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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初，孙中山、袁世凯这两位民国初期最重要的人物，不约而同地做了同一件事。
这天，孙中山给一位老朋友写了封亲笔信，“素审执事器识宏通，体用兼备，拟借高远之识，以为切励之资，敢奉屈为枢密顾问。”信中，他诚挚地邀请此人出山辅佐。
稍后，袁世凯的电报也到了，态度更加恭敬，他说，如果能请动先生出山，“非凯一人之幸，海内同胞实共勉之。”
电波的另一端，是上海南阳路10号，一所名为“惜阴堂”的小洋楼。主人名叫赵凤昌，不过一介布衣。
更令人称奇的是，对于两位大人物的邀请，赵凤昌均予以婉拒，选择继续隐居于历史的重重帷幕之后。
以至于，后世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经以过人的智谋和手段，一手操盘了民国的诞生。
通天彻地
1911年10月10日晚上，赵凤昌正在上海一家酒楼中宴请客人。席间，一个商人忽然接到了一封电报，随即对赵凤昌简短地说了几句。赵凤昌神色平静，起身告诉大家，自己另有邀约，先行离去。
他得到的，正是武昌新军起义的消息。
出了酒楼，他立刻奔赴电报局，给汉口电报局局长朱文学拍了一封密电，询问当地情况。第二天早晨，他接到复电，得知鄂督瑞澂已经逃走，起义取得成功。
当天，他紧急约见上海各界名流探讨时局，其态度很明确，“上海据长江下游，集人力物力，足为武汉之声援也。”
快速介入，快速判断。当所有人都关注于武昌战事时，赵凤昌已经开始从全局考虑问题。他首先注意的，是列强对此次革命的态度。他要下的第一局棋，就是解决外交上的麻烦。
彼时，列强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均绷紧了神经，动荡时期的中国又极容易被趁虚而入。一旦情势失控，非但缔造不了共和，酿成第二个“庚子之乱”也不是没有可能。
有鉴于此，10月27日，赵凤昌从上海给两位朝中重臣发出了电报。
一封发给了刚刚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的唐绍仪，在信中，赵凤昌劝唐绍仪“宜缓到任”，如果真的到任了，要特别注意和列强周旋，不要损害中国的利益。
在给外务部大臣梁敦彦的另一封电报中，赵凤昌提醒他提防日本的动向。随后的电文中，赵凤昌力劝其反对摄政王为镇压革命向列强借款。
在这两封电报中，赵凤昌均期待他们“保将来之中国”。
果然，唐绍仪最终没有接受清廷的任命，而梁敦彦则公开对借款一事表示了反对。两位高官，对一位在野人士的建议，竟然言听计从。
除了在朝中的布局，赵凤昌也直接对列强展开了公关。武昌首义的第二天，赵凤昌便委托上海商会董事苏宝森，给外商们带了个话，大意是，现在列强们的当务之急，是保护商人们的利益不受损害，千万不要为清廷提供援助，否则“地方必须致靡”。
外商们将此意见转达给各国公使，在多方考量之下，列强均“认民军为交战团体, 各国严守中立”。自此，革命军不再是外人眼中的“匪寇”，而成为了一支获得列强认可的政治势力。赵凤昌没费太大力气，就把外事上的潜在祸患消弭于无形。
至于军事上，赵凤昌也有一套办法。彼时，清廷急令荫昌及萨镇冰分别率领北洋军和海军镇压起义，赵凤昌得知后，直接委托退隐上海的郑孝胥给萨镇冰写了封信，劝他不要炮击武汉。果然，萨镇冰在规劝下按兵不动，后来索性离开部队养病去了。借此机会，海军官兵一举反正，将炮口转向了大清。
武昌起义爆发一月，赵凤昌在幕后运筹帷幄，施展出一套通天彻地的本领。这一年，他55岁，身无一官半职，却尽揽全局。
惜阴堂的诞生
“四十年间，东南之局，有大事，必与老人有关。”同盟会会员黄炎培曾经如此评价赵凤昌。事实上，赵凤昌的“奇人奇事”，并非始于辛亥革命。
1884年，朝廷重臣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后不久，赵凤昌即进入张之洞的幕府，相处数年后，赵凤昌竟然能够帮助张之洞代拟公牍，而且模仿张之洞的笔迹几可乱真。张之洞对他愈加信任，每逢有要事必与其商量。以至于社会上流传着“两湖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的说法。
这段体制之内的传奇，终结于1891年。随着张之洞被弹劾，赵凤昌一并受到陷害，被光绪皇帝批示革去官职、永不叙用。
事后，张之洞对赵凤昌感到很过意不去，特意在湖北电报局为他找了个挂名支薪的差使，令其常驻上海，办理运输通讯、搜集情报等事务。
1894年，赵凤昌搬入上海南阳路10号的一所英式洋楼，他将其定名为“惜阴堂”。
六年后，赵凤昌悄然导演了另一段传奇。
1900年，慈禧太后唆使义和团围攻外国使馆，枪杀德国公使，并下诏向11国宣战，导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两宫仓皇西逃。赵凤昌虽已下野，却心忧国事，他会同盛宣怀等人分头游说刘坤一、李鸿章、张之洞等督抚，倡议拒绝宣战上谕，以免战火侵袭东南各省。
张之洞起初很犹豫，赵凤昌急中生智，走了一招险棋。他发了一个电报给张之洞，称“洋电，两宫西幸，有旨饬各督抚力保疆土，援庚申例，令庆邸留京与各国会议云”。这个电文的高明之处在于，一旦宫内日后追究下来，顶多只是误传了洋人电报的罪名，而不是抄家灭门的“假造圣旨”。
最终，刘坤一、李鸿章、张之洞协作，一起发动了“东南互保”。
名声在外的奇谋妙断、体制内外游走的经历、以及寓居“十里洋场”的独特优势，带给赵凤昌的最大好处，是丰富的人脉资源。辛亥前夜，赵凤昌的朋友几乎遍及朝野内外，政商两界。张謇、汤寿潜、唐绍仪、梁敦彦、胡元倓、熊希龄、郑孝胥等闻人都是他的好朋友，在家乡常州，东南名士庄蕴宽、武昌新军创始人吴殿英又都是他的姻亲。革命党一边，赵凤昌早在1907年便结识了同盟会骨干胡汉民。
更重要的是，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都和赵凤昌一样，“感怅清政之不纲, 非改弦易辙无可救治。抑且非一二长吏所能祸为福也”。
1911年5月8日，清廷“皇族内阁”的出台，意味着立宪化作泡影。赵凤昌“乃更断言清廷之无可期望，谋国必出他途以制胜矣”。
对于他而言，武昌首义的爆发，或许是意料之外，却显然是情理之中。
新的布局
1911年那个动荡的岁末，当南北战事胶着之时，赵凤昌已经在思考革命将走向何方的问题了。
他拟定了五条政见:“保全全国旧有疆土,以巩固国家之地位。消融一切种族界限,以弭永久之竞争。发挥人道主义，以图国民之幸福。缩减战争时地，以速平和之恢复。联络全国军民，以促共和之实行。”
如前所述，保全疆土，巩固国家地位，他在革命一爆发，就已经完成了布局。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用最少的代价换取和平，使国家走向共和。
彼时，清廷已经重新起用袁世凯，并令其组建责任内阁。赵凤昌精准地判断，“各国公使不信清之政府，而信袁之个人，已与皇帝无异矣”，他的出山已经极大地稳定了人心。而南方革命军，则“事权不一，意见不齐，有未能趋于统一之势”，再加上经济、军事都处于下风，北方可谓已经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
他就此提出了解决方案，最关键的一点，是尽快成立临时政府，把形如散沙的独立各省团结起来。一盘更大的棋局，在惜阴堂展开了。
赵凤昌行事，最为突出的一点是，他尤其擅长调动各方面的社会资源，为己所用。
他调用的第一枚棋子是张謇。这位立宪派领军人物，早年曾与袁世凯共事，并有师生之谊，关系非同一般。赵凤昌将他纳入团队，除了提高“惜阴堂”的威望，更重要的，是和北洋系建立了沟通的桥梁。
另一枚棋子是庄蕴宽。作为同情革命的人士，庄蕴宽早年曾经救过革命领袖黄兴的命，自然是联络革命党的不二人选。他很快赶赴武昌。
而赵凤昌本人，则于11月15日，联络江、浙、沪等10省区代表共22人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这便是日后国会的基础。稍后，赵凤昌等人还将“五色旗”定为国旗，象征“五族共和”。
至此，革命党、北洋军，赵凤昌均已打通了关节，独立各省有了临时议事机构，赵凤昌的布局完美地实现。
随即，他开始运用一枚关键性的棋子，此人名叫洪述祖。
南北合谋
早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赵凤昌便看中了袁世凯的实力。他认为：“革命军热情、勇敢、牺牲精神都是有余的，可借实力太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利用拥有实力的袁世凯去劝清廷，可能生效。”
但是，谁来联络袁世凯？偏巧，袁世凯的身边有位名叫洪述祖的幕僚，正是赵凤昌的妻弟。
在赵凤昌的授意下，洪述祖起草了最早的一份《清廷退位诏书》，并分别呈给了袁世凯和庆亲王奕劻。据洪述祖后来的密函中讲，袁世凯曾奏请清廷接受此旨，否则立即辞职。至此，袁世凯对清廷的态度，赵凤昌心中自然有数了。
事实的确如此，当袁世凯指挥北洋军与革命党人打了几仗后，便准备向南方放出橄榄枝了。剿灭革命，不如借此外力推动朝廷改良，对此，袁世凯心中自然清楚。反过来，他也通过洪述祖，给赵凤昌发来了议和的密电。
赵凤昌自然求之不得。1911年12月2日，各省代表会议正式讨论决定：若袁世凯反正，当公举袁为临时政府大总统。
至此，南北双方已经有了默契。
12月6日，袁世凯令唐绍仪为全权代表赴南方议和。两天以后，唐绍仪启程，一上火车，先把辫子给剪了。12月17日，他抵达上海，当晚便来“惜阴堂”与赵凤昌深谈，表明自己此次前来，只是为了与南方斡旋建立“共和政体”罢了。如同赵凤昌后来回忆往事时所说的，“清室以立宪诳国民，国民亦以立宪诳清室”，这一次，天下合谋，只为推动历史。
12月18日，南北和谈正式开始。据当时的人回忆：“这次议和是个大烟幕，有关会议情况的电报，白天打出去的和晚上打出去的完全不同，是两回事。白天开会是在做文章，谈停战问题，规定你让出多少里，我让出多少里。白天打出去的电报是互斥对方违反协议等等。重要的问题是在夜里谈，清帝退位问题，退位后谁来的问题，外国承认问题等等。所以夜里打出去的电报才是会议的真正内容，而这些内容在会议进行时是不公开的。”
而“所有和议中主张及致北方电，俱是夜间在赵寓双方商洽”。
有代表回忆，有一次，北方代表团的译电员译出一件北京来的密电，拿给唐绍仪，唐绍仪看过很兴奋地说，北京回电来了，赶紧打电话给赵老头子，一边说一边挂电话，跟赵凤昌聊得不亦乐乎。有人感到很奇怪，问唐绍仪，为什么有事不是先找南方总代表伍廷芳，而是找赵凤昌呢？唐绍仪说道：“伍廷芳名义上是南方总代表，实际上作不出什么决定，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见的，能当事决断的倒是这个赵老头子。”
此言绝非夸张。不过，赵凤昌在这场大变局中，更似因应时代，顺水推舟。
新的变数
1911年12月20日，南北双方第二次会谈，已经取得了一个各方面的妥协方案：坚持让朝廷尽快召开国会，议定国体。然而，清廷对此迟迟不肯给出答复，和谈陷入停滞，辛亥年的变局陡增变数。
此时，孙中山回来了。12月25日，这位革命领袖风尘仆仆从国外回到上海，第二天下午，就前往“惜阴堂”拜会赵凤昌，征询他对当前时局的看法。于是，赵凤昌“遂一一陈述沪汉情事”。后来，孙中山又多次来到“惜阴堂”与赵凤昌商谈。
会谈的结果是，孙中山立即开始筹备组建临时政府。显然，这又是赵凤昌给出的一步高招，不管清廷如何顽固，新的政权终归诞生了。
1912年初，这场大戏终于达到高潮。元旦这一天，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建立，中华民国宣告诞生。两个月后的2月12日，清廷再无回天之术，隆裕太后下诏宣布清帝逊位，结束了267年的统治。
清廷终结，民国初基，“惜阴堂”内的调解，也到了关键阶段。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被公选为正式大总统，3月6日，他在北京宣誓就职。无力统筹全局的孙中山对此难免有些耿耿于怀。当迫使袁世凯南下就职的计划落空后，双方又将矛盾的焦点对准了内阁人选。
同盟会坚持内阁总理必须由同盟会员担任，袁世凯一方拒不接受，双方在“惜阴堂”僵持不下。关键时刻，还是列席会议的赵凤昌趁机插话说：“我认为新总统的第一任内阁，是新旧总统交替的一个桥梁，所以国务总理必须是孙、袁两位新旧总统共同信任的人物。我以为只有少川(唐绍仪)先生最为适当。只要孙、黄两先生不反对，我很想劝少川先生加入同盟会，这是双方兼顾的办法。”
赵凤昌的话音一落，孙文、黄兴立即鼓掌，表示欢迎。稍后，唐绍仪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加入了同盟会，成为民国首届内阁总理。
至于其他内阁人选，赵凤昌同样奔波于两派之间，费尽口舌，平衡利益。“其间劳心敝舌，左支右细之苦况，先公殊无以语人也。”其子赵尊岳写道。
在赵凤昌的努力下，南北议和总算有了一个完整的收场。
在辛亥革命跌宕起伏的数月中，赵凤昌几乎以全凭个人之力全盘操持了革命的走向，以及民国的诞生，可谓一手托南北。孙中山和袁世凯都明白此人的盖世才华，均发出函电，希望聘任他为顾问，却都被婉拒。
赵凤昌飘然归隐。然而，没能持续多长时间。
收官
1913年3月20日晚，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国内舆论顿时哗然。在给赵凤昌的一封信中，张謇对此事评价道:“遁初(宋教仁)以调和南北，慷慨自任，无端被害，此必有不欲南北调和者。敌人横行如此，世岂可问!”
事发后，孙中山立即将元凶指向袁世凯，号召不走法律程序，使用武力解决问题。而大多数国人对此均不予理解和支持。就连同盟会内部也有分歧，老同盟会员梁漱溟后来便说，“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
赵凤昌心中自然焦急、他再一次充当了南北桥梁的角色，参与了一系列调停活动。只是这一次，当年众人合谋推翻帝制时那种温情、妥协已经不复存在，饶是赵凤昌手段再高，也无能为力了。
7月12日，革命党人发起了武装反抗。江西李烈均在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武力倒袁的“二次革命”全面爆发。赵凤昌对此恨道:“近事无可说，只可谓之恶梦。”
对他而言，这场恶梦似乎再也没有结束，镇压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权势陡增，直至着手称帝的计划。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一致声讨中死去，赵凤昌在给黄兴的信中以为，此时如不集合各派中心人物，化除私见，指导舆论，监督政府，则“前途祸福，正未可知”。底气已然有些不足。
此后，段祺瑞上台，赵凤昌出任段祺瑞与孙中山的调停人，但不久孙中山便南下成立护法政府，调停失败。直到1919年，第二次南北议和，赵凤昌再次出任“调人领袖”，依旧毫无建树。从那以后，赵凤昌于政坛再无踪迹。
除了1931年，他在《文学》月刊上，耐人寻味地写道“逊清之事往矣，世事之错综，岂有止境哉？”
1938年，赵凤昌于上海撒手人寰。
据其外孙杨小佛（杨杏佛之子）的回忆，他小时候去外公家玩，发现惜阴堂中厅墙上有一张内置中华民国国玺印，与插在花瓶中的五色旗相应成趣，尽管，从1927年后，它已经被青天白日旗所取代。
那一刻，时间仿佛永远定格在了令人满怀憧憬的1911年。
这天，孙中山给一位老朋友写了封亲笔信，“素审执事器识宏通，体用兼备，拟借高远之识，以为切励之资，敢奉屈为枢密顾问。”信中，他诚挚地邀请此人出山辅佐。
稍后，袁世凯的电报也到了，态度更加恭敬，他说，如果能请动先生出山，“非凯一人之幸，海内同胞实共勉之。”
电波的另一端，是上海南阳路10号，一所名为“惜阴堂”的小洋楼。主人名叫赵凤昌，不过一介布衣。
更令人称奇的是，对于两位大人物的邀请，赵凤昌均予以婉拒，选择继续隐居于历史的重重帷幕之后。
以至于，后世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经以过人的智谋和手段，一手操盘了民国的诞生。
通天彻地
1911年10月10日晚上，赵凤昌正在上海一家酒楼中宴请客人。席间，一个商人忽然接到了一封电报，随即对赵凤昌简短地说了几句。赵凤昌神色平静，起身告诉大家，自己另有邀约，先行离去。
他得到的，正是武昌新军起义的消息。
出了酒楼，他立刻奔赴电报局，给汉口电报局局长朱文学拍了一封密电，询问当地情况。第二天早晨，他接到复电，得知鄂督瑞澂已经逃走，起义取得成功。
当天，他紧急约见上海各界名流探讨时局，其态度很明确，“上海据长江下游，集人力物力，足为武汉之声援也。”
快速介入，快速判断。当所有人都关注于武昌战事时，赵凤昌已经开始从全局考虑问题。他首先注意的，是列强对此次革命的态度。他要下的第一局棋，就是解决外交上的麻烦。
彼时，列强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均绷紧了神经，动荡时期的中国又极容易被趁虚而入。一旦情势失控，非但缔造不了共和，酿成第二个“庚子之乱”也不是没有可能。
有鉴于此，10月27日，赵凤昌从上海给两位朝中重臣发出了电报。
一封发给了刚刚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的唐绍仪，在信中，赵凤昌劝唐绍仪“宜缓到任”，如果真的到任了，要特别注意和列强周旋，不要损害中国的利益。
在给外务部大臣梁敦彦的另一封电报中，赵凤昌提醒他提防日本的动向。随后的电文中，赵凤昌力劝其反对摄政王为镇压革命向列强借款。
在这两封电报中，赵凤昌均期待他们“保将来之中国”。
果然，唐绍仪最终没有接受清廷的任命，而梁敦彦则公开对借款一事表示了反对。两位高官，对一位在野人士的建议，竟然言听计从。
除了在朝中的布局，赵凤昌也直接对列强展开了公关。武昌首义的第二天，赵凤昌便委托上海商会董事苏宝森，给外商们带了个话，大意是，现在列强们的当务之急，是保护商人们的利益不受损害，千万不要为清廷提供援助，否则“地方必须致靡”。
外商们将此意见转达给各国公使，在多方考量之下，列强均“认民军为交战团体, 各国严守中立”。自此，革命军不再是外人眼中的“匪寇”，而成为了一支获得列强认可的政治势力。赵凤昌没费太大力气，就把外事上的潜在祸患消弭于无形。
至于军事上，赵凤昌也有一套办法。彼时，清廷急令荫昌及萨镇冰分别率领北洋军和海军镇压起义，赵凤昌得知后，直接委托退隐上海的郑孝胥给萨镇冰写了封信，劝他不要炮击武汉。果然，萨镇冰在规劝下按兵不动，后来索性离开部队养病去了。借此机会，海军官兵一举反正，将炮口转向了大清。
武昌起义爆发一月，赵凤昌在幕后运筹帷幄，施展出一套通天彻地的本领。这一年，他55岁，身无一官半职，却尽揽全局。
惜阴堂的诞生
“四十年间，东南之局，有大事，必与老人有关。”同盟会会员黄炎培曾经如此评价赵凤昌。事实上，赵凤昌的“奇人奇事”，并非始于辛亥革命。
1884年，朝廷重臣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后不久，赵凤昌即进入张之洞的幕府，相处数年后，赵凤昌竟然能够帮助张之洞代拟公牍，而且模仿张之洞的笔迹几可乱真。张之洞对他愈加信任，每逢有要事必与其商量。以至于社会上流传着“两湖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的说法。
这段体制之内的传奇，终结于1891年。随着张之洞被弹劾，赵凤昌一并受到陷害，被光绪皇帝批示革去官职、永不叙用。
事后，张之洞对赵凤昌感到很过意不去，特意在湖北电报局为他找了个挂名支薪的差使，令其常驻上海，办理运输通讯、搜集情报等事务。
1894年，赵凤昌搬入上海南阳路10号的一所英式洋楼，他将其定名为“惜阴堂”。
六年后，赵凤昌悄然导演了另一段传奇。
1900年，慈禧太后唆使义和团围攻外国使馆，枪杀德国公使，并下诏向11国宣战，导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两宫仓皇西逃。赵凤昌虽已下野，却心忧国事，他会同盛宣怀等人分头游说刘坤一、李鸿章、张之洞等督抚，倡议拒绝宣战上谕，以免战火侵袭东南各省。
张之洞起初很犹豫，赵凤昌急中生智，走了一招险棋。他发了一个电报给张之洞，称“洋电，两宫西幸，有旨饬各督抚力保疆土，援庚申例，令庆邸留京与各国会议云”。这个电文的高明之处在于，一旦宫内日后追究下来，顶多只是误传了洋人电报的罪名，而不是抄家灭门的“假造圣旨”。
最终，刘坤一、李鸿章、张之洞协作，一起发动了“东南互保”。
名声在外的奇谋妙断、体制内外游走的经历、以及寓居“十里洋场”的独特优势，带给赵凤昌的最大好处，是丰富的人脉资源。辛亥前夜，赵凤昌的朋友几乎遍及朝野内外，政商两界。张謇、汤寿潜、唐绍仪、梁敦彦、胡元倓、熊希龄、郑孝胥等闻人都是他的好朋友，在家乡常州，东南名士庄蕴宽、武昌新军创始人吴殿英又都是他的姻亲。革命党一边，赵凤昌早在1907年便结识了同盟会骨干胡汉民。
更重要的是，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都和赵凤昌一样，“感怅清政之不纲, 非改弦易辙无可救治。抑且非一二长吏所能祸为福也”。
1911年5月8日，清廷“皇族内阁”的出台，意味着立宪化作泡影。赵凤昌“乃更断言清廷之无可期望，谋国必出他途以制胜矣”。
对于他而言，武昌首义的爆发，或许是意料之外，却显然是情理之中。
新的布局
1911年那个动荡的岁末，当南北战事胶着之时，赵凤昌已经在思考革命将走向何方的问题了。
他拟定了五条政见:“保全全国旧有疆土,以巩固国家之地位。消融一切种族界限,以弭永久之竞争。发挥人道主义，以图国民之幸福。缩减战争时地，以速平和之恢复。联络全国军民，以促共和之实行。”
如前所述，保全疆土，巩固国家地位，他在革命一爆发，就已经完成了布局。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用最少的代价换取和平，使国家走向共和。
彼时，清廷已经重新起用袁世凯，并令其组建责任内阁。赵凤昌精准地判断，“各国公使不信清之政府，而信袁之个人，已与皇帝无异矣”，他的出山已经极大地稳定了人心。而南方革命军，则“事权不一，意见不齐，有未能趋于统一之势”，再加上经济、军事都处于下风，北方可谓已经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
他就此提出了解决方案，最关键的一点，是尽快成立临时政府，把形如散沙的独立各省团结起来。一盘更大的棋局，在惜阴堂展开了。
赵凤昌行事，最为突出的一点是，他尤其擅长调动各方面的社会资源，为己所用。
他调用的第一枚棋子是张謇。这位立宪派领军人物，早年曾与袁世凯共事，并有师生之谊，关系非同一般。赵凤昌将他纳入团队，除了提高“惜阴堂”的威望，更重要的，是和北洋系建立了沟通的桥梁。
另一枚棋子是庄蕴宽。作为同情革命的人士，庄蕴宽早年曾经救过革命领袖黄兴的命，自然是联络革命党的不二人选。他很快赶赴武昌。
而赵凤昌本人，则于11月15日，联络江、浙、沪等10省区代表共22人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这便是日后国会的基础。稍后，赵凤昌等人还将“五色旗”定为国旗，象征“五族共和”。
至此，革命党、北洋军，赵凤昌均已打通了关节，独立各省有了临时议事机构，赵凤昌的布局完美地实现。
随即，他开始运用一枚关键性的棋子，此人名叫洪述祖。
南北合谋
早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赵凤昌便看中了袁世凯的实力。他认为：“革命军热情、勇敢、牺牲精神都是有余的，可借实力太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利用拥有实力的袁世凯去劝清廷，可能生效。”
但是，谁来联络袁世凯？偏巧，袁世凯的身边有位名叫洪述祖的幕僚，正是赵凤昌的妻弟。
在赵凤昌的授意下，洪述祖起草了最早的一份《清廷退位诏书》，并分别呈给了袁世凯和庆亲王奕劻。据洪述祖后来的密函中讲，袁世凯曾奏请清廷接受此旨，否则立即辞职。至此，袁世凯对清廷的态度，赵凤昌心中自然有数了。
事实的确如此，当袁世凯指挥北洋军与革命党人打了几仗后，便准备向南方放出橄榄枝了。剿灭革命，不如借此外力推动朝廷改良，对此，袁世凯心中自然清楚。反过来，他也通过洪述祖，给赵凤昌发来了议和的密电。
赵凤昌自然求之不得。1911年12月2日，各省代表会议正式讨论决定：若袁世凯反正，当公举袁为临时政府大总统。
至此，南北双方已经有了默契。
12月6日，袁世凯令唐绍仪为全权代表赴南方议和。两天以后，唐绍仪启程，一上火车，先把辫子给剪了。12月17日，他抵达上海，当晚便来“惜阴堂”与赵凤昌深谈，表明自己此次前来，只是为了与南方斡旋建立“共和政体”罢了。如同赵凤昌后来回忆往事时所说的，“清室以立宪诳国民，国民亦以立宪诳清室”，这一次，天下合谋，只为推动历史。
12月18日，南北和谈正式开始。据当时的人回忆：“这次议和是个大烟幕，有关会议情况的电报，白天打出去的和晚上打出去的完全不同，是两回事。白天开会是在做文章，谈停战问题，规定你让出多少里，我让出多少里。白天打出去的电报是互斥对方违反协议等等。重要的问题是在夜里谈，清帝退位问题，退位后谁来的问题，外国承认问题等等。所以夜里打出去的电报才是会议的真正内容，而这些内容在会议进行时是不公开的。”
而“所有和议中主张及致北方电，俱是夜间在赵寓双方商洽”。
有代表回忆，有一次，北方代表团的译电员译出一件北京来的密电，拿给唐绍仪，唐绍仪看过很兴奋地说，北京回电来了，赶紧打电话给赵老头子，一边说一边挂电话，跟赵凤昌聊得不亦乐乎。有人感到很奇怪，问唐绍仪，为什么有事不是先找南方总代表伍廷芳，而是找赵凤昌呢？唐绍仪说道：“伍廷芳名义上是南方总代表，实际上作不出什么决定，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见的，能当事决断的倒是这个赵老头子。”
此言绝非夸张。不过，赵凤昌在这场大变局中，更似因应时代，顺水推舟。
新的变数
1911年12月20日，南北双方第二次会谈，已经取得了一个各方面的妥协方案：坚持让朝廷尽快召开国会，议定国体。然而，清廷对此迟迟不肯给出答复，和谈陷入停滞，辛亥年的变局陡增变数。
此时，孙中山回来了。12月25日，这位革命领袖风尘仆仆从国外回到上海，第二天下午，就前往“惜阴堂”拜会赵凤昌，征询他对当前时局的看法。于是，赵凤昌“遂一一陈述沪汉情事”。后来，孙中山又多次来到“惜阴堂”与赵凤昌商谈。
会谈的结果是，孙中山立即开始筹备组建临时政府。显然，这又是赵凤昌给出的一步高招，不管清廷如何顽固，新的政权终归诞生了。
1912年初，这场大戏终于达到高潮。元旦这一天，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建立，中华民国宣告诞生。两个月后的2月12日，清廷再无回天之术，隆裕太后下诏宣布清帝逊位，结束了267年的统治。
清廷终结，民国初基，“惜阴堂”内的调解，也到了关键阶段。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被公选为正式大总统，3月6日，他在北京宣誓就职。无力统筹全局的孙中山对此难免有些耿耿于怀。当迫使袁世凯南下就职的计划落空后，双方又将矛盾的焦点对准了内阁人选。
同盟会坚持内阁总理必须由同盟会员担任，袁世凯一方拒不接受，双方在“惜阴堂”僵持不下。关键时刻，还是列席会议的赵凤昌趁机插话说：“我认为新总统的第一任内阁，是新旧总统交替的一个桥梁，所以国务总理必须是孙、袁两位新旧总统共同信任的人物。我以为只有少川(唐绍仪)先生最为适当。只要孙、黄两先生不反对，我很想劝少川先生加入同盟会，这是双方兼顾的办法。”
赵凤昌的话音一落，孙文、黄兴立即鼓掌，表示欢迎。稍后，唐绍仪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加入了同盟会，成为民国首届内阁总理。
至于其他内阁人选，赵凤昌同样奔波于两派之间，费尽口舌，平衡利益。“其间劳心敝舌，左支右细之苦况，先公殊无以语人也。”其子赵尊岳写道。
在赵凤昌的努力下，南北议和总算有了一个完整的收场。
在辛亥革命跌宕起伏的数月中，赵凤昌几乎以全凭个人之力全盘操持了革命的走向，以及民国的诞生，可谓一手托南北。孙中山和袁世凯都明白此人的盖世才华，均发出函电，希望聘任他为顾问，却都被婉拒。
赵凤昌飘然归隐。然而，没能持续多长时间。
收官
1913年3月20日晚，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国内舆论顿时哗然。在给赵凤昌的一封信中，张謇对此事评价道:“遁初(宋教仁)以调和南北，慷慨自任，无端被害，此必有不欲南北调和者。敌人横行如此，世岂可问!”
事发后，孙中山立即将元凶指向袁世凯，号召不走法律程序，使用武力解决问题。而大多数国人对此均不予理解和支持。就连同盟会内部也有分歧，老同盟会员梁漱溟后来便说，“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
赵凤昌心中自然焦急、他再一次充当了南北桥梁的角色，参与了一系列调停活动。只是这一次，当年众人合谋推翻帝制时那种温情、妥协已经不复存在，饶是赵凤昌手段再高，也无能为力了。
7月12日，革命党人发起了武装反抗。江西李烈均在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武力倒袁的“二次革命”全面爆发。赵凤昌对此恨道:“近事无可说，只可谓之恶梦。”
对他而言，这场恶梦似乎再也没有结束，镇压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权势陡增，直至着手称帝的计划。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一致声讨中死去，赵凤昌在给黄兴的信中以为，此时如不集合各派中心人物，化除私见，指导舆论，监督政府，则“前途祸福，正未可知”。底气已然有些不足。
此后，段祺瑞上台，赵凤昌出任段祺瑞与孙中山的调停人，但不久孙中山便南下成立护法政府，调停失败。直到1919年，第二次南北议和，赵凤昌再次出任“调人领袖”，依旧毫无建树。从那以后，赵凤昌于政坛再无踪迹。
除了1931年，他在《文学》月刊上，耐人寻味地写道“逊清之事往矣，世事之错综，岂有止境哉？”
1938年，赵凤昌于上海撒手人寰。
据其外孙杨小佛（杨杏佛之子）的回忆，他小时候去外公家玩，发现惜阴堂中厅墙上有一张内置中华民国国玺印，与插在花瓶中的五色旗相应成趣，尽管，从1927年后，它已经被青天白日旗所取代。
那一刻，时间仿佛永远定格在了令人满怀憧憬的19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