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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易取,一磬难得,先有磬,后有编钟。“磬”自古就与“德”相贯通。中国在石器时代就有了“磬”,作为礼器用于祭祀。“磬”自商周以来,始终是至高无尚的礼乐之器,是国家、帝王、贵族、土大夫、文人骚客们最为崇尚的德馨之器。
一、“磐”:乐之首器
为了更加深层地认识“磬”,我特意赶到上海博物馆,去看展出的西周古磬,当时恰逢上博成立六十周年,陕西省博物院提供了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出土的西周青铜器、玉器、磬等计一百四十三件。其中有几件青铜镂空方盒子,五壁皆如通透的棱窗,全无底部,类似汉代熏炉功能的器物,个头也就+公分许,与明清时节的镂空香篆熏炉一个模样。
展品中更有古磬十领,很是完整的一套。为灵璧石做就,素面无纹饰,长二尺许,宽不过尺,高约一尺,厚仅半寸。小的尺余长,半尺有余宽,磬之上沿形如山墙,近顶处钻一小孔,用于绳钩悬挂,下沿直平。到了汉代的磬,则有些变化,上下沿皆为山墙形,整体形似角尺状,一如我收藏的汉磬模样。
荣斋汉磬收藏轶事
辛卯年的春盛时节,烟花三月里,我再下江南,自是流连忘返的陶醉,在嘉兴星伟的春秋亭中见到此磬。一进门,正对着条案上的葵边椭圆的镂花磬架中,悬挂着一领古磬,甚是庄严、肃穆、摄人。初时犹豫,也是放弃了的,回到北京之后,连日不知所措,却自无有着落。
月余后,忽一日,秋深夜静,于沉烟相伴间,读久了书的困累袭来,打开电视,正播着《汉武大帝》,见剧中钟鼎沉烟,编磬陈列,殿堂之上,辉煌高贵。刹那间便寻着了牵挂,急去电话与友人相商,在漫长的半年等待之后,那磬终于入来我的“荣斋”。
只是换成了明代的方形架子,倒也無妨。入夏再赴嘉兴参加“雅祥艺术研讨会”期间,拜访星伟,又说起磬,现今已是很不好找了。
此磬质为墨玉,密实坚硬,以灯光照之,仿佛一团水墨,青碧熔融,雏鸭一般。大小尺许,角状如鲁班所用木尺模样,只是宽了许多。厚过四分,均匀平坦。角处有孔,铜钉夹箍,圆环吊钩,悬于明式磬架之中,轻叩以指,声朗清冽,如山泉汨汨,胜古琴吟吟。
《文房器具笺》云:“有旧玉者股三寸,长尺余,古之编磬也。有灵璧石色黑性坚者妙,悬之斋中,客有谈及人间事,击之以待清耳”。此处说的磬,自然是古代高士们警志省身之物了。
大凡友人来访,必定近前轻击一试,顿觉满室清音,越妙绕梁,颇添了许多雅趣。此磬出土于杭州宋元年间,等到李日华入藏时节,已是两三百年以后的事情了。明朝的杭嘉湖一带,是中国最为富裕所在,此处地方志有“民风淳朴,淡于经商,离家百里,面有难色”的记载。当时的书院、园林、勾栏、酒肆、茶楼、美食、当铺、布行、米行、银楼以及各种商铺,甚是繁华。
明代松江文人李日华为晚明的“博物君子”,与董其昌、王维俭共负盛名。一生博览,工研赏玩,琴棋书画,无一不精,画作有《枫林钓柯图》等传世,亦为中国最善画兰竹之大师,以致其画兰之法,一直影响至今,明清许多画竹大家,也包括毕生画竹的郑板桥也受其影响。李日华对明清的文人文化、传统文化之繁荣,贡献颇大。在杭嘉湖一带,仍然有许多轶闻遗事,广为传诵。
李日华得此磬,喜极,且一向以为,周朝之所以成为国家,并且能延续七百余年,全依赖周朝的“礼”、“乐”维持,“礼”为国家的秩序纲常,“乐”是社会的等级制度,是万万不能紊乱的,“磬”作为礼乐的载体,自古就是至高无上的尊贵,如今能看到已是不易,便依照青铜器之钟鼎铭文的寓意,撰文刻于上:“质……声锃锃,宜长乐,永安康。”落款为“万历丙辰年八月,竹懒道人”。其馆阁体,字妙工精,与磬之形制,壁合增辉。
荣斋吉庆(磬)有余
大凡友人拜访其室,都必须依照李日华的规矩,总要于前厅条案上安置的磬架处,拿起磬槌,击磬三下,并要求第三下击,必须是稍沉的绵长一击。他认为人们应该每天“日须三省吾身”,且又有“吉庆(磬)有余”的寓意。只有如此修为,才是雅士君子。方可入座,宾主相叙。也曾有人不屑者,竟被赶出家门,不予往来。
我们所见之“磬”多为明、清之物,多为地方玉做成,鲜有上古玉磬、灵璧石磬之音妙,更何况能至汉代以前之物呢?这就难怪李日华先生如此珍贵此磬了。
二、“磐”到真时礼乐备
磬有两类,一是以灵璧石与和田玉为首的硬玉做成的磬,可作礼乐之器;二是以南阳玉、岫岩玉为首的地方玉所作磬,是在磬的礼乐功能消亡后,作为陈设赏器,用来礼乐象征或是寄托,历代的皇家、土大夫、文人们都非常崇尚。
青铜器是金属的,由于容易保存又可以修复,以致存世甚多。“磬”则不然,一旦摔坏,无法修复,大吉之器便为不吉之物了,一概抛弃,以致存世甚少。所以才有“万物易取,一磬难求”的古训。
在乾隆年间,曾在南阳开采过玉,作为礼乐之用,此领磐应该是那个时期的南阳玉作品。磬宽六寸有五,高四寸有六,厚四分有二。质软色碧,青翠蕴黄,微有绵绺。品相完美,皮壳老道,蝶形两侧,各有一龙盘旋而上,顶端俯瞰一只瑞蝠,其下一团圆寿字,甚是高贵,当属清代中期陈设赏器。那是一定要请回荣斋的,自然也要行那一直以来不能少的入藏礼仪。
就在本文成就之后,接星伟电话,说他在北京古玩城的新店鸿张,我隔日前去拜访,品茗聊天之间,见一黄杨木雕的莲蓬,甚是高雅,很入我心,便以开张志喜,入藏荣斋。
又隔一日,哑舍的贺苏轲先生来电话,说吕文臻先生又帮着找到一领玉磬,形制一如姜先生那领的蝶状,看照片不错。我依约下午到了哑舍,只见路鹰先生早已沏好“哑舍龙印”普洱茶,正和苏轲、文臻三人赏“磬”呢。
此三位忘年小友皆为行内,做事情亦然是老成持重,都喜欢随身栓些文玩小件,路鹰所挂为竹根雕的莲蓬,寓意高洁;苏轲所系的是羊脂玉瑞虎,君子之佩;文臻最喜随身几件中古味道的成串玉件。
三人闲时,常在一起切磋。再赏那磬,颜色近似芙蓉颜色,绵绺之间有丝丝微红色的沁线,材质也是南阳玉,由于明清的人崇尚唐宋古风,将磬做了仿古的提油处理,煞是雅韵。图案则另有新意,顶端祥云,两边是两只遥对的凤凰,下边是两只蝙蝠,蝠下各有一孔,双钩线,浅浮雕。与前文之磬颇像,只是尺寸小了两寸。 二磬摆在一起,大者玄黄苍碧,小者水润白壁。大者双龙捧寿,福象君临,小者双凤拱寿,福在眼前。一龙一凤,一大一小,一褐一白,如雌雄绝配,正应乾坤天地,阴阳和谐之像。中间我又将那莲蓬摆上,其吉祥嘉瑞之气象,很是富贵堂皇。
真不成想,京城的一场暴雨之后,我竟于九日之内,“莲连得磬”,也算得上是藏界奇趣了。
“磬”承載的礼乐
“磬”在商代以前的石器时代已经有了,其作为礼乐之器,远在编钟之前。当为“乐之首器”。
“磬”与青铜铸造的鼎彝器、玉石琢磨的琮、璜、圭、壁等,一同承载了中国的礼乐体系,与“编钟”一样,作为一组独立系统的发声乐器,既可以“钟磬和鸣”于宫殿社坛,隆重于盛典祭祀,亦可以娱乐于厅堂廊苑,相伴于歌舞雅集,用于生活愉悦。当然,这些待遇,也就只有王、诸侯们才能有此等享用,土人与百姓人等是决不可能的。
周王朝后期日渐衰颓,都城由西京迁往东都洛阳,于是就有了史称的“西周”、“东周”,有一套史书就专文记载此段历史,叫《东周列国志》。其实,这段历史时期通常称之为“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开始“分崩离析”,诸侯国们各自称王,礼乐不举,钟磬虽鸣,虚自妄演。“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也都各自鼎承社稷,“合纵、连横”相互征战,先后称霸,甚至“挟天子以令诸侯”。孔夫子面对大乱的天下,仰天悲呼:“礼崩乐坏!”
可见,自古的中国,“礼”、“乐”代表国家。
可见,“磬”在国家礼乐中的崇高地位。
夏商周时期,人们就发明了玉磬与灵璧石磬,与青铜铸就的钟合称为:玉振金声。王大体为十二成礼,诸侯十件成势,其余五七不等,以其空灵天籁之音,调谐八荒阴阳之和,祭天地于高坛社稷,告祖宗于万年无疆。伴歌舞于庭院殿堂,岂不清明盛世?
历朝历代的官宦贵族、文人雅土们,都要设法寻找一方古代的“磬”,安置于厅堂雅室,于晨昏时分,“日有三省”、“击磬有余”、张扬礼乐、赏心雅境。如今,当人们明白其中之高义时,即便重金寻找,也是一“磐”难求了。
中国的古文献中关于磬的记载,俯拾皆是。《说文》:“磬,乐石也”;《山海经·西山经》:“小华之山多磬石”;《诗·小雅·鼓钟》:“笙磬同音”;《诗·商颂·那》:“依我磬声”;《淮南子·泛论训》:“语寡人以忧者击磬”;宋代苏轼《石钟山记》:“钟磬置于水中”。至于“磬”字作为寺院的响器之名,作“空”、“尽”等义项,虽然亦是警醒之意,则远非本文目的,自然无所议论了。
荣斋收藏仪轨
当然,我历来入藏之仪规也是少不了的:沐浴更衣之,以蝶形二磬罗列汉磬左右,甚为气派。于“山高水长”宣德炉之中,高燃奇楠沉香,待沉烟如祥云萦绕之际,便礼拜再三,礼成,方才毕恭毕敬地上前,以早备的金丝楠木磬槌轻击三磬,各器三击,如是九乐。
果真是声锃锃,绕梁盈室,宜长乐,可以永年。一时间,吉庆(磬)有余,仙境一般,我竟一手持卷,一手执槌,踱步来回,击出一声天籁,吟咏几句诗词,是夜正是秋高气爽,月朗星稀,天如水,人吉磬,无寐。
古代的磬所留给我们的礼乐仪规,或是远去,而带给我们的高雅与快乐,却是永远的“吉庆有余”。
一、“磐”:乐之首器
为了更加深层地认识“磬”,我特意赶到上海博物馆,去看展出的西周古磬,当时恰逢上博成立六十周年,陕西省博物院提供了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出土的西周青铜器、玉器、磬等计一百四十三件。其中有几件青铜镂空方盒子,五壁皆如通透的棱窗,全无底部,类似汉代熏炉功能的器物,个头也就+公分许,与明清时节的镂空香篆熏炉一个模样。
展品中更有古磬十领,很是完整的一套。为灵璧石做就,素面无纹饰,长二尺许,宽不过尺,高约一尺,厚仅半寸。小的尺余长,半尺有余宽,磬之上沿形如山墙,近顶处钻一小孔,用于绳钩悬挂,下沿直平。到了汉代的磬,则有些变化,上下沿皆为山墙形,整体形似角尺状,一如我收藏的汉磬模样。
荣斋汉磬收藏轶事
辛卯年的春盛时节,烟花三月里,我再下江南,自是流连忘返的陶醉,在嘉兴星伟的春秋亭中见到此磬。一进门,正对着条案上的葵边椭圆的镂花磬架中,悬挂着一领古磬,甚是庄严、肃穆、摄人。初时犹豫,也是放弃了的,回到北京之后,连日不知所措,却自无有着落。
月余后,忽一日,秋深夜静,于沉烟相伴间,读久了书的困累袭来,打开电视,正播着《汉武大帝》,见剧中钟鼎沉烟,编磬陈列,殿堂之上,辉煌高贵。刹那间便寻着了牵挂,急去电话与友人相商,在漫长的半年等待之后,那磬终于入来我的“荣斋”。
只是换成了明代的方形架子,倒也無妨。入夏再赴嘉兴参加“雅祥艺术研讨会”期间,拜访星伟,又说起磬,现今已是很不好找了。
此磬质为墨玉,密实坚硬,以灯光照之,仿佛一团水墨,青碧熔融,雏鸭一般。大小尺许,角状如鲁班所用木尺模样,只是宽了许多。厚过四分,均匀平坦。角处有孔,铜钉夹箍,圆环吊钩,悬于明式磬架之中,轻叩以指,声朗清冽,如山泉汨汨,胜古琴吟吟。
《文房器具笺》云:“有旧玉者股三寸,长尺余,古之编磬也。有灵璧石色黑性坚者妙,悬之斋中,客有谈及人间事,击之以待清耳”。此处说的磬,自然是古代高士们警志省身之物了。
大凡友人来访,必定近前轻击一试,顿觉满室清音,越妙绕梁,颇添了许多雅趣。此磬出土于杭州宋元年间,等到李日华入藏时节,已是两三百年以后的事情了。明朝的杭嘉湖一带,是中国最为富裕所在,此处地方志有“民风淳朴,淡于经商,离家百里,面有难色”的记载。当时的书院、园林、勾栏、酒肆、茶楼、美食、当铺、布行、米行、银楼以及各种商铺,甚是繁华。
明代松江文人李日华为晚明的“博物君子”,与董其昌、王维俭共负盛名。一生博览,工研赏玩,琴棋书画,无一不精,画作有《枫林钓柯图》等传世,亦为中国最善画兰竹之大师,以致其画兰之法,一直影响至今,明清许多画竹大家,也包括毕生画竹的郑板桥也受其影响。李日华对明清的文人文化、传统文化之繁荣,贡献颇大。在杭嘉湖一带,仍然有许多轶闻遗事,广为传诵。
李日华得此磬,喜极,且一向以为,周朝之所以成为国家,并且能延续七百余年,全依赖周朝的“礼”、“乐”维持,“礼”为国家的秩序纲常,“乐”是社会的等级制度,是万万不能紊乱的,“磬”作为礼乐的载体,自古就是至高无上的尊贵,如今能看到已是不易,便依照青铜器之钟鼎铭文的寓意,撰文刻于上:“质……声锃锃,宜长乐,永安康。”落款为“万历丙辰年八月,竹懒道人”。其馆阁体,字妙工精,与磬之形制,壁合增辉。
荣斋吉庆(磬)有余
大凡友人拜访其室,都必须依照李日华的规矩,总要于前厅条案上安置的磬架处,拿起磬槌,击磬三下,并要求第三下击,必须是稍沉的绵长一击。他认为人们应该每天“日须三省吾身”,且又有“吉庆(磬)有余”的寓意。只有如此修为,才是雅士君子。方可入座,宾主相叙。也曾有人不屑者,竟被赶出家门,不予往来。
我们所见之“磬”多为明、清之物,多为地方玉做成,鲜有上古玉磬、灵璧石磬之音妙,更何况能至汉代以前之物呢?这就难怪李日华先生如此珍贵此磬了。
二、“磐”到真时礼乐备
磬有两类,一是以灵璧石与和田玉为首的硬玉做成的磬,可作礼乐之器;二是以南阳玉、岫岩玉为首的地方玉所作磬,是在磬的礼乐功能消亡后,作为陈设赏器,用来礼乐象征或是寄托,历代的皇家、土大夫、文人们都非常崇尚。
青铜器是金属的,由于容易保存又可以修复,以致存世甚多。“磬”则不然,一旦摔坏,无法修复,大吉之器便为不吉之物了,一概抛弃,以致存世甚少。所以才有“万物易取,一磬难求”的古训。
在乾隆年间,曾在南阳开采过玉,作为礼乐之用,此领磐应该是那个时期的南阳玉作品。磬宽六寸有五,高四寸有六,厚四分有二。质软色碧,青翠蕴黄,微有绵绺。品相完美,皮壳老道,蝶形两侧,各有一龙盘旋而上,顶端俯瞰一只瑞蝠,其下一团圆寿字,甚是高贵,当属清代中期陈设赏器。那是一定要请回荣斋的,自然也要行那一直以来不能少的入藏礼仪。
就在本文成就之后,接星伟电话,说他在北京古玩城的新店鸿张,我隔日前去拜访,品茗聊天之间,见一黄杨木雕的莲蓬,甚是高雅,很入我心,便以开张志喜,入藏荣斋。
又隔一日,哑舍的贺苏轲先生来电话,说吕文臻先生又帮着找到一领玉磬,形制一如姜先生那领的蝶状,看照片不错。我依约下午到了哑舍,只见路鹰先生早已沏好“哑舍龙印”普洱茶,正和苏轲、文臻三人赏“磬”呢。
此三位忘年小友皆为行内,做事情亦然是老成持重,都喜欢随身栓些文玩小件,路鹰所挂为竹根雕的莲蓬,寓意高洁;苏轲所系的是羊脂玉瑞虎,君子之佩;文臻最喜随身几件中古味道的成串玉件。
三人闲时,常在一起切磋。再赏那磬,颜色近似芙蓉颜色,绵绺之间有丝丝微红色的沁线,材质也是南阳玉,由于明清的人崇尚唐宋古风,将磬做了仿古的提油处理,煞是雅韵。图案则另有新意,顶端祥云,两边是两只遥对的凤凰,下边是两只蝙蝠,蝠下各有一孔,双钩线,浅浮雕。与前文之磬颇像,只是尺寸小了两寸。 二磬摆在一起,大者玄黄苍碧,小者水润白壁。大者双龙捧寿,福象君临,小者双凤拱寿,福在眼前。一龙一凤,一大一小,一褐一白,如雌雄绝配,正应乾坤天地,阴阳和谐之像。中间我又将那莲蓬摆上,其吉祥嘉瑞之气象,很是富贵堂皇。
真不成想,京城的一场暴雨之后,我竟于九日之内,“莲连得磬”,也算得上是藏界奇趣了。
“磬”承載的礼乐
“磬”在商代以前的石器时代已经有了,其作为礼乐之器,远在编钟之前。当为“乐之首器”。
“磬”与青铜铸造的鼎彝器、玉石琢磨的琮、璜、圭、壁等,一同承载了中国的礼乐体系,与“编钟”一样,作为一组独立系统的发声乐器,既可以“钟磬和鸣”于宫殿社坛,隆重于盛典祭祀,亦可以娱乐于厅堂廊苑,相伴于歌舞雅集,用于生活愉悦。当然,这些待遇,也就只有王、诸侯们才能有此等享用,土人与百姓人等是决不可能的。
周王朝后期日渐衰颓,都城由西京迁往东都洛阳,于是就有了史称的“西周”、“东周”,有一套史书就专文记载此段历史,叫《东周列国志》。其实,这段历史时期通常称之为“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开始“分崩离析”,诸侯国们各自称王,礼乐不举,钟磬虽鸣,虚自妄演。“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也都各自鼎承社稷,“合纵、连横”相互征战,先后称霸,甚至“挟天子以令诸侯”。孔夫子面对大乱的天下,仰天悲呼:“礼崩乐坏!”
可见,自古的中国,“礼”、“乐”代表国家。
可见,“磬”在国家礼乐中的崇高地位。
夏商周时期,人们就发明了玉磬与灵璧石磬,与青铜铸就的钟合称为:玉振金声。王大体为十二成礼,诸侯十件成势,其余五七不等,以其空灵天籁之音,调谐八荒阴阳之和,祭天地于高坛社稷,告祖宗于万年无疆。伴歌舞于庭院殿堂,岂不清明盛世?
历朝历代的官宦贵族、文人雅土们,都要设法寻找一方古代的“磬”,安置于厅堂雅室,于晨昏时分,“日有三省”、“击磬有余”、张扬礼乐、赏心雅境。如今,当人们明白其中之高义时,即便重金寻找,也是一“磐”难求了。
中国的古文献中关于磬的记载,俯拾皆是。《说文》:“磬,乐石也”;《山海经·西山经》:“小华之山多磬石”;《诗·小雅·鼓钟》:“笙磬同音”;《诗·商颂·那》:“依我磬声”;《淮南子·泛论训》:“语寡人以忧者击磬”;宋代苏轼《石钟山记》:“钟磬置于水中”。至于“磬”字作为寺院的响器之名,作“空”、“尽”等义项,虽然亦是警醒之意,则远非本文目的,自然无所议论了。
荣斋收藏仪轨
当然,我历来入藏之仪规也是少不了的:沐浴更衣之,以蝶形二磬罗列汉磬左右,甚为气派。于“山高水长”宣德炉之中,高燃奇楠沉香,待沉烟如祥云萦绕之际,便礼拜再三,礼成,方才毕恭毕敬地上前,以早备的金丝楠木磬槌轻击三磬,各器三击,如是九乐。
果真是声锃锃,绕梁盈室,宜长乐,可以永年。一时间,吉庆(磬)有余,仙境一般,我竟一手持卷,一手执槌,踱步来回,击出一声天籁,吟咏几句诗词,是夜正是秋高气爽,月朗星稀,天如水,人吉磬,无寐。
古代的磬所留给我们的礼乐仪规,或是远去,而带给我们的高雅与快乐,却是永远的“吉庆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