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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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铭教授的专著《法律解释学》“法律确定性问题”部分的讨论存在没说全、没说对与没说透的问题.波斯纳对确定性的三种理解在观察视角与分析要素两个方面存在差异,在法律问题中确定性应被限定于科学意义上的可复现性层面而不包括交谈合理性.交谈合理性是法律解释结论的评价标准,其正当性基础源自法律的基本价值,即作为整体联结存在的法律的确定性价值和妥当性价值.交谈合理性还是法律解释操作的指导原则,解释者应当在法律解释过程中维持可能产生的解释张力,并对解释理由作出充分的说明与展示.交谈合理性的概念有效勾连了法律解释的原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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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铭教授的专著《法律解释学》“法律确定性问题”部分的讨论存在没说全、没说对与没说透的问题.波斯纳对确定性的三种理解在观察视角与分析要素两个方面存在差异,在法律问题中确定性应被限定于科学意义上的可复现性层面而不包括交谈合理性.交谈合理性是法律解释结论的评价标准,其正当性基础源自法律的基本价值,即作为整体联结存在的法律的确定性价值和妥当性价值.交谈合理性还是法律解释操作的指导原则,解释者应当在法律解释过程中维持可能产生的解释张力,并对解释理由作出充分的说明与展示.交谈合理性的概念有效勾连了法律解释的原理、技术及制度,是研究法律解释现象的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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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点认为法律解释旨在识别法律的意义,但何谓“意义”的意义并没有得到学人充分检讨.哲学中存在着两种典型的意义理论,即指称意义、意向意义.以此为基础,法律解释理论中分别存在着文本主义、意图主义法律解释理论.然而,由于两种法律解释理论内部各自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局限性,这要么由于意义类型本身的局限性,要么由于法律语言的特殊性,使得它们无法成为法律解释的一般理论.一般法律解释理论不需要某种意义类型,因为意义是生成,而不是现成的.一般性的法律解释理论是逐案的,同时敏于法治价值与制度事实两方面.
在司法职业化改革背景下,常理的合理证成作用越发得到重视,在司法裁判中发挥着多维度的重要功能.行政裁判中,常理在事实认定、行政行为合理性判断、法律解释和裁判文书说理等方面均能发挥不同程度的作用.目前,法院援引常理在条件、标准和方法等层面存在诸多问题.对此,我们需要明确常理的法律地位;以法教义学体系为基础,规范援引常理的条件;确定援引的具体标准;以推动模范行政为导向,指明常理援引方法.司法裁判合理规范地吸纳常理,有利于引导社会价值取向,推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为实现司法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助力.
国家与企业在合规治理中存在利益趋同.作为企业自我规制的制度化及其实践,以合规计划为中心的合规治理契合了国家对企业守法经营的期待;企业借助合规治理及时、准确识别风险,有针对性地进行风险管控,前瞻性地避免企业的刑事责任.行事合规前瞻性的风险预防功能与积极的一般预防的刑法观内在耦合,满足了风险社公众对安全的渴望与诉求,更是协商治理理论在现代刑事立法与司法领域的运用.有必要肯定合规计划的刑事法律意义,针对涉罪企业在现行法框架内积极运用酌定不起诉制度,并辅之以检察建议书等配套机制敦促企业践行有效合规;在刑法教义学中
该文讨论了麦考密克的法律推理理论中被忽视的部分,即他所谓的“后果推理”.对于麦考密克而言,后果推理不仅是英格兰和苏格兰法律推理中的一个普遍特征,而且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特征.麦考密克阐明了后果推理的价值,他认为后果推理有助于满足形式正义的前瞻性要求,即根据一个人在裁决未来的类似案件时采用的理由来裁决当前的案件.该文将后果推理置于麦考密克在《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1978年)中发展出的法律推理理论的整体图景中,并继续展现他在其后著作中有关后果推理观点的演变,这些在《修辞与法治》(2005)中达到顶峰.可以说,麦
作为一种社会秩序和价值表达,个人信息公平表现为社会个体在信息获取、分配及使用上的平等自由状态,以宪法中公民平等权和社会发展权为法益基础,是社会分配正义在信息领域的具体展现.因应智能科技的复杂特性和数字社会的社会结构及交往方式变革,当下个人主体间信息公平失衡急剧凸显,威胁到数字时代的公民基本人权,需要在技术化保障基础上进行有效的法治化保障.现实中个人信息公平权益保障的着力点集中于两方面:一是在信息获取上,保证“数字弱势群体”的信息公平接入;二是在信息使用上,规制信息垄断实现主体间的信息平等控制.相比技术化保
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对拒绝履行隔离义务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进行探究,需要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界限与范围进行教义学分析.在罪与非罪的认定中,应当以“从严从重”的刑事政策为依据,适度扩大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入罪范围.在此罪与彼罪的界定中,通过对犯罪故意的内涵修正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具有认识”,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罪过认定为故意的基础上,运用“拒绝履行隔离义务的疑似患者是否经过医疗机构确诊”的判断标准区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另外,疑似患者拒绝履行隔离义务的行为不能以过失以危险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目的 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主体在规范构造上的澄清,即行政机关负责人、相应的工作人员和诉讼代理人三类基本主体的认定及其关系.其中,行政机关负责人的范围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而且关于基本概念、具体类型和出庭人数等问题都需要精细分析.目前,行政机关负责人分为正职、副职负责人、参与分管被诉行政行为实施工作的副职级别的负责人以及其他参与分管的负责人四种具体类型.相应的工作人员和诉讼代理人的认定也十分必要,这两类主体与行政机关负责人搭配可以形成二元主体和三元主体两种模式.从该制度的主
法律方法与宪法的架构密切相关.宪法中的权力配置方式,决定了法院和法官在司法活动中的自由程度.宪法中的平等原则,是法律适用活动的推动力,在法律解释和法律续造中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尤其是在主观论与客观论之争、体系解释和合宪解释、法律解释与法律续造之间的界限及方法论克制不法国家的问题上,宪法的顶层设计、价值判断和具体规则决定了法律方法的价值取向和一般法律具体适用.
滥用职权罪的结果归责的模式的选择,与“重大损失”在滥用职权罪中的属性密切相关.“重大损失”不属于客观处罚条件,因此,不应当将缓和的结果归属作为滥用职权罪的归责标准.将“重大损失”视为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故意的对象,难以解释滥用职权罪未遂不处罚的根据,同时也不能实现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刑事责任的协调.将“重大损失”视为滥用职权罪的加重结果,会过度限制滥用职权罪因果关系的范围,无法将间接因果关系纳入归责评价范围.只有滥用职权罪被当被视为过失犯罪,才能克服前述缺陷.无论是单独的滥用职权还是复数滥用职权引发的结果,
依宪治国的法治理想要求宪法应被客观地而非恣意地加以解释.然而,宪法解释所涉及的客观性并非经验科学领域以因果关系为中心的客观性,而是指向公共领域行动主体之间的主体间性,因此是一种实践客观性.康德以及罗尔斯的建构主义方法不仅揭示了实践客观性的存在,同时还阐明了其运作的机理,运用实践客观性原理可以解决“明希豪森困境”等宪法解释领域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