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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一层一层地去推演未来生活时，这些幸运的年轻人才会发现，落户在上海，或许不全是幸运……
找工作、落户、买房、生孩子，人生前二十年的所有努力，似乎都只是为了下一代，“这让人感到窒息”。只有在一层一层地去推演未来生活时，这些幸运的年轻人才会发现，落户在上海，或许不全是幸运，他们还需要勇气和财力去支撑生活的整个链条。一旦被这个城市“选中”，却因为负担不起生活成本而离开，则显得更加遗憾。
幸运儿
在大多数人眼里，落户上海无疑是一种幸运。
2020年9月下旬的一天，冯煦的高中同学给他发来一则有关上海落户新政的推送。高中同学带着羡慕的语气，“你能在上海落户了！”
冯煦来自江苏，2020年6月毕业于同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原本，他会在秋天去美国留学，但疫情打乱了计划，决定延迟一年入学。8月，他接下同济大学提供的offer，担任课程助教，签下了一年的劳动合同。当时，他根本没想过在上海落户——在过去，对于上海任何一所高校的本科毕业生而言，落户都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
冯煦向学校老师打听，“发现真有这么一回事”。
在2020年申請本市户籍的评分办法中，在沪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应届毕业生，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即可落户——这意味着，复旦、上海交大、同济、华东师大四所学校的本科生，只要满足基本申报条件，便可绕开重重积分，实现落户。很快，在父亲的催促下，冯煦用了一周左右时间准备好了材料，提交给学校人事处。他将进入第二批落户人员的审批流程，不出意外，会在2021年初成功成为一名“上海人”。
上海户口意味着什么
一份更曲折离奇的幸运降临在复旦毕业生瞿军身上。2019年，大四的瞿军修读了迟迟不敢面对的高数课程。他不擅长数学，考试前他给老师发了很多封邮件，央求老师给他一个及格分，让他顺利毕业。然而博取同情的方法没有奏效，他的期末考还是挂科了——这也意味着他要延迟一年毕业。
2020年7月毕业后，他进入一家小型影视工作室工作。9月23日发布的新政，突然给他创造了一个小小的缝隙——作为复旦毕业的本科生，他有了落户机会。但他也发现，基本落户条件中有一条“签约公司的注册资金必须要在100万以上”，而他所在的工作室注册资金仅50万。幸运的是，他的老板为了让他顺利落户，决定更改公司注册资金，从50万提到了150万。
瞿军的同届校友李云涵毕业后在北京找了一份工作。看到政策后，她在10分钟内打电话向上海市教委询问，自己已经交了3个月北京社保，还能否享受应届生落户政策。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只要在2020年结束前在上海找到工作，就能落户。
那一天，户口问题突然被放置在李云涵眼前。她去查资料，问身边人，判断户口的作用。买房、本地医保、未来孩子的教育……但后来，她发现在家人眼里，户口还有更深一层意味。大姨一生最引以为傲的作品是她的儿子，也就是李云涵的表哥。表哥放弃深圳的互联网工作，在上海落户、安家。大姨常常和李云涵分享表哥的“路径”：选择工作地址上海，安家落户上海，夫妻两人必须在一起，其他都可以放弃。
李云涵妥协了——有家人施加的压力，也有现实的打击。2020年11月初，父亲因抑郁症住院，她回到老家。在北京连续领了3个月5000多元工资的她，第一次产生了想要稳定的感觉——毕业于名校，没有高薪收入，总要得到点应得的好处吧。大姨又告诉她，她妈妈甚至想给一个声称能搞定上海落户的律师30万元，家里人劝她小心被骗，她反倒和大家闹得不愉快。李云涵突然有些心疼妈妈，终于决心辞职，找一份上海的工作，赶在2020年12月31日前提交材料。
“第一步”
陈小小没有离开上海是有理由的。她高中跟随母亲到上海生活12年，在复旦度过7年。几乎所有的好友都生活在上海，更重要的是她希望尽快在上海买房，房子意味着“安定的生活”。
从两年前硕士毕业落户的那一刻起，陈小小就知道，“落户只是第一步”。在她的叙述里，落户后，只有买了保险，买了房，买了车，按部就班地完成这几个步骤后，内心的焦虑感才会降低。
“买房要趁早”是她身边人的共识。她半年前看中的520万的房子，已经涨了60万，而她的薪水却丝毫未涨。她最好的朋友花了300多万买了一个面积不大的房子，“只是为了抢时间”，准备过段时间再置换更大的房子。
即便凭借母亲的帮助买下她看中的那套600万的房子，她需要背负18000元房贷月供，而她的月薪只有1万余元。如果再去北京工作，还得负担较高的房租，压力太大。
有人比陈小小思考得更为长远。
比如同济大学的冯煦，他从江苏这个高考大省来，高中每天过的是应试、刷题的生活。他不想让孩子再和自己一样接受这样的“摧残”。他想起本科期间那些上海同学，说得一口好英语，有更宽泛的兴趣和丰富的经历。——如果可以，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在大城市接受更好的素质教育。
不过，年轻的冯煦似乎还没有明白这个城市残酷的一面。上海的教育资源虽然丰富，但如果“想给孩子最好的”，也要付出极高的成本。教育资源并不平均，地区之间以及民公办学校之间教学质量的差距相互叠加。在公民同招的政策背景下，很多家长要购买高价的学区房，为孩子准备好一个稀缺的优质公办校学位。学区房升温也是推动上海近期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今年复旦硕士毕业的沈露来自吉林长春，她预见过所有这些挑战——高昂的房价，不一定稳定的工作，尚不确定的伴侣，未来孩子的教育。去年，她接到一家国企长春分公司的面试通知。面试前几天，她犹豫了——一旦面试成功，最终她得选择回到安逸的家乡。
她有过一瞬间的动摇，回到家乡，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每晚去公园散步，感受这种亲情和生活气息。但是转念，她又想到了那些在长春看不到的音乐剧、吃不到的餐厅，上海的秩序与便捷，以及更多可能性的生活。她觉得还是不能给自己留下后路，很快放弃了那场面试，回到上海。
2020年10月，她已经得到第一批落户批复，完成在上海落户这“第一步”。
找工作、落户、买房、生孩子，人生前二十年的所有努力，似乎都只是为了下一代，“这让人感到窒息”。只有在一层一层地去推演未来生活时，这些幸运的年轻人才会发现，落户在上海，或许不全是幸运，他们还需要勇气和财力去支撑生活的整个链条。一旦被这个城市“选中”，却因为负担不起生活成本而离开，则显得更加遗憾。
幸运儿
在大多数人眼里，落户上海无疑是一种幸运。
2020年9月下旬的一天，冯煦的高中同学给他发来一则有关上海落户新政的推送。高中同学带着羡慕的语气，“你能在上海落户了！”
冯煦来自江苏，2020年6月毕业于同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原本，他会在秋天去美国留学，但疫情打乱了计划，决定延迟一年入学。8月，他接下同济大学提供的offer，担任课程助教，签下了一年的劳动合同。当时，他根本没想过在上海落户——在过去，对于上海任何一所高校的本科毕业生而言，落户都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
冯煦向学校老师打听，“发现真有这么一回事”。
在2020年申請本市户籍的评分办法中，在沪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应届毕业生，符合基本申报条件即可落户——这意味着，复旦、上海交大、同济、华东师大四所学校的本科生，只要满足基本申报条件，便可绕开重重积分，实现落户。很快，在父亲的催促下，冯煦用了一周左右时间准备好了材料，提交给学校人事处。他将进入第二批落户人员的审批流程，不出意外，会在2021年初成功成为一名“上海人”。
上海户口意味着什么
一份更曲折离奇的幸运降临在复旦毕业生瞿军身上。2019年，大四的瞿军修读了迟迟不敢面对的高数课程。他不擅长数学，考试前他给老师发了很多封邮件，央求老师给他一个及格分，让他顺利毕业。然而博取同情的方法没有奏效，他的期末考还是挂科了——这也意味着他要延迟一年毕业。
2020年7月毕业后，他进入一家小型影视工作室工作。9月23日发布的新政，突然给他创造了一个小小的缝隙——作为复旦毕业的本科生，他有了落户机会。但他也发现，基本落户条件中有一条“签约公司的注册资金必须要在100万以上”，而他所在的工作室注册资金仅50万。幸运的是，他的老板为了让他顺利落户，决定更改公司注册资金，从50万提到了150万。
瞿军的同届校友李云涵毕业后在北京找了一份工作。看到政策后，她在10分钟内打电话向上海市教委询问，自己已经交了3个月北京社保，还能否享受应届生落户政策。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只要在2020年结束前在上海找到工作，就能落户。
那一天，户口问题突然被放置在李云涵眼前。她去查资料，问身边人，判断户口的作用。买房、本地医保、未来孩子的教育……但后来，她发现在家人眼里，户口还有更深一层意味。大姨一生最引以为傲的作品是她的儿子，也就是李云涵的表哥。表哥放弃深圳的互联网工作，在上海落户、安家。大姨常常和李云涵分享表哥的“路径”：选择工作地址上海，安家落户上海，夫妻两人必须在一起，其他都可以放弃。
李云涵妥协了——有家人施加的压力，也有现实的打击。2020年11月初，父亲因抑郁症住院，她回到老家。在北京连续领了3个月5000多元工资的她，第一次产生了想要稳定的感觉——毕业于名校，没有高薪收入，总要得到点应得的好处吧。大姨又告诉她，她妈妈甚至想给一个声称能搞定上海落户的律师30万元，家里人劝她小心被骗，她反倒和大家闹得不愉快。李云涵突然有些心疼妈妈，终于决心辞职，找一份上海的工作，赶在2020年12月31日前提交材料。
“第一步”
陈小小没有离开上海是有理由的。她高中跟随母亲到上海生活12年，在复旦度过7年。几乎所有的好友都生活在上海，更重要的是她希望尽快在上海买房，房子意味着“安定的生活”。
从两年前硕士毕业落户的那一刻起，陈小小就知道，“落户只是第一步”。在她的叙述里，落户后，只有买了保险，买了房，买了车，按部就班地完成这几个步骤后，内心的焦虑感才会降低。
“买房要趁早”是她身边人的共识。她半年前看中的520万的房子，已经涨了60万，而她的薪水却丝毫未涨。她最好的朋友花了300多万买了一个面积不大的房子，“只是为了抢时间”，准备过段时间再置换更大的房子。
即便凭借母亲的帮助买下她看中的那套600万的房子，她需要背负18000元房贷月供，而她的月薪只有1万余元。如果再去北京工作，还得负担较高的房租，压力太大。
有人比陈小小思考得更为长远。
比如同济大学的冯煦，他从江苏这个高考大省来，高中每天过的是应试、刷题的生活。他不想让孩子再和自己一样接受这样的“摧残”。他想起本科期间那些上海同学，说得一口好英语，有更宽泛的兴趣和丰富的经历。——如果可以，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在大城市接受更好的素质教育。
不过，年轻的冯煦似乎还没有明白这个城市残酷的一面。上海的教育资源虽然丰富，但如果“想给孩子最好的”，也要付出极高的成本。教育资源并不平均，地区之间以及民公办学校之间教学质量的差距相互叠加。在公民同招的政策背景下，很多家长要购买高价的学区房，为孩子准备好一个稀缺的优质公办校学位。学区房升温也是推动上海近期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今年复旦硕士毕业的沈露来自吉林长春，她预见过所有这些挑战——高昂的房价，不一定稳定的工作，尚不确定的伴侣，未来孩子的教育。去年，她接到一家国企长春分公司的面试通知。面试前几天，她犹豫了——一旦面试成功，最终她得选择回到安逸的家乡。
她有过一瞬间的动摇，回到家乡，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每晚去公园散步，感受这种亲情和生活气息。但是转念，她又想到了那些在长春看不到的音乐剧、吃不到的餐厅，上海的秩序与便捷，以及更多可能性的生活。她觉得还是不能给自己留下后路，很快放弃了那场面试，回到上海。
2020年10月，她已经得到第一批落户批复，完成在上海落户这“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