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伟大建党精神与东北抗联精神具有同质性,建党百年孕育了内涵丰富的建党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构成部分,其与建党精神同根同源,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以为人民谋幸福为理想目标.伟大建党精神与东北抗联精神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在相互交织和影响过程中,体现出二者独特的精神内涵,呈现出整体性与局部性的差异化特征,但都具有传承性.新时代背景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与东北抗联精神,有助于坚定理想信念,为民族复兴凝聚力量.
【机 构】
：
中共黑龙江史志研究室,哈尔滨150001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伟大建党精神与东北抗联精神具有同质性,建党百年孕育了内涵丰富的建党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构成部分,其与建党精神同根同源,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以为人民谋幸福为理想目标.伟大建党精神与东北抗联精神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在相互交织和影响过程中,体现出二者独特的精神内涵,呈现出整体性与局部性的差异化特征,但都具有传承性.新时代背景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与东北抗联精神,有助于坚定理想信念,为民族复兴凝聚力量.
其他文献
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协作是长江流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法治保障.目前,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协作面临着协作范围不全面、协作形式不统一、协作主体不明确、协作规则不健全等多重困境.从流域的整体性、关联性及特殊性出发,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协作需要打破现有行政区划分块管理的现状,以生态整体主义和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础,构建长江“全流域”环境司法“大协作”体系.具体方式包括明确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协作的法律内涵、完善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内部协作制度、强化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外部协作制度等方式,实现长江流域治理现代化.
耕地具有重要的生态资源价值.生态增益是进行耕地生态保护补偿的正当性依据,对产生生态增益做出实质性贡献是耕地生态保护补偿对象确定的标准.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是耕地用途限制的直接经济利益受损者,应当是补偿的对象;土地经营权人履行耕地使用方式的限制,承担耕地整体性保护义务,对产生生态增益做出了实质贡献,亦应当是补偿对象.地方政府对耕地的使用环境进行宏观治理,对耕地产生生态增益具有支持作用,但是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政府履行职能不能要求获得补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耕地使用产生生态增益只起辅助作用,不是直接的生态增益贡
东北抗联资源铭刻着抗联将士悲壮的战斗历程,蕴含着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它既是中华民族抗战的文化标识,也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历史丰碑.作为一种弥足珍贵的红色文化资源,东北地区的众多党校将其融入党性教育培训工作中意义重大.故此,为了全面做好新时代依托东北抗联资源深化党性教育工作,东北三省各级党委、政府和党校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着力从激发东北抗联资源保护利用动能、拓展东北抗联资源深度挖掘空间、完善东北抗联党性教育课程体系、增强东北抗联党性教育师资力量和稳固东北抗联党性教育资金供给等方面加以积极推进,并取得了良好成效
正确全面理解我国证明责任规范的演进历史及其与本土学术理论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才能正确把握现行规范的意义.从我国1982年颁布第一部《民事诉讼法(试行)》至今40年关于证明责任法律与司法解释规范的变迁及其背后理论学说的转向大致可分为传统举证责任概念主导、证明责任“双重涵义说”确立、现代证明责任理论的深入探索、本土化证明责任建构四个时期.我国证明责任理论的演进就是从“迷思概念”到成熟学说、从程序法上的“谁主张、谁举证”到实体上的“依法分配证明责任”的过程.清晰界定证明责任理论核心及周边概念、真正理清证明责任分
法治专门队伍建设是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是让人民群众在法治各个环节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人才保障条件.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法治专门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将“人法兼资”“德才兼备”作为基本立场,将“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作为建设目标,并围绕这四个目标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举措,既有内在的理论逻辑,又极具现实的指导意义,是建设一支高素质法治专门队伍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新近立法对污染环境罪内容的改动集中体现了伦理层面价值观的演变历程、犯罪论层面结果无价值和行为无价值的动态调整,以及刑罚论层面报应主义与预防主义的分配理念.三个层面存在的三组二律背反又存在一定的逻辑关联与发展联系,均可归结为刑法积极立法趋势下存在的法益保护早期化与刑法谦抑性的矛盾问题.我国环境犯罪治理的发展道路应当坚守刑罚法规的适正性,以罚则内容明确、处罚范围适中、罪行轻重均衡为具体标准,在刑罚配置上贯彻落实比例原则、细化罚金刑适用幅度甚至扩展保安处分措施.
在劳动环境变革的背景下,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日本将劳动压力所引发的精神疾患界定为劳灾,纳入劳灾(工伤)保险的救济范围.日本精神疾患劳灾认定以工作原因量化理论和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为核心标准,构建了以行政认定为前置程序、以司法认定为救济补充的制度结构.我国可以借鉴其一定经验,逐步将精神疾患纳入工伤保险的范围,并以“工作原因”为中心设定具体的认定标准体系,构建行政认定与司法认定互动型认定制度.
随着数字技术对物理空间信息存储方式的变革,电子数据的技术性需求与司法实践的转化式适用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司法区块链的制度化建构为电子数据的线上化证明提供了“区块链+司法”的全新发展方向.在存证阶段,司法区块链通过数据稳定存储,建立数据可信栽体与全程可追溯机制.在取证、举证阶段,司法区块链可以通过借助参与共识,辅助电子数据真实性认定,并对接公证机关出证.在质证、认证阶段,司法区块链能够有效减少电子数据生成机制、存储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提升司法效率.司法区块链平台下的电子数据证明以法律规则与技术共识耦合的方
审理者裁判和司法统一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呈现出紧张关系,这呈现为当下中国促进审理者裁判的司法改革和以司法统一为导向的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冲突.审判权力与责任的失衡、司法问责方式的行政化、法官职业群体素质仍待提升、“结果中心主义”的审判评价标准等原因共同导致了审理者裁判与司法统一之间的紧张关系.审理者裁判与司法统一在原则上应当是兼容的,因为二者都不是绝对化的.审理者裁判与司法负责之间存在权衡,司法克制与司法能动之间存在博弈,适度的审理者裁判与适度的司法统一可以在不损害对方核心要素的情况下建立起来.消解审
立法与理论上关于代位权客体的争议一直存在,此种分歧在《民法典》颁布实施后依然持续,有损于《民法典》的实施与法治的统一.在确定代位权客体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明确代位权制度的立法目的 在于“债权人利益保护”,且“不过分侵夺债务人私法自治”,因此,在“秉持谦抑性”等原则的基础上,可将代位权客体界定为“一般债权”“债权之从权利”“增加责任财产之必要权利”“确定性的特殊金融债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