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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河伯作为庄子外篇《秋水》中第一部分的一个重要人物对文章情节的发展起了非常强大的推动作用。他在文中虽然说的话远没有若神之多，但却作为“代表”提出了许多人们普遍存疑的精辟问题。同时他在文中对于“仲尼之闻”、“伯夷之义”的态度也容得好好推敲。文章从庄子外篇《秋水》中的人物河伯以及他对仲尼之闻及伯夷之义态度的理解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键词：河伯；仲尼之闻；伯夷之义；态度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在表述理解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探究的问题作充分了解。首先，河伯是谁？
这个问题看似很简单，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中便引成玄英《疏》言：“河神”，同时于其后又附李勉说，言“河伯即河之长”[1]。这两者之间大抵无甚差异冲突，几乎是所有经典著述给予河伯通用定义。
我们更需要去探索的是——《秋水》中的河伯是谁？或者说《秋水》中的河伯代表谁？从现有观点中看， 对于“河伯”这个形象象征的认识大概分两个主要派别。
一派主“河伯”象征庄子——大抵认为《秋水》既“表庄子及其直传门人的思想”（该观点因与朱谦之《〈庄子〉书之考证》[2]中所表相近，故暂引“朱”观点以作表述），则定是缘有此思辄得此问，由此文中河伯与若神的对话可以理解为两个“庄子”在自问自答。由此类杂其种种，说“河伯”便是庄子的替身。这一观点在葛炜的《春秋战国时期伯夷形象研究》中可以见到：“据《庄子·外篇·秋水》载；‘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也’。首先这其中的‘我’就是指河伯，也可以说指代的是庄子本人……”[3]。
另一派则是主张“河伯”并没有具体的象征，则可能仅仅是一个推动全文情节发展的媒介。在见到若神之前，河伯可能是一个有少许成就则自傲自满的普通人的代表，而在见到若神之后，他才始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那“仲尼之闻”“伯夷之义”及两者之间关系实际上是什么？
关于仲尼之闻与伯夷之义，刘文典于其《庄子补正》中引成玄英疏曰：“世人皆以仲尼删定六经为多闻博识，伯夷让国清廉，其义可重”[4]，同时在其后若神的回答中亦可见《秋水》本文中对“仲尼之闻”“伯夷之义”的看法——“伯夷辞之以为名，仲尼语之以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5]。对于这句话，《庄子集释》中亦引成疏曰：“伯夷让五等以成名，仲尼论六经以为博……并释前事少仲尼之闻轻伯夷之义也”。在周建成的《伯夷之義具体内容是什么？》与葛炜的《从<庄子>析伯夷形象》[6]《春秋战国时期伯夷形象研究》[7]中也对伯夷之义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解释。
关于“仲尼之闻”与“伯夷之义”的关系，伯夷、叔齐生于商末周初，而孔子生于春秋。显而易见，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几乎没有就是只能从单向方面即孔子对于伯夷叔齐的承习或评论来考察。葛炜于《春秋战国时期伯夷形象研究》中述“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写道：‘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显而易见，正是孔子对伯夷的赞颂才使得伯夷之名传扬于后世……”[8]同时，关于孔子眼中的“伯夷之义”，《春秋战国时期伯夷形象研究》也有更为详细的描述——“伯夷之‘义’是伯夷之‘仁’的重要内涵之一……一定程度上‘义’与‘仁’内容重合……伯夷之义还可理解为‘行义’……在孔子看来就是为了达到‘仁’……也可以说是一个行仁的过程……”[9]这在其中一方面也体现出了部分“伯夷之义”的概念，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孔子对伯夷之义的较高度认可。
综合以上材料基础，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将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这三个层次出发，在递进的论述过程中来浅谈我对于河伯对“仲尼之闻”“伯夷之义”态度之理解。
二、河伯的态度是什么？
在王力《古代汉语》中节选的《秋水》里，河伯道：“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这也是《秋水》全文河伯唯一直接提到仲尼之闻和伯夷之义的话，也是唯一能够看出河伯态度的话。从这段话看，大多数论述者都会单说河伯对“仲尼之闻”“伯夷之义”是持尊崇态度的。但从我看来，“河伯的态度”还可以有另一个理解的角度。在这个角度里，河伯的态度主要分为先后两层，是呈现出一种转角形式的。
第一层，与上段说的大多数论述者观点是大同小异的。从河伯说的这段话中不难看出，在见到若神之前，河伯是十分崇拜与敬仰“仲尼之闻”“伯夷之义”的，以至于不相信会有能够小看仲尼的学问而轻视伯夷的义行的人的存在——就像是不相信有人能够容纳比自己还多的水一般。葛炜的《春秋战国时期伯夷形象研究》也提到“据《庄子·外篇·秋水》载；‘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也’……这其中的‘我’……指代庄子……可以提现庄子思想的。故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庄子对……是认可的’”[10]。
第二层，则是在河伯见到了若神之后，河伯对“仲尼之闻”“伯夷之义”改变了之前极端高看的态度。虽然河伯并没有明确说出或展现出这种态度，但是从字里行间我们也可析得一二。河伯在见到若神之后得到了顿悟，发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于是道：“……吾弗信，今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从中看，河伯意识到了仲尼与伯夷不是闻和义的最高點。同时，从“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来推论，河伯在此时不认为仲尼和伯夷属于“大方之家”。在此处，便要谈到“大方之家”的定义了。
邓声国在《“大方之家”正义商榷》中认为“古人以大方指‘道义’ 并不完全等同于今人所述的道理……应当是包含着礼、义、法、术、性、行诸方面的内容的……一个有方之士不只要通过‘为学’之途及其它途径以得“道”而且还要以身行‘道’而经世”《庄子集释》中成玄英疏亦曰：“方，犹道也。世人皆以仲尼删定六经为多闻博识，伯夷让国清廉，其义可重。复有通人达士，议论高谈，以伯夷之义为轻，仲尼之闻为寡，即河伯尝闻，窃未之信……见笑于大道之家。” 从此，我们便可以进行大胆的推论，河伯在见到若神之前可能如“世人”一般，将仲尼、伯夷等看作“大道之家”或近乎其类的人物。而在见到若神之后，一句“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则明显可以看出，河伯已经将仲尼与伯夷之类与“大方之家”之間划下了明显的界限。从此或许可以推出在见到若神之后，河伯对“仲尼之闻”“伯夷之义”的态度是发生了变化的，或许是从盲目的尊崇转向了理性的分析，此为河伯态度的第二层。
三、河伯为何如此态度？
河伯在第一层次态度时——即见到若神之前对“仲尼之闻”“伯夷之义”持敬仰态度时大概可以归分为两个原因。
（1）如同没有见过比自己拥有更多水的事物一般，河伯从没见过比仲尼、伯夷更博闻多义之人。
（2）就像不相信有比自己拥有更多水的人一般，河伯不相信会有比仲尼、伯夷更博闻多义之人的存在。
这就有不得不又引到《庄子集释》中成玄英之疏了“世人皆以仲尼删定六经为多闻博识，伯夷让国清廉，其义可重。复有通人达士，议论高谈，以伯夷之义为轻，仲尼之闻为寡，即河伯尝闻，窃未之信……” 据朱谦之《<庄子>书之考证》观点：“‘秋水’大致成与于秦汉之际……属庄子学之正统派之作，即代表庄子与其直传门人底思想”[11]。同时，葛炜在《春秋战国时期伯夷形象研究》中说：“张恒寿老先生在其《庄子新探》中也早提出《秋水》该篇为‘秦汉人抄袭吕氏春秋而成文字，绝无可疑’……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庄子思想，故后人才将其引入《庄子之书》”[12]。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儒学在当时的地位是极其高的。而伯夷，据王建华《伯夷叔齐形象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中道：“先秦诸子取重的是他们高洁的品行，对于夷齐让国而逃和叩马而谏……均没有明显的记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西汉，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伯夷叔齐形象最终定型，并为后世所熟知……远在司马迁之前，夷齐事迹早已见诸典籍……”其文中所列表格亦足以佐证在秦汉之时，伯夷之义对世人来说地位亦是比同“孔子之闻”。由此可看，河伯，或者说当时的很多人都不懂“物有定域，虽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大小之差，将以申明至理之无辩也”[13]。而这也正是河伯起初抱有此态度的原因。
而关于第二层态度，则是河伯在见到若神得到顿悟之后产生的。他意识到了之前见识的短浅和思想上的差错，由此渐渐醒悟。便犹若神的话一般：“伯夷辞之以为名，仲尼语之以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由此，他转变了先前的态度，开始追寻更深的大道。
当然，河伯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态度，也定与作书之人所欲有关。庄子后人之所以创造河伯这个形象，让他表达此态度定时与创作《秋水》所旨相关——朱谦之在其文认为《秋水》篇与庄子内篇中的《齐物论》是相互关系的，或者说《秋水》是由《齐物论》脱胎而成的，旨在说明“乐于大道只是天机之动，区区而计大小，就是不知大道之乐[14]。”
四、河伯的这样态度会带来何影响？
河伯在起初的态度与当时大多数人一样，对“仲尼之闻”“伯夷之义”盲目敬仰。这如同“自多”，拘泥于物而“不可与语大理”，不为道家所倡导，必定会导致局限，“长见笑于大方之家”。而河伯在见到若神后逐渐改变的态度则相对理性得多。即若神所说“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这既是《秋水》一篇所推崇的，也是其撰写的目的——为启发世人感悟“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之理。
五、结语
当然，《秋水》一文作为中国古代道家思想的精华凝结而成，凭我短暂而粗浅的探究可能并无法触及皮毛，难免会有偏差的出现。但我仍希望在这篇文章里会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思维可以给看此文人一点思想上的微光。
参考文献：
[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務印书馆，2007：478.
[2][11][14]朱谦之.《庄子》书之考证[J].社会科学研究，2001（5）：64-69.
[3][7][8][9][10][12]葛炜.春秋战国时期伯夷形象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5.
[4][5][13]刘文典.庄子补正[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13-540.
[6]葛 炜.从《庄子》析伯夷形象[J].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4（3）：34-39.
关键词：河伯；仲尼之闻；伯夷之义；态度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在表述理解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探究的问题作充分了解。首先，河伯是谁？
这个问题看似很简单，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中便引成玄英《疏》言：“河神”，同时于其后又附李勉说，言“河伯即河之长”[1]。这两者之间大抵无甚差异冲突，几乎是所有经典著述给予河伯通用定义。
我们更需要去探索的是——《秋水》中的河伯是谁？或者说《秋水》中的河伯代表谁？从现有观点中看， 对于“河伯”这个形象象征的认识大概分两个主要派别。
一派主“河伯”象征庄子——大抵认为《秋水》既“表庄子及其直传门人的思想”（该观点因与朱谦之《〈庄子〉书之考证》[2]中所表相近，故暂引“朱”观点以作表述），则定是缘有此思辄得此问，由此文中河伯与若神的对话可以理解为两个“庄子”在自问自答。由此类杂其种种，说“河伯”便是庄子的替身。这一观点在葛炜的《春秋战国时期伯夷形象研究》中可以见到：“据《庄子·外篇·秋水》载；‘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也’。首先这其中的‘我’就是指河伯，也可以说指代的是庄子本人……”[3]。
另一派则是主张“河伯”并没有具体的象征，则可能仅仅是一个推动全文情节发展的媒介。在见到若神之前，河伯可能是一个有少许成就则自傲自满的普通人的代表，而在见到若神之后，他才始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那“仲尼之闻”“伯夷之义”及两者之间关系实际上是什么？
关于仲尼之闻与伯夷之义，刘文典于其《庄子补正》中引成玄英疏曰：“世人皆以仲尼删定六经为多闻博识，伯夷让国清廉，其义可重”[4]，同时在其后若神的回答中亦可见《秋水》本文中对“仲尼之闻”“伯夷之义”的看法——“伯夷辞之以为名，仲尼语之以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5]。对于这句话，《庄子集释》中亦引成疏曰：“伯夷让五等以成名，仲尼论六经以为博……并释前事少仲尼之闻轻伯夷之义也”。在周建成的《伯夷之義具体内容是什么？》与葛炜的《从<庄子>析伯夷形象》[6]《春秋战国时期伯夷形象研究》[7]中也对伯夷之义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解释。
关于“仲尼之闻”与“伯夷之义”的关系，伯夷、叔齐生于商末周初，而孔子生于春秋。显而易见，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几乎没有就是只能从单向方面即孔子对于伯夷叔齐的承习或评论来考察。葛炜于《春秋战国时期伯夷形象研究》中述“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写道：‘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显而易见，正是孔子对伯夷的赞颂才使得伯夷之名传扬于后世……”[8]同时，关于孔子眼中的“伯夷之义”，《春秋战国时期伯夷形象研究》也有更为详细的描述——“伯夷之‘义’是伯夷之‘仁’的重要内涵之一……一定程度上‘义’与‘仁’内容重合……伯夷之义还可理解为‘行义’……在孔子看来就是为了达到‘仁’……也可以说是一个行仁的过程……”[9]这在其中一方面也体现出了部分“伯夷之义”的概念，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孔子对伯夷之义的较高度认可。
综合以上材料基础，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将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这三个层次出发，在递进的论述过程中来浅谈我对于河伯对“仲尼之闻”“伯夷之义”态度之理解。
二、河伯的态度是什么？
在王力《古代汉语》中节选的《秋水》里，河伯道：“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这也是《秋水》全文河伯唯一直接提到仲尼之闻和伯夷之义的话，也是唯一能够看出河伯态度的话。从这段话看，大多数论述者都会单说河伯对“仲尼之闻”“伯夷之义”是持尊崇态度的。但从我看来，“河伯的态度”还可以有另一个理解的角度。在这个角度里，河伯的态度主要分为先后两层，是呈现出一种转角形式的。
第一层，与上段说的大多数论述者观点是大同小异的。从河伯说的这段话中不难看出，在见到若神之前，河伯是十分崇拜与敬仰“仲尼之闻”“伯夷之义”的，以至于不相信会有能够小看仲尼的学问而轻视伯夷的义行的人的存在——就像是不相信有人能够容纳比自己还多的水一般。葛炜的《春秋战国时期伯夷形象研究》也提到“据《庄子·外篇·秋水》载；‘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也’……这其中的‘我’……指代庄子……可以提现庄子思想的。故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庄子对……是认可的’”[10]。
第二层，则是在河伯见到了若神之后，河伯对“仲尼之闻”“伯夷之义”改变了之前极端高看的态度。虽然河伯并没有明确说出或展现出这种态度，但是从字里行间我们也可析得一二。河伯在见到若神之后得到了顿悟，发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于是道：“……吾弗信，今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从中看，河伯意识到了仲尼与伯夷不是闻和义的最高點。同时，从“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来推论，河伯在此时不认为仲尼和伯夷属于“大方之家”。在此处，便要谈到“大方之家”的定义了。
邓声国在《“大方之家”正义商榷》中认为“古人以大方指‘道义’ 并不完全等同于今人所述的道理……应当是包含着礼、义、法、术、性、行诸方面的内容的……一个有方之士不只要通过‘为学’之途及其它途径以得“道”而且还要以身行‘道’而经世”《庄子集释》中成玄英疏亦曰：“方，犹道也。世人皆以仲尼删定六经为多闻博识，伯夷让国清廉，其义可重。复有通人达士，议论高谈，以伯夷之义为轻，仲尼之闻为寡，即河伯尝闻，窃未之信……见笑于大道之家。” 从此，我们便可以进行大胆的推论，河伯在见到若神之前可能如“世人”一般，将仲尼、伯夷等看作“大道之家”或近乎其类的人物。而在见到若神之后，一句“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则明显可以看出，河伯已经将仲尼与伯夷之类与“大方之家”之間划下了明显的界限。从此或许可以推出在见到若神之后，河伯对“仲尼之闻”“伯夷之义”的态度是发生了变化的，或许是从盲目的尊崇转向了理性的分析，此为河伯态度的第二层。
三、河伯为何如此态度？
河伯在第一层次态度时——即见到若神之前对“仲尼之闻”“伯夷之义”持敬仰态度时大概可以归分为两个原因。
（1）如同没有见过比自己拥有更多水的事物一般，河伯从没见过比仲尼、伯夷更博闻多义之人。
（2）就像不相信有比自己拥有更多水的人一般，河伯不相信会有比仲尼、伯夷更博闻多义之人的存在。
这就有不得不又引到《庄子集释》中成玄英之疏了“世人皆以仲尼删定六经为多闻博识，伯夷让国清廉，其义可重。复有通人达士，议论高谈，以伯夷之义为轻，仲尼之闻为寡，即河伯尝闻，窃未之信……” 据朱谦之《<庄子>书之考证》观点：“‘秋水’大致成与于秦汉之际……属庄子学之正统派之作，即代表庄子与其直传门人底思想”[11]。同时，葛炜在《春秋战国时期伯夷形象研究》中说：“张恒寿老先生在其《庄子新探》中也早提出《秋水》该篇为‘秦汉人抄袭吕氏春秋而成文字，绝无可疑’……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庄子思想，故后人才将其引入《庄子之书》”[12]。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儒学在当时的地位是极其高的。而伯夷，据王建华《伯夷叔齐形象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中道：“先秦诸子取重的是他们高洁的品行，对于夷齐让国而逃和叩马而谏……均没有明显的记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西汉，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伯夷叔齐形象最终定型，并为后世所熟知……远在司马迁之前，夷齐事迹早已见诸典籍……”其文中所列表格亦足以佐证在秦汉之时，伯夷之义对世人来说地位亦是比同“孔子之闻”。由此可看，河伯，或者说当时的很多人都不懂“物有定域，虽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大小之差，将以申明至理之无辩也”[13]。而这也正是河伯起初抱有此态度的原因。
而关于第二层态度，则是河伯在见到若神得到顿悟之后产生的。他意识到了之前见识的短浅和思想上的差错，由此渐渐醒悟。便犹若神的话一般：“伯夷辞之以为名，仲尼语之以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由此，他转变了先前的态度，开始追寻更深的大道。
当然，河伯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态度，也定与作书之人所欲有关。庄子后人之所以创造河伯这个形象，让他表达此态度定时与创作《秋水》所旨相关——朱谦之在其文认为《秋水》篇与庄子内篇中的《齐物论》是相互关系的，或者说《秋水》是由《齐物论》脱胎而成的，旨在说明“乐于大道只是天机之动，区区而计大小，就是不知大道之乐[14]。”
四、河伯的这样态度会带来何影响？
河伯在起初的态度与当时大多数人一样，对“仲尼之闻”“伯夷之义”盲目敬仰。这如同“自多”，拘泥于物而“不可与语大理”，不为道家所倡导，必定会导致局限，“长见笑于大方之家”。而河伯在见到若神后逐渐改变的态度则相对理性得多。即若神所说“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这既是《秋水》一篇所推崇的，也是其撰写的目的——为启发世人感悟“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之理。
五、结语
当然，《秋水》一文作为中国古代道家思想的精华凝结而成，凭我短暂而粗浅的探究可能并无法触及皮毛，难免会有偏差的出现。但我仍希望在这篇文章里会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思维可以给看此文人一点思想上的微光。
参考文献：
[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務印书馆，2007：478.
[2][11][14]朱谦之.《庄子》书之考证[J].社会科学研究，2001（5）：64-69.
[3][7][8][9][10][12]葛炜.春秋战国时期伯夷形象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5.
[4][5][13]刘文典.庄子补正[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13-540.
[6]葛 炜.从《庄子》析伯夷形象[J].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4（3）：3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