我当时也分管侨务工作，我觉得华侨同志回去探亲，完全合理合法，且法律上有规定。当我打电话给该院院长时，这位院长却说：“这是我院的规定。”我说：“国家的侨务法大还是你一个医院的规定大？”院长说：“那只好把医院的规定改一改。”我说：“立即改。”但该医院的党支部书记却在背后说：“王幼辉不是党员，他要管党的事干什么？”類似这种事，我遇见过多次。
但我还是尝到了当“党员”的幸福感觉。那是1993年初，省委通知我去中央党校省部级班学习三个月。那是一种政策，凡是进入省级领导的同志，必须去党校学习。故有很多朋友，当知道我去中央党校学习时，他们还以为我入了党呢。但我觉得这是一种光荣，我能进入中国共产党高级学府学习，党没有把我看作“外人”。
在中央党校的三个月中，我享受到一个党员的全部待遇，我们班有40位同学，全部都是副部级以上的干部。那时我任河北省副省长。在班里大家一视同仁，团结友爱。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从各个工作岗位聚在一起学习，他们从没有把我当作非党员来看，而是一起听讲，一起讨论，一起学习太极拳，在一个食堂吃饭，我们的学习生活，自然、从容、和谐。我从来没有在这种友爱自由的气氛中度过，大家从不互称官衔，全是同学称呼，日子幸福，就过得很快。那年5月底，我们班要毕业了，乔石委员长专门来为我们这个班颁发结业证书。当我从乔石委员长手中接到那红彤彤的结业证时，我顿时觉得我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感觉，一点儿不错。时任班长贾春旺同志向乔石同志汇报班上成员时，他说：“我们班有40位同学，有38个党员，还有两位在组织上没有入党的同志。”当时我浑身发热，泪水已在我的眼睛里。那就是说，我和另一位海南省的政协副主席（非党同志）仅仅因为需要，没有在组织部办理手续而已，党已承认了我们亦是“党员”。我一生不能忘记这三个月的学习经历，也不会忘记那个毕业典礼。
我从政50多年，得过很多奖励证书，我都没有留着，但这红彤彤的中央党校结业证书，我把它很好地珍藏着，因为这是我组织上没有入党的“党员”证明。我爱人、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是共产党员，我的四任秘书和司机都是共产党员，我被共产党员包围着，至今仍是没有在组织上入党的“党员”。从1949年到1993年赴中央党校学习，44年过去了，我的“党员梦”终于实现了。
作者：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政府原副省长、省政协原副主席
（责编/梁晓娟）
社会教育学院，其主要培养对象是社会基层干部。它有社会系、社会教育系、新闻系、艺术系等。有众多著名教授如艺术系教授周小燕，当年就在该系任教。这个学院免除一切费用还管吃管住，正因为如此，有很多出身于贫困家庭的学生，同时，也为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开启了方便之门。许多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进步青年，都到这里上学。他们一面学习，一面做党的地下工作。我耳濡目染，真的受了他们不少影响。
解放前夕，那些与我熟悉的进步学生怕国民党特务抓他们，就把从解放区拿来的进步书刊交给了我，我父亲看到后，就把它用油纸包住藏在房顶。国民党撤出苏州，但解放军尚未进城，苏州市成为真空，大学生们组织起来护校。我把一支心爱的气枪捐献出来作为护校的“武器”。
1948年苏州解放，一股新的气象扑面而来，大家唱着《东方红》《你是灯塔》《我们坚决一边倒》等歌曲，社会风气一下子全变了。年轻人以穿灰色制服为时髦，有的同学为了出风头，不但穿灰制服，而且故意几个月不理发，装着地方干部的样子。我们看到那些穿着朴素的同学，就会说，他很像共产党员。我们几个好朋友在一起议论，我们什么时候能成为共产党员。我们太崇拜那些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共产党员了。
1949年夏，我和几个同学参加了在东吴大学举办的夏令营。夏令营结束后，我们还问组织夏令营的干部：“我们通过夏令营的学习，思想得到了改造，能不能发个文凭，证明我们已经把思想改造好了，我们能否参加共产党？”夏令营的干部笑着对我们说：“思想是要不断改造的，要改造一辈子，你们想入党，是你们的进步，但今后你们要更好地学习。”1957年大学毕业前夕，我被打成右派，从此入党的念头被彻底打碎，老老实实做人算了，还想什么入党！
在河北农村工作20多年以后，我被摘帽，以后又提升当了正定县农科所副所长、县科委副主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0年我又被选为副县长。一天，县委书记冯国祥同志对我说，可以发展我为党员，但过了几天，他又对我说：“地委统战部不同意你入党，另有安排。”果然，1983年我当选为河北省人大代表，在会上我被选举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那是因为当年中央提出干部要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我从几百位提名干部中脱颖而出。
我想，当了副省级干部了，这下我总可以入党了吧。当我向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秉彦同志提出入党要求时，刘主任对我说：“组织上要求你在党外工作。”后来一位副主任对我说：“经人大常委会党组研究，请你列席党组会。”一个非党人士列席一个省级单位的党组会是多么不容易啊，我高兴了很长时间。省人大常委会有一间阅览室，桌上放了很多党、政文件，有专人管理，就像我上大学时的图书馆一样，自以为我是副主任，又是党组会列席成员，这个阅览室我当然可以去阅读了。我就去了一次，其实里面没有什么机密的文件。但一位领导对我说，阅览室是党内放文件的地方，只准党员去看，今后你不能去，看文件要按规矩办。我当面问了问刘秉彦主任，党外领导干部能看什么文件？他回答说：“放在阅览室的文件没有什么机密。”我又写信给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高扬同志，但他没有给我答复，我还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同志，他们也没有什么肯定的回答。
当初我为什么对看文件如此注重，因我已经是副省级干部了，我要起草文件，我要批文件，我要在人面前讲话，这些事总要与党的口径一致吧，仅此而已，我非常遗憾我不是一个中共党员。我的老领导刘秉彦主任离休后，来了另一位领导，又一次谈起我入党之事，他笑着对我说：“幼辉，你如果是党员就当不了大官了。”有时候我的确很尴尬，不论是在开人大代表会还是开政协会，一些会议主持人会说：“散会后，党员同志留下，其他同志可以走了。”虽然我是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以后当了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我也只能站起来走人，觉得非常尴尬。
在我任副省长分管卫生工作时，一次，一位中医院的医生（马来西亚华侨）要请假回去探亲。该医院领导说，回去可以，但扣除一切奖金。这位医生来我办公室说理，我当时也分管侨务工作，我觉得华侨同志回去探亲，完全合理合法，且法律上有规定。当我打电话给该院院长时，这位院长却说：“这是我院的规定。”我说：“国家的侨务法大还是你一个医院的规定大？”院长说：“那只好把医院的规定改一改。”我说：“立即改。”但该医院的党支部书记却在背后说：“王幼辉不是党员，他要管党的事干什么？”類似这种事，我遇见过多次。
但我还是尝到了当“党员”的幸福感觉。那是1993年初，省委通知我去中央党校省部级班学习三个月。那是一种政策，凡是进入省级领导的同志，必须去党校学习。故有很多朋友，当知道我去中央党校学习时，他们还以为我入了党呢。但我觉得这是一种光荣，我能进入中国共产党高级学府学习，党没有把我看作“外人”。
在中央党校的三个月中，我享受到一个党员的全部待遇，我们班有40位同学，全部都是副部级以上的干部。那时我任河北省副省长。在班里大家一视同仁，团结友爱。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从各个工作岗位聚在一起学习，他们从没有把我当作非党员来看，而是一起听讲，一起讨论，一起学习太极拳，在一个食堂吃饭，我们的学习生活，自然、从容、和谐。我从来没有在这种友爱自由的气氛中度过，大家从不互称官衔，全是同学称呼，日子幸福，就过得很快。那年5月底，我们班要毕业了，乔石委员长专门来为我们这个班颁发结业证书。当我从乔石委员长手中接到那红彤彤的结业证时，我顿时觉得我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感觉，一点儿不错。时任班长贾春旺同志向乔石同志汇报班上成员时，他说：“我们班有40位同学，有38个党员，还有两位在组织上没有入党的同志。”当时我浑身发热，泪水已在我的眼睛里。那就是说，我和另一位海南省的政协副主席（非党同志）仅仅因为需要，没有在组织部办理手续而已，党已承认了我们亦是“党员”。我一生不能忘记这三个月的学习经历，也不会忘记那个毕业典礼。
我从政50多年，得过很多奖励证书，我都没有留着，但这红彤彤的中央党校结业证书，我把它很好地珍藏着，因为这是我组织上没有入党的“党员”证明。我爱人、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是共产党员，我的四任秘书和司机都是共产党员，我被共产党员包围着，至今仍是没有在组织上入党的“党员”。从1949年到1993年赴中央党校学习，44年过去了，我的“党员梦”终于实现了。
作者：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政府原副省长、省政协原副主席
（责编/梁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