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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广州美术学院的美术史教授，同时也是一位名声在外的公共知识分子。除了专业研究和写作以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在全国各地公共媒体上发表了大量思想评论和时评文章，态度始终独立特行
8月20日早晨，广州下了很大的雨。李公明教授一大早就到约好的采访地点等我们——位于美术学院老校区8楼的工作室，约20平方米的狭长房间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和画册。这位美院的美术史教授、公共知识分子一直以敢言著称，态度始终保持独立特行。
李公明1957年出生于广州，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务农，1982年从华南师范学院（现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至广州美术学院任教， 1996年任中国美术史教授，2000-2012年任美术史系主任，现任港台文化艺术研究所所长。
作为地道的广州人，李公明教授热爱广州，热爱本土文化。当记者问到他对广州这个城市的看法时，他回答说：广州人喜欢踏实地专注于自己所做的事情，这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于广州文化的观感，但不能因此就说广州是一个文化沙漠，市民公民意识的启蒙最早就是从广州开始的。他热爱广州本土文化，参与了很多广州旧城改造项目的公共讨论，在保护旧城和城市发展之间不断地反思。喜爱旅游的他对世界文化同样保持着开放接纳的态度。
作为一名教师，李公明“对目前校园文化感到非常担忧，因为就如钱理群先生所说，许多大学生已经变成了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深感忧虑的是，大学教育体制中存在的顽疾很多，校园文化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很多大学生参加校园活动带有很强的功利心，只是为了给自己加分，以助其最终在奖学金、考研等项目中获得优于别人的业绩；大学城的规划也产生许多问题，如教师们明显增加了每天耗费在交通上的时间与精力，下课后匆忙离开校区，有些学校的研究生还在老校区上课，大学城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像是 “大学生城”。若将此种种置之社会大背景中，则可从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大学盲目扩招和教育理念的单元化以及当今社会的功利性。
为了培育大学城的跨校园精神文化，李公明教授参与了今年广州大学城主办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活动，牵头策划其中的“两岸四地大学生艺术创新大赛首届年度展”，包括有雕塑、涂鸦、街舞、微电影、手机摄影、动漫等环节，预计在今年11月份举行总决赛。这也正是他反思当下艺术教育现状时，所做的建设性努力。
李公明还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除了教书育人，他广泛地关注公民社会的议题，是时事评论员、书评专栏作者，广州最具知名度的“公知”之一。多年来，他除了在专业领域著述颇丰，在公共写作上更是笔耕不辍。他说，我是一名教师，更是这个社会的公民，是社会的一分子，自然地有着一份公民的责任。
2013年，李公明整理近年来在公共媒体所发表的部分时评与思想文化评论作品，出版了《不对》一书，讲述了一个学人的个人阅读史和对各种公共事务的看法。他在自序中对书名的解释是：“其出发点是一个公民最基本的职责，就是对所有的不对说‘不对’。”
他酷爱读书，多年来发表了不少书评。2008年起，李公明每周都为《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的专栏写一篇书评，如今已是第六年。无论是在国内、国外，工作还是旅行，星期天晚上发书评稿“已经形成了生物钟”。
今年8月中旬，李公明教授在2014年南国书香节系列活动中做了一场《渡边淳一与荒木经惟艺术赏析》的艺术讲座，横跨美术、文学与历史的知识领域，与读者分享了他对文学与摄影、情感与人生的研究体会。9月，李公明教授还将作为乡村调查员参与“德基金”赴四川的小学支教项目。采访结束时，李教授忽然对我们的摄影师说：“要不，9月你和我一起去吧，你将在那里拍出非常好的照片。”
大学不能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留学生：你在一些文章和访谈中都很清晰地谈及对当下大学生校园文化、校园精神的担忧，这种担忧是因何而起呢？
李公明：现在的大学生校园文化出现了什么问题？这是我最关心的。之前我写关于中国教育问题的文章时，都谈到对目前校园文化的看法。大学生的校园文化表面看起来很繁华，开展各种活动，但大学生参加很多活动是有加分的，最后计量统计成他的业绩，成为他可以考研、推荐、公务员考试，甚至申请助学金的添加剂，因而许多大学生变得非常功利，真正的大学校园精神非常荒芜。所以钱理群先生讲：“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留学生：关于许多大学生被培养成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据你观察来看具体是怎样的？
李公明：钱先生所讲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指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看得非常深刻。当然恐怕也有很多学生还不至于如此“精致”，只是比较习惯了以功利的角度看问题。客观来讲这也是社会环境使然，我能理解。如今的就业竞争环境越来越残酷，大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断在下降，大学生就业、成家的压力越来越大。
留学生：在你看来，造成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
李公明：首先，无论如何不能以社会环境的因素来推卸大学的责任，培养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大学教育最严重的失职。其实，当高校异化为没有正义感和道德底线的官场与公司，所有那些市侩的、庸俗的风气对大学生灵魂的毒害正是“润物细无声”，这是对国民的犯罪。
其次，在就业竞争压力的增大与功利心态盛行的背后，存在着重大的教育失误。现在请一个熟练技术工人的薪酬远比一个毕业的大学生高，这背后是什么造成的？上世纪90年代后期高校盲目扩招，使人才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脱节，根本不相匹配。整个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从根本上来讲非常错误。像德国这样先进的发达国家，其教育体系非常注重职业技术的教育和培训，人才培养与社会需要高度吻合；经济生产的素质、为社会服务的素质也主要依赖于高水平的职业技术人员，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很高。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失误，最近已经试图改变，据说有六百所高校要做回职业教育，这是不得不作出的选择。盲目扩招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教学质量的下降，这是由教学环节中的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如师生比例导致很多课程只能上大课；还有“大学城”决策带来的不利因素，如教师们耗费在交通上的时间和精力，教师与学生的交流变得非常有限，老师一上完课全部都走人，我称之为大学生城。在这情况下，怎么能想象他们会获得精神上的成长呢？我也经常批判我自己，自问平时与大学城校区的学生究竟有多少交流呢？也很自责。 留学生：为了改善这样的情况，你有做哪些方面的努力？
李公明：我想，在大学城里能否有一个这样的平台，让教师和学生、尤其是学生之间能够展开真正的思想碰撞、学术交流，把它建成一个思想的园地，积极地培养大学生应有的社会关怀、正义感和道德勇气。刚好最近我开始投身到一个新的项目里，广州大学城要做一个两岸四地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现在大赛已经进入复赛阶段，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都很积极地参与。大赛主办方希望我能在这个大赛中组织一个艺术板块，所以我现在策划一个两岸四地大学生创新艺术大赛，包括有涂鸦、街舞、手机摄影、创新雕塑、微电影、动漫等内容，会在今年11月份举行总决赛。在此期间会举办各种读书讲座、艺术讲座，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国际的有思想含量的艺术交流。关于读书讲座，我想有这样一个题目：《那些年，我们该读而没有读过的书》。或许这是我们能够在课外为大学生做一点事情的地方，我希望逐步把这个平台培养成大学生的精神家园。大学生其实很敏感，现在资讯传播发达，通过读书的讲座传播真正经典的文化，我相信一些学生会发现，原来在喧哗之外还有一种内在的、严肃的精神生活值得向往。并且，这种内在和严肃并不是板起面孔，而是伴随着机智、敏锐和快乐，也会有街舞、涂鸦。
学文科首先要懂得理解 人性
留学生：你怎么理解“教书育人”？
李公明：所谓教育，首先就是说要教会学生真正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与能力。据说在拉丁文里“教育”的概念有很原始的含义，是说把人从某种东西中抽离出来，首先是抽离。“抽离出来”这个含义我觉得很有意思，把一个人从没有文化的背景中抽离出来变成一个有文化的人，更重要的是把他从市侩的精神氛围里面抽离出来，变成一个有青春批判激情的人。教书，特别对于大学生而言，绝不是单纯的技术知识传授，更重要的是教会他思考的方法，以及面对世界应该具有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和态度。比方说有关政治、哲学、人生等基本的层面，他都应该关注，应该有思考的能力。这样的话，才能构成国民文化素质总体提高的基础。
留学生： 要培养大学生拥有这样的能力，教师或外在环境要从哪些方面给予他们滋养？
李公明：我觉得培养大学生首先应该在价值观念与思维方法上，让他们获得一个可以正确成长的基础，这个基础就包括对自由、平等、人的尊严、社会的公平、正义等这些价值观念的认知和服膺，对社会、对人生有正确的价值判断和实践的道德勇气。最起码，你受过教育之后就要有作为公民的良知，要有价值伦理的底线，要懂得维护作为人的尊严。说到底，“教书育人”最基本的含义，就在于培养学生要有一个人所应该拥有的尊严。这些从哪里来？可以从古典的人文学科里来。我每次上世界文化史课程的导论时先表明，这是一门人文学科，人文学科在古罗马的定义是说，这门学问表达了对人的尊严的敬意。所以学人文科学首先要懂得理解人性。像康德晚年身体渐弱，朋友拜访离开时，他都坚持站起来送客，朋友说你不要站起来。他说：人性还没有完全从我身上消失。他把礼仪看做人性。所以我想，读书、教书，都应该明白这些道理。
留学生：在你看来，最理想的师生关系是什么？
李公明：做老师最幸运的是能够与最敏感、最年轻的头脑不断接触和碰撞，让我们这些老家伙能获得动力，能够永远处在一个思想最敏锐的过程里，这是最理想的师生关系。
要引导必须自己先有行动
留学生：你曾经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也常与西方大学进行交流，你认为西方大学怎样的办学理念值得重视或借鉴？
李公明：以美国为例吧。美国的本科教育非常多层次，服务于年轻人成长的各种需求。有综合性大学、文理学院、社区大学、公办和私办，各种各样的课程设置，每年大学生入学考试（SAT）也不是一考定终身。以有名的文理学院，如威廉姆斯学院作为参考，你会发现文理学院注重本科教育，学生少，老师很精，文理学院很多也没有研究生教育，就是要办好本科教育。另外还有一个这样的实例：一位考生在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同时，大学会给你发一封信问这样的问题：你想和什么人住在一个宿舍？你有机会提出对室友的宗教信仰、文化背景、人种、生活习惯等各方面的要求。这不仅是对人性的理解，而且你有选择的权利，会得到更好的学习与生活环境。美国一些文理学院的课程设置也足以让我惊讶，比如主修哲学的课程中，有以某世纪的哲学或某一位哲学家的思想作为一门课程，在我们看起来开给博士生都是相当高端的课程设置了。
留学生：国内的专业院校，如美术学院，音乐学院等，跟西方的专业院校差距到底有多大？
李公明：从课程设置来讲，我们现在还是沿用前苏联那套划分专业的方法：造型艺术、设计艺术，是以艺术门类作为分科，西方艺术学院早已没有这样的分科了。另外我们还是极为偏重培养学生的技巧，画面的效果，从招生过程就可得知，在所有美院周边遍布高考班。艺术学院的学生本来很有机会受到好的人文教育，但现在确实在这个方面很弱。我们有些老师仍处于比较封闭保守的思想状态，自己的知识没有更新，还是以二十年以前的知识体系来教学生，当然就很有问题。所以我一直想，也不能纯粹埋怨教育制度本身，如果教师都有思想，都酷爱读书，对学生肯定会有感染。
留学生：你觉得学生能从一门课里学到什么算是有收获？
李公明：有两个方面的标准，第一是这门课的专业内容都应该能掌握。另外，就是能不能在基础内容之外，学会思考的方法，你需要在授课过程中不断地启发，更多地引导他们读一些书。这与教师本人的视野开阔还是狭隘，本身有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念等是密切相关的，我觉得教师个人素质很重要。
留学生：你怎么引导学生关心社会事物，明白要有承担责任的本分？
李公明：我讲人文科学的定义，讲到很多历史上的艺术作品时，经常会引导学生思考，我们目前的社会状态，出现的问题。另外教师本身必须自己有所行动，你要尽可能地让学生知道你不是一个光说不做的人，你也在行动。 艺术创造自由
留学生：市场的压力对美术创作本身的影响大吗？
李公明：如果美院学生想继续在艺术创作方面发展的话真的会很有压力，但是目前社会氛围也提供了很大空间。比如说在北京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家，通过艺术作品进入市场和参加展览，还是能够获得更多机会，很多成功的当代艺术家也给他们作出示范，所以各地美院的许多学生都会到北京、上海。要谋生，就会面临怎样让自己的创作在艺术圈子里能够被人认识，被市场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也正因为这样，现在“策展人”也作为一个行业不断地在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生做策展，写美术评论，做艺术拍卖行工作等。
留学生：你觉得在艺术里，艺术家是什么身份？
李公明：说起来中国与西方对“艺术家”的理解其实有很大区别。如果在国外旅游会发现，艺术家会让人对你心生敬意，觉得你有精神创造性。但现在国内越来越把精神创造性问题不自觉地抹得很平淡。本来艺术家真的应该有自由创造的精神，席勒讲过一句话：“人类，只有你才有艺术。”这句话意味深长，做艺术的人真的应该很投入，很痴迷，并且能在艺术里感到快感，创造本身就充满快感，对人生有很大影响。千万不能把艺术创作想象成只有孤独、痛苦，过程中会有孤独和痛苦，但是也不排除有些人一点都不会，荒木经惟就是这样。他快乐得不得了。最关键的不在于痛苦或快乐，关键在于对艺术本质是不是真的理解，真的有所感受，比方说其中的创造的精神，自由的精神。而现在很多学生如果怀有功利，一味模仿那些成功艺术家的模式，认为这样也会成功，那就跟艺术创造自由的本意完全背道而驰，即便已经功成名就，但仍然跟艺术无缘。
当代艺术应有社会学的转向
留学生：有一点希望能得到你的解惑，广州为什么文化、艺术领域的发展相较北京上海差距这么大？
李公明：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讨论：广州是不是文化沙漠？作为地道的广州人，我当然不觉得广州是文化沙漠。在国内，广州市民的启蒙，公民意识的启蒙是最早、最现代的。在政治学、哲学这些深层次领域中，因为它没有汇聚北京、上海那么多的学术人才，总是会显得力量比较淡薄一些。但是你要发现一些很出色的学者，很有道德勇气的知识分子也都在广州，像中山大学的袁伟时教授、艾晓明教授等。我蛮喜欢广州的氛围，说到文化上，广州人没那么抱团，没那么多要做什么事的夸张表现，比较踏实做事。这些事情可能都会影响外界对广州文化的观感。
留学生：对于某个地方的文化认同如果过度的话，会不会造成一种闭塞的心态？
李公明：我觉得倒不会，这两者之间，起码在我个人经验里根本没有构成过矛盾对立。我参与了很多关于广州旧城改造的项目，保护旧城、骑楼街、文物建筑，写过的这类文章数不清了。作为一个广州人，我自问是不是真的就对像珠江新城那些新的建筑毫无感觉？真的觉得老广州就那么美好吗？也并非是这样，我非常开放地接纳，不可能只沉迷自己老广州的文化。
留学生：在你看来，意识形态和艺术本来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李公明：其实这就说到我一直在研究的课题，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艺，特别是以现代美术的政治叙事作为我的研究个案的切入点。比如宣传画是最有政治性的，但是宣传画同时也是中国六十多年的历史发展的形象符号，是几代人心目中时代视觉记忆。如何在意识形态与艺术之间挖掘出对人性的不同态度，尤其是在被极度压抑的环境中如何保持着一点人性的微末光亮，这是我们对待激进的艺术遗产应取的重要态度。
留学生：你一直在阐述着公民的含义，你不单在大学里教书，还积极参与很多社会议题。
李公明：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其实中国的社会进步最关键的就是大家应该有道德上的觉醒，意识到这个社会是大家的，必须负起每个人的责任，所以我说，当你看到不对的事情就要说不对。
留学生：有些艺术家的创作常常暗含着政治立场和影射，你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话，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政治人物吗？
李公明：艺术家绝非一定要做政治人物，但是最起码应该关心社会，关心公共事务，就像一个普通公民一样。艺术家可以只谈艺术，但也可以怀着对政治的理解或信念从事艺术创作。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艺术本来是要实现人的思想和情感的交流，而人在社会里所关心的、感到痛苦和焦虑要解决的问题都应该是艺术家关心的问题。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讲，当代艺术应该有社会学的转向，应该关心中国真正的问题，所以在做新宣传画的创作时，我也发动学生创作贺年卡片，还有我们到阳江农村去画壁画。做这些事情无非是表明，艺术能够为建设公民社会做一点事情。
留学生：大众现在对艺术的认识和态度相较过去有没有什么改变？
李公明：其实这个问题也关系到国家的美术管理体制。大概在2003年以前，我就呼吁美术馆、博物馆应该免费向公众开放，现在博物馆、美术馆基本实现免费，这很有进步意义，让美术馆跟公众拉近距离。另外，美术馆能够对公众教育起到很好的作用。由于现在媒体发达，报纸杂志对于艺术版面的报道都相当活跃。公众与艺术的关系不断地在变化，拉近距离。按道理中国的居住文化已经相当发达，我特别希望社区艺术能够发展起来。从社区这块来讲，开展社区艺术活动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社区文化应该是作为广州公民社会建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8月20日早晨，广州下了很大的雨。李公明教授一大早就到约好的采访地点等我们——位于美术学院老校区8楼的工作室，约20平方米的狭长房间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和画册。这位美院的美术史教授、公共知识分子一直以敢言著称，态度始终保持独立特行。
李公明1957年出生于广州，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务农，1982年从华南师范学院（现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至广州美术学院任教， 1996年任中国美术史教授，2000-2012年任美术史系主任，现任港台文化艺术研究所所长。
作为地道的广州人，李公明教授热爱广州，热爱本土文化。当记者问到他对广州这个城市的看法时，他回答说：广州人喜欢踏实地专注于自己所做的事情，这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于广州文化的观感，但不能因此就说广州是一个文化沙漠，市民公民意识的启蒙最早就是从广州开始的。他热爱广州本土文化，参与了很多广州旧城改造项目的公共讨论，在保护旧城和城市发展之间不断地反思。喜爱旅游的他对世界文化同样保持着开放接纳的态度。
作为一名教师，李公明“对目前校园文化感到非常担忧，因为就如钱理群先生所说，许多大学生已经变成了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深感忧虑的是，大学教育体制中存在的顽疾很多，校园文化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很多大学生参加校园活动带有很强的功利心，只是为了给自己加分，以助其最终在奖学金、考研等项目中获得优于别人的业绩；大学城的规划也产生许多问题，如教师们明显增加了每天耗费在交通上的时间与精力，下课后匆忙离开校区，有些学校的研究生还在老校区上课，大学城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像是 “大学生城”。若将此种种置之社会大背景中，则可从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大学盲目扩招和教育理念的单元化以及当今社会的功利性。
为了培育大学城的跨校园精神文化，李公明教授参与了今年广州大学城主办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活动，牵头策划其中的“两岸四地大学生艺术创新大赛首届年度展”，包括有雕塑、涂鸦、街舞、微电影、手机摄影、动漫等环节，预计在今年11月份举行总决赛。这也正是他反思当下艺术教育现状时，所做的建设性努力。
李公明还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除了教书育人，他广泛地关注公民社会的议题，是时事评论员、书评专栏作者，广州最具知名度的“公知”之一。多年来，他除了在专业领域著述颇丰，在公共写作上更是笔耕不辍。他说，我是一名教师，更是这个社会的公民，是社会的一分子，自然地有着一份公民的责任。
2013年，李公明整理近年来在公共媒体所发表的部分时评与思想文化评论作品，出版了《不对》一书，讲述了一个学人的个人阅读史和对各种公共事务的看法。他在自序中对书名的解释是：“其出发点是一个公民最基本的职责，就是对所有的不对说‘不对’。”
他酷爱读书，多年来发表了不少书评。2008年起，李公明每周都为《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的专栏写一篇书评，如今已是第六年。无论是在国内、国外，工作还是旅行，星期天晚上发书评稿“已经形成了生物钟”。
今年8月中旬，李公明教授在2014年南国书香节系列活动中做了一场《渡边淳一与荒木经惟艺术赏析》的艺术讲座，横跨美术、文学与历史的知识领域，与读者分享了他对文学与摄影、情感与人生的研究体会。9月，李公明教授还将作为乡村调查员参与“德基金”赴四川的小学支教项目。采访结束时，李教授忽然对我们的摄影师说：“要不，9月你和我一起去吧，你将在那里拍出非常好的照片。”
大学不能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留学生：你在一些文章和访谈中都很清晰地谈及对当下大学生校园文化、校园精神的担忧，这种担忧是因何而起呢？
李公明：现在的大学生校园文化出现了什么问题？这是我最关心的。之前我写关于中国教育问题的文章时，都谈到对目前校园文化的看法。大学生的校园文化表面看起来很繁华，开展各种活动，但大学生参加很多活动是有加分的，最后计量统计成他的业绩，成为他可以考研、推荐、公务员考试，甚至申请助学金的添加剂，因而许多大学生变得非常功利，真正的大学校园精神非常荒芜。所以钱理群先生讲：“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留学生：关于许多大学生被培养成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据你观察来看具体是怎样的？
李公明：钱先生所讲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指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看得非常深刻。当然恐怕也有很多学生还不至于如此“精致”，只是比较习惯了以功利的角度看问题。客观来讲这也是社会环境使然，我能理解。如今的就业竞争环境越来越残酷，大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断在下降，大学生就业、成家的压力越来越大。
留学生：在你看来，造成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
李公明：首先，无论如何不能以社会环境的因素来推卸大学的责任，培养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大学教育最严重的失职。其实，当高校异化为没有正义感和道德底线的官场与公司，所有那些市侩的、庸俗的风气对大学生灵魂的毒害正是“润物细无声”，这是对国民的犯罪。
其次，在就业竞争压力的增大与功利心态盛行的背后，存在着重大的教育失误。现在请一个熟练技术工人的薪酬远比一个毕业的大学生高，这背后是什么造成的？上世纪90年代后期高校盲目扩招，使人才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脱节，根本不相匹配。整个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从根本上来讲非常错误。像德国这样先进的发达国家，其教育体系非常注重职业技术的教育和培训，人才培养与社会需要高度吻合；经济生产的素质、为社会服务的素质也主要依赖于高水平的职业技术人员，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很高。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失误，最近已经试图改变，据说有六百所高校要做回职业教育，这是不得不作出的选择。盲目扩招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教学质量的下降，这是由教学环节中的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如师生比例导致很多课程只能上大课；还有“大学城”决策带来的不利因素，如教师们耗费在交通上的时间和精力，教师与学生的交流变得非常有限，老师一上完课全部都走人，我称之为大学生城。在这情况下，怎么能想象他们会获得精神上的成长呢？我也经常批判我自己，自问平时与大学城校区的学生究竟有多少交流呢？也很自责。 留学生：为了改善这样的情况，你有做哪些方面的努力？
李公明：我想，在大学城里能否有一个这样的平台，让教师和学生、尤其是学生之间能够展开真正的思想碰撞、学术交流，把它建成一个思想的园地，积极地培养大学生应有的社会关怀、正义感和道德勇气。刚好最近我开始投身到一个新的项目里，广州大学城要做一个两岸四地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现在大赛已经进入复赛阶段，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都很积极地参与。大赛主办方希望我能在这个大赛中组织一个艺术板块，所以我现在策划一个两岸四地大学生创新艺术大赛，包括有涂鸦、街舞、手机摄影、创新雕塑、微电影、动漫等内容，会在今年11月份举行总决赛。在此期间会举办各种读书讲座、艺术讲座，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国际的有思想含量的艺术交流。关于读书讲座，我想有这样一个题目：《那些年，我们该读而没有读过的书》。或许这是我们能够在课外为大学生做一点事情的地方，我希望逐步把这个平台培养成大学生的精神家园。大学生其实很敏感，现在资讯传播发达，通过读书的讲座传播真正经典的文化，我相信一些学生会发现，原来在喧哗之外还有一种内在的、严肃的精神生活值得向往。并且，这种内在和严肃并不是板起面孔，而是伴随着机智、敏锐和快乐，也会有街舞、涂鸦。
学文科首先要懂得理解 人性
留学生：你怎么理解“教书育人”？
李公明：所谓教育，首先就是说要教会学生真正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与能力。据说在拉丁文里“教育”的概念有很原始的含义，是说把人从某种东西中抽离出来，首先是抽离。“抽离出来”这个含义我觉得很有意思，把一个人从没有文化的背景中抽离出来变成一个有文化的人，更重要的是把他从市侩的精神氛围里面抽离出来，变成一个有青春批判激情的人。教书，特别对于大学生而言，绝不是单纯的技术知识传授，更重要的是教会他思考的方法，以及面对世界应该具有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和态度。比方说有关政治、哲学、人生等基本的层面，他都应该关注，应该有思考的能力。这样的话，才能构成国民文化素质总体提高的基础。
留学生： 要培养大学生拥有这样的能力，教师或外在环境要从哪些方面给予他们滋养？
李公明：我觉得培养大学生首先应该在价值观念与思维方法上，让他们获得一个可以正确成长的基础，这个基础就包括对自由、平等、人的尊严、社会的公平、正义等这些价值观念的认知和服膺，对社会、对人生有正确的价值判断和实践的道德勇气。最起码，你受过教育之后就要有作为公民的良知，要有价值伦理的底线，要懂得维护作为人的尊严。说到底，“教书育人”最基本的含义，就在于培养学生要有一个人所应该拥有的尊严。这些从哪里来？可以从古典的人文学科里来。我每次上世界文化史课程的导论时先表明，这是一门人文学科，人文学科在古罗马的定义是说，这门学问表达了对人的尊严的敬意。所以学人文科学首先要懂得理解人性。像康德晚年身体渐弱，朋友拜访离开时，他都坚持站起来送客，朋友说你不要站起来。他说：人性还没有完全从我身上消失。他把礼仪看做人性。所以我想，读书、教书，都应该明白这些道理。
留学生：在你看来，最理想的师生关系是什么？
李公明：做老师最幸运的是能够与最敏感、最年轻的头脑不断接触和碰撞，让我们这些老家伙能获得动力，能够永远处在一个思想最敏锐的过程里，这是最理想的师生关系。
要引导必须自己先有行动
留学生：你曾经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也常与西方大学进行交流，你认为西方大学怎样的办学理念值得重视或借鉴？
李公明：以美国为例吧。美国的本科教育非常多层次，服务于年轻人成长的各种需求。有综合性大学、文理学院、社区大学、公办和私办，各种各样的课程设置，每年大学生入学考试（SAT）也不是一考定终身。以有名的文理学院，如威廉姆斯学院作为参考，你会发现文理学院注重本科教育，学生少，老师很精，文理学院很多也没有研究生教育，就是要办好本科教育。另外还有一个这样的实例：一位考生在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同时，大学会给你发一封信问这样的问题：你想和什么人住在一个宿舍？你有机会提出对室友的宗教信仰、文化背景、人种、生活习惯等各方面的要求。这不仅是对人性的理解，而且你有选择的权利，会得到更好的学习与生活环境。美国一些文理学院的课程设置也足以让我惊讶，比如主修哲学的课程中，有以某世纪的哲学或某一位哲学家的思想作为一门课程，在我们看起来开给博士生都是相当高端的课程设置了。
留学生：国内的专业院校，如美术学院，音乐学院等，跟西方的专业院校差距到底有多大？
李公明：从课程设置来讲，我们现在还是沿用前苏联那套划分专业的方法：造型艺术、设计艺术，是以艺术门类作为分科，西方艺术学院早已没有这样的分科了。另外我们还是极为偏重培养学生的技巧，画面的效果，从招生过程就可得知，在所有美院周边遍布高考班。艺术学院的学生本来很有机会受到好的人文教育，但现在确实在这个方面很弱。我们有些老师仍处于比较封闭保守的思想状态，自己的知识没有更新，还是以二十年以前的知识体系来教学生，当然就很有问题。所以我一直想，也不能纯粹埋怨教育制度本身，如果教师都有思想，都酷爱读书，对学生肯定会有感染。
留学生：你觉得学生能从一门课里学到什么算是有收获？
李公明：有两个方面的标准，第一是这门课的专业内容都应该能掌握。另外，就是能不能在基础内容之外，学会思考的方法，你需要在授课过程中不断地启发，更多地引导他们读一些书。这与教师本人的视野开阔还是狭隘，本身有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念等是密切相关的，我觉得教师个人素质很重要。
留学生：你怎么引导学生关心社会事物，明白要有承担责任的本分？
李公明：我讲人文科学的定义，讲到很多历史上的艺术作品时，经常会引导学生思考，我们目前的社会状态，出现的问题。另外教师本身必须自己有所行动，你要尽可能地让学生知道你不是一个光说不做的人，你也在行动。 艺术创造自由
留学生：市场的压力对美术创作本身的影响大吗？
李公明：如果美院学生想继续在艺术创作方面发展的话真的会很有压力，但是目前社会氛围也提供了很大空间。比如说在北京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家，通过艺术作品进入市场和参加展览，还是能够获得更多机会，很多成功的当代艺术家也给他们作出示范，所以各地美院的许多学生都会到北京、上海。要谋生，就会面临怎样让自己的创作在艺术圈子里能够被人认识，被市场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也正因为这样，现在“策展人”也作为一个行业不断地在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生做策展，写美术评论，做艺术拍卖行工作等。
留学生：你觉得在艺术里，艺术家是什么身份？
李公明：说起来中国与西方对“艺术家”的理解其实有很大区别。如果在国外旅游会发现，艺术家会让人对你心生敬意，觉得你有精神创造性。但现在国内越来越把精神创造性问题不自觉地抹得很平淡。本来艺术家真的应该有自由创造的精神，席勒讲过一句话：“人类，只有你才有艺术。”这句话意味深长，做艺术的人真的应该很投入，很痴迷，并且能在艺术里感到快感，创造本身就充满快感，对人生有很大影响。千万不能把艺术创作想象成只有孤独、痛苦，过程中会有孤独和痛苦，但是也不排除有些人一点都不会，荒木经惟就是这样。他快乐得不得了。最关键的不在于痛苦或快乐，关键在于对艺术本质是不是真的理解，真的有所感受，比方说其中的创造的精神，自由的精神。而现在很多学生如果怀有功利，一味模仿那些成功艺术家的模式，认为这样也会成功，那就跟艺术创造自由的本意完全背道而驰，即便已经功成名就，但仍然跟艺术无缘。
当代艺术应有社会学的转向
留学生：有一点希望能得到你的解惑，广州为什么文化、艺术领域的发展相较北京上海差距这么大？
李公明：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讨论：广州是不是文化沙漠？作为地道的广州人，我当然不觉得广州是文化沙漠。在国内，广州市民的启蒙，公民意识的启蒙是最早、最现代的。在政治学、哲学这些深层次领域中，因为它没有汇聚北京、上海那么多的学术人才，总是会显得力量比较淡薄一些。但是你要发现一些很出色的学者，很有道德勇气的知识分子也都在广州，像中山大学的袁伟时教授、艾晓明教授等。我蛮喜欢广州的氛围，说到文化上，广州人没那么抱团，没那么多要做什么事的夸张表现，比较踏实做事。这些事情可能都会影响外界对广州文化的观感。
留学生：对于某个地方的文化认同如果过度的话，会不会造成一种闭塞的心态？
李公明：我觉得倒不会，这两者之间，起码在我个人经验里根本没有构成过矛盾对立。我参与了很多关于广州旧城改造的项目，保护旧城、骑楼街、文物建筑，写过的这类文章数不清了。作为一个广州人，我自问是不是真的就对像珠江新城那些新的建筑毫无感觉？真的觉得老广州就那么美好吗？也并非是这样，我非常开放地接纳，不可能只沉迷自己老广州的文化。
留学生：在你看来，意识形态和艺术本来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李公明：其实这就说到我一直在研究的课题，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艺，特别是以现代美术的政治叙事作为我的研究个案的切入点。比如宣传画是最有政治性的，但是宣传画同时也是中国六十多年的历史发展的形象符号，是几代人心目中时代视觉记忆。如何在意识形态与艺术之间挖掘出对人性的不同态度，尤其是在被极度压抑的环境中如何保持着一点人性的微末光亮，这是我们对待激进的艺术遗产应取的重要态度。
留学生：你一直在阐述着公民的含义，你不单在大学里教书，还积极参与很多社会议题。
李公明：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其实中国的社会进步最关键的就是大家应该有道德上的觉醒，意识到这个社会是大家的，必须负起每个人的责任，所以我说，当你看到不对的事情就要说不对。
留学生：有些艺术家的创作常常暗含着政治立场和影射，你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话，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政治人物吗？
李公明：艺术家绝非一定要做政治人物，但是最起码应该关心社会，关心公共事务，就像一个普通公民一样。艺术家可以只谈艺术，但也可以怀着对政治的理解或信念从事艺术创作。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艺术本来是要实现人的思想和情感的交流，而人在社会里所关心的、感到痛苦和焦虑要解决的问题都应该是艺术家关心的问题。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讲，当代艺术应该有社会学的转向，应该关心中国真正的问题，所以在做新宣传画的创作时，我也发动学生创作贺年卡片，还有我们到阳江农村去画壁画。做这些事情无非是表明，艺术能够为建设公民社会做一点事情。
留学生：大众现在对艺术的认识和态度相较过去有没有什么改变？
李公明：其实这个问题也关系到国家的美术管理体制。大概在2003年以前，我就呼吁美术馆、博物馆应该免费向公众开放，现在博物馆、美术馆基本实现免费，这很有进步意义，让美术馆跟公众拉近距离。另外，美术馆能够对公众教育起到很好的作用。由于现在媒体发达，报纸杂志对于艺术版面的报道都相当活跃。公众与艺术的关系不断地在变化，拉近距离。按道理中国的居住文化已经相当发达，我特别希望社区艺术能够发展起来。从社区这块来讲，开展社区艺术活动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社区文化应该是作为广州公民社会建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