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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差异走向开放
郑一舟
性别意识成为教育过程中要讨论的对象，这实际上是一种现代现象，这种现代性恰好证明了教育的历时性发展。教育的历史没有我们想象的纯洁无暇，它身上带有各种意识形态的烙印，社会文化中的男女角色和地位差异会在教育活动中得到体现。学校教育很长一段时间应该称之为男性学校教育，我们所谓的教育理论实际上也应该称之为男性教育理论，那些古代的教育理论家笔下的教育对象是男性，至少主体是。所以，性别意识进入我们的视域，这是教育的进步。人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当女性也成为教育的对象的时候，这里 “人”的含义才真正名副其实。
既然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在中国已经基本得到承认和维护，那么讨论性别意识的意义在哪里？教育的对象已经改变，体制的改变是可见迅速的，而教育内容和教育观念的改变却是缓慢和顽固的，它仍然保留着许多需要清理的“淤泥”。
法国著名文艺批评家罗兰·巴尔特说过，“差异是意义之门”，差异的消失意味着性别的抹除和性别身份认同的尴尬。性别意识首先是对男女之间生理和心理发展差异的承认，作为语文老师，我们可以明显发现男女学生在语言能力上发展的不平衡，在高中阶段，大多数女孩子对语言的感知和理解要超过同龄男生，感情的细腻程度和相应的语言的表现力更占优势。对作文细节的掌控女生可以表现得更加娴熟，所以女生在写作方面我们可以更提倡场景塑造与情感描绘，男生在写作方面我们可以更提倡观点的推演和逻辑分析。不过这些并不是我讨论的重点，因为这些属于教育过程中性别意识的显性层面，我要讨论的是被遮盖和被忽略的隐性层面。所有文化中的性别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这一点——在自然差异之上的社会差异建构是否具备其合理性。男女的自然差异这是一个生物学事实，这是绝对的，但是男女在社会生活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和延展性这属于文化差异，文化差异是相对的。从历史时间角度去看母系氏族与父系氏族的差异，从共时空间角度去看世界多元文明背景下的男女社会身份的多元化差异，这些事实都告诉我们，自然差异与社会差异的对应并不具备其一致性和必然性，每种文化都在自然差异的基础上建构了其不同的男女社会差异。
20世纪以穆卡洛夫斯基、特鲁别茨柯依为代表的布拉格语言学派已经用他们的音位学原理告诉我们语言的差异不是生物生理的，而是文化的选择。作为语文老师，我们要意识到我们语言的文化建构还有这种建构中的性别差异建构，它们实质上是由文化的政治经济等系统决定的。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性别的社会差异的合理性才能够探讨，性别意识的讨论才能落到实处。高中语文的第一堂课，我一定会跟学生阐明这样一种观点，也就是语言不简简单单是一种表达的工具，它实际上影响甚至决定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作为书写的文字它不仅仅是文字，还是个体情感表达的文学，群体心理外显的文化。我会让学生思考 “妖”、“奸”、“妄”等汉字有什么共同特征，这个回答很简单，学生可以观察到这些“女”字旁的合体字都是贬义的，我会问这些贬义词能否用到男性上，还是只能用到女性上，显然这些贬义词并不是女性的自然表达，而是男女共通的人性劣根，那么为什么要用“女”字旁，难道女性的邪恶程度就更加严重吗？在讨论的基础上，我会告诉学生，这是由于男女社会身份的不平等造成的，在造字的那一个时间点中我们是父系氏族社会，女性是从属的、被贬低的、被否定的，由此来建构男性权力支配的合理性。以文字来内化我们的观念认同，女性是低等的，不完满的存在，从而让我们在潜意识中去默认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差异是“自然的”，而非历史的。在甲骨文中以跪姿出现的“女”字，以社会生计劳动者身份出现的“男”字，这种性别意识建构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我希望我的学生能认识到这个问题，语言是顽固的，我们现在不可能改变它，但我们要有批判的意识。最后我问学生，如果是在母系氏族社会，那么“妖”、“奸”、“妄”这些字会怎么造？我在黑板上把这些字中的“女"偏旁换成“男”偏旁，学生在教室里哄堂大笑。我希望以这种幽默性的解构方式消解文化中的不合理淤泥。
这种不合理的性别建构当然不仅仅体现在语言当中，还体现在我们文化中的各个角落，不过这已经超出了语文课所能承载的范围，“男尊女卑”的文化建构是与华夏思想中最基本的阴阳概念紧密相联的，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这是对过去的回望，也是对过去的批判，而这种批判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一个人最后生活得怎样是与他自己的选择相联的，但我们至少要告诉他，他可能有怎样的生活。男生和女生对未来可以塑造的生活图景是有差异的，但我们不能把这种差异限制和固定，它不是刚性和硬性的，它是氤氲和柔软的，它是弹性人生。但是我们的语文课本展示给女性的生活图景实在太过贫瘠，不是默默为儿子付出的伟大母亲，就是深情等待丈夫归家的妻子，这两种女性角色都是值得我们去极力肯定的，但我们会发现这种生活图景还是过于单调和狭窄，永恒的母亲和妻子，而我们这个时代所赋予女性的可能生活总得有一些不一样的内容。我平常给学生找了许多人物素材，加缪、萨特、索尔仁尼琴、沈从文、梵高、陈寅恪……我发现这些人物全部是男性的，当然他们的意义不仅仅限定在男性角色之中，但是我仍然觉得这样的选择更多的是告诉男生你可以成为怎样的人，女生更多是敬佩、欣赏而非性别认同，我就尝试去寻找一些不一样的女性人物素材，如在荒野中构筑青春花园的塔莎·杜朵，被枪击后用非暴力去化解仇恨、为女性争取教育权的马拉拉，以柔克刚、以坚韧精神走到总统位置的朴槿惠……我不是说让她们成为这样的人，而是让男生和女生都意识到有这样的女性的存在，她们以自己的生活告诉我们，作为女性生活还可以怎样。如果总是以过去和现在的图景框架社会，社会永远不可能有发展，发展就意味着一种可能的变化。他们和她们应该对未来充满期待，有信心和有能力去创造可能的人生。
我在这里并不是一味去否定社会已有的性别差异和性别身份的建构，这种建构可以安顿人的认同焦虑，而是想让这既有的系统和结构能更具开放性，能包容更多的生活样态的选择，而不是变成束缚人发展的牢笼。列维·斯特劳斯曾为法国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写过一篇导言，在这篇导言中，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我们人化的世界是极其复杂多义的表征系统，各种系统缠绕交织冲突对立构成了这个社会，而一个种族中的个体它是作为自然存在来到这个世界，它是从系统外的存在去成为大系统内的存在，而且要在这种不断变动的大系统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也就是构建自我生命意义诠释体系，这个过程并没有这么容易，这就是生存的烦恼和代价。不适应或例外的情况是必然会出现的，能否重新建立新的平衡是个体成长过程中的关键性建构，而且列维·斯特劳斯断言必然会出现被系统边缘化甚至淘汰掉的个体。那么男生和女生都能否在社会文化已有的性别身份系统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呢？我在讲授《长亭送别》的时候，设置了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张生没有如约回来，崔莺莺的命运如何？这个问题并不是我的假设，实际上《莺莺传》就是这样去设定的。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被遗弃的女子不可能有好的命运，因为她的人生的展望只有被爱或者去成为抚育者，这个社会系统内女子的身份就是这样被框定的，基本上没有其他可能的发展，就算有其他角色，这些角色都是受到整个社会系统的欺凌和排挤的。她要么去适应这个系统，要么就被这个系统抹除，而这个社会系统给予她可能的选择是极其有限的，因此悲剧是必然要发生的。就算大多数的男性会如约像《西厢记》的张生最终金榜题名回到崔莺莺身旁，但只要有例外就足以葬送一位女子的一生。我们和我们的文学是否应该为建构一个更具弹性和包容性的社会系统而努力，我觉得是应该的。让大多数人成为大多数人，让那些少数人仍可以安然地生活于这个世界而不会遭到敌意侵袭；让大多数男生和女生成为社会要求他们成长的样子，让这大多数男生和女生去包容那些无法或者不愿意去成为他们和她们的少数者。这只是我善意的期待和我在教育过程中所能尝试的。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女性在这种社会系统中的弱势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女性特质中的哪一方面导致了这样被动的人生命运？我们不要老是以生物学上的特征来回答，这样惰怠的回答堵住了所有改变的可能。在教《外国小说欣赏》中泰戈尔的《素芭》时，我在梳理了文章内容之后问学生，素芭这样一个哑巴角色能否替换成一个男孩？学生的回答更多从印度种姓制度中女性的脆弱命运去言说不好。这种回答当然是一个解释，但是我想有更多不同的阐释。哑巴、女性、自然这三个意素在这篇小说中反复出现构成了这篇文章的主体意象，那么这三个意素构成的主题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内涵呢？语言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构建巴别塔的雄心并不会由于语言的混乱而消泯，语言意味着人从自然中脱离，是人的登天之举，而哑巴实际上已经被排斥于这种文明进军行列，而自然也是无言的，而女性在文明化进程中也是由于与自然的亲近而无法发声不得不沉默，可以说素芭作为女性的沉默无言和与自然的亲近是同文明化相对立的，而人类文明化的进程恰好是由男性支配的。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晌午”、“圆月”是自然最强的表达，却也是人类文明行为的中止，也是素芭自我意识的表征。素芭的悲剧恰恰开始于她离开“整个人类的无言的大地母亲”，被父母驱赶到加尔各答这个文明城市，“她的自然美丧失殆尽”。素芭的悲剧是父母为了保住“他们的种姓和美好的来世”这种非自然化驱动力造成的，更是村人谴责舆论逼压的结果，这种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言语秩序。在这种言语秩序所构筑的世界中素芭只剩下眼泪，因为言语世界已经驱逐了她，剥夺了她心灵交流的世界，把她彻底搁置在孤独之中，她的丈夫并没有责备，并没有埋怨，责备和埋怨至少是对她的妻子有所期待，有所希望，没有这一切，以无言来回应无言，她只有心灵哭泣。她的丈夫用双眼和双耳，仔细察听，娶了一位会说话的姑娘，他要在她面前重新铸就一个言语世界，她不属于它，却离它这么近。她是一个哑巴，她的命运就是承受，承受世界所有的苦难，直至苦难把她带走。
这种与大地与自然亲近的沉默与静谧在人类文明的聒噪与实用面前脆弱不堪，这是自然在文明面前的沦陷也是女性意识被忽略被边缘的曲折历程，所以20世纪的生态女性主义把女性与自然的认同作为其核心命题，以此来建构一种新的社会伦理结构。作为教育者，我希望学生能意识到这种新的伦理道德的合理之处，把性别问题置于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之下去理解其发生发展。
我期待的是一个开放和包容的社会，男性和女性都可以找到其位置，有差异，但不是以差异作为歧视的借口，而我们要更多地静下心来去倾听那些沉默者的内心，这也是我对我的学生的期待。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
郑一舟
性别意识成为教育过程中要讨论的对象，这实际上是一种现代现象，这种现代性恰好证明了教育的历时性发展。教育的历史没有我们想象的纯洁无暇，它身上带有各种意识形态的烙印，社会文化中的男女角色和地位差异会在教育活动中得到体现。学校教育很长一段时间应该称之为男性学校教育，我们所谓的教育理论实际上也应该称之为男性教育理论，那些古代的教育理论家笔下的教育对象是男性，至少主体是。所以，性别意识进入我们的视域，这是教育的进步。人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当女性也成为教育的对象的时候，这里 “人”的含义才真正名副其实。
既然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在中国已经基本得到承认和维护，那么讨论性别意识的意义在哪里？教育的对象已经改变，体制的改变是可见迅速的，而教育内容和教育观念的改变却是缓慢和顽固的，它仍然保留着许多需要清理的“淤泥”。
法国著名文艺批评家罗兰·巴尔特说过，“差异是意义之门”，差异的消失意味着性别的抹除和性别身份认同的尴尬。性别意识首先是对男女之间生理和心理发展差异的承认，作为语文老师，我们可以明显发现男女学生在语言能力上发展的不平衡，在高中阶段，大多数女孩子对语言的感知和理解要超过同龄男生，感情的细腻程度和相应的语言的表现力更占优势。对作文细节的掌控女生可以表现得更加娴熟，所以女生在写作方面我们可以更提倡场景塑造与情感描绘，男生在写作方面我们可以更提倡观点的推演和逻辑分析。不过这些并不是我讨论的重点，因为这些属于教育过程中性别意识的显性层面，我要讨论的是被遮盖和被忽略的隐性层面。所有文化中的性别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这一点——在自然差异之上的社会差异建构是否具备其合理性。男女的自然差异这是一个生物学事实，这是绝对的，但是男女在社会生活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和延展性这属于文化差异，文化差异是相对的。从历史时间角度去看母系氏族与父系氏族的差异，从共时空间角度去看世界多元文明背景下的男女社会身份的多元化差异，这些事实都告诉我们，自然差异与社会差异的对应并不具备其一致性和必然性，每种文化都在自然差异的基础上建构了其不同的男女社会差异。
20世纪以穆卡洛夫斯基、特鲁别茨柯依为代表的布拉格语言学派已经用他们的音位学原理告诉我们语言的差异不是生物生理的，而是文化的选择。作为语文老师，我们要意识到我们语言的文化建构还有这种建构中的性别差异建构，它们实质上是由文化的政治经济等系统决定的。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性别的社会差异的合理性才能够探讨，性别意识的讨论才能落到实处。高中语文的第一堂课，我一定会跟学生阐明这样一种观点，也就是语言不简简单单是一种表达的工具，它实际上影响甚至决定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作为书写的文字它不仅仅是文字，还是个体情感表达的文学，群体心理外显的文化。我会让学生思考 “妖”、“奸”、“妄”等汉字有什么共同特征，这个回答很简单，学生可以观察到这些“女”字旁的合体字都是贬义的，我会问这些贬义词能否用到男性上，还是只能用到女性上，显然这些贬义词并不是女性的自然表达，而是男女共通的人性劣根，那么为什么要用“女”字旁，难道女性的邪恶程度就更加严重吗？在讨论的基础上，我会告诉学生，这是由于男女社会身份的不平等造成的，在造字的那一个时间点中我们是父系氏族社会，女性是从属的、被贬低的、被否定的，由此来建构男性权力支配的合理性。以文字来内化我们的观念认同，女性是低等的，不完满的存在，从而让我们在潜意识中去默认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差异是“自然的”，而非历史的。在甲骨文中以跪姿出现的“女”字，以社会生计劳动者身份出现的“男”字，这种性别意识建构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我希望我的学生能认识到这个问题，语言是顽固的，我们现在不可能改变它，但我们要有批判的意识。最后我问学生，如果是在母系氏族社会，那么“妖”、“奸”、“妄”这些字会怎么造？我在黑板上把这些字中的“女"偏旁换成“男”偏旁，学生在教室里哄堂大笑。我希望以这种幽默性的解构方式消解文化中的不合理淤泥。
这种不合理的性别建构当然不仅仅体现在语言当中，还体现在我们文化中的各个角落，不过这已经超出了语文课所能承载的范围，“男尊女卑”的文化建构是与华夏思想中最基本的阴阳概念紧密相联的，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这是对过去的回望，也是对过去的批判，而这种批判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一个人最后生活得怎样是与他自己的选择相联的，但我们至少要告诉他，他可能有怎样的生活。男生和女生对未来可以塑造的生活图景是有差异的，但我们不能把这种差异限制和固定，它不是刚性和硬性的，它是氤氲和柔软的，它是弹性人生。但是我们的语文课本展示给女性的生活图景实在太过贫瘠，不是默默为儿子付出的伟大母亲，就是深情等待丈夫归家的妻子，这两种女性角色都是值得我们去极力肯定的，但我们会发现这种生活图景还是过于单调和狭窄，永恒的母亲和妻子，而我们这个时代所赋予女性的可能生活总得有一些不一样的内容。我平常给学生找了许多人物素材，加缪、萨特、索尔仁尼琴、沈从文、梵高、陈寅恪……我发现这些人物全部是男性的，当然他们的意义不仅仅限定在男性角色之中，但是我仍然觉得这样的选择更多的是告诉男生你可以成为怎样的人，女生更多是敬佩、欣赏而非性别认同，我就尝试去寻找一些不一样的女性人物素材，如在荒野中构筑青春花园的塔莎·杜朵，被枪击后用非暴力去化解仇恨、为女性争取教育权的马拉拉，以柔克刚、以坚韧精神走到总统位置的朴槿惠……我不是说让她们成为这样的人，而是让男生和女生都意识到有这样的女性的存在，她们以自己的生活告诉我们，作为女性生活还可以怎样。如果总是以过去和现在的图景框架社会，社会永远不可能有发展，发展就意味着一种可能的变化。他们和她们应该对未来充满期待，有信心和有能力去创造可能的人生。
我在这里并不是一味去否定社会已有的性别差异和性别身份的建构，这种建构可以安顿人的认同焦虑，而是想让这既有的系统和结构能更具开放性，能包容更多的生活样态的选择，而不是变成束缚人发展的牢笼。列维·斯特劳斯曾为法国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写过一篇导言，在这篇导言中，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我们人化的世界是极其复杂多义的表征系统，各种系统缠绕交织冲突对立构成了这个社会，而一个种族中的个体它是作为自然存在来到这个世界，它是从系统外的存在去成为大系统内的存在，而且要在这种不断变动的大系统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也就是构建自我生命意义诠释体系，这个过程并没有这么容易，这就是生存的烦恼和代价。不适应或例外的情况是必然会出现的，能否重新建立新的平衡是个体成长过程中的关键性建构，而且列维·斯特劳斯断言必然会出现被系统边缘化甚至淘汰掉的个体。那么男生和女生都能否在社会文化已有的性别身份系统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呢？我在讲授《长亭送别》的时候，设置了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张生没有如约回来，崔莺莺的命运如何？这个问题并不是我的假设，实际上《莺莺传》就是这样去设定的。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被遗弃的女子不可能有好的命运，因为她的人生的展望只有被爱或者去成为抚育者，这个社会系统内女子的身份就是这样被框定的，基本上没有其他可能的发展，就算有其他角色，这些角色都是受到整个社会系统的欺凌和排挤的。她要么去适应这个系统，要么就被这个系统抹除，而这个社会系统给予她可能的选择是极其有限的，因此悲剧是必然要发生的。就算大多数的男性会如约像《西厢记》的张生最终金榜题名回到崔莺莺身旁，但只要有例外就足以葬送一位女子的一生。我们和我们的文学是否应该为建构一个更具弹性和包容性的社会系统而努力，我觉得是应该的。让大多数人成为大多数人，让那些少数人仍可以安然地生活于这个世界而不会遭到敌意侵袭；让大多数男生和女生成为社会要求他们成长的样子，让这大多数男生和女生去包容那些无法或者不愿意去成为他们和她们的少数者。这只是我善意的期待和我在教育过程中所能尝试的。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女性在这种社会系统中的弱势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女性特质中的哪一方面导致了这样被动的人生命运？我们不要老是以生物学上的特征来回答，这样惰怠的回答堵住了所有改变的可能。在教《外国小说欣赏》中泰戈尔的《素芭》时，我在梳理了文章内容之后问学生，素芭这样一个哑巴角色能否替换成一个男孩？学生的回答更多从印度种姓制度中女性的脆弱命运去言说不好。这种回答当然是一个解释，但是我想有更多不同的阐释。哑巴、女性、自然这三个意素在这篇小说中反复出现构成了这篇文章的主体意象，那么这三个意素构成的主题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内涵呢？语言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构建巴别塔的雄心并不会由于语言的混乱而消泯，语言意味着人从自然中脱离，是人的登天之举，而哑巴实际上已经被排斥于这种文明进军行列，而自然也是无言的，而女性在文明化进程中也是由于与自然的亲近而无法发声不得不沉默，可以说素芭作为女性的沉默无言和与自然的亲近是同文明化相对立的，而人类文明化的进程恰好是由男性支配的。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晌午”、“圆月”是自然最强的表达，却也是人类文明行为的中止，也是素芭自我意识的表征。素芭的悲剧恰恰开始于她离开“整个人类的无言的大地母亲”，被父母驱赶到加尔各答这个文明城市，“她的自然美丧失殆尽”。素芭的悲剧是父母为了保住“他们的种姓和美好的来世”这种非自然化驱动力造成的，更是村人谴责舆论逼压的结果，这种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言语秩序。在这种言语秩序所构筑的世界中素芭只剩下眼泪，因为言语世界已经驱逐了她，剥夺了她心灵交流的世界，把她彻底搁置在孤独之中，她的丈夫并没有责备，并没有埋怨，责备和埋怨至少是对她的妻子有所期待，有所希望，没有这一切，以无言来回应无言，她只有心灵哭泣。她的丈夫用双眼和双耳，仔细察听，娶了一位会说话的姑娘，他要在她面前重新铸就一个言语世界，她不属于它，却离它这么近。她是一个哑巴，她的命运就是承受，承受世界所有的苦难，直至苦难把她带走。
这种与大地与自然亲近的沉默与静谧在人类文明的聒噪与实用面前脆弱不堪，这是自然在文明面前的沦陷也是女性意识被忽略被边缘的曲折历程，所以20世纪的生态女性主义把女性与自然的认同作为其核心命题，以此来建构一种新的社会伦理结构。作为教育者，我希望学生能意识到这种新的伦理道德的合理之处，把性别问题置于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之下去理解其发生发展。
我期待的是一个开放和包容的社会，男性和女性都可以找到其位置，有差异，但不是以差异作为歧视的借口，而我们要更多地静下心来去倾听那些沉默者的内心，这也是我对我的学生的期待。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