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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后期，诗学理论流派众多，流派间的争鸣非常激烈，大致可将其归为复古派和反古派两类。许学夷“历四十年，十二易变稿，始可与言诗矣”，倾毕生精力终于写成了集大成的《诗源辩体》。
《诗源辩体》指出：“后进言诗，上述齐梁，下称晚季，于道为不及;昌谷诸子，首推郊祀，次举饶歌，于道为过;近袁氏钟氏出，欲背古师心，诡诞相尚，于道为离。”许学夷针对历代诗论和选诗状况，集众家诗论观点与一体，在继承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又具有清醒的批判意识，指出前人谬误并加以更正。许学夷力图通过《诗源辩体》，从历代诗歌发展变化的角度，梳理各种诗体的源流，探索其中的规律，对历代许多诗人的艺术造诣及各种艺术风格作出精到的分析。在这个过程中，许学夷在前人基础上系统地梳理诗歌发展史，以时间为轴，建立诗歌发展世次与脉络，揭示诗歌发展规律，以指导后人学习，为诗歌健康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文将结合文本，从构建诗歌发展史世次、梳理诗歌发展史脉络、提出诗歌发展的正变观念三个方面来叙述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体现出的诗歌发展史观念。
一、构建诗歌发展史世次
许学夷以时间为线索，结合前人論述，选取各个时代的代表诗人及其作品进行点评。值得一提的是，在各卷之前，许学夷单列世次，如同作家族谱系一样，列举从诗经时代至宋代以前的诗歌发展纲领，点明诗歌发展源流与盛衰，为全书构建了从先秦至宋代以前的诗歌发展框架。
最先论述诗歌发展源流的诗论著作是钟嵘的《诗品》，他在评论诗人及其作品时，多指出其诗歌创作源头，再分析诗人独特的创作特色。许学夷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单列世次，以提纲的形式表现出诗歌在发展的盛衰过程中前后相继的关系，构建起一个诗歌发展史框架。
论著以“诗源辩体”为名，说明本书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理清诗歌发展的源流;二是指出诗歌的基础——“体”。第一个内容将在下一部分讨论，“体”作为论述诗歌发展的基础，贯穿全书，在辩体中揭示诗歌发展的规律及特点，从中仍然能够看出许学夷的诗歌的发展史观念。在世次的架构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许学夷构建诗歌世次是以“体”为基础的;二是许学夷在构建诗歌发展史的世次时只涉及了自诗经时代至宋以前，而没有涉及宋、元、明三个朝代，现对这两点进行分析。
“体”的概念在中国古代的文论批评中曾被多次提及，含义丰富，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也多次提出自己对“体”的定义，他凡例中写到：“此编凡六朝、唐人拟古等作不录。盖此编以辩体为主，拟古不足以辩诸家之体也。”在这里，许学夷明确指出，六朝、唐人的拟古之作不足以“辩体”，在许学夷看来，拟古只是在形式和内容上模仿前人而没有创新，失去了诗歌独特的蕴藉的含义了。由此可知，许学夷所提到的“体”内涵丰富，远不止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拟古诗作因其只模仿了前作的形式和内容，但仍不足以进入“辩体”的范围，因此“体”的内涵不仅包括诗作的形式和内容，还包括诗作的其他方面。
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也有类似的论述：“若总归其涂，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刘勰把文辞分为八体四组，综合起来，文章的“体”包括内容、形式、修辞手法、文章风格等多方面的内容，从这点来看，许学夷援引了刘勰在“体性”篇中提出的观点。不仅如此，许学夷在此基础上对“体”的内容进行了扩充，他在凡例中还提到：“此编所录诸家诗，既先以五七言古、律、绝分次，而于诸体又各以体制、音调类从，注见诸家各体前，其有未注者，当以类推。”从这一条可知，许学夷在对诸家诗作进行分类时，先以字数、诗歌形式为标准，而后辅以体制、音调。这样一来，许学夷在书中提到的贯穿全书的最基本的概念“体”不仅包括诗歌内容、形式规范、修辞手法、文章风格，还包括体制、音调等，甚至还包括思想情感、作家品性等更深远的内容。许学夷以“体”为基础，架构起整个诗歌理论体系。
在对各个时代的诗歌进行批评时，附录部分的世次，只涉及了自诗经时代至宋代以前的诗歌累世顺序，许学夷在《后集纂要·卷一》中的开篇就说明了原因：“予作《诗源辩体》，先论次《三百篇》至五季，为前集，业既有成，乃复采宋、元、国朝，为后集。然汉、魏、六朝、唐人以世次定其盛衰，而宋、元、国朝则否者，盖汉、魏、六朝、唐人之变，顺乎风气之自然，故可以世次定其盛衰，宋人多学元和，元人多学中、晚，国朝人汉、魏、六朝、初、盛、中、晚各随其意而学，故为可以世次定盛衰也。”许学夷架构世次，是为了以世次定其盛衰，从《三百篇》开始到晚唐，在这个期间诗歌的发展变化都能“顺乎风气之自然”，可以从中窥探到其中的规律，有规律可循，因而可以揭示出在这个时间区间内诗歌的发展变化规则，从而梳理出这个时间区间内诗歌发展史的脉络，达到作者“使人所知趋向耳”的创作目的。但自宋代以来，宋、元、明三朝的诗人却各有所学，尤其是到了明朝，各种诗歌流派崛起，诗歌创作理论层出不穷，有人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有人认为应当学习齐梁、晚唐诗体，有人则提倡“诡诞相尚”“背古师心”，各家随自己所好而学习，各有其特色，虽使得诗坛风格各异，但却无法通过构建世次来“定其盛衰”了。因此，许学夷在构建诗歌发展史世次时只涉及了自诗经时代至宋代以前，而不涉及宋、元、明三朝。
二、梳理诗歌发展史脉络
作者以“体”为基础，贯穿全书，列举自诗经时代至宋代以前的诗歌发展史世次，以建构诗歌发展历程中的框架。为了进一步揭示诗歌发展规律，建立诗歌在历代的发展图景，许学夷在全文中以时间为轴，按照世次框架，梳理出诗歌发展史脉络，以揭示出诗歌发展史中的继承关系。
关于诗歌源流的研究，最先出现在钟嵘的《诗品》之中。钟嵘在诗品中对历代诗人进行评价时，大都先追溯其诗歌创作的源头，后评价其诗歌独特的风格。许学夷受其影响，但同时指出钟嵘在追溯各诗家源头时多有谬误，所以许学夷也对各代诗歌的源流发展进行了梳理，以呈现出诗歌发展的继承性。 许多学者认为，许学夷在书中明确标举《三百篇》为诗歌源头，因此便简单地认为《诗经》是诗歌发展的源头，其实不然。如果许学夷真的持这个观点的话，那么他在世次中的第一句话就不会写到“辩体起于三百篇、楚辞而世次独缺者，盖三百篇多无名氏，且诸国不一，难以分次;楚辞偏属于楚，故亦无次焉。”很明显，作者在这里是将《诗经》和楚辞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它们是并列关系，明确指出辩体的源头是《诗经》和楚辞，并立马解释为何两者无法列出世次的原因。如果只是简单粗暴地认为《诗经》被许学夷认为是诗歌发展的源头的话，仅在其列举的世次中就无法解释楚辞和《诗经》共同出现的缘由。
首先，许学夷认为，诗歌的源头是《诗经》和楚辞。作者在卷一明确指出《三百篇》是诗歌的源头，其影响一直辐射到唐，直到“元和后各派齐出”，因此无法梳理出元和后的诗人及其诗作出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许学夷在条陈世次时只涉及了自诗经时代至晚唐，而没有宋、元、明三代。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学夷看来，《诗经》固然为诗歌发展的正宗，但不可忽视的是，当《诗经》的影响辐射汉魏六朝唐代时，在其之下又衍生出了一个新的源头——楚辞，所以作者在第二卷里明确指出“别出乃为骚耳”，并引用胡元瑞的话加以证明，骚赋产生的根源在于《诗经》，但它显示出诗歌发展的另一条道路，后世其实很难将其区分开，并且“骚实歌行之祖”，而歌行体亦是属于诗歌体裁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因此，作为歌行体之祖的骚，也应该被视为是诗歌发展的特殊的源头之一。
其次，許学夷以“体”为基础，贯穿全作，但他并没有机械地将晚唐以前的诗人及其作品源头都生搬硬套到《诗经》或者楚辞中，而是对其有清醒的认识，并将诗歌的发展史按照五言、七言和自为一源三类进行梳理。许学夷梳理诗歌发展史脉络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理清诗歌发展的源头，更是为了揭示诗歌发展史过程中的规律，尤其是继承性和创新性，使之能够成为一条连贯的线索，指明诗歌发展史历程，为后世提供借鉴。例如，其对五言诗和七言诗的发展史梳理，从源头开始，每到诗歌发展的重要节点，均以精炼的语言指出某个时期的诗歌创作所呈现出来的不同于前代的面貌，并将其称为“变”。按照许学夷的梳理，从诗经时代至晚唐，五言诗的发展史经历了七变，七言诗歌的发展史则经历了八变。
许学夷虽分三类对诗歌发展史进行梳理，但并没有将三者割裂开来，而是有主有次，也体现出了各类别之间的关系。许学夷在书中以梳理五言诗歌的发展史为主，兼顾七言诗歌和自源一体的发展史。在卷三中，许学夷首先以《诗经》风雅颂三体为源头，分别指出三者是如何各自发展的，并对其发展做出评价，认为“五言于《风》为近，而四言于《雅》渐远，杂言于《颂》则愈失”;同时许学夷亦指出七言诗歌发展史的鼻祖是张衡的《四愁诗》，是因为其诗兼顾《风》《骚》，浑然天成，因此可以算作“七言之祖”;紧接着在卷六中又提出陶渊明的作品，因为其作品“章法虽本风雅，而语自己出”，所以与一般的四言或五言诗完全不同，即“不宗古体，不习新语，而真率自然”，可以将其诗歌归为自源一体。从这里可以看出，虽然作者将陶渊明归为自源一体，但也指出了其诗歌创作的章法归为风雅，因其在思想情感和语言上“真率自然”，呈现出与其他诗家不同的风格，因此将其归为一源。
最后，在世次和正文中，许学夷虽然在梳理诗歌发展史脉络时只涉及了《诗经》到晚唐，也说明了原因，但并没有割裂宋、元、明三代的诗歌发展与之前的联系，而是不断强调诗歌发展史中的前后相继的关系，尤其是晚唐以来对宋代诗词发展的影响。例如，作者在卷六中将陶渊明的诗歌归为一源，虽然后世难有能与之相似者，但在卷十七中，又指出元结“在李、杜、岑参外另成一家”，并认为其“上源渊明，下开白苏之门户”，不仅指出了元结诗歌创作的源头，同时还指出其创作开启了“白苏之门户”;在卷二十八中，又指出白居易的五言古诗，其源头也出自陶渊明，也指出白居易“以文为师”的创作手法，并指出白居易的创作亦“开宋人之门户”，虽然许学夷没有论述晚唐以后的诗歌发展史脉络，但从其中仍然可以看见其中的承继关系。再如，许学夷多次提及晚唐诗歌对宋词的开启作用，首先在卷二十一中提出“韩七言古，艳冶婉媚，乃诗余之渐。……下流至李贺、李商隐、温庭筠，则尽入诗余矣”，将宋词的源头追溯至韩愈的七言古诗，随后又在卷三十中指出两位诗人李商隐和温庭筠，并指出两人对开启宋词的渐进式的作用：“商隐七言古，声调婉媚，太半入诗余矣”，“温庭筠七言古，声调婉媚，尽入诗余”。从“诗余之渐”到“太半入诗余”再到“尽入诗余”，不难看出其中循序渐进式的作用。不仅如此，许学夷在论述五言、七言诗歌发展进程时，也是如此，向读者证明诗歌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有迹可循的。
三、提出诗歌发展史标准——正变
虽然许学夷以“体”为基础，以时间为轴，分五言、七言和自源一体三类对诗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但同时也在自序中指出“诗有源流，体有正变，于篇首既论其要矣，就过不及而揆之，斯得其中”，说明要想梳理清楚诗歌发展史脉络，不仅要理清诗歌发展源流，而且要拿出诗歌发展的标准——正变，两者互为补充，才能明辨诗歌发展历程，评判诗歌发展的优劣。
“正变”观念应来源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毛诗序》最先提出“变风变雅”：“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意指由于政治衰败，礼乐制度崩坏，因此诗歌的内容和思想内涵都出现了与之前不同的变化，礼崩乐坏制度下的社会和政治被反映到诗歌之中，被称为“变风”和“变雅”。《毛诗序》虽然提出了“变风变雅”的概念，但没有明确指出何为“正风正雅”，直到郑玄在《诗谱序》中才得到解答：“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至太平，治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郑玄从历史的角度，将每首诗歌与历史事实联系起来，解释了与“变风变雅”相对的“《诗》之正经”的概念，即在成王，周公至太平时期，政通民和，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被反映到诗歌中，所以被称为“《诗》之正经”。在这里，正变观念指的是诗歌的内容和思想情感。许学夷在援引《诗经》中的正变观念的同时，对其内涵又进行了扩充，不仅包涵诗歌的内容和思想感情，还包含着诗歌的音律、体制、形式、创作手法和文章风格等。
许学夷将这样的正变观念作为辨别诗歌发展历程中的优劣标准，如他在卷四中提到的：“魏之于汉，同者十之三，异者十之七，同者为正，而异者始变矣。”在这样的正变内涵下，对前代诗歌的继承部分为正，诗歌自身的创新和发展部分为变，以时间为线索，揭示出了正变与诗歌发展史中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许学夷希望通过正变来揭示出诗歌发展过程中的前后相继关系，更希望通过这样的正变标准的判别来指出诗歌发展既要对前代的精华有所继承，更需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这样才能推动诗歌健康地向前发展。
四、结语
在前代文论家的诗歌理论思想和明代中后期活跃的诗坛理论的影响下，许学夷既能吸收前人的经验，又能保持清醒客观的认识，以“体”为基础，以时间为轴，建立起诗歌发展史脉络和诗歌发展标准及“正变”两个并行的框架，揭示诗歌发展史规律，强调只有在继承前代经典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才能积极的健康的发展，以此促使诗歌以此构建起自己的诗学体系。《诗源辩体》中所体现出来的诗歌发展史观念既是许学夷历时40年的倾心之作的闪光点，也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沿，为后世的诗歌创作和诗学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重庆三峡学院）
作者简介：康瑶（1989—），女，重庆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诗源辩体》指出：“后进言诗，上述齐梁，下称晚季，于道为不及;昌谷诸子，首推郊祀，次举饶歌，于道为过;近袁氏钟氏出，欲背古师心，诡诞相尚，于道为离。”许学夷针对历代诗论和选诗状况，集众家诗论观点与一体，在继承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又具有清醒的批判意识，指出前人谬误并加以更正。许学夷力图通过《诗源辩体》，从历代诗歌发展变化的角度，梳理各种诗体的源流，探索其中的规律，对历代许多诗人的艺术造诣及各种艺术风格作出精到的分析。在这个过程中，许学夷在前人基础上系统地梳理诗歌发展史，以时间为轴，建立诗歌发展世次与脉络，揭示诗歌发展规律，以指导后人学习，为诗歌健康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文将结合文本，从构建诗歌发展史世次、梳理诗歌发展史脉络、提出诗歌发展的正变观念三个方面来叙述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体现出的诗歌发展史观念。
一、构建诗歌发展史世次
许学夷以时间为线索，结合前人論述，选取各个时代的代表诗人及其作品进行点评。值得一提的是，在各卷之前，许学夷单列世次，如同作家族谱系一样，列举从诗经时代至宋代以前的诗歌发展纲领，点明诗歌发展源流与盛衰，为全书构建了从先秦至宋代以前的诗歌发展框架。
最先论述诗歌发展源流的诗论著作是钟嵘的《诗品》，他在评论诗人及其作品时，多指出其诗歌创作源头，再分析诗人独特的创作特色。许学夷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单列世次，以提纲的形式表现出诗歌在发展的盛衰过程中前后相继的关系，构建起一个诗歌发展史框架。
论著以“诗源辩体”为名，说明本书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理清诗歌发展的源流;二是指出诗歌的基础——“体”。第一个内容将在下一部分讨论，“体”作为论述诗歌发展的基础，贯穿全书，在辩体中揭示诗歌发展的规律及特点，从中仍然能够看出许学夷的诗歌的发展史观念。在世次的架构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许学夷构建诗歌世次是以“体”为基础的;二是许学夷在构建诗歌发展史的世次时只涉及了自诗经时代至宋以前，而没有涉及宋、元、明三个朝代，现对这两点进行分析。
“体”的概念在中国古代的文论批评中曾被多次提及，含义丰富，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也多次提出自己对“体”的定义，他凡例中写到：“此编凡六朝、唐人拟古等作不录。盖此编以辩体为主，拟古不足以辩诸家之体也。”在这里，许学夷明确指出，六朝、唐人的拟古之作不足以“辩体”，在许学夷看来，拟古只是在形式和内容上模仿前人而没有创新，失去了诗歌独特的蕴藉的含义了。由此可知，许学夷所提到的“体”内涵丰富，远不止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拟古诗作因其只模仿了前作的形式和内容，但仍不足以进入“辩体”的范围，因此“体”的内涵不仅包括诗作的形式和内容，还包括诗作的其他方面。
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也有类似的论述：“若总归其涂，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刘勰把文辞分为八体四组，综合起来，文章的“体”包括内容、形式、修辞手法、文章风格等多方面的内容，从这点来看，许学夷援引了刘勰在“体性”篇中提出的观点。不仅如此，许学夷在此基础上对“体”的内容进行了扩充，他在凡例中还提到：“此编所录诸家诗，既先以五七言古、律、绝分次，而于诸体又各以体制、音调类从，注见诸家各体前，其有未注者，当以类推。”从这一条可知，许学夷在对诸家诗作进行分类时，先以字数、诗歌形式为标准，而后辅以体制、音调。这样一来，许学夷在书中提到的贯穿全书的最基本的概念“体”不仅包括诗歌内容、形式规范、修辞手法、文章风格，还包括体制、音调等，甚至还包括思想情感、作家品性等更深远的内容。许学夷以“体”为基础，架构起整个诗歌理论体系。
在对各个时代的诗歌进行批评时，附录部分的世次，只涉及了自诗经时代至宋代以前的诗歌累世顺序，许学夷在《后集纂要·卷一》中的开篇就说明了原因：“予作《诗源辩体》，先论次《三百篇》至五季，为前集，业既有成，乃复采宋、元、国朝，为后集。然汉、魏、六朝、唐人以世次定其盛衰，而宋、元、国朝则否者，盖汉、魏、六朝、唐人之变，顺乎风气之自然，故可以世次定其盛衰，宋人多学元和，元人多学中、晚，国朝人汉、魏、六朝、初、盛、中、晚各随其意而学，故为可以世次定盛衰也。”许学夷架构世次，是为了以世次定其盛衰，从《三百篇》开始到晚唐，在这个期间诗歌的发展变化都能“顺乎风气之自然”，可以从中窥探到其中的规律，有规律可循，因而可以揭示出在这个时间区间内诗歌的发展变化规则，从而梳理出这个时间区间内诗歌发展史的脉络，达到作者“使人所知趋向耳”的创作目的。但自宋代以来，宋、元、明三朝的诗人却各有所学，尤其是到了明朝，各种诗歌流派崛起，诗歌创作理论层出不穷，有人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有人认为应当学习齐梁、晚唐诗体，有人则提倡“诡诞相尚”“背古师心”，各家随自己所好而学习，各有其特色，虽使得诗坛风格各异，但却无法通过构建世次来“定其盛衰”了。因此，许学夷在构建诗歌发展史世次时只涉及了自诗经时代至宋代以前，而不涉及宋、元、明三朝。
二、梳理诗歌发展史脉络
作者以“体”为基础，贯穿全书，列举自诗经时代至宋代以前的诗歌发展史世次，以建构诗歌发展历程中的框架。为了进一步揭示诗歌发展规律，建立诗歌在历代的发展图景，许学夷在全文中以时间为轴，按照世次框架，梳理出诗歌发展史脉络，以揭示出诗歌发展史中的继承关系。
关于诗歌源流的研究，最先出现在钟嵘的《诗品》之中。钟嵘在诗品中对历代诗人进行评价时，大都先追溯其诗歌创作的源头，后评价其诗歌独特的风格。许学夷受其影响，但同时指出钟嵘在追溯各诗家源头时多有谬误，所以许学夷也对各代诗歌的源流发展进行了梳理，以呈现出诗歌发展的继承性。 许多学者认为，许学夷在书中明确标举《三百篇》为诗歌源头，因此便简单地认为《诗经》是诗歌发展的源头，其实不然。如果许学夷真的持这个观点的话，那么他在世次中的第一句话就不会写到“辩体起于三百篇、楚辞而世次独缺者，盖三百篇多无名氏，且诸国不一，难以分次;楚辞偏属于楚，故亦无次焉。”很明显，作者在这里是将《诗经》和楚辞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它们是并列关系，明确指出辩体的源头是《诗经》和楚辞，并立马解释为何两者无法列出世次的原因。如果只是简单粗暴地认为《诗经》被许学夷认为是诗歌发展的源头的话，仅在其列举的世次中就无法解释楚辞和《诗经》共同出现的缘由。
首先，许学夷认为，诗歌的源头是《诗经》和楚辞。作者在卷一明确指出《三百篇》是诗歌的源头，其影响一直辐射到唐，直到“元和后各派齐出”，因此无法梳理出元和后的诗人及其诗作出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许学夷在条陈世次时只涉及了自诗经时代至晚唐，而没有宋、元、明三代。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学夷看来，《诗经》固然为诗歌发展的正宗，但不可忽视的是，当《诗经》的影响辐射汉魏六朝唐代时，在其之下又衍生出了一个新的源头——楚辞，所以作者在第二卷里明确指出“别出乃为骚耳”，并引用胡元瑞的话加以证明，骚赋产生的根源在于《诗经》，但它显示出诗歌发展的另一条道路，后世其实很难将其区分开，并且“骚实歌行之祖”，而歌行体亦是属于诗歌体裁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因此，作为歌行体之祖的骚，也应该被视为是诗歌发展的特殊的源头之一。
其次，許学夷以“体”为基础，贯穿全作，但他并没有机械地将晚唐以前的诗人及其作品源头都生搬硬套到《诗经》或者楚辞中，而是对其有清醒的认识，并将诗歌的发展史按照五言、七言和自为一源三类进行梳理。许学夷梳理诗歌发展史脉络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理清诗歌发展的源头，更是为了揭示诗歌发展史过程中的规律，尤其是继承性和创新性，使之能够成为一条连贯的线索，指明诗歌发展史历程，为后世提供借鉴。例如，其对五言诗和七言诗的发展史梳理，从源头开始，每到诗歌发展的重要节点，均以精炼的语言指出某个时期的诗歌创作所呈现出来的不同于前代的面貌，并将其称为“变”。按照许学夷的梳理，从诗经时代至晚唐，五言诗的发展史经历了七变，七言诗歌的发展史则经历了八变。
许学夷虽分三类对诗歌发展史进行梳理，但并没有将三者割裂开来，而是有主有次，也体现出了各类别之间的关系。许学夷在书中以梳理五言诗歌的发展史为主，兼顾七言诗歌和自源一体的发展史。在卷三中，许学夷首先以《诗经》风雅颂三体为源头，分别指出三者是如何各自发展的，并对其发展做出评价，认为“五言于《风》为近，而四言于《雅》渐远，杂言于《颂》则愈失”;同时许学夷亦指出七言诗歌发展史的鼻祖是张衡的《四愁诗》，是因为其诗兼顾《风》《骚》，浑然天成，因此可以算作“七言之祖”;紧接着在卷六中又提出陶渊明的作品，因为其作品“章法虽本风雅，而语自己出”，所以与一般的四言或五言诗完全不同，即“不宗古体，不习新语，而真率自然”，可以将其诗歌归为自源一体。从这里可以看出，虽然作者将陶渊明归为自源一体，但也指出了其诗歌创作的章法归为风雅，因其在思想情感和语言上“真率自然”，呈现出与其他诗家不同的风格，因此将其归为一源。
最后，在世次和正文中，许学夷虽然在梳理诗歌发展史脉络时只涉及了《诗经》到晚唐，也说明了原因，但并没有割裂宋、元、明三代的诗歌发展与之前的联系，而是不断强调诗歌发展史中的前后相继的关系，尤其是晚唐以来对宋代诗词发展的影响。例如，作者在卷六中将陶渊明的诗歌归为一源，虽然后世难有能与之相似者，但在卷十七中，又指出元结“在李、杜、岑参外另成一家”，并认为其“上源渊明，下开白苏之门户”，不仅指出了元结诗歌创作的源头，同时还指出其创作开启了“白苏之门户”;在卷二十八中，又指出白居易的五言古诗，其源头也出自陶渊明，也指出白居易“以文为师”的创作手法，并指出白居易的创作亦“开宋人之门户”，虽然许学夷没有论述晚唐以后的诗歌发展史脉络，但从其中仍然可以看见其中的承继关系。再如，许学夷多次提及晚唐诗歌对宋词的开启作用，首先在卷二十一中提出“韩七言古，艳冶婉媚，乃诗余之渐。……下流至李贺、李商隐、温庭筠，则尽入诗余矣”，将宋词的源头追溯至韩愈的七言古诗，随后又在卷三十中指出两位诗人李商隐和温庭筠，并指出两人对开启宋词的渐进式的作用：“商隐七言古，声调婉媚，太半入诗余矣”，“温庭筠七言古，声调婉媚，尽入诗余”。从“诗余之渐”到“太半入诗余”再到“尽入诗余”，不难看出其中循序渐进式的作用。不仅如此，许学夷在论述五言、七言诗歌发展进程时，也是如此，向读者证明诗歌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有迹可循的。
三、提出诗歌发展史标准——正变
虽然许学夷以“体”为基础，以时间为轴，分五言、七言和自源一体三类对诗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但同时也在自序中指出“诗有源流，体有正变，于篇首既论其要矣，就过不及而揆之，斯得其中”，说明要想梳理清楚诗歌发展史脉络，不仅要理清诗歌发展源流，而且要拿出诗歌发展的标准——正变，两者互为补充，才能明辨诗歌发展历程，评判诗歌发展的优劣。
“正变”观念应来源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毛诗序》最先提出“变风变雅”：“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意指由于政治衰败，礼乐制度崩坏，因此诗歌的内容和思想内涵都出现了与之前不同的变化，礼崩乐坏制度下的社会和政治被反映到诗歌之中，被称为“变风”和“变雅”。《毛诗序》虽然提出了“变风变雅”的概念，但没有明确指出何为“正风正雅”，直到郑玄在《诗谱序》中才得到解答：“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至太平，治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郑玄从历史的角度，将每首诗歌与历史事实联系起来，解释了与“变风变雅”相对的“《诗》之正经”的概念，即在成王，周公至太平时期，政通民和，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被反映到诗歌中，所以被称为“《诗》之正经”。在这里，正变观念指的是诗歌的内容和思想情感。许学夷在援引《诗经》中的正变观念的同时，对其内涵又进行了扩充，不仅包涵诗歌的内容和思想感情，还包含着诗歌的音律、体制、形式、创作手法和文章风格等。
许学夷将这样的正变观念作为辨别诗歌发展历程中的优劣标准，如他在卷四中提到的：“魏之于汉，同者十之三，异者十之七，同者为正，而异者始变矣。”在这样的正变内涵下，对前代诗歌的继承部分为正，诗歌自身的创新和发展部分为变，以时间为线索，揭示出了正变与诗歌发展史中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许学夷希望通过正变来揭示出诗歌发展过程中的前后相继关系，更希望通过这样的正变标准的判别来指出诗歌发展既要对前代的精华有所继承，更需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这样才能推动诗歌健康地向前发展。
四、结语
在前代文论家的诗歌理论思想和明代中后期活跃的诗坛理论的影响下，许学夷既能吸收前人的经验，又能保持清醒客观的认识，以“体”为基础，以时间为轴，建立起诗歌发展史脉络和诗歌发展标准及“正变”两个并行的框架，揭示诗歌发展史规律，强调只有在继承前代经典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才能积极的健康的发展，以此促使诗歌以此构建起自己的诗学体系。《诗源辩体》中所体现出来的诗歌发展史观念既是许学夷历时40年的倾心之作的闪光点，也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沿，为后世的诗歌创作和诗学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重庆三峡学院）
作者简介：康瑶（1989—），女，重庆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