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臣道》载：
　　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殒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挢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所尊厚也，而暗主惑君以为己贼也。故明君之所赏，暗君之所罚也；暗君之所赏，明君之所杀也。伊尹、箕子可谓谏矣，比干、子胥可谓争矣，平原君之于赵可谓辅矣，信陵君之于魏可谓拂矣。传曰：“从道不从君。”此之谓也。
　　
　　白话解：
　　君主如果有了错误的谋划、错误的做法，将会危及到国家和社稷。
　　这时，大臣、父兄中如果有人能向君主进言，意见被采用当然好，如果不被采用就离他而去，绝不为虎作伥，这叫作“谏臣”。
　　如果有人能向君主进言，意见被采用当然好，如果不被采用则宁愿杀身成仁，以警醒君主，这叫作“诤臣”。
　　如果有人能联合有智慧的人同心协力，率领群臣百官一起施加压力，纠正君主的做法，君主虽然心中不服，却不能不听从，因此消除了国家的大忧患，去掉了国家的大祸害，最终维护了君主的尊严、国家的安定，这叫作“辅臣”。
　　如果有人能抗拒君主的命令，借用君主自身的权力来纠正君主的错误行为，从而使国家转危为安，使君主免于蒙受耻辱，功劳足够用来成就国家的公共利益，这叫作“匡正”。
　　所以，谏臣、诤臣、辅臣，以及能够匡正君主的人，才是维护国家政权真正的“大”臣，是国君的宝贵财富。英明的君主都会尊敬、优待他们，而愚昧、糊涂的国君却把他们看作自己的敌人。所以：英明的君主所奖赏的人，反而是愚昧的君主所惩罚的人；愚昧的君主所奖赏的人，反而是英明的君主所杀戮的人。
　　伊尹、箕子可以称为“谏臣”了；比干、伍子胥可以称为“诤臣”了；平原君对于赵国来说，可以称为“辅臣”了；信陵君对于魏国来说，可以称为“匡正”了。
　　古书上说：“要依从道义而不是依从国君。”说的就是这种人啊！
　　
　　
　　何为“忠”？何為“孝”？何为“友”？何为“悌”？由于多年来儒家传播中的变异，以及统治阶级有意的曲解，其本来面目已经被侵蚀，进而模糊化。然而，在一篇篇古老的文献中，先秦儒家的风骨是无法被彻底埋没的，这篇《荀子·臣道》就是其中之一。
　　历史上，凡是中国政治清明的时候，总是好皇帝碰到好大臣，而政治衰败的时候则是昏君碰到奸臣。奸臣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擅长阿谀奉承的，也就是无原则地“顺从”，而好大臣除了自身能力出众之外，坚持的都是“从道不从君”之“忠”。“从道不从君”，说明所忠并非国君一人，“道”是什么呢？可以理解为社会的公共利益、甚至超乎当前时代的长远社会公共利益。
　　固然，古代不可能有现代形式上的民主，然而民意仍然是必须得到表达的，否则社会不可能稳定。古代表达民意的途径就是这些大臣，而大臣以“道”来匡正君主，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促进社会的繁荣，这是否可以看作另一种形式的代议制民主？所以，可以说，中国古代历史上，凡是繁荣昌盛的时代，都是这种“准代议制民主”发挥得比较好的时代，反之，则是“以顺为忠”的时代。
　　即使在古代，也仍然有两套权力体系，一套是靠暴力和世袭来维持的贵族统治体系，另一套则是靠“天道”来维持的士人统治体系，这两套体系既相互合作，又相互斗争，而两者的结合点则是“天道”和“孔子”。可以说“孔子”是士人的权力来源，以至于任何一个王朝都不得不为了争取士人而妥协，即使开国之初不尊孔，也会慢慢转到尊孔的道路上。但“尊孔”却把孔子工具化，这与其说是孔子的荣幸，不如说是孔子的悲哀。
　　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权力合法性的来源问题，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已经深入剖析了“权力”的心理学、社会学来源，而古代中国没有这种认知，因此贵族找到的权力合法性来源是武力和血统，而士人找到的权力合法性来源则是历史和传统。比如千百年来文人对纣王和秦始皇不遗余力的批判，正是在警告贵族：武力和血统无法维持你的长治久安，即使你成功维持了自己的统治，你的子孙也会身死国灭，更何况，你还有可能像纣王那样不但死于非命，还要背上百世骂名。但这种权力制衡的最大缺点是缺乏稳定性，两个权力体系总会走向合作而很难维持平衡，当两个权力体系合作过头的时候，就不再有任何制衡，也很难再恢复制衡，这时，社会就崩溃了。
　　上面所说都是历史，而现代社会不应该再使用原有的这套制衡体系，而应该在让民众意识到“权力来源于民众自觉或不自觉授权”的情况下，让法律来充当“天道”的角色，而孔子则应该还原为我中华民族的一个古老智者，而非作为图腾的圣人。如果我们国家的每一个人都能自觉做到“从道不从君（上司）”，中华民族真正的辉煌之日便近在咫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