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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20世纪20年代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体育系,后在江苏省立社会教育学院教书,30年代任体育系主任。
社会教育学院,其主要培养对象是社会基层干部。它有社会系、社会教育系、新闻系、艺术系等。有众多著名教授如艺术系教授周小燕,当年就在该系任教。这个学院免除一切费用还管吃管住,正因为如此,有很多出身于贫困家庭的学生,同时,也为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开启了方便之门。许多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进步青年,都到这里上学。他们一面学习,一面做党的地下工作。我耳濡目染,真的受了他们不少影响。
解放前夕,那些与我熟悉的进步学生怕国民党特务抓他们,就把从解放区拿来的进步书刊交给了我,我父亲看到后,就把它用油纸包住藏在房顶。国民党撤出苏州,但解放军尚未进城,苏州市成为真空,大学生们组织起来护校。我把一支心爱的气枪捐献出来作为护校的“武器”。
1948年苏州解放,一股新的气象扑面而来,大家唱着《东方红》《你是灯塔》《我们坚决一边倒》等歌曲,社会风气一下子全变了。年轻人以穿灰色制服为时髦,有的同学为了出风头,不但穿灰制服,而且故意几个月不理发,装着地方干部的样子。我们看到那些穿着朴素的同学,就会说,他很像共产党员。我们几个好朋友在一起议论,我们什么时候能成为共产党员。我们太崇拜那些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共产党员了。
1949年夏,我和几个同学参加了在东吴大学举办的夏令营。夏令营结束后,我们还问组织夏令营的干部:“我们通过夏令营的学习,思想得到了改造,能不能发个文凭,证明我们已经把思想改造好了,我们能否参加共产党?”夏令营的干部笑着对我们说:“思想是要不断改造的,要改造一辈子,你们想入党,是你们的进步,但今后你们要更好地学习。”1957年大学毕业前夕,我被打成右派,从此入党的念头被彻底打碎,老老实实做人算了,还想什么入党!
在河北农村工作20多年以后,我被摘帽,以后又提升当了正定县农科所副所长、县科委副主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0年我又被选为副县长。一天,县委书记冯国祥同志对我说,可以发展我为党员,但过了几天,他又对我说:“地委统战部不同意你入党,另有安排。”果然,1983年我当选为河北省人大代表,在会上我被选举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那是因为当年中央提出干部要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我从几百位提名干部中脱颖而出。
我想,当了副省级干部了,这下我总可以入党了吧。当我向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秉彦同志提出入党要求时,刘主任对我说:“组织上要求你在党外工作。”后来一位副主任对我说:“经人大常委会党组研究,请你列席党组会。”一个非党人士列席一个省级单位的党组会是多么不容易啊,我高兴了很长时间。省人大常委会有一间阅览室,桌上放了很多党、政文件,有专人管理,就像我上大学时的图书馆一样,自以为我是副主任,又是党组会列席成员,这个阅览室我当然可以去阅读了。我就去了一次,其实里面没有什么机密的文件。但一位领导对我说,阅览室是党内放文件的地方,只准党员去看,今后你不能去,看文件要按规矩办。我当面问了问刘秉彦主任,党外领导干部能看什么文件?他回答说:“放在阅览室的文件没有什么机密。”我又写信给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高扬同志,但他没有给我答复,我还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同志,他们也没有什么肯定的回答。
当初我为什么对看文件如此注重,因我已经是副省级干部了,我要起草文件,我要批文件,我要在人面前讲话,这些事总要与党的口径一致吧,仅此而已,我非常遗憾我不是一个中共党员。我的老领导刘秉彦主任离休后,来了另一位领导,又一次谈起我入党之事,他笑着对我说:“幼辉,你如果是党员就当不了大官了。”有时候我的确很尴尬,不论是在开人大代表会还是开政协会,一些会议主持人会说:“散会后,党员同志留下,其他同志可以走了。”虽然我是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以后当了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我也只能站起来走人,觉得非常尴尬。
在我任副省长分管卫生工作时,一次,一位中医院的医生(马来西亚华侨)要请假回去探亲。该医院领导说,回去可以,但扣除一切奖金。这位医生来我办公室说理,我当时也分管侨务工作,我觉得华侨同志回去探亲,完全合理合法,且法律上有规定。当我打电话给该院院长时,这位院长却说:“这是我院的规定。”我说:“国家的侨务法大还是你一个医院的规定大?”院长说:“那只好把医院的规定改一改。”我说:“立即改。”但该医院的党支部书记却在背后说:“王幼辉不是党员,他要管党的事干什么?”類似这种事,我遇见过多次。
但我还是尝到了当“党员”的幸福感觉。那是1993年初,省委通知我去中央党校省部级班学习三个月。那是一种政策,凡是进入省级领导的同志,必须去党校学习。故有很多朋友,当知道我去中央党校学习时,他们还以为我入了党呢。但我觉得这是一种光荣,我能进入中国共产党高级学府学习,党没有把我看作“外人”。
在中央党校的三个月中,我享受到一个党员的全部待遇,我们班有40位同学,全部都是副部级以上的干部。那时我任河北省副省长。在班里大家一视同仁,团结友爱。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从各个工作岗位聚在一起学习,他们从没有把我当作非党员来看,而是一起听讲,一起讨论,一起学习太极拳,在一个食堂吃饭,我们的学习生活,自然、从容、和谐。我从来没有在这种友爱自由的气氛中度过,大家从不互称官衔,全是同学称呼,日子幸福,就过得很快。那年5月底,我们班要毕业了,乔石委员长专门来为我们这个班颁发结业证书。当我从乔石委员长手中接到那红彤彤的结业证时,我顿时觉得我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感觉,一点儿不错。时任班长贾春旺同志向乔石同志汇报班上成员时,他说:“我们班有40位同学,有38个党员,还有两位在组织上没有入党的同志。”当时我浑身发热,泪水已在我的眼睛里。那就是说,我和另一位海南省的政协副主席(非党同志)仅仅因为需要,没有在组织部办理手续而已,党已承认了我们亦是“党员”。我一生不能忘记这三个月的学习经历,也不会忘记那个毕业典礼。
我从政50多年,得过很多奖励证书,我都没有留着,但这红彤彤的中央党校结业证书,我把它很好地珍藏着,因为这是我组织上没有入党的“党员”证明。我爱人、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是共产党员,我的四任秘书和司机都是共产党员,我被共产党员包围着,至今仍是没有在组织上入党的“党员”。从1949年到1993年赴中央党校学习,44年过去了,我的“党员梦”终于实现了。
作者: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政府原副省长、省政协原副主席
(责编/梁晓娟)
社会教育学院,其主要培养对象是社会基层干部。它有社会系、社会教育系、新闻系、艺术系等。有众多著名教授如艺术系教授周小燕,当年就在该系任教。这个学院免除一切费用还管吃管住,正因为如此,有很多出身于贫困家庭的学生,同时,也为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开启了方便之门。许多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进步青年,都到这里上学。他们一面学习,一面做党的地下工作。我耳濡目染,真的受了他们不少影响。
解放前夕,那些与我熟悉的进步学生怕国民党特务抓他们,就把从解放区拿来的进步书刊交给了我,我父亲看到后,就把它用油纸包住藏在房顶。国民党撤出苏州,但解放军尚未进城,苏州市成为真空,大学生们组织起来护校。我把一支心爱的气枪捐献出来作为护校的“武器”。
1948年苏州解放,一股新的气象扑面而来,大家唱着《东方红》《你是灯塔》《我们坚决一边倒》等歌曲,社会风气一下子全变了。年轻人以穿灰色制服为时髦,有的同学为了出风头,不但穿灰制服,而且故意几个月不理发,装着地方干部的样子。我们看到那些穿着朴素的同学,就会说,他很像共产党员。我们几个好朋友在一起议论,我们什么时候能成为共产党员。我们太崇拜那些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共产党员了。
1949年夏,我和几个同学参加了在东吴大学举办的夏令营。夏令营结束后,我们还问组织夏令营的干部:“我们通过夏令营的学习,思想得到了改造,能不能发个文凭,证明我们已经把思想改造好了,我们能否参加共产党?”夏令营的干部笑着对我们说:“思想是要不断改造的,要改造一辈子,你们想入党,是你们的进步,但今后你们要更好地学习。”1957年大学毕业前夕,我被打成右派,从此入党的念头被彻底打碎,老老实实做人算了,还想什么入党!
在河北农村工作20多年以后,我被摘帽,以后又提升当了正定县农科所副所长、县科委副主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0年我又被选为副县长。一天,县委书记冯国祥同志对我说,可以发展我为党员,但过了几天,他又对我说:“地委统战部不同意你入党,另有安排。”果然,1983年我当选为河北省人大代表,在会上我被选举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那是因为当年中央提出干部要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我从几百位提名干部中脱颖而出。
我想,当了副省级干部了,这下我总可以入党了吧。当我向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秉彦同志提出入党要求时,刘主任对我说:“组织上要求你在党外工作。”后来一位副主任对我说:“经人大常委会党组研究,请你列席党组会。”一个非党人士列席一个省级单位的党组会是多么不容易啊,我高兴了很长时间。省人大常委会有一间阅览室,桌上放了很多党、政文件,有专人管理,就像我上大学时的图书馆一样,自以为我是副主任,又是党组会列席成员,这个阅览室我当然可以去阅读了。我就去了一次,其实里面没有什么机密的文件。但一位领导对我说,阅览室是党内放文件的地方,只准党员去看,今后你不能去,看文件要按规矩办。我当面问了问刘秉彦主任,党外领导干部能看什么文件?他回答说:“放在阅览室的文件没有什么机密。”我又写信给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高扬同志,但他没有给我答复,我还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同志,他们也没有什么肯定的回答。
当初我为什么对看文件如此注重,因我已经是副省级干部了,我要起草文件,我要批文件,我要在人面前讲话,这些事总要与党的口径一致吧,仅此而已,我非常遗憾我不是一个中共党员。我的老领导刘秉彦主任离休后,来了另一位领导,又一次谈起我入党之事,他笑着对我说:“幼辉,你如果是党员就当不了大官了。”有时候我的确很尴尬,不论是在开人大代表会还是开政协会,一些会议主持人会说:“散会后,党员同志留下,其他同志可以走了。”虽然我是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以后当了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我也只能站起来走人,觉得非常尴尬。
在我任副省长分管卫生工作时,一次,一位中医院的医生(马来西亚华侨)要请假回去探亲。该医院领导说,回去可以,但扣除一切奖金。这位医生来我办公室说理,我当时也分管侨务工作,我觉得华侨同志回去探亲,完全合理合法,且法律上有规定。当我打电话给该院院长时,这位院长却说:“这是我院的规定。”我说:“国家的侨务法大还是你一个医院的规定大?”院长说:“那只好把医院的规定改一改。”我说:“立即改。”但该医院的党支部书记却在背后说:“王幼辉不是党员,他要管党的事干什么?”類似这种事,我遇见过多次。
但我还是尝到了当“党员”的幸福感觉。那是1993年初,省委通知我去中央党校省部级班学习三个月。那是一种政策,凡是进入省级领导的同志,必须去党校学习。故有很多朋友,当知道我去中央党校学习时,他们还以为我入了党呢。但我觉得这是一种光荣,我能进入中国共产党高级学府学习,党没有把我看作“外人”。
在中央党校的三个月中,我享受到一个党员的全部待遇,我们班有40位同学,全部都是副部级以上的干部。那时我任河北省副省长。在班里大家一视同仁,团结友爱。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从各个工作岗位聚在一起学习,他们从没有把我当作非党员来看,而是一起听讲,一起讨论,一起学习太极拳,在一个食堂吃饭,我们的学习生活,自然、从容、和谐。我从来没有在这种友爱自由的气氛中度过,大家从不互称官衔,全是同学称呼,日子幸福,就过得很快。那年5月底,我们班要毕业了,乔石委员长专门来为我们这个班颁发结业证书。当我从乔石委员长手中接到那红彤彤的结业证时,我顿时觉得我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感觉,一点儿不错。时任班长贾春旺同志向乔石同志汇报班上成员时,他说:“我们班有40位同学,有38个党员,还有两位在组织上没有入党的同志。”当时我浑身发热,泪水已在我的眼睛里。那就是说,我和另一位海南省的政协副主席(非党同志)仅仅因为需要,没有在组织部办理手续而已,党已承认了我们亦是“党员”。我一生不能忘记这三个月的学习经历,也不会忘记那个毕业典礼。
我从政50多年,得过很多奖励证书,我都没有留着,但这红彤彤的中央党校结业证书,我把它很好地珍藏着,因为这是我组织上没有入党的“党员”证明。我爱人、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是共产党员,我的四任秘书和司机都是共产党员,我被共产党员包围着,至今仍是没有在组织上入党的“党员”。从1949年到1993年赴中央党校学习,44年过去了,我的“党员梦”终于实现了。
作者: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政府原副省长、省政协原副主席
(责编/梁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