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喜欢画画，17岁那年的春节，刚好有这样的机会，父亲就让我去看望一个画家，是他在西南联合大学的老校友。父亲自己不搞艺术，也不太懂。我看了他的画就很喜欢，于是拜他为师。他教我最基本的绘画技巧，比如素描、水彩，给我看一些书，从此我正式开始学画。
　　当时我完全不懂，他教会了我很多，不仅不收取费用，我画画的工具、材料，他都帮我提供，完全是无私的奉献。他也是我有生以来印象最深的老师。
　　和他学了两年多后，我下乡当知青，在农村呆了两年，我也一直坚持画画，画完了拿回来给他看，一直到考上大学。
　　我刚好是第一批大学生，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社会背景和现在完全不同，第一批大学生心目中最好的学科是理工科，我理工科不行，复习了一段时间，我还是决定考美院，临时改的，结果考取了。
　　上传统教学课时，我的成绩一直是班上最低的。头两年，我很不适应那种教学方法，画素描和油画找不到感觉，尤其素描，很痛苦。后来(学校教学)慢慢开放，不再是原来苏式单一的教学体系，可以看到许多西方的画册，我的思路打开后好了一点。大三下学期我才有一些改变，喜欢现代的东西，才开始有一点信心。
　　我们年轻一代，对现代主义比较感兴趣，听了星星画展的领头人马德生、黄锐到学校的讲座后，思维上有一种很兴奋的感觉。但落实到具体作品上，他们对我们没什么影响，还不如袁运生他们的影响大。
　　1982年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后，我在昆明市歌舞团当了4年美工。当时大学毕业都是统一分配，能分到那都算好单位了。刚毕业，刚决定要做一个现代艺术家，需要补充的东西很多，而当时的主流文化和我完全没有关系，我们是很边缘的人，连参加展览都不可能，没有任何机会。也很难找到人去交流，慢慢有些志同道合的人走到一起，靠这种小圈子来交流，精神上也很苦闷，对未来没有任何的概念。
　　那时其实也不懂艺术，只是有一种热情，有一种真诚。而且喜欢现代，不喜欢古典。处于这样的位置，要不你就放弃投降，要不就坚持。我们当然想坚持下来，坚持下来的结果就是所有的人都不理解你，没有任何机会。
　　(这段时间据说张晓刚大量地喝酒、抽烟、导致胃病住进医院，“成天裹在白房间中白病床上的白床单里服用白色的药片”，这段经历后来还被艺术批评家及策展人高名潞写进了美术史。)
　　在医院里，我可以好好想一想，读读书，慢慢有些感觉，逐渐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确认自己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对现在的自己越来越坚定——这个过程很重要。
　　我在1983年、84年迷茫了一段时间，大量地读书，去了解西方的思潮。1985年的时候，我有一些深刻的反省，那时读的都是西方现代派的著作，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弗洛伊德、萨特、克尔凯郭尔……整个氛围是一个现代主义个人主义的氛围，膨胀到一定程度其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85年我刚好有机会回到学校代课，学校的氛围和昆明完全不一样，我可以相对安静下来，开始接触东方的艺术，比如禅宗。我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才会体会到自己身上某些细致的东西。
　　当时我们有一批人，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愿望，就是要超越地方性，而进入一种大文化的境界。所以一直看西方的艺术和书籍，有意无意地排斥地方性。所以我的作品和地域关系不大。
　　当时我们想去理解的是西方传达的文化概念，想达到这样的境界，超越地区超越国界，寻找人类文化共通的东西。所以读《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