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当口，华北、华东和华南的诸多省份，除了兵燹肆虐，又迭遭旱、涝、虫、雹之灾。其中，河南的灾情尤烈。全省110个县，田地绝收，饿殍盈野，而国民党政府却依旧征粮课税(军粮及实物税)，竭泽而渔，千百万灾民挣扎在“饥馑死亡的地狱”。转年，灾荒愈加严重，骇人的消息不断传至陪都，最高当局仍讳莫如深。2月1日，重庆《大公报》刊出该报记者发自河南叶县的长篇通讯《豫灾实录》；翌日，又发表总编辑王芸生撰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斯录斯评，第一次将中原大灾的真相公开在了世人面前。蒋介石闻悉暴跳如雷。当晚，《大公报》即被国民政府军委会勒令停刊三天，“以示惩戒”。陈布雷(蒋介石待从室二处主任兼军委会副秘书长)私下给王芸生透风：“委员长根本就不相信河南有灾，说下面虚报灾情。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统统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一张中国舆论界最负声望的独立报纸，居然因为披露了灾荒而获重罪，这一事件，犹如“芒刺一样”，刺激了时聚山城的外国记者们的神经。28岁的白修德立马决定前往河南，他要到那片黄土地上去亲眼看一看灾情的究竟。白修德，英文名西奥多·H·怀特(Theodore·H·White)，1915年5月出生于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区的一个律师家庭，1986年5月病逝于纽约，生前曾荣膺普利策新闻奖。由于早岁失怙，家境穷窘，白修德的少年时代几乎是在穿街走巷的卖报声中度过的；后来，他凭着颖悟刻苦，以优异成绩考入哈佛大学，专攻中国史政，成为“中国通”费正清教授的得意高足。1939年4月，白修德刚从哈佛毕业，便被美国《时代》周刊聘为特派员，来到重庆采访中国的抗战新闻，不久，晋任该杂志驻远东的首席记者。作为一位富有正义感的西方自由主义者，白修德在其发回美国的大量的“中国通讯”里，虽然不无某些偏执抑或误解之处，但总的来说，还是做了鲜明的、诚实的、准确的叙述，经得住事实的检验，显示了他优秀的洞察力。而此刻，白修德则把自己的目光，敏锐地投向了惨云笼罩的华北灾区。临启程，他多年的同胞笔友、伦敦《泰晤士报》的驻华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也慨然拾掇行装，与之偕往。
　　数天以后，1943年2月上旬的一个寒峭的黎明，白修德和福尔曼经由宝鸡、西安，抵达了他们“中原之旅”的第一站：潼关。这里，是陇海铁路贯通豫、陕两省的要隘，也是河南罹灾以来，大批难民西徙逃荒的主出口。在火车站台上，借着熹微的晨光，白修德发现，车站周围几里之内，黑压压地，全露宿着逃难的农民。他们衣衫破烂，蓬头垢面，正等着爬上下一列路过的火车，以图能够快一点逃离河南，逃到兴许有食物的地方去。人群中，四处弥漫着呛鼻的汗臭、尿味，一个个身影在朔风里瑟瑟发抖，婴儿啼号，妇女啜泣，每一张萎缩的脸孔上，那眼睛活像是两道暗黑的伤口。待到天色逐渐透亮，白修德才看清了：原来，铁道两侧的平原上草木枯凋，荒凉得简直难以用言语来形容。只见灰蒙蒙的云幕下，离乡背井的农民成群结队，仿佛一拨又一拨长串念珠似的，无穷无尽地从地平线那边冒出来，满布在田间的小路上，悲愁和霜雪已经将这些人冻结成了缄口无言的一群。他们或者无力攀爬火车，或者根本就等不及爬火车，于是，像牲口一样，机械地移动双脚，步履仓促地顺着铁道往西，往西。独轮车载着他们一家一户的全部家当，当爹的推着，做娘的拽着，缠足的老太婆跌跌撞撞地跟着，孩子们泪痕满面地拖挪在后头。有的小孩象老人一样撑着拐棍，有些似乎是梦游病者。凄厉的冷风从荒野上追过来，扬起冲天的尘土，把难民们裹卷着带向望不到尽头的远方。据说，这种逃荒的人流，自入冬始，已经至少持续了多半个月，可难民还在潮水般不断涌来……
　　为了防避黄河北岸的日军炮袭，跌路方面特地用手摇巡道车将白、福二人由潼关送到洛阳(时为河南省会)，而后，他们换乘卡车，复又骑马，前去郑州。在沿途数百公里的铁道线上，不时可以看到有一具具血肉模糊的肢体，横陈于路轨旁边。那都是逃荒者的尸骸：有些是在穿越日军火力封锁的危险地段时，被炮弹炸死的；有些是因为爬挤在列车的车厢顶上，身体冻僵了摔下来，掉到车轮底下被碾死的。白修德瞧见一个小腿被轧断的难民，趴在铁轨边不停地喊叫，他的腿骨像一节白色的玉米杆那样戳在外面；还有一个人臀部被轧得稀烂，已经奄奄一息了。白修德们路过的所有市镇，无不冷清萧索，街道上除了没有人管的粪土堆，就是一伙伙神色绝望、摊开了双手祈求着：“可怜，可怜!”的乞丐。这些瘦得像鬼一样的人，他们的声音已经退化为只管要求食物的哀啼。而村庄里十室九空的荒颓景象，更是令人恐怖。逃荒的人去屋空，家家死寂，即使偶尔听到一声婴孩的哭声，也是咽气前的抽噎。村路上，随处躺着饿死者的躯体，挖着坟冢的野狗，把人的尸首扒拉出来撕啃。白修德看见一些饥民用镰刀、菜刀剥下树皮，在路旁舂碎了作食物；小贩出售榆树叶，一块钱一把；有的村子吃光了树皮、树根，老老少少只好吃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还有的就在池塘的死水里捞取青苔来吃。
　　两位记者到达郑州的前一日黄昏，天即下起大雪。途中，他们的马差点儿踩到几个夜宿雪地的逃荒人。次日破晓，呈现在白修德面前的那一座偌大的郑州城，竟然浑似一个被死神统治的白色荒冢!该城原有12万居民。在连遭日寇的侵略破坏之后，再加上灾荒围困，现在全市已不足4万人。极目眺望，所见者，惟有瓦砾与废墟。城内几处外国传教士开设的教会医院里，住满了患着严重肠胃病的中国难民。这些人得病，全是由于吃了树皮、花生壳之类的可怕食物，许多人饿急了，还拼命把泥土(按：一种俗称“观音土”的白泥)塞到嘴巴里，来填满肚子。医生们告诉白修德，眼下这场席卷中原的空前大灾荒，实际上，还在它初始阶段，当地出现的种种悲惨情状，就已非外界的人们所能想象———饥饿有时甚至烧掉了人类最基本的感情。人们为着求得一点食物，卖儿鬻女，逼妻为娼。有一对疯狂的夫妇，为了出去找食不受孩子的拖累，就将6个孩子全都绑在了树上。有一位母亲带着一个婴儿和两个稍大的孩子长途乞讨，母亲走不动了，叫大孩子们再走一个村子去讨食，当孩子们返回时，母亲已经饿死了，那婴儿却仍在吮吸着死者的乳头。还有一对父母，在暴恼中举斧劈死了自己的两个幼儿，仅仅因为再也不愿听他们哭嚷着要东西吃的声音……医生们说，临近1943年开春之际，愈加惨绝人寰的事情发生了：有个母亲把她两岁的死孩煮着吃了，另一个女人割食她死去的丈夫的大腿；在山区的偏僻路口，有人拦截难民，杀了吃他们的肉……对于这些惊心动魄的传闻，白修德他们当然无法去一一核查，但他们此番一路行来，听到同样的故事实在太多了，以致不得不认同一个事实：在河南，人类吃着人类。
　　白修德知道，河南原本是华北一个丰饶的省份，肥沃的黄土地滋养着那里约3000万勤劳的民众。然而抗战以来，河南一直天灾频频，累年欠收，民生甚为艰苦。让白修德意想不到的是，尽管灾害已经那样深重，地方政府和驻军也心知肚明，可他们还照旧在想尽一切办法来勒索赋税!当局的“征实”，往往比农民田里实际出产的谷物还要多，并且“雷厉风行，决不宽缓”。结果，逼得吃着树皮、杂草的农民，被迫将他们最后一袋谷种也缴到税局；老百姓饿得走路都打哆嗦，还必须给军队缴马料，那些马料，其实比他们塞在自己嘴里的脏东西要营养得多。一个军官对白修德直言，他奉命在某区“征实”40万斤，而该区的谷物产量总共才35万斤，缺口的5万斤，他只能用“阎王手段”去敲榨了。有天晚上，一群灾民找到白修德的住处，恳求他把一个“条陈”带到重庆去。那“条陈”写道，当地15万人，7成以上早已绝粮，如今每天死亡的人数超过700。灾民们因之向重庆悲呼：“停止征税吧，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只要政府停止征税，我们是可以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这个“条陈”，当场便被旅舍的守军强行没收了)。
　　


　　在调查中，白修德获悉，对于中原灾荒，重庆国民政府曾在去年指派过“视察员”赴豫“踏勘”。那帮人蜻蜓点水地沿公路兜了一圈，回到陪都，请国府“拨放两万万元纸币作救济金”，就算应付了。后来，当局又供给大米1万袋，杂粮2万袋，平均下来，每个河南灾民还分摊不到1斤。而那笔“救济金”，至白修德他们抵达洛阳，才只有八千万汇到了省政府。就是这“八千万”，当地的军政官员们也蚂蟥见血，层层克扣，将之大半截留在银行里生息以私肥。白修德很奇怪：“不是说这两年，与河南毗邻的陕西省“存粮充足”么，最高当局为何不下令从那边紧急调粮，以就近救援豫灾?”有知情者暗示白：“如果因为援豫而触动陕西的利益，就会破坏了(中央)政府所需要的微妙的(地方)势力平衡，这种‘平衡’及重庆维系政局‘不可缺少’的；至于亦无从向接界的鄂省要粮，则是因为湖北的战区司令不准。”于是，整个事态就在中国政府上上下下的颟顸、腐败之中日益恶化，河南的农民只能眼巴巴地煎熬于水深火热，他们只能继续死在大路上，死在山沟里，死在火车站旁边，死在自己的泥屋里，死在荒芜的田野间……
　　白修德在他“中原之旅”的最后一个晚上，再也压抑不住久积心底的愤慨了。那一晚，郑州的军政要员们设宴，为白、福二位结束访豫饯行。主人殷勤地请他们品尝富有河南风味的莲子羹、辣子鸡、豆腐煎鱼，还有炸春卷、热馒头、栗子炖牛肉，外加两道汤和洒满了白糖的馅儿饼。面对这“平生吃到的最漂亮、也最不忍吃的一席菜，”白修德不禁联想起两个星期来在河南亲见、亲闻的一幕幕。他想起了沿途一些官员怎样毫不掩饰地公然宣称：“向灾民逼税是他们的一种抢劫的特权和薪水补贴。”；想起了汤恩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部队怎样将暴戾搜括的军粮，在市场上高价倒腾，趁着饥荒大发横财；想起了各县、各乡的土豪劣绅，怎样同当地政府虎狼勾结，以“罪恶的低价”恣肆并吞农民世代耕种的田地……所有这一切，令白修德越发清楚地认识了中原大灾的真正肇因。他坚信自己此行得出的调查结论完全切实：河南在这次大饥荒里，即使按最粗略的估计，也已然有两、三百万人逃亡，有两、三百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这，无疑算得上是中国抗战中最大的灾难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灾荒之一。这场天灾，固然由大自然造成，但是导致了老百姓如此大量死难的，却是国民党当权者!
　　两记者悲情辞别郑州，搭坐邮车返回重庆。途经洛阳，白修德迫不及待地赶到电报局，向纽约的《时代》周刊本部，匆匆发出了他连夜撰写的关于中国豫灾的通讯稿。电报局的新闻检查官那天兴许打了瞌睡，居然让这篇满含义愤的报道躲过“封禁”，顺利拍发，并且很快出现在大洋彼岸的公众眼前———至此，《大公报》对豫灾的披露，第一次在西方新闻界获得了异域同行的呼应和有力指证。欧美舆论顿时哗然。当时，宋美龄适逢在美国访问，穿梭各州，进行着“奢侈的筹资旅行”。她见到白文，气急败坏，连忙给《时代》的发行人亨利·鲁斯打电话，要求鲁斯看在“老朋友”交情上，“立刻召回那个鲁莽的小记者。”然而白文既刊，一纸风行，那些原先替蒋政权粉墨贴金的美国媒体，皆被其激起的汹汹谴责“冲击”得尴尬不已。
　　回到山城，白修德又马不停蹄，把自己的中原见闻通过美国陆军情报机构，翔实报告给史迪威将军(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官)及美国驻华使馆；同时，接连拜会了何应软(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孙科(立法院长)、张群(四川省政府主席)等。对于“任何一个愿意听他讲话的人”，白修德都急切地倾吐他对中原灾民悲惨命运的忧愤。他苦苦吁请美国使馆和中国的权要们尽速给河南提供救济物资。可是，重庆几乎谁也不相信他。相反，因为白修德公开痛斥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加剧了豫灾，重庆某些头面人物就“反咬一口”，骂他是共产党员，赴豫调查“别有用心”。白修德自然怒不可遏，又无可奈何，但没有退缩。他在一封致《时代》周刊编辑的信中表示：“我知道，这儿不是我制造自由的民意或者单枪匹马主张自由报道的地方。不过，我总得做些事情!”
　　白修德最后向宋庆龄求助。在宋的支持下，他终于透过重重障碍，走进了蒋介石黄山官邸的办公室。蒋介石起初对白修德描述的灾情依然无动于衷，他“手抚下巴听着，不流露丝毫感情”。白给蒋看了一些文字材料，并且告诉他他的政府是如何的腐败。蒋不时咕哝几句，随即就试图否定白修德的观点。蒋说：“白修德先生，人吃人的事在中国是不可能的!”白回答：“我还亲眼看见狗吃人呢！”蒋说：“这也是不可能的！”白修德就把一直等候在隔壁接待室里的福尔曼叫过来，从他们拍摄到的灾区照片中拣出几张，推在蒋介石面前。照片上，几条野狗正在坟茔中掏扒死尸。此时，白修德瞅见“委员长的两膝微微哆嗦起来，一种神经性的痉挛发作了”……
　　不久，陪都有消息流传：“(国府调派的)满载粮食的列车开始抵达河南，当地的官方施粥所开始运作，大量银圆也陆续从重庆流向灾区。”伴随着这些信息，白修德还听说，河南“有一些人人头开始落地”，无非是蒋政权为了搪塞舆论、止息公愤，推出了那边政界、军界的几个小角色来充当替罪羊。但白修德绝对不曾料到，那些“落头”者中间，竟然夹进了一个洛阳电报局的发报员!因为他“泄露机密”，拍发了美国记者的灾荒报道。白修德震愕、愤怒、哀痛!他近乎一字一顿地说出自己的感慨：“我鄙视蒋。我再也不认为蒋介石或他的那个美国化了的行政当局是一个真正的政府。这里无法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