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了唐代，达到历史鼎盛时期。唐朝经济的繁荣、政治的清明为佛教的進一步传播提供了物质条件和基础。主要体现在僧团的壮大、寺院数量的增多以及寺院经济的强盛。与此同时，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也进一步加深，作为佛教传统节日的盂兰盆节逐渐民俗化的过程正是这种趋势的侧面反映。
　　一、唐代不同时期佛教的发展
　　唐代诸帝对待佛教的总体态度，基本上是整顿和利用。在有唐一代的二十个皇帝中，除了发动“会昌灭佛”的武宗外，其余帝王均对佛教采取了既管理、整顿又扶持、利用的政策。从高祖的沙汰佛教二教，到太宗的“先道后佛”，从武则天的“举佛抑道”到玄宗的崇信密教，直到后来的武宗灭佛，唐王朝对待佛教的态度，虽然不同时期所处形势不同，根据其政治、经济、军事等的需要，而有或抑或扬的变化，但从整体上说，出于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政治目的，将佛教作为正统儒学之外的重要辅助手段加以利用，是唐代统治者对待佛教的总体策略。
　　唐初帝王基于梁武帝好佛亡国的教训，对佛教的态度并没有太多的支持，而是认为“宪舜之道，周孔之教”是立国之本。唐太宗虽然没有将佛教置于首位，但并没有排斥和打击儒学。他曾多次在战争后建立寺庙来超度战士亡魂。由此可见，太宗对于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还是相信的。据相关文献记载，唐太宗首度昭示佛骨，岐州刺史张德亮上奏，法门寺塌毁坏，申请重新修葺，太宗恩准，并且还借一传说，“此塔一闭，经三十年，一示人，令生善”，就上奏太宗，开启地宫，寻找佛骨，以示众人。太宗下诏开启，并见周魏之时树的两通碑，随出佛骨，于是“通现道俗，无数千人，一时同观”。除祷造大量佛像外，还对佛像的铸造和买卖制订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玄裝印度取经回到长安，带回大乘佛经，唐太宗还为其提供译经场所。唐太宗晚年，听玄奘讲佛法，对佛教的态度也有所转变，直接影响了先道后佛政策的改变。如此种种都为佛教在唐代之后的传播与发展打下了坚固的基石。
　　武则天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教。武则天一改太宗先道后佛的政策，举佛抑道，以此作为对付和打击李唐宗系的工具，为自己夺取和巩固皇权制造舆论。因此佛教得到广泛支持。武周时期，八十卷《华严经》在实叉难陀的主持下于洛阳翻译完成（699年），武则天亲自为其制序，称此经“乃诸佛之密藏，如来之性海”，“添性海之波澜，廓法界之疆域”。在她的扶植下，以法藏为集大成者的华严宗创立了，并发展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宗派。
　　唐玄宗尊崇儒、道，对佛教曾多方限制，颁布了一系列的制约佛教活动的诏书。玄宗对待佛教，一方面注意“括检”和制约，另一方面又积极地加以利用。曾从不空受灌顶法，成为菩萨戒弟子，还著有《御注金刚般若经》颁行天下。开元年间，印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相继来华，受到玄宗的礼遇和尊崇，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影响很大的佛教宗派—密宗。寺院的数量较之唐初几乎增加了一倍，佛教的发展达于极盛。不久，安史乱起，佛教在北方受到摧残，声势骤减。
　　随着佛教势力的急剧膨胀，寺院经济与世俗地主及国家在经济上的矛盾日益尖锐。加上朝政腐败，战乱不止，国势衰弱，使这一矛盾变得更加突出。到唐武宗时，发动了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史称“会昌灭佛”。武宗灭佛，沉重打击和削弱了佛教的势力。虽然其后几代帝王亦多信佛，但中经诸镇之倾轧及黄巢起义，对佛教的冲击也是很大的。会昌之后，由于遭受接连不断的打击，寺院经济被削弱，僧尼被迫还俗，寺庙毁坏，典籍散佚，许多佛教宗派失去了继续繁荣和发展的条件，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二、盂兰盆节的民俗化
　　“盂兰盆”三字取自西晋竺法护译《佛说孟兰盆经》，它是梵语vllambana（“乌蓝婆挚”，意为“倒悬”）的音译①。竺法护当初将bana译为“盆”，不只取字音近似，而且取其作为容器的字义②。后世人们将盛放盂兰盆斋会供养的容器称作“佛盆”，将斋会结束时供给僧众的食物统称“破盆”，使用了“盆”字的汉语本意，是符合竺法护的初衷的。
　　“盂兰盆节”是佛教的重要节日，其建立之初，是在每年的七月十五举行祭祖先、斋僧道，超度亡魂。佛教传入中国后，在魏晋南北朝就已广受认可，中后期，梁武帝对佛教大力提倡，作为佛教节日的盂兰盆节开始成为朝廷的定制，并且在一些笃信佛教的士人中流行起来。盂兰盆节能在此时成为统治阶层所提倡的节日，其一是因为盂兰盆节并没有遵从佛家“出家释子不拜父母”的教规，而是与儒家所提倡的孝道观念相统一，举行盂兰盆斋的目的恰是为了解脱过逝父母在阴间的苦厄。其二是《盂兰盆经》巧妙地将盂兰盆节和道教的中元节安排在同一天，道教的中元节，乃是基于“三元”之说所产生的节日，“三元”指的是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这三个月圆之日，中元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夏代甚至远古，与我国上古时期迎四时之气、四时祭祀祖先的礼俗有关。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南北朝时期经过葛洪、陶弘景、寇谦之等人丰富和发展，已经日趋完善。相对于从异域舶来的佛教而言，道教显然在此时更适应中国的国情，所以盂兰盆节和中元节同为一天，并且吸收了中元节某些习俗，这对于盂兰盆节的传播是有利的。
　　唐代盂兰盆节相较前代来说有了很大的变化，盂兰盆节开始从佛寺走向民间，其活动内容也是融入了许多中国旧有的民俗，更贴近百姓的生活，从佛教性转变为民俗性的节日。这也是盂兰盆节在唐代趋于民俗化、民族化的主要体现。
　　唐代盂兰盆节的活动并之前丰富不少，自中唐以来，每逢盂兰盆节日常有群众性的集会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项：（1）拜祭祖先的亡灵。（2）设食燃烛荐享无主冤魂。（3）“斋田头”、“祀田神”。（4）举行盂兰盆斋。（5）放江灯。（6）演出“目连救母”变文。除以上的所列之外，据李斌城先生所考，中唐以后，在不同的地区盂兰盆节的活动也有所不同。在岭南，百姓这一天陈设珍异，集演百戏；在建康，有人于是日出游瓦官寺，所在“士女阗咽，男女混杂”。僧俗大众在节日集会于寺庙，既是祀会，又是共同欣赏娱乐活动。在唐代韩鄂所著的风俗志《岁华纪丽》中记载：“孟秋之望，中气之辰。 道门宝盖，献在中元；释门兰盆，盛于此日。”诗人崔元翰在为唐德宗在盂兰盆节所写的应制诗中，也把盂兰盆节称为“中元”。 据《太平广记》卷三十四记载：“中元日，番禺人多陈设珍异于佛庙，集百戏于开元寺。 ”由此可见，在唐代盂兰盆节有渐与中元节合流的趋势，并且盂兰盆节的习俗已普及于民间。
　　其中目连救母故事的广为流传为盂兰盆节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此故事在唐代通常以变文的形式演出来供百姓欣赏。佛教的世俗化产生了变文这种更容易传播的文学体裁，佛教的中国话使得变文中的目连形象更具有儒家孝亲的色彩。《佛说盂兰盆经》汉译经文共793字，《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则有7500多字，几乎是原经文的十倍，更重要是，它拜托了原经文的束缚，吸取了民间的相关传说，作者根据想象和对现实生活的体悟理解，进行了艺术的再创作。变文中对地狱的残酷表现得更加穷形尽相，目连救母也变得更加困难曲折。这些变化除了出于对受众审美兴趣和接受倾向等方面因素的考虑外，还有就是服从传统孝道的宣传目的。目连由神通第一的佛陀第二大弟子演变为孝子典型，正是中国文化背景下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调和的形象表现。
　　总的说来，佛教在唐代的发展整体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盂兰盆节作为重要的佛教传统节日之一，在传入中土后吸收旧有的祭祀习俗与传统孝道观念，之后又融合道教中元节习俗，加以民俗化，从而演变为融儒、释、道三教思想为一体的节日。
　　注释：
　　①唐·释元应：《一切经音义》卷一三《孟兰盆经》。
　　②论者或以为“盂兰盆”三字纯为译音，释“盆”为容器是误释。按，《佛说孟兰盆经》译文：“以百味饭食，安孟兰盆中，施十方自态僧。”证明竺法护译bana译为“盆”，当机就有兼取字义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