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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从来不缺人才，缺的是培养人才的机制和有利于人才发展的土壤。如何突破现有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局限，实现《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形成各类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局面”，是目前我国大学亟待解答的一道难题。
创新人才培养，大学不能承受之重
众多华人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情况说明，中国人的创造力是不容置疑的，还曾有人将中国人与犹太人并举，推重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事实上，中国大学从不缺少“好苗子”，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的根源还出在“土壤”——大学教育教学自身。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制约了国内人才的培养呢？
教学方法单一，影响创新能力
哈佛大学研究显示，人的潜力在缺乏激励和利用时，只能发挥20%～30%，而在良好的激励环境下，将发挥到80%～90%。发现选拔一批创新人才固然重要，但创新人才更重要的在于培养、教育、引导、服务。
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认为：教学方法的问题是制约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的主要原因，因为不同的教学方法取得的效果是大不一样的。因此，耶鲁长期坚持小型研讨班的授课方式，因为这样的教学方式有利于激发学生思考、发表自己的观点，并在讨论中完善和捍卫自己的观点。
当前，我国大学在教育思想和观念上仍然受到传统教学型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影响和束缚，习惯于以“教师为中心”的单向度的灌输式教学方式，重教有余，重学不足；灌输有余，启发不足。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总是被动的倾听者、接受者，把注意力放在对于知识要点的掌握上，不去开发独立思考和评判性思维的能力。这种功利性的应试化教育、传统单一的教学方式，显然不能适应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要求。
对此，著名学者、数学家丘成桐教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以目前中国的本科教育模式，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
而中国的大学教学普遍偏于灌输，疏于为学生自身发展提供空间，也成为一些中外校长们批评的“软肋”。
斯坦福大学校长汉尼斯直言不讳，中国大学课程设置以讲座式为主，小组讨论的方式很少，学生不敢提问、不敢质疑。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名誉校长罗德里克·弗雷泽表示，“500个学生坐在一个大讲堂里看着一个老学究在那里照本宣科的教学方式肯定是要取消的，大学应以学生为中心，将学生分成小组，让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进行苏格拉底式的互动。”
有学者指出：学习即探索，它是以导师指导下的“发现”为基础的，而非信息的简单传递。当前，大学要深入推进个性化、探索性、创新型的研究性教学，在教学中引入科学研究的教学方法，着力培养研究性学习能力。
创新性思维是“短板”
中国有足够的资源去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但前提是，在人才培养上必须要强调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是创新人才必备的品格，培养创新人才必须重视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养成和培养。有学者指出，组成批判性思维的主要活动有：能动性思维；独立思考；仔细研究情况或问题；乐于接受新事物和不同的观点；以论据和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有条理地讨论我们的想法。
当前，我国大学在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方面做得并不理想。在南京召开的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来自西方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都发出了同样的声音：中国的学生最缺乏挑战权威的勇气，不太愿意发表不同的看法，不太愿意自主地进行创造性思维。目前，中国的学生有太多考试，太多死记硬背，整体教育缺乏创造力，整齐划一的僵硬性的驯服教育、标准化教育扼杀了大学生的首创精神、勇敢精神和创造性。
哈佛大学的标志是三本书——两本朝上打开，一本朝下盖着。这个标志告诉师生：书本传播了知识和真理，同时书本中也有谬误。因此哈佛的师生都要不唯书、不唯上。哈佛所追求的就是师生的批判性思维。
学者黄全愈认为，美国的天赋教育非常注重培养孩子的批判性思维，其入门招数就是训练“批判性的阅读能力”和“批判性的聆听能力”，即从阅读和聆听中批判性地吸收，在小学阶段作为学生的一种行为习惯来培养，到了大学阶段，批判思维就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了。
哈佛大学有一句名言就是：“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始终处于问题之中。”要重视学生思维训练，在探索和研究的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好奇心和学习兴趣，培养追求真理的志向和勇气。
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必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让学生敢于发问。“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科学基本的态度是质疑，最基本的精神是批判。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说：“正是问题激发我们去学习，去发展知识，去实践，去观察。” 而这方面，显然中国大学还没有形成习惯，还欠缺一些“功力”。
需要什么样的“土壤”
“钱学森”之问引发的讨论逐渐冷却下来，但创新人才培养依旧是一个未解的难题。热议之后，大学更需要静下心来思考，究竟需要造就什么样的土壤，才能够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答案还需要大学自身去寻找。
实践是创新人才培养之根
著名教育家杨叔子院士曾经以“创新之根在实践”为主题，阐述创新的根本来源于实践。西北工业大学张立同院士在院士大会上讲道：“现在创新的条件和经费比过去不知道要好多少倍，还有国际交流，按理说我们应该出更多的杰出人才，但我国拔尖创新人才依然十分缺乏。关键在于，学生的培养闭门造车，脱离实际，年轻人不了解生产，不了解国家的需求，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美国大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是如何培养的？麻省理工学院一直保持这样一门教学模式：新生入校后老师发给学生一个装满弹簧、电机等元件的箱子，要求学生用箱子里的零件自行设计安装一台机器。麻省理工学院用这种方法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专业人才。麻省把Mind and Hand（动手动脑）既作为校训，也作为自己独特的培养模式，通过试验和实践训练培养创造性人才已成为它的宝典。
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李元元表示：从课堂到课堂，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没有实践平台、专业平台，不提供学生创新实践的舞台，我们的人才培养只能陷入“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恶性循环。
大学要通过开放高水平实验室、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开展社会实践等，为学生创造更多实践的机会。加强大学生实践训练，需要打造平台、提供平台，把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校内教学与校外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将课堂教学的小课堂延伸到课外、校外、国外，变成课内课外、校内校外、国内国外“三结合”的大课堂。
实践证明，只要高校下了这方面的功夫，就会取得成效。华南理工大学非常注重学生实践，组织3000多名大学生利用寒假时间深入到28个省区市，开展关注中国农民工社会实践调查，形成了《2009，关注中国返乡农民工社会调查文集》，获得了温家宝总理的亲笔批示。该校建筑学院学生参与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竞标，从全球华人344个应征方案中脱颖而出。
南京大学实行“三三制”培养模式，提高学生创新实践能力，通过“三类课程”（新生研讨课、研究性教学示范课、研究性实验课）的建设、“三项计划”（“培养和造就富有创造能力的学生”计划、“学生创新工程基地”计划、“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的实施 、“三项制度”（“暑期学校”制度、“开放实验室”制度、政策激励制度）的建立，从课内到课外，有平台、有保障、全方位地培养创新人才，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鼓励本科生参与科研
本科生科研是顺应知识经济的时代需求、针对传统接受式学习模式的弊端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教学方式。它起源于1969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创立的“本科生研究机会计划”，其后在美国得到迅速发展，至今已被美国和欧洲诸多学者誉为“21世纪的教学法”，成为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有效途径。
美国波杜大学教授万科特和奥雷维克孜指出：“本科生从事科研可以培养学生的实验技能、计算机技能、时间管理技能，特别是项目设计和按时完成任务的技能。”现在，本科生科研在美国大学已蔚然成风。
麻省理工学院设立了很多的“本科生研究计划”，将教师的科研与学生的研究型学习结合起来，有效地推动了大学本科教学改革；哈佛大学设立高年级本科生“助研计划”，让本科生成为教授的科研助手，尝试通过专业教学与科研课题的结合，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与本科教育质量。
斯坦福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等世界名校，都把本科生参与研究工作视为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教学环节。为了激励本科生参与科学研究，美国大学还专门设有表彰本科毕业生优秀研究成果的奖励，并专门在影响力极大的毕业典礼上颁发。
加强本科生科研训练，需要构建系统的大学生科研训练体系，建立激励和评价机制，为学生科研创新活动提供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鼓励学生参加科研项目训练、发表科研论文、申报专利，培养他们的科研兴趣、创新意识与能力。
目前，国内不少大学相继开展了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例如，北京大学成立“本科生科研基金”，包含五项子基金，针对不同对象给予资助，让不同层次的本科生有充分选择的空间。浙江大学构建了由“国家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浙江省新苗人才计划”和“浙江大学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组成的三级科研训练体系。华南理工大学从2002年至今，共投入学生科研创新活动经费2100万元，立项项目达5440项，参与科研的学生约2.5万人，全校约40%的本科生在校期间接受过科技项目初步训练。
2009年，华南理工大学本科生论文登上国际著名科学期刊《自然》杂志，并首次提出了“人类泛基因组”的概念。英国《自然》杂志就此发表社论《科学家是否还需要博士学位》，认为这种教育方式为所有的教育和培训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创造性方法。
创造一种“易起反应”的环境
著名的“泡菜理论”提出，坛子里白菜、萝卜的味道，取决于泡菜汁的味道。同样，大学的文化氛围也决定着培养出来的学生的素质，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是同文化环境分不开的。教育既有培养创造精神的力量，也有压抑创造精神的力量。教育家托兰斯认为：创造教学的核心目的就在于创造一种“易起反应”的环境，创新的关键在于为学生提供创新的阳光、空气、水分和土壤。创新是大学的灵魂，要培养创新人才，必须大力培育创新文化。只有创新的土壤，才能培育出创新的种子。
其实很多创新型人才，并不是所谓的天才，而是寻找到了适合他自己成长的道路。曾经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任教10年、又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11年的徐扬生院士表示，“没有创新的文化氛围，就培养不出创新人才。其实国内高校的基础教育非常好，学生的基本功打得扎实，比较缺少的是让学生自由发挥个性的空间。因此，培养出来的人大多是跟随者，而不是领军人物。”
西南联大短短8年，却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等一大批杰出的创新型人才。当时，西南联大学术氛围极为浓郁。教师大开方便之门，无论选修与否，系内系外、校内校外的学生都可以听课，座位不够，就站着听。教授之间经常互相听讲，汤用彤教授开魏晋玄学，冯友兰教授就去听；唐兰教授讲文字学，听课的人居然有物理系教授王竹溪，据说他当时正准备编一部字典。一位专门研究西南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曾追问：为什么联大8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30多年出的人才还多？一位就读于西南联大的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据统计，自1901年诺贝尔奖创立至今，共有608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获得了三大科技领域的诺贝尔奖。其中有246位是美国人，占获奖总人数的44%，其中奥妙就在于美国是一个以多元化和包容性文化著称的国家，为创新人才的产生和成长提供了文化土壤。
钱学森多次称赞自己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他回忆道：当时，加州理工学院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钱学森表示：所有在那里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
营造创新文化，大学需要彻底改变以分数为导向的质量评价体系，鼓励学生标新立异，大胆探索；要提高学校的国际化水平，拓展国际视野，通过世界级科学家的访问、高水平学术报告等形式，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开放的平等交流的氛围，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创新的愿望。培育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并逐渐将其内化为一种“文化自觉”。
创新人才培养，大学不能承受之重
众多华人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情况说明，中国人的创造力是不容置疑的，还曾有人将中国人与犹太人并举，推重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事实上，中国大学从不缺少“好苗子”，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的根源还出在“土壤”——大学教育教学自身。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制约了国内人才的培养呢？
教学方法单一，影响创新能力
哈佛大学研究显示，人的潜力在缺乏激励和利用时，只能发挥20%～30%，而在良好的激励环境下，将发挥到80%～90%。发现选拔一批创新人才固然重要，但创新人才更重要的在于培养、教育、引导、服务。
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认为：教学方法的问题是制约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的主要原因，因为不同的教学方法取得的效果是大不一样的。因此，耶鲁长期坚持小型研讨班的授课方式，因为这样的教学方式有利于激发学生思考、发表自己的观点，并在讨论中完善和捍卫自己的观点。
当前，我国大学在教育思想和观念上仍然受到传统教学型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影响和束缚，习惯于以“教师为中心”的单向度的灌输式教学方式，重教有余，重学不足；灌输有余，启发不足。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总是被动的倾听者、接受者，把注意力放在对于知识要点的掌握上，不去开发独立思考和评判性思维的能力。这种功利性的应试化教育、传统单一的教学方式，显然不能适应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要求。
对此，著名学者、数学家丘成桐教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以目前中国的本科教育模式，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
而中国的大学教学普遍偏于灌输，疏于为学生自身发展提供空间，也成为一些中外校长们批评的“软肋”。
斯坦福大学校长汉尼斯直言不讳，中国大学课程设置以讲座式为主，小组讨论的方式很少，学生不敢提问、不敢质疑。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名誉校长罗德里克·弗雷泽表示，“500个学生坐在一个大讲堂里看着一个老学究在那里照本宣科的教学方式肯定是要取消的，大学应以学生为中心，将学生分成小组，让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进行苏格拉底式的互动。”
有学者指出：学习即探索，它是以导师指导下的“发现”为基础的，而非信息的简单传递。当前，大学要深入推进个性化、探索性、创新型的研究性教学，在教学中引入科学研究的教学方法，着力培养研究性学习能力。
创新性思维是“短板”
中国有足够的资源去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但前提是，在人才培养上必须要强调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是创新人才必备的品格，培养创新人才必须重视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养成和培养。有学者指出，组成批判性思维的主要活动有：能动性思维；独立思考；仔细研究情况或问题；乐于接受新事物和不同的观点；以论据和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有条理地讨论我们的想法。
当前，我国大学在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方面做得并不理想。在南京召开的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来自西方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都发出了同样的声音：中国的学生最缺乏挑战权威的勇气，不太愿意发表不同的看法，不太愿意自主地进行创造性思维。目前，中国的学生有太多考试，太多死记硬背，整体教育缺乏创造力，整齐划一的僵硬性的驯服教育、标准化教育扼杀了大学生的首创精神、勇敢精神和创造性。
哈佛大学的标志是三本书——两本朝上打开，一本朝下盖着。这个标志告诉师生：书本传播了知识和真理，同时书本中也有谬误。因此哈佛的师生都要不唯书、不唯上。哈佛所追求的就是师生的批判性思维。
学者黄全愈认为，美国的天赋教育非常注重培养孩子的批判性思维，其入门招数就是训练“批判性的阅读能力”和“批判性的聆听能力”，即从阅读和聆听中批判性地吸收，在小学阶段作为学生的一种行为习惯来培养，到了大学阶段，批判思维就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了。
哈佛大学有一句名言就是：“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始终处于问题之中。”要重视学生思维训练，在探索和研究的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好奇心和学习兴趣，培养追求真理的志向和勇气。
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必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让学生敢于发问。“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科学基本的态度是质疑，最基本的精神是批判。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说：“正是问题激发我们去学习，去发展知识，去实践，去观察。” 而这方面，显然中国大学还没有形成习惯，还欠缺一些“功力”。
需要什么样的“土壤”
“钱学森”之问引发的讨论逐渐冷却下来，但创新人才培养依旧是一个未解的难题。热议之后，大学更需要静下心来思考，究竟需要造就什么样的土壤，才能够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答案还需要大学自身去寻找。
实践是创新人才培养之根
著名教育家杨叔子院士曾经以“创新之根在实践”为主题，阐述创新的根本来源于实践。西北工业大学张立同院士在院士大会上讲道：“现在创新的条件和经费比过去不知道要好多少倍，还有国际交流，按理说我们应该出更多的杰出人才，但我国拔尖创新人才依然十分缺乏。关键在于，学生的培养闭门造车，脱离实际，年轻人不了解生产，不了解国家的需求，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美国大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是如何培养的？麻省理工学院一直保持这样一门教学模式：新生入校后老师发给学生一个装满弹簧、电机等元件的箱子，要求学生用箱子里的零件自行设计安装一台机器。麻省理工学院用这种方法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专业人才。麻省把Mind and Hand（动手动脑）既作为校训，也作为自己独特的培养模式，通过试验和实践训练培养创造性人才已成为它的宝典。
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李元元表示：从课堂到课堂，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没有实践平台、专业平台，不提供学生创新实践的舞台，我们的人才培养只能陷入“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恶性循环。
大学要通过开放高水平实验室、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开展社会实践等，为学生创造更多实践的机会。加强大学生实践训练，需要打造平台、提供平台，把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校内教学与校外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将课堂教学的小课堂延伸到课外、校外、国外，变成课内课外、校内校外、国内国外“三结合”的大课堂。
实践证明，只要高校下了这方面的功夫，就会取得成效。华南理工大学非常注重学生实践，组织3000多名大学生利用寒假时间深入到28个省区市，开展关注中国农民工社会实践调查，形成了《2009，关注中国返乡农民工社会调查文集》，获得了温家宝总理的亲笔批示。该校建筑学院学生参与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竞标，从全球华人344个应征方案中脱颖而出。
南京大学实行“三三制”培养模式，提高学生创新实践能力，通过“三类课程”（新生研讨课、研究性教学示范课、研究性实验课）的建设、“三项计划”（“培养和造就富有创造能力的学生”计划、“学生创新工程基地”计划、“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的实施 、“三项制度”（“暑期学校”制度、“开放实验室”制度、政策激励制度）的建立，从课内到课外，有平台、有保障、全方位地培养创新人才，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鼓励本科生参与科研
本科生科研是顺应知识经济的时代需求、针对传统接受式学习模式的弊端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教学方式。它起源于1969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创立的“本科生研究机会计划”，其后在美国得到迅速发展，至今已被美国和欧洲诸多学者誉为“21世纪的教学法”，成为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有效途径。
美国波杜大学教授万科特和奥雷维克孜指出：“本科生从事科研可以培养学生的实验技能、计算机技能、时间管理技能，特别是项目设计和按时完成任务的技能。”现在，本科生科研在美国大学已蔚然成风。
麻省理工学院设立了很多的“本科生研究计划”，将教师的科研与学生的研究型学习结合起来，有效地推动了大学本科教学改革；哈佛大学设立高年级本科生“助研计划”，让本科生成为教授的科研助手，尝试通过专业教学与科研课题的结合，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与本科教育质量。
斯坦福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等世界名校，都把本科生参与研究工作视为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教学环节。为了激励本科生参与科学研究，美国大学还专门设有表彰本科毕业生优秀研究成果的奖励，并专门在影响力极大的毕业典礼上颁发。
加强本科生科研训练，需要构建系统的大学生科研训练体系，建立激励和评价机制，为学生科研创新活动提供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鼓励学生参加科研项目训练、发表科研论文、申报专利，培养他们的科研兴趣、创新意识与能力。
目前，国内不少大学相继开展了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例如，北京大学成立“本科生科研基金”，包含五项子基金，针对不同对象给予资助，让不同层次的本科生有充分选择的空间。浙江大学构建了由“国家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浙江省新苗人才计划”和“浙江大学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组成的三级科研训练体系。华南理工大学从2002年至今，共投入学生科研创新活动经费2100万元，立项项目达5440项，参与科研的学生约2.5万人，全校约40%的本科生在校期间接受过科技项目初步训练。
2009年，华南理工大学本科生论文登上国际著名科学期刊《自然》杂志，并首次提出了“人类泛基因组”的概念。英国《自然》杂志就此发表社论《科学家是否还需要博士学位》，认为这种教育方式为所有的教育和培训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创造性方法。
创造一种“易起反应”的环境
著名的“泡菜理论”提出，坛子里白菜、萝卜的味道，取决于泡菜汁的味道。同样，大学的文化氛围也决定着培养出来的学生的素质，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是同文化环境分不开的。教育既有培养创造精神的力量，也有压抑创造精神的力量。教育家托兰斯认为：创造教学的核心目的就在于创造一种“易起反应”的环境，创新的关键在于为学生提供创新的阳光、空气、水分和土壤。创新是大学的灵魂，要培养创新人才，必须大力培育创新文化。只有创新的土壤，才能培育出创新的种子。
其实很多创新型人才，并不是所谓的天才，而是寻找到了适合他自己成长的道路。曾经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任教10年、又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11年的徐扬生院士表示，“没有创新的文化氛围，就培养不出创新人才。其实国内高校的基础教育非常好，学生的基本功打得扎实，比较缺少的是让学生自由发挥个性的空间。因此，培养出来的人大多是跟随者，而不是领军人物。”
西南联大短短8年，却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等一大批杰出的创新型人才。当时，西南联大学术氛围极为浓郁。教师大开方便之门，无论选修与否，系内系外、校内校外的学生都可以听课，座位不够，就站着听。教授之间经常互相听讲，汤用彤教授开魏晋玄学，冯友兰教授就去听；唐兰教授讲文字学，听课的人居然有物理系教授王竹溪，据说他当时正准备编一部字典。一位专门研究西南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曾追问：为什么联大8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30多年出的人才还多？一位就读于西南联大的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据统计，自1901年诺贝尔奖创立至今，共有608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获得了三大科技领域的诺贝尔奖。其中有246位是美国人，占获奖总人数的44%，其中奥妙就在于美国是一个以多元化和包容性文化著称的国家，为创新人才的产生和成长提供了文化土壤。
钱学森多次称赞自己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他回忆道：当时，加州理工学院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钱学森表示：所有在那里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
营造创新文化，大学需要彻底改变以分数为导向的质量评价体系，鼓励学生标新立异，大胆探索；要提高学校的国际化水平，拓展国际视野，通过世界级科学家的访问、高水平学术报告等形式，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开放的平等交流的氛围，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创新的愿望。培育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并逐渐将其内化为一种“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