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傅山，有瞻逸之才，骏迈之气。其立地于山西文化圈之中心，身行万里半天下，于山西各处也留有足迹，存有手迹。与介休干系，可自一通碑碣说起。
　　东汉郭泰乃一代名士，介休人，“先生诞应天衷，聪睿明哲，孝友温恭，仁笃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广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测已”。游学洛阳而有行迹，“若乃砥节厉行，直道正辞，贞固足以干事，隐括足以矫时”。时为太学生领袖，党锢之祸后，被誉为党人“八顾”之一。余幼时背诵童诗，其中一首曰：“林宗去旅馆，必亲自洒扫。我今虽已去，将有后人至。”此时便知其为有道之人。
　　建宁二年（169年）正月，郭泰去世，年四十二。当时“自弘农函谷关以西，河内汤阴以北，二千里负笈荷担弥路，柴车苇装塞涂”，万人会葬，场面恢廓。蔡邕亲为其撰碑，文而不华，质而不野，不激不厉，刚柔相济，到底是大家大手笔。其对后世影响之大，可自所涉此碑的百三十余种著述而知，然此碑久已湮灭。康熙年间，邑人方刻傅山所书《郭有道碑》立于墓侧，算是补憾。位于介休城东五里郊邑处的郭有道祠，上下厅堂，雕梁画栋，前庭后院，左右厢房，附属墓冢、汉槐、牌坊、碑亭等等。明月青瓦，金碧祠府，其为当地最为著名的文化胜迹，可惜也毁。“文革”期间，傅山碑竟被架作桥板，所幸之后移入县博物馆，虽残尤存，立于后土庙真武大殿廊下。
　　傅山此碑未標镌刻年月。康熙版《介休县志》载有“康熙十二年傅山复补书”一句，而邑人张基巩倡修林宗祠，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书碑与刊刻或非一时。据郝继文先生考据：康熙十九年（1680年）年末，傅山在平定“峪园”养病，介休士绅来访，谈及补写“郭泰碑”事。翌年四月，祠堂修葺前期准备就绪，傅山佣石匠王良翼、茹谦，携子傅眉、孙莲苏遂一同前来。具体由莲苏与茹谦双钩上石，王良翼镌刀刻制。碑侧有傅山草书长跋，叙重书此碑始末、原刻考证及学隶心得，跋记有云：“吾家世习汉隶，间尝与息眉、孙莲苏各以其手法书一本，藏于家。会介人士磨石要书，老人不复能俯石上受苦，爰以家本令莲苏双钩过之石上。”此间傅山于介休的其他活动，未闻细节。
　　介休博物馆藏存有此碑早期拓片，碑额“有道先生之碑”六字为悬针小篆，因碑首已佚，此拓孤本，是否傅山亲书，未知。《郭有道碑》正面为傅山书蔡邕原文，计十二行，行四十字，依汉制，不具名。或因傅山与之品行相类，可谓璧合，或因蔡邕碑原为隶书，率由旧章。
　　或路经，或逗留，傅山的介休足迹可谓多矣。隆庆元年，于介休遇虏患。万历九年，再过，崇祯九年，复到。易代之际，文人大苦，国变后，傅山天涯行走，居无定所，因此碑，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四月在介休住十余日。足迹多，手迹也不少。绵山抱腹岩曾有其对联悬挂，张兰镇曾发现其手书匾额，另外，尚留有《介山石乳泉》《题神林介庙》《三道河边》《烧春野火》等诗作。
　　地之兴衰，人之显晦，不由人，也由人。世称傅山“字不如诗，诗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人”，人之外，书名为广。其四体皆善，行草多见，而此通为存世的唯一隶书原刻碑，其在书法史上当有一笔。
　　傅山所遗隶作虽不多，却重视习隶：“不作篆隶，虽学书三万六千日，终不到是处，昧所从来也。予以隶须宗汉，篆须熟味周秦以上鸟兽草木之形始臻上乘。”“楷书不自篆隶八分来，即奴态不足观矣。此意老索即得，看急就大了然。所谓篆隶八分，不但形相，全在运笔转折活泼处论之。”“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钟、王之不可测处，全得自阿堵。老夫实实看破，地功夫不能纯至耳，故不能得心应手。若其偶合，亦有不减古人之分厘处。及其篆、隶得意，真足吁骇，觉古籀、真、行、草、隶，本无差别。”
　　其著名的“四宁四毋”理论，同样惯用于隶书实践：“汉隶之妙，拙朴精神。如见一丑人，初见时村野可笑，再视则古怪不俗，细细丁补，风流转折，不衫不履，似更妩媚。始觉后世楷法标志，摆列而已。故楷书妙者，亦须悟得隶法，方免俗气。”“汉隶古雅雄逸，有自然韵度。魏稍变以方整，乏其蕴籍。唐人规模之，而结体运笔失之矜滞，去汉人不衫不履之致已远。降至宋元，古法益亡。”
　　残剩河山，满目荒凉谁可语;乱离骨肉，西风吹老丹枫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一辈子平视王侯、宁折不屈的傅山，轰然倒下。人世之隐，遗世之响，此碑手迹成为其在此地足迹之重要见证。死而不亡者寿。傅山寿，郭碑也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