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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00402
[作者简介] 肖 朗(1958),男,江苏苏州人,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外教育交流史及学术史研究。
[摘 要]《教育杂志》是近代中国办刊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教育专业期刊。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教育杂志》的作者群体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包括作者来源及其地域分布的多元化,作者的年轻化和专业化,以及作者求学背景开始从以留日学生为主转变为以留美学生为主,等等。这些变化既体现了《教育杂志》编辑的主观努力,也是五四新文化思潮激荡、留美学生大量归国、新一代教育家崛起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教育界话语权转移的客观反映。
[关键词]《教育杂志》;五四新文化运动;作者群体
[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0)03007907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的文化出版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其中期刊的发展尤为迅猛。著名历史学家周策纵在其名著《五四运动史》中指出:“‘五四运动’不但引起新出版物的诞生,而且刺激旧杂志和报纸的改革。原有的期刊诸如《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学生杂志》、《中华教育界》等等都纷纷改用白话文,而且开始介绍现代西方思想和知识。为了配合及加速这种变化,原来的老编辑多数都被激进的、有现代思想的年轻人所代替。” [1]《教育杂志》(1909~1948)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一份期刊,也是20世纪上半叶存在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教育类刊物。同样处在新思想、新人物、新刊物大量涌现的历史环境中,《教育杂志》除了上面笼统提到的改用白话文、起用新编辑之外,还曾发生哪些变化呢?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中心课题。而一份刊物的变化可表现在多个方面,本文拟考察其作者群体的转变,并通过量化的分析,力求揭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教育界话语权转移的轨迹。
一、 馆内作者群:比重下降与人员更新
由表1可知,1922年前发表于《教育杂志》的文章大部分出自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之手,这类文章在全部文章数量中的比重,从1917年的63%降至1921年的43%,虽然逐年有所走低,但总体而言依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一份出版社主办的教育刊物,居然有多达一半左右的文章由其内部的编辑撰写,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笔者认为宜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1)商务印书馆内部有负责编写教科书的编辑,如庄俞、吴研因、范祥善等人,他们都具有丰富的教学或办学经验,加之善于写作,所以为《教育杂志》写稿是很自然的。(2)馆内除了负责编写教科书的编辑而外,还有大量学有专长的学者、专家,他们或专长国学研究、文学创作,或擅长编纂辞书、翻译外语以及撰写科普读物,因而日后成为著名心理学家的高觉敷刚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时,感觉犹如进入一所研究院[2];这些专家、学者往往乐于从各自专业的角度对教育发表看法。(3)商务印书馆拥有当时国内最大的图书馆,其中关于教育类的藏书特别丰富,这就为馆内人员撰写文章在参考资料方面提供了有利条件;1927年参与编纂《教育大辞书》的沈百英就是依靠其丰富的馆藏,才得以顺利完成编纂任务。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图书馆藏书丰富,要什么有什么,而且同样的资料不止一本两本,可以任我选择。”[3]不过,《教育杂志》长期依赖内稿的最大原因还在于该杂志的老编辑朱元善交际范围不广。
表1馆内作者及其文章数量比重简况表
朱元善主持《教育杂志》的时间很长,从1912至1921年将近10年。他于清末进商务印书馆工作,起初只是一个校对人员,不善于写作。1912年《教育杂志》的编辑陆费逵离开商务印书馆另立中华书局,《教育杂志》编辑的位置空出。当时有两人争夺该位置,但相持不下,最后反而由地位不高的朱元善获得[4]。据担任过其助手的茅盾回忆,朱元善是一个没有学术专长的人,或许还由于他不善交际,使之难以在馆外的知识界建立广泛的社交圈。在外界投稿不踊跃、杂志稿源不足而需要编辑凭自身的人脉关系四处拉稿的时代,朱元善人脉不广的缺陷使其拉稿的对象极其有限,所以不得不倚重馆内同事。另外,由于朱元善不懂外语,为了拼凑稿件,他只能通过浏览十多种日文教育刊物,根据其中的汉字来猜测文章的内容,然后请馆外懂日文的人将他认为有用的文章译成中文,朱氏再将翻译过来的文章进行加工,改编成文。由于他付给译者的稿费较之一般译稿要低,而且文章又不署译者的名字,所以译稿的质量大多不高,错误也不少。朱元善将这些编译的文章以“天民”或“太玄”的署名发表于《教育杂志》,这便是1922年之前为何署名“天民”、“太玄” 台湾学者吴美瑶等将署名“太玄”的文章都归入“周太玄”的条目中(《〈教育杂志〉(1909-1948)索引》,台北:心理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502、529页),似有误。周太玄系生物学家,1919年已赴法国勤工俭学,而1920年《教育杂志》上署名“太玄”的文章多达21篇,可见两者并非同一人。的文章甚多之故[5]。
虽说朱元善学识不高,但据茅盾的观察,他是商务印书馆内对外界变化最为敏感、且勇于趋新的人物之一。当白话文运动兴起之际,朱元善主编的《教育杂志》在1919年9月号上就发表了用白话文写的评论。虽则来自馆内的文章比重一直很高,但却逐年下降,可见朱元善在寻求外稿方面也进行过努力。尽管如此,毕竟由于受到个人学识和人脉关系的限制,他主编的《教育杂志》较之同时期出现的大量新兴刊物的确显得有些落伍了,致使商务印书馆的上层决定撤去朱元善《教育杂志》编辑之职,改请入馆不久的李石岑来主持。
李石岑系留日归来的学者,专长哲学。与当时不少研究哲学的学者相似,他对教育哲学也颇有兴趣。回国后,他在上海主持学术刊物《民铎》和《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 《民铎》是学术团体“学术研究会”的学术刊物,李石岑从1919年起任该刊主编;进商务印书馆后,他在主持《教育杂志》的同时依然保留着《民铎》主编一职。由于这两份出版物的社会知名度很高,从而奠定了他在国内知识界的地位。李石岑接手《教育杂志》不是一个突然的决定,而是提早数月便通知了李氏,让他有所准备。从零星的史料中可知,李石岑在1922年1月正式接任之前已开始利用他在知识界的人脉关系开展组稿活动。如1921年某月,他致函当时的著名学者、北大教授胡适,请后者为下一年的《教育杂志》撰文[6]。再如 1921年10月,舒新城从南方启程到北方考察教育,行前曾受李石岑之托,代他向京津两地的学者为《教育杂志》约稿[7] 。
撤换编辑,由原来年纪大而在学界寂寂无闻的朱元善变为留过学、在学界颇有名气且交际甚广的新锐哲学家,《教育杂志》的作者群会有怎样的变化呢?由表1可知,1922~1925年间内稿比重确实逐年大幅下降,由1922年的57%、1923年的33%、1924年的26%,降至1925年的18%。这说明《教育杂志》外部稿源已逐年充足,渐次摆脱创刊初期严重依赖馆内编辑拼凑稿件的初级发展模式。至于1922年的比重高于1921年,则是由于该年新设两个栏目“世界教育新潮”、“教育评论”,其特点是文章篇幅很小而数量很多,它们绝大多数由馆内编辑负责撰写。因此,仅从数据上看就会得出馆内作者的影响力反而增加了的错误印象。其实,最能体现该刊水平的文章是列于每期最前面的七八篇,它们大多出自馆外作者之手。
表21920~1923年间馆内编辑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多篇者简表(单位:篇)
由表2可知,1920~1921年间的内稿主要是署名“太玄”、“天民”而由朱元善改编的文章,此外何仲英 表2中的“种因”,很可能为何仲英,因何仲英的别号为种因。、范祥善、庄俞也提供了不少稿件。但到1922年,馆内作者群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范祥善、严既澄、杨贤江等人继续供稿外,新增了常道直、周予同、李石岑、常乃德等人,仅此4人提供的文章就达59篇。4人中除李石岑外,其余都是1920年后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是新近加入商务印书馆的青年学者。其中,常道直是教育研究科毕业;周予同虽毕业于史地科,但对教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而常乃德在校期间就是北高师著名教育刊物《平民教育》的编辑之一。上述3人日后均为著名学者。此外,作者群中还有后来成为著名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的杨贤江,他虽然只是中等师范毕业,但勤奋好学、自强不息,此时担任商务印书馆的另一份刊物《学生杂志》的主编[8]。由此可见,1922年《教育杂志》的馆内作者已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其主体是新近从大学毕业、富有学术潜力而又热心于教育研究的青年学者;他们所提供的文章,不仅质量上比过去“天民”、“太玄”式的文章有很大提高,而且更能反映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风行于中国教育界的种种新思潮。
二、馆外作者群:地域分布、身份结构与新旧更替
《教育杂志》创刊伊始,即定位为全国性刊物,这从每期杂志版权页上标明的遍布全国的分销点即可得到印证。但投稿的馆外作者却并非来自全国各地。由表3可知,《教育杂志》上的文章,除了馆内作者提供而外,大部分是来自江苏地区(包括上海)的作者。
表3作者地域分布总表
由表4可知,在已知作者地域背景的文章中,江苏地区占据了非常显著的位置。1917年江苏地区文章数比重甚至高达96%,换言之,读当年《教育杂志》上的文章,其作者非馆内编辑,即为江苏地区的学者或中小学教师、校长。此后几年,江苏地区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即使是最低的年份,其比重依然高达56%。究其原因,笔者以为这主要缘于当时江苏地区教育相对发达、在全国教育界充当着领头羊的角色。江苏一地,自清末兴办新教育以来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如师范教育肇始于1897年南洋公学,开全国中等师范教育之先河;而创办于清末的上海龙门师范学堂和通州师范学堂,为江苏地区培养了大量优质小学师资[9]。民国建立后,在苏州成立的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及其附属小学和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全国声名雀起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其附小、附中,它们在当时国内同类学校中均属佼佼者。
表4江苏地区投稿简况表
至于这些提供外稿的作者的身份,笔者以江苏、浙江、北京为例进行调查,结果如下:
表5江苏、浙江、北京作者身份分类表 (单位:人)
由表5可知,1922 年之前,提供外稿的作者以江苏为主,而江苏地区的作者大部分都是中小学工作者。 在1921年“教授、学者”一栏中,江苏12人,北京4人,总计16人,较之1920年有显著的增长。但这一年的该项数据有很大水分,因为其中12人并非主动提供稿件,所刊载的文章其实是他们在商务印书馆国语讲习所暑期班上的演讲词。可见,除却这12人, 1921年的教授、学者数较之1920年并无变化。1922年之后,学者和在校大学生的数量有所增加,与此同时,中小学工作者的数量也有较大的增加。浙江地区由于1927年之前高等教育不振,所以作者几乎都是来自中小学的教师和校长。而北京地区的作者在1922年之前很少,至1922年才开始逐步增加。与江苏、浙江地区以中小学工作者为主不同的是,北京地区的作者主要是大学教授、学者以及大学生,中小学工作者相对较少。一般来说,来自大学的稿件,其作者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多以探讨学理为主,而中小学工作者提供的大多为实践经验的总结,这是符合常情的。《教育杂志》上凡是总结中小学实践经验的文章,绝大部分来自江苏地区,少量来自毗邻江苏的浙江地区,这一现象与这两地的中小学教育在近代中国相对发达是一致的。
此外,《教育杂志》更换主编之后,不仅带来馆内作者群的年轻化,也使馆外作者群发生了重大变化。1922年前,曾长期为《教育杂志》撰文的馆外作者数量不多,其中重要的有江苏地区教育界的领导人物黄炎培、侯鸿鉴等,但供稿数量多、时间长的作者当首推贾丰臻。他曾留学日本宏文学院师范科,回国后长年担任位于上海的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1927年离职。仅1917~1921年间,他为《教育杂志》总共写了51篇文章,平均每年多达10篇左右,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刊在杂志的显要位置,可见这位师范学校校长在编辑朱元善心目中地位之重要。而李石岑接手后,贾丰臻的名字就再也不见于《教育杂志》。个中缘由,笔者认为主要是年轻的主编已不欣赏“老派”的贾丰臻。其实早在1919年,北京大学学生罗家伦在著名的《新潮》杂志上就撰文批评过《教育杂志》,将其归入“脑筋浑沌”型杂志;文中特别点名贾丰臻,讥讽贾氏的文章《欧战后学生之觉悟》“专说空话”,批评其另一篇文章《教育宜保存国粹说》说话不着边际[10]。 在眼界和观点接近罗家伦的李石岑看来,贾氏或许只是一个学识不丰且思想守旧的人物,所以他不再被倚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继之而起的馆外作者,不再像过去一样局限于两三位学者,而是一个规模较大的群体,其中较为突出的有中小学教师俞子夷、沈百英、赵廷为(号轶尘)、叶绍钧(即叶圣陶)、盛朗西、舒新城等,其文章经常刊登于1922年后的《教育杂志》。若论当时的社会地位,这些人自然不如执掌著名师范学校的贾丰臻,但与年纪偏大、思想相对守旧的贾氏喜就各种教育问题作浮泛之论不同,这些教师所提供的都是有关教育改革的实验报告或研究论文。如沈百英的系列文章主要报告他在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小所做的设计教学法试验,叶绍钧谈的是他从事小学国文教学方面的诸多问题,盛朗西研究的是教育行政效率,舒新城的文章则是令他闻名全国的有关道尔顿制的试验报告。因为这些教师对其谈论的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其开展的工作符合当时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趋势,所以深受教育界及广大读者的重视和欢迎,而类似的文章正是1922年前《教育杂志》所缺少的。《教育杂志》刊载这类文章,一方面有助于其作者成长为全国知名的教育家,另一方面,杂志本身也由此得以提升其在中小学教师读者中的受欢迎程度。
三、作者群体求学背景的变化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教育界在清末民初是留日归来的学者占主导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留美归国学生逐渐取代留日归国学者,处于教育界的中心位置。这种观点从下面表6中也可获得部分支持的证据。
由表6可知,1923年前留日者每年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数都多于留美者,至1923年两者持平,而从1924年起留日者数量开始被留美者反超。这种先是留日者多于留美者、再转为留美者多于留日者的现象,与以往学界的观点相一致。可这里有一个问题,即这个转折点的出现不免有些迟了。因为1924年距离五四运动毕竟已过5年,这么迟才出现反超,似乎与学界一般认为的五四运动之后不久留美者即取代留日者的观点有些不相符。笔者认为,留美归国学者虽逐年增多,但毕竟需要在数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超过先前留日归国学者;再者,留美学者有专属的舆论平台《新教育》,这势必分流了大量的稿件。
表6作者群求学背景分类统计表(注:“传统教育”是指传统的教育机构,主要是书院,也包括在家自学;“中等师范”主要指以中等师范学校为主的中等学校,也包括普通中学;“本国大学”主要指民国成立后的大学,也包括清末高等学堂,隶属英国管辖的香港大学也计算在内。)(单位:人)
表7有教育学学科背景的作者数量统计表 [注:“北高师”和“南高师”是指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包括改制后的北京师范大学)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包括后来的东南大学)。}(单位:人)
此外,由表7也可以看出,1922年有12名大学学者向《教育杂志》投稿,但其中只有2人来自教育学系科,而其他10人则是非教育学系科的学者。1923年后教育学教师的数量逐年小幅度增长,比重也大体呈上升的趋势。但总体而言,其他学科的学者一直在为《教育杂志》供稿,而且在学者类稿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说明《教育杂志》不是一个仅限于教育学者和中小学工作者的交流园地,而是一个有着众多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的教育论坛。如果联系《教育杂志》1922年后历任主编的学科背景,这一点或许就不难理解了。前文已提及1922年的主编李石岑的专长是哲学,而后来短期任主编之职的唐钺则是著名心理学家;长期担任助编而实际上担负主编职责的周予同虽也涉足中国教育史,但却以中国经学史研究闻名于世;1934年《教育杂志》复刊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及其附属的东方图书馆被日军炸毁,损失惨重,致使《教育杂志》被迫停办,至1934年才复刊。后的主编则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何炳松。《教育杂志》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是由非教育学界的人士主持,这或许成为《教育杂志》吸引其他学科学者投稿的重要原因。
但无论是留日者还是留美者抑或留欧者,也无论这些教授是否属教育学界,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教育杂志》作者群中并不是最多数,居最多数的是本国高等院校的在校生和毕业生。由表6可知,“本国大学”一栏的数据总体是呈现上升的走势,特别是1922年起,从此前的个位数提升到20人左右,至1925年又蹿升到了41人。这表明由本国大学培养的专业人才在教育舆论界中发挥的影响越来越大,而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则要推教育学系科的学生了。
由表7还可知,本国高校教育系学生于1921年开始在《教育杂志》上投稿,此后投稿人数大体呈上升趋势。从南、北高师的比较看,南高师的学生数量要多于北高师;特别是1925年,东南大学(前身为南高师)教育系在读或刚毕业不久的学生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数居然猛增至17人。当时中国大学教育系授予的最高学位仅为学士学位,按今天的标准来看,似乎难以承担教育研究的任务。可历史的事实是,这些在读或刚毕业的学生,不仅能够在全国知名的《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而且其数量仅南高师一校,从1922年开始就比全国所有大学教育学教师加起来的总数还要多。这或许可视为由陶行知主持,同时汇集了陈鹤琴、廖世承、郑晓沧、陆志韦等众多著名教育学家的南高师教育科办学成功的体现和标志[11]。
四、几点结论
依据上述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教育杂志》作者群体的转变主要可归结为以下几点:(1)稿源从以馆内为主,逐渐过渡到以馆外为主,从而使该刊得以摆脱早期那种依靠馆内编辑拼凑稿件的初级发展模式;(2)馆外作者则从以江苏地区占绝大多数,变为以江苏为主,浙江、北京等地共同参与的模式,致使该刊变为全国多个教育相对发达省份的教师、学者踊跃参与的公共论坛;(3)馆外作者从几乎清一色的中小学工作者,逐渐转变为中小学工作者、学者专家以及大学生多方参与的模式;(4)大约到1922年,一批思想守旧的教育界名人不再被该刊所倚重,继之而起的是一批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的青年教育家,他们都是在任教、办学等方面有突出贡献者,并曾为《教育杂志》提供了大量探讨本国教育问题的高质量文章;(5)在作者求学背景方面,留日生在数量上渐渐被留美生超过,但这个转折点迟至1924年才到来;(6)大学教师中除了教育学学者,有着其他学科背景的学者也参与其中;(7)从1922年起,中国大学教育系培养的专业人才开始发挥影响力,其投稿的数量甚至多于大学教育学教师;(8)上述转变大致从1917年开始便呈现出缓慢的趋势,但1922年《教育杂志》更换主编之后其速度明显加快。
总体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教育杂志》的稿源,来稿地域扩大了,作者身份多元化了,因此,不仅译介外国教育学说的水准有相应的提高,而且对本土教育的研究也更为深入。这些变化既体现了《教育杂志》编辑的主观努力,也是五四新文化思潮激荡、留美学生大量归国、新一代教育家崛起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教育界话语权转移的客观反映[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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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启良20世纪的中国启蒙[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36
(责任编辑 李震声)
The Shift of the Author Group of Educational Review
around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XIAO Lang, HUANG Guoting
(College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8,China)
Abstract:Educational Review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the longest run professional educational journal. Around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body of authors had changed distinctly which include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authors’ origin and areal distribution, being younger and specialization of authors, and the shift of authors’ studying overseas background from Japan to America. These changes are the result of the efforts of Educational Review editor and the mirror of the shift of discourse power in educational field
Key words:Educational Review;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body of authors
[作者简介] 肖 朗(1958),男,江苏苏州人,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外教育交流史及学术史研究。
[摘 要]《教育杂志》是近代中国办刊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教育专业期刊。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教育杂志》的作者群体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包括作者来源及其地域分布的多元化,作者的年轻化和专业化,以及作者求学背景开始从以留日学生为主转变为以留美学生为主,等等。这些变化既体现了《教育杂志》编辑的主观努力,也是五四新文化思潮激荡、留美学生大量归国、新一代教育家崛起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教育界话语权转移的客观反映。
[关键词]《教育杂志》;五四新文化运动;作者群体
[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0)03007907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的文化出版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其中期刊的发展尤为迅猛。著名历史学家周策纵在其名著《五四运动史》中指出:“‘五四运动’不但引起新出版物的诞生,而且刺激旧杂志和报纸的改革。原有的期刊诸如《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学生杂志》、《中华教育界》等等都纷纷改用白话文,而且开始介绍现代西方思想和知识。为了配合及加速这种变化,原来的老编辑多数都被激进的、有现代思想的年轻人所代替。” [1]《教育杂志》(1909~1948)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一份期刊,也是20世纪上半叶存在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教育类刊物。同样处在新思想、新人物、新刊物大量涌现的历史环境中,《教育杂志》除了上面笼统提到的改用白话文、起用新编辑之外,还曾发生哪些变化呢?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中心课题。而一份刊物的变化可表现在多个方面,本文拟考察其作者群体的转变,并通过量化的分析,力求揭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教育界话语权转移的轨迹。
一、 馆内作者群:比重下降与人员更新
由表1可知,1922年前发表于《教育杂志》的文章大部分出自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之手,这类文章在全部文章数量中的比重,从1917年的63%降至1921年的43%,虽然逐年有所走低,但总体而言依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一份出版社主办的教育刊物,居然有多达一半左右的文章由其内部的编辑撰写,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笔者认为宜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1)商务印书馆内部有负责编写教科书的编辑,如庄俞、吴研因、范祥善等人,他们都具有丰富的教学或办学经验,加之善于写作,所以为《教育杂志》写稿是很自然的。(2)馆内除了负责编写教科书的编辑而外,还有大量学有专长的学者、专家,他们或专长国学研究、文学创作,或擅长编纂辞书、翻译外语以及撰写科普读物,因而日后成为著名心理学家的高觉敷刚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时,感觉犹如进入一所研究院[2];这些专家、学者往往乐于从各自专业的角度对教育发表看法。(3)商务印书馆拥有当时国内最大的图书馆,其中关于教育类的藏书特别丰富,这就为馆内人员撰写文章在参考资料方面提供了有利条件;1927年参与编纂《教育大辞书》的沈百英就是依靠其丰富的馆藏,才得以顺利完成编纂任务。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图书馆藏书丰富,要什么有什么,而且同样的资料不止一本两本,可以任我选择。”[3]不过,《教育杂志》长期依赖内稿的最大原因还在于该杂志的老编辑朱元善交际范围不广。
表1馆内作者及其文章数量比重简况表
朱元善主持《教育杂志》的时间很长,从1912至1921年将近10年。他于清末进商务印书馆工作,起初只是一个校对人员,不善于写作。1912年《教育杂志》的编辑陆费逵离开商务印书馆另立中华书局,《教育杂志》编辑的位置空出。当时有两人争夺该位置,但相持不下,最后反而由地位不高的朱元善获得[4]。据担任过其助手的茅盾回忆,朱元善是一个没有学术专长的人,或许还由于他不善交际,使之难以在馆外的知识界建立广泛的社交圈。在外界投稿不踊跃、杂志稿源不足而需要编辑凭自身的人脉关系四处拉稿的时代,朱元善人脉不广的缺陷使其拉稿的对象极其有限,所以不得不倚重馆内同事。另外,由于朱元善不懂外语,为了拼凑稿件,他只能通过浏览十多种日文教育刊物,根据其中的汉字来猜测文章的内容,然后请馆外懂日文的人将他认为有用的文章译成中文,朱氏再将翻译过来的文章进行加工,改编成文。由于他付给译者的稿费较之一般译稿要低,而且文章又不署译者的名字,所以译稿的质量大多不高,错误也不少。朱元善将这些编译的文章以“天民”或“太玄”的署名发表于《教育杂志》,这便是1922年之前为何署名“天民”、“太玄” 台湾学者吴美瑶等将署名“太玄”的文章都归入“周太玄”的条目中(《〈教育杂志〉(1909-1948)索引》,台北:心理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502、529页),似有误。周太玄系生物学家,1919年已赴法国勤工俭学,而1920年《教育杂志》上署名“太玄”的文章多达21篇,可见两者并非同一人。的文章甚多之故[5]。
虽说朱元善学识不高,但据茅盾的观察,他是商务印书馆内对外界变化最为敏感、且勇于趋新的人物之一。当白话文运动兴起之际,朱元善主编的《教育杂志》在1919年9月号上就发表了用白话文写的评论。虽则来自馆内的文章比重一直很高,但却逐年下降,可见朱元善在寻求外稿方面也进行过努力。尽管如此,毕竟由于受到个人学识和人脉关系的限制,他主编的《教育杂志》较之同时期出现的大量新兴刊物的确显得有些落伍了,致使商务印书馆的上层决定撤去朱元善《教育杂志》编辑之职,改请入馆不久的李石岑来主持。
李石岑系留日归来的学者,专长哲学。与当时不少研究哲学的学者相似,他对教育哲学也颇有兴趣。回国后,他在上海主持学术刊物《民铎》和《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 《民铎》是学术团体“学术研究会”的学术刊物,李石岑从1919年起任该刊主编;进商务印书馆后,他在主持《教育杂志》的同时依然保留着《民铎》主编一职。由于这两份出版物的社会知名度很高,从而奠定了他在国内知识界的地位。李石岑接手《教育杂志》不是一个突然的决定,而是提早数月便通知了李氏,让他有所准备。从零星的史料中可知,李石岑在1922年1月正式接任之前已开始利用他在知识界的人脉关系开展组稿活动。如1921年某月,他致函当时的著名学者、北大教授胡适,请后者为下一年的《教育杂志》撰文[6]。再如 1921年10月,舒新城从南方启程到北方考察教育,行前曾受李石岑之托,代他向京津两地的学者为《教育杂志》约稿[7] 。
撤换编辑,由原来年纪大而在学界寂寂无闻的朱元善变为留过学、在学界颇有名气且交际甚广的新锐哲学家,《教育杂志》的作者群会有怎样的变化呢?由表1可知,1922~1925年间内稿比重确实逐年大幅下降,由1922年的57%、1923年的33%、1924年的26%,降至1925年的18%。这说明《教育杂志》外部稿源已逐年充足,渐次摆脱创刊初期严重依赖馆内编辑拼凑稿件的初级发展模式。至于1922年的比重高于1921年,则是由于该年新设两个栏目“世界教育新潮”、“教育评论”,其特点是文章篇幅很小而数量很多,它们绝大多数由馆内编辑负责撰写。因此,仅从数据上看就会得出馆内作者的影响力反而增加了的错误印象。其实,最能体现该刊水平的文章是列于每期最前面的七八篇,它们大多出自馆外作者之手。
表21920~1923年间馆内编辑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多篇者简表(单位:篇)
由表2可知,1920~1921年间的内稿主要是署名“太玄”、“天民”而由朱元善改编的文章,此外何仲英 表2中的“种因”,很可能为何仲英,因何仲英的别号为种因。、范祥善、庄俞也提供了不少稿件。但到1922年,馆内作者群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范祥善、严既澄、杨贤江等人继续供稿外,新增了常道直、周予同、李石岑、常乃德等人,仅此4人提供的文章就达59篇。4人中除李石岑外,其余都是1920年后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是新近加入商务印书馆的青年学者。其中,常道直是教育研究科毕业;周予同虽毕业于史地科,但对教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而常乃德在校期间就是北高师著名教育刊物《平民教育》的编辑之一。上述3人日后均为著名学者。此外,作者群中还有后来成为著名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的杨贤江,他虽然只是中等师范毕业,但勤奋好学、自强不息,此时担任商务印书馆的另一份刊物《学生杂志》的主编[8]。由此可见,1922年《教育杂志》的馆内作者已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其主体是新近从大学毕业、富有学术潜力而又热心于教育研究的青年学者;他们所提供的文章,不仅质量上比过去“天民”、“太玄”式的文章有很大提高,而且更能反映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风行于中国教育界的种种新思潮。
二、馆外作者群:地域分布、身份结构与新旧更替
《教育杂志》创刊伊始,即定位为全国性刊物,这从每期杂志版权页上标明的遍布全国的分销点即可得到印证。但投稿的馆外作者却并非来自全国各地。由表3可知,《教育杂志》上的文章,除了馆内作者提供而外,大部分是来自江苏地区(包括上海)的作者。
表3作者地域分布总表
由表4可知,在已知作者地域背景的文章中,江苏地区占据了非常显著的位置。1917年江苏地区文章数比重甚至高达96%,换言之,读当年《教育杂志》上的文章,其作者非馆内编辑,即为江苏地区的学者或中小学教师、校长。此后几年,江苏地区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即使是最低的年份,其比重依然高达56%。究其原因,笔者以为这主要缘于当时江苏地区教育相对发达、在全国教育界充当着领头羊的角色。江苏一地,自清末兴办新教育以来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如师范教育肇始于1897年南洋公学,开全国中等师范教育之先河;而创办于清末的上海龙门师范学堂和通州师范学堂,为江苏地区培养了大量优质小学师资[9]。民国建立后,在苏州成立的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及其附属小学和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全国声名雀起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其附小、附中,它们在当时国内同类学校中均属佼佼者。
表4江苏地区投稿简况表
至于这些提供外稿的作者的身份,笔者以江苏、浙江、北京为例进行调查,结果如下:
表5江苏、浙江、北京作者身份分类表 (单位:人)
由表5可知,1922 年之前,提供外稿的作者以江苏为主,而江苏地区的作者大部分都是中小学工作者。 在1921年“教授、学者”一栏中,江苏12人,北京4人,总计16人,较之1920年有显著的增长。但这一年的该项数据有很大水分,因为其中12人并非主动提供稿件,所刊载的文章其实是他们在商务印书馆国语讲习所暑期班上的演讲词。可见,除却这12人, 1921年的教授、学者数较之1920年并无变化。1922年之后,学者和在校大学生的数量有所增加,与此同时,中小学工作者的数量也有较大的增加。浙江地区由于1927年之前高等教育不振,所以作者几乎都是来自中小学的教师和校长。而北京地区的作者在1922年之前很少,至1922年才开始逐步增加。与江苏、浙江地区以中小学工作者为主不同的是,北京地区的作者主要是大学教授、学者以及大学生,中小学工作者相对较少。一般来说,来自大学的稿件,其作者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多以探讨学理为主,而中小学工作者提供的大多为实践经验的总结,这是符合常情的。《教育杂志》上凡是总结中小学实践经验的文章,绝大部分来自江苏地区,少量来自毗邻江苏的浙江地区,这一现象与这两地的中小学教育在近代中国相对发达是一致的。
此外,《教育杂志》更换主编之后,不仅带来馆内作者群的年轻化,也使馆外作者群发生了重大变化。1922年前,曾长期为《教育杂志》撰文的馆外作者数量不多,其中重要的有江苏地区教育界的领导人物黄炎培、侯鸿鉴等,但供稿数量多、时间长的作者当首推贾丰臻。他曾留学日本宏文学院师范科,回国后长年担任位于上海的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1927年离职。仅1917~1921年间,他为《教育杂志》总共写了51篇文章,平均每年多达10篇左右,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刊在杂志的显要位置,可见这位师范学校校长在编辑朱元善心目中地位之重要。而李石岑接手后,贾丰臻的名字就再也不见于《教育杂志》。个中缘由,笔者认为主要是年轻的主编已不欣赏“老派”的贾丰臻。其实早在1919年,北京大学学生罗家伦在著名的《新潮》杂志上就撰文批评过《教育杂志》,将其归入“脑筋浑沌”型杂志;文中特别点名贾丰臻,讥讽贾氏的文章《欧战后学生之觉悟》“专说空话”,批评其另一篇文章《教育宜保存国粹说》说话不着边际[10]。 在眼界和观点接近罗家伦的李石岑看来,贾氏或许只是一个学识不丰且思想守旧的人物,所以他不再被倚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继之而起的馆外作者,不再像过去一样局限于两三位学者,而是一个规模较大的群体,其中较为突出的有中小学教师俞子夷、沈百英、赵廷为(号轶尘)、叶绍钧(即叶圣陶)、盛朗西、舒新城等,其文章经常刊登于1922年后的《教育杂志》。若论当时的社会地位,这些人自然不如执掌著名师范学校的贾丰臻,但与年纪偏大、思想相对守旧的贾氏喜就各种教育问题作浮泛之论不同,这些教师所提供的都是有关教育改革的实验报告或研究论文。如沈百英的系列文章主要报告他在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小所做的设计教学法试验,叶绍钧谈的是他从事小学国文教学方面的诸多问题,盛朗西研究的是教育行政效率,舒新城的文章则是令他闻名全国的有关道尔顿制的试验报告。因为这些教师对其谈论的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其开展的工作符合当时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趋势,所以深受教育界及广大读者的重视和欢迎,而类似的文章正是1922年前《教育杂志》所缺少的。《教育杂志》刊载这类文章,一方面有助于其作者成长为全国知名的教育家,另一方面,杂志本身也由此得以提升其在中小学教师读者中的受欢迎程度。
三、作者群体求学背景的变化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教育界在清末民初是留日归来的学者占主导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留美归国学生逐渐取代留日归国学者,处于教育界的中心位置。这种观点从下面表6中也可获得部分支持的证据。
由表6可知,1923年前留日者每年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数都多于留美者,至1923年两者持平,而从1924年起留日者数量开始被留美者反超。这种先是留日者多于留美者、再转为留美者多于留日者的现象,与以往学界的观点相一致。可这里有一个问题,即这个转折点的出现不免有些迟了。因为1924年距离五四运动毕竟已过5年,这么迟才出现反超,似乎与学界一般认为的五四运动之后不久留美者即取代留日者的观点有些不相符。笔者认为,留美归国学者虽逐年增多,但毕竟需要在数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超过先前留日归国学者;再者,留美学者有专属的舆论平台《新教育》,这势必分流了大量的稿件。
表6作者群求学背景分类统计表(注:“传统教育”是指传统的教育机构,主要是书院,也包括在家自学;“中等师范”主要指以中等师范学校为主的中等学校,也包括普通中学;“本国大学”主要指民国成立后的大学,也包括清末高等学堂,隶属英国管辖的香港大学也计算在内。)(单位:人)
表7有教育学学科背景的作者数量统计表 [注:“北高师”和“南高师”是指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包括改制后的北京师范大学)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包括后来的东南大学)。}(单位:人)
此外,由表7也可以看出,1922年有12名大学学者向《教育杂志》投稿,但其中只有2人来自教育学系科,而其他10人则是非教育学系科的学者。1923年后教育学教师的数量逐年小幅度增长,比重也大体呈上升的趋势。但总体而言,其他学科的学者一直在为《教育杂志》供稿,而且在学者类稿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说明《教育杂志》不是一个仅限于教育学者和中小学工作者的交流园地,而是一个有着众多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的教育论坛。如果联系《教育杂志》1922年后历任主编的学科背景,这一点或许就不难理解了。前文已提及1922年的主编李石岑的专长是哲学,而后来短期任主编之职的唐钺则是著名心理学家;长期担任助编而实际上担负主编职责的周予同虽也涉足中国教育史,但却以中国经学史研究闻名于世;1934年《教育杂志》复刊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及其附属的东方图书馆被日军炸毁,损失惨重,致使《教育杂志》被迫停办,至1934年才复刊。后的主编则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何炳松。《教育杂志》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是由非教育学界的人士主持,这或许成为《教育杂志》吸引其他学科学者投稿的重要原因。
但无论是留日者还是留美者抑或留欧者,也无论这些教授是否属教育学界,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教育杂志》作者群中并不是最多数,居最多数的是本国高等院校的在校生和毕业生。由表6可知,“本国大学”一栏的数据总体是呈现上升的走势,特别是1922年起,从此前的个位数提升到20人左右,至1925年又蹿升到了41人。这表明由本国大学培养的专业人才在教育舆论界中发挥的影响越来越大,而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则要推教育学系科的学生了。
由表7还可知,本国高校教育系学生于1921年开始在《教育杂志》上投稿,此后投稿人数大体呈上升趋势。从南、北高师的比较看,南高师的学生数量要多于北高师;特别是1925年,东南大学(前身为南高师)教育系在读或刚毕业不久的学生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数居然猛增至17人。当时中国大学教育系授予的最高学位仅为学士学位,按今天的标准来看,似乎难以承担教育研究的任务。可历史的事实是,这些在读或刚毕业的学生,不仅能够在全国知名的《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而且其数量仅南高师一校,从1922年开始就比全国所有大学教育学教师加起来的总数还要多。这或许可视为由陶行知主持,同时汇集了陈鹤琴、廖世承、郑晓沧、陆志韦等众多著名教育学家的南高师教育科办学成功的体现和标志[11]。
四、几点结论
依据上述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教育杂志》作者群体的转变主要可归结为以下几点:(1)稿源从以馆内为主,逐渐过渡到以馆外为主,从而使该刊得以摆脱早期那种依靠馆内编辑拼凑稿件的初级发展模式;(2)馆外作者则从以江苏地区占绝大多数,变为以江苏为主,浙江、北京等地共同参与的模式,致使该刊变为全国多个教育相对发达省份的教师、学者踊跃参与的公共论坛;(3)馆外作者从几乎清一色的中小学工作者,逐渐转变为中小学工作者、学者专家以及大学生多方参与的模式;(4)大约到1922年,一批思想守旧的教育界名人不再被该刊所倚重,继之而起的是一批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的青年教育家,他们都是在任教、办学等方面有突出贡献者,并曾为《教育杂志》提供了大量探讨本国教育问题的高质量文章;(5)在作者求学背景方面,留日生在数量上渐渐被留美生超过,但这个转折点迟至1924年才到来;(6)大学教师中除了教育学学者,有着其他学科背景的学者也参与其中;(7)从1922年起,中国大学教育系培养的专业人才开始发挥影响力,其投稿的数量甚至多于大学教育学教师;(8)上述转变大致从1917年开始便呈现出缓慢的趋势,但1922年《教育杂志》更换主编之后其速度明显加快。
总体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教育杂志》的稿源,来稿地域扩大了,作者身份多元化了,因此,不仅译介外国教育学说的水准有相应的提高,而且对本土教育的研究也更为深入。这些变化既体现了《教育杂志》编辑的主观努力,也是五四新文化思潮激荡、留美学生大量归国、新一代教育家崛起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教育界话语权转移的客观反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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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启良20世纪的中国启蒙[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36
(责任编辑 李震声)
The Shift of the Author Group of Educational Review
around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XIAO Lang, HUANG Guoting
(College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8,China)
Abstract:Educational Review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the longest run professional educational journal. Around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body of authors had changed distinctly which include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authors’ origin and areal distribution, being younger and specialization of authors, and the shift of authors’ studying overseas background from Japan to America. These changes are the result of the efforts of Educational Review editor and the mirror of the shift of discourse power in educational field
Key words:Educational Review;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body of auth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