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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乐理教材的编写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当时的乐理教材以曾志忞、丰子恺、刘质平、萧友梅、吴梦非为代表的国人译介的外国乐理教材改编而来，这些乐理教材的编写以西方音乐知识体系为框架，向我国介绍了西方音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大量的乐理教材出现，呈现多样化趋势。乐理教材的编写出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对弘扬民族音乐、推进美育工作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关 键 词】乐理;教材编写;出版;美育;乐理教材
【作者单位】李莉，南京师范大学。
【中图分类号】G237.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18.025
我国乐理教材的编写出版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当时的乐理教材大多译介、借鉴西方乐理教材，内容以西方音乐基础知识为主。第二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乐理教材的编写出版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乐理教材不再只介绍西方音乐基础知识[1]。这一阶段的乐理教材多为我国学者自行编写，在编写内容上虽然也是以西方音乐为主，但是在编写体例上融入了编写者自己的思想。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至今，音乐学者们提出了构建中国民族乐理的观点，乐理教材的编写显现民族化、学科化、与文化相结合的趋势，打破了以西方音乐为中心的乐理教材结构。师范乐理教材、流行乐理教材、乐理文化教材的出现，让乐理教材的编写出版逐渐由单一性向多样性、系统性转化。在提倡美育的当下，乐理教材编写出版的多样性无疑为美育工作助力，在学校与社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对乐理教材的释义、编写特点、出版价值进行分析，以期为弘扬民族音乐、推进美育工作提供借鉴。
一、乐理教材释义
乐理教材，顾名思义是音乐理论教材，主要指音乐基础知识类教材。此类教材又可以细分为几个类型，如基本乐理教材、音乐常识教材、音乐基础知识教材、音乐基础教材、音乐入门教材等。
基本乐理教材侧重于音乐的基本理论方面的教学，以讲述音、音高、节奏、节拍、速度、力度、音阶、旋律、音程、和弦、调式等为主要内容[2]，如李重光编写的《音乐理论基础》，缪天瑞编写的《基本乐理》。音乐常识教材主要涉及的内容有音、节奏、五线谱、简谱、音乐家等常见的理论知识，如戴嘉枋的“音乐基础知识：音乐常识”系列教材，王立群编写的《不可不知的300个音乐常识》等。音乐基础知识教材包含乐理课程基础的概念知识，如孙孝酣编写的《音乐基础知识》。音乐入门教材和音乐常识教材类似，内容主要是音高、节奏、谱号、音符的教学等，也包括音乐史、音乐表演类的入门知识，出版的教材有人民音乐出版社编写的《音乐入门》和再版的丰子恺编写的《音乐入门》等[3]。
在乐理教材的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中国民族乐理教材以及学科化的流行音乐乐理教材等。中国民族乐理教材主要是指区别于西方传统大小调体系的以中国民族音乐为基础的音乐基础教材，如童忠良等编写的《现代乐理教程》和杜亚雄编写的《中国民族基本乐理》等。流行音乐乐理教材是指针对流行音乐基础知识编写的乐理教材，一般涉及流行音乐的概念、节奏节拍、类型、流派、演唱技法等，如尤静波等编写的《流行音乐基本乐理》等。无论是哪种乐理教材，都是以音乐基础理论为内容，讲述音乐学习者需要掌握的最基础、最核心的知识。
二、乐理教材的编写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机构出版了大量的乐理教材，这些乐理教材呈现与改革开放以前出版的乐理教材不同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出版的乐理教材主要特点是以译介的外国乐理教材为主，在译介的基础上，模仿、借鉴外国乐理教材进行教材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李重光为代表的学者编写出版了系列乐理教材，逐渐摆脱了我国乐理教材模仿外国乐理教材的处境，在编写体例上形成了自身的风格[4]。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如晏成佺等编写的《基本乐理教程》，童忠良编写的《中国传统乐理基础教程》《现代乐理教程》，杜亚雄编写的《中国民族基本乐理》《中国乐理常识》《中国乐理》，夏志刚编写的《幼儿师范基本乐理教程》，尤静波等编写的《流行音乐基本乐理》等乐理教材。这些乐理教材呈现三大特点，即融入民族乐理、有学科化趋势、与文化背景紧密结合。
1.乐理教材融入民族乐理
传统的乐理教材大多按照西方音乐的特点进行编写，内容主要是西方音乐体系下的音乐基础知识。改革开放以来，学者意识到乐理教材缺乏中国民族乐理特色，此后出版的部分乐理教材开始不断融入中国民族音乐基本知识，打破了西方音乐体系长期占据乐理教材的传统，对中国民族音乐中的板眼、律制等进行了介绍与梳理。晏成佺、童忠良、钟俊程编写的《基本乐理教程》介绍了中国民族乐理知识，如五声调式、七声调式、同宫系统调、十二律、八十四调、工尺谱等，并对中国古代的三分损益法、之调式与为调式等进行了分析[5]。该教材自20世纪90年代初版以来，近几年又进行了编订出版，在中国民族乐理介绍方面占据重要地位。杜亚雄编写的《中国民族基本乐理》介绍了五声音阶、板眼、工尺谱、半字谱、锣鼓经等中国民族音乐基础知识。该书指出，中国乐理与西方乐理的哲学基础不相同，中国乐理是建立在先秦哲学中辩证思想的基础上，西方乐理是建立在西方文艺复兴后形而上学的基础上。所以，西方乐理无法取代中国乐理，中国乐理教师在教学中应采用双轨制[6]。这些中国民族乐理教材对中国乐理传统的律、调、谱、器进行了全面的介绍与梳理，总结与归纳了中国民族音乐中最基础、最核心的内容。
2.乐理教材内容出现学科化的趋势
传统的乐理教材按照西方音乐体系，对西方音乐的基础知识进行介绍，没有学科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乐理教材出现了针对流行音乐的乐理教材，如童忠良编写的《现代乐理教程》，该书介绍了新的调式音阶、现代和弦与和音、现代调性与调关系、现代节拍与小节等内容，对自由结构音阶、八度以上的合成调式、非传统概念的常规节拍、现代音乐的节奏单元、节奏卡农、双调性与多调性、十二音技法中的乐理、MIDI与通俗音乐中的乐理、爵士音乐和弦、电脑音乐等流行音乐内容进行了介绍。该书的前言指出，20世纪音乐思维的演变从脱离大小调为基础的调性功能开始，对传统和声进行了突破[7]。尤静波等编写的《流行音乐基本乐理》，编写理念为在传统音乐理论的基础上，将爵士乐理融入欧美流行音乐的特殊规律和流行音乐中的民族化作品分析相结合，对流行音乐的基础知识如节奏节拍、音程、调式调性、布鲁斯等进行了介绍，对流行音乐的特殊理论现象如增加音和弦、布鲁斯调式等进行了阐述，并分析了中国民族调式在流行音乐中的使用情况[8]。流行乐理教材的问世弥补了乐理教材存在的空白，乐理教材朝着多样性方向发展。随着学科的细化，音乐领域的各个学科都需要構建自己的乐理教材，如声乐乐理教材、器乐乐理教材、钢琴乐理教材等。 3.乐理教材的内容与文化背景紧密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乐理教材与之前只注重乐理基础知识传授的乐理教材形成了鲜明对比，注重乐理知识与文化背景的结合是这一时期乐理教材的特点。施咏编写的《乐理与文化》提出反对将乐理归为技术理论的想法，并指出乐理属于人文学科范畴。如书中对乐理中的速度表述为速度的本质与表现作用，速度记号的表情含义;把节奏表述为一切运用的秩序，节奏现象无处不在等。该书指出乐理教材的内容要与历史文化紧密结合，研究乐理需要学者重视乐理教材出版的历史背景，编写乐理教材不仅要重视乐理知识的介绍，还要重视文化研究[9]。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乐理教材不再只关注乐理基础知识，还关注乐理知识背后的文化内涵。从乐理教材关注文化内涵的这一角度可以看出，在编写出版乐理教材的同时，学者也在关注与思考乐理教材的价值，乐理教材不但是介绍音乐基础理论的一本教材，而且是承载着音乐基础理论背后的音乐文化的桥梁。
三、乐理教材的出版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乐理教材具有融入民族乐理、出现学科化趋势、与文化背景紧密结合的特点，这些特点提升了乐理教材的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并加深了乐理教材的社会意义。就学术价值而言，乐理教材是其他音乐教材的基础性教材，中国民族乐理教材的出版弘扬了民族音乐，打破了以西方音乐为框架的教材体系[10]。就应用价值而言，乐理教材是音乐专业的学生与音乐爱好者接触音乐的敲门砖，应用于学校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教育等各个领域。就社会意义而言，乐理教材是深入浅出的教材，是通俗易懂的教材，对当下的美育工作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1.学术价值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民族音乐的发掘与研究，学界发出建立中国乐派的呼吁，乐理教材中民族音乐内容的加入体现了这一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乐理教材打破了传统乐理教材以西方音乐体系构建教材的壁垒，引导学生学习民族音乐。这些乐理教材的问世向音乐学术界发出了强有力的质问：乐理教材内容究竟该如何布局？中国民族乐理的出现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各种学术研讨会纷纷召开，学者们一方面呼吁乐理教材应该继续增加民族音乐的内容，另一方面又对民族音乐进行反思，分析哪些是民族音乐的基础知识，哪些是民族音乐的核心内容，在乐理教材的编写出版中再次思考与梳理这些问题。此外，近年来出版的乐理教材涉及流行音乐等学科化乐理教材，这些乐理教材的出版丰富了学科建设。随着音乐相关的学科建设逐步完善，音乐学、音乐表演、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舞蹈表演、舞蹈学、舞蹈编导、舞蹈教育、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流行音乐、音乐治疗、流行舞蹈、音乐教育等专业被逐步确立。已出版的流行音乐乐理教材为学科建设贡献了力量，是教材建设的重要支撑。
2.应用价值
由于乐理教材是基础性音乐教材，因此其适用于所有的音乐学生与音乐爱好者，应用于学校音乐教育、社会音乐教育、继续教育等各个领域。一般而言，在学校音乐教育中，首先需要学习的是乐理，学习者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如中学、大学、研究生阶段）都会反复学习乐理。在社会音乐教育中，乐理也是学习者进行首先需要掌握的知识，社会艺术水平考试中，“音基”（音乐的基础知识）近年来也被纳入考级序列，显示了社会音乐教育中对乐理的重视[11]。在继续教育中，乐理教材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在老年大学及一些继续教育团体中，合唱队、器乐队等都需要学习乐理，乐理教材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使用的教材。乐理教材的应用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学校音乐教育中的基础教育价值，社会音乐教育中的普及教育价值，继续教育中的“扫盲”教育价值。
3.社会意义
近年来，美育工作越来越得到重视。2015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提出，学校美育课程主要包括音乐、美术、舞蹈、戏剧、戏曲、影视等。音乐是美育工作的重要环节，乐理教材作为通俗易懂的基础性教材，自然成为美育工作的重要抓手。该文还指出要加强大中小学美育教材一体化建设，注重教材纵向衔接，实现主线贯穿、循序渐进[12]。乐理教材作为美育教材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其易读性、普及性、艺术性。易读性是指乐理教材通俗易懂，容易被音乐学习者与爱好者读懂[13]。普及性是指乐理教材被学校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教育共同使用，在全社会得以普及，有很大的覆盖面。艺术性主要是乐理教材中的音乐基础知识有很强的艺术性，如音、音阶、旋律、音程、板眼、工尺谱等，给读者美的体验、艺术的熏陶。
四、结语
我国乐理教材的编写出版工作始于20世纪初，以曾志忞、丰子恺、刘质平、萧友梅、吴梦非为代表的音乐家译介外国乐理教材，编写我国最初的乐理教材，做前期的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乐理教材的编写出版进入繁盛期，市场上涌现不同版本的乐理教材。改革开放以来，乐理教材呈现多样化趋势，其融入民族音乐内容，出现学科化趋势，并与文化背景相结合，已经摆脱了20世纪初以西方音乐知识为框架的体系。对乐理教材的编写出版进行研究，在当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应用价值与社会意义。中国民族乐理教材的出现丰富了乐理教材的类型，弘扬了中国民族音乐，同时，乐理教材作为基础性音乐教材，有广阔的前景，在学校音乐教育、社会音乐教育、继续教育中越来越被重视。从目前的编写情况和未来的社会需求来看，乐理教材的编写出版会朝学科化方向发展，未来的市场将会出现不同学科方向的乐理教材，还会越来越通俗化，以满足各读者群体的需要。
|参考文献|
[1]管扬勇. 中小学和中师乐理教材应当规范化[J]. 课程. 教材. 教法，1984（4）：83+55.
[2]梁建风. 略谈我国乐理教学的民族化[J]. 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4）：4.
[3]杜亚雄. 中西乐理之比较研究[J].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5（3）：6.
[4]蒲亨建. 對《乐理》中若干问题的异议[J].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1（4）：28-30.
[5]晏成佺，童忠良，钟峻程. 基本乐理教程[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
[6]杜亚雄. 中国民族基本乐理[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5.
[7]童忠良. 现代乐理教程[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3.
[8]尤静波，刘梦沱，刘其瑞. 流行音乐基本乐理[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
[9]施咏. 乐理与文化[M].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0]马东风. 中国乐理学科的历史进程[J]. 中国音乐，2005（1）：6.
[11]任达敏. 几个需要重新审视和应该增补的乐理概念[J].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 2007（2）：19-27.
[12]施咏. 谈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基本乐理学科体系构建[J]. 中国音乐教育，2008（5）：30-33.
[13]夏子越. 音乐教材出版的创新发展刍议[J]. 出版广角，2020（21）：85-87.
【关 键 词】乐理;教材编写;出版;美育;乐理教材
【作者单位】李莉，南京师范大学。
【中图分类号】G237.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18.025
我国乐理教材的编写出版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当时的乐理教材大多译介、借鉴西方乐理教材，内容以西方音乐基础知识为主。第二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乐理教材的编写出版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乐理教材不再只介绍西方音乐基础知识[1]。这一阶段的乐理教材多为我国学者自行编写，在编写内容上虽然也是以西方音乐为主，但是在编写体例上融入了编写者自己的思想。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至今，音乐学者们提出了构建中国民族乐理的观点，乐理教材的编写显现民族化、学科化、与文化相结合的趋势，打破了以西方音乐为中心的乐理教材结构。师范乐理教材、流行乐理教材、乐理文化教材的出现，让乐理教材的编写出版逐渐由单一性向多样性、系统性转化。在提倡美育的当下，乐理教材编写出版的多样性无疑为美育工作助力，在学校与社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对乐理教材的释义、编写特点、出版价值进行分析，以期为弘扬民族音乐、推进美育工作提供借鉴。
一、乐理教材释义
乐理教材，顾名思义是音乐理论教材，主要指音乐基础知识类教材。此类教材又可以细分为几个类型，如基本乐理教材、音乐常识教材、音乐基础知识教材、音乐基础教材、音乐入门教材等。
基本乐理教材侧重于音乐的基本理论方面的教学，以讲述音、音高、节奏、节拍、速度、力度、音阶、旋律、音程、和弦、调式等为主要内容[2]，如李重光编写的《音乐理论基础》，缪天瑞编写的《基本乐理》。音乐常识教材主要涉及的内容有音、节奏、五线谱、简谱、音乐家等常见的理论知识，如戴嘉枋的“音乐基础知识：音乐常识”系列教材，王立群编写的《不可不知的300个音乐常识》等。音乐基础知识教材包含乐理课程基础的概念知识，如孙孝酣编写的《音乐基础知识》。音乐入门教材和音乐常识教材类似，内容主要是音高、节奏、谱号、音符的教学等，也包括音乐史、音乐表演类的入门知识，出版的教材有人民音乐出版社编写的《音乐入门》和再版的丰子恺编写的《音乐入门》等[3]。
在乐理教材的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中国民族乐理教材以及学科化的流行音乐乐理教材等。中国民族乐理教材主要是指区别于西方传统大小调体系的以中国民族音乐为基础的音乐基础教材，如童忠良等编写的《现代乐理教程》和杜亚雄编写的《中国民族基本乐理》等。流行音乐乐理教材是指针对流行音乐基础知识编写的乐理教材，一般涉及流行音乐的概念、节奏节拍、类型、流派、演唱技法等，如尤静波等编写的《流行音乐基本乐理》等。无论是哪种乐理教材，都是以音乐基础理论为内容，讲述音乐学习者需要掌握的最基础、最核心的知识。
二、乐理教材的编写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机构出版了大量的乐理教材，这些乐理教材呈现与改革开放以前出版的乐理教材不同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出版的乐理教材主要特点是以译介的外国乐理教材为主，在译介的基础上，模仿、借鉴外国乐理教材进行教材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李重光为代表的学者编写出版了系列乐理教材，逐渐摆脱了我国乐理教材模仿外国乐理教材的处境，在编写体例上形成了自身的风格[4]。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如晏成佺等编写的《基本乐理教程》，童忠良编写的《中国传统乐理基础教程》《现代乐理教程》，杜亚雄编写的《中国民族基本乐理》《中国乐理常识》《中国乐理》，夏志刚编写的《幼儿师范基本乐理教程》，尤静波等编写的《流行音乐基本乐理》等乐理教材。这些乐理教材呈现三大特点，即融入民族乐理、有学科化趋势、与文化背景紧密结合。
1.乐理教材融入民族乐理
传统的乐理教材大多按照西方音乐的特点进行编写，内容主要是西方音乐体系下的音乐基础知识。改革开放以来，学者意识到乐理教材缺乏中国民族乐理特色，此后出版的部分乐理教材开始不断融入中国民族音乐基本知识，打破了西方音乐体系长期占据乐理教材的传统，对中国民族音乐中的板眼、律制等进行了介绍与梳理。晏成佺、童忠良、钟俊程编写的《基本乐理教程》介绍了中国民族乐理知识，如五声调式、七声调式、同宫系统调、十二律、八十四调、工尺谱等，并对中国古代的三分损益法、之调式与为调式等进行了分析[5]。该教材自20世纪90年代初版以来，近几年又进行了编订出版，在中国民族乐理介绍方面占据重要地位。杜亚雄编写的《中国民族基本乐理》介绍了五声音阶、板眼、工尺谱、半字谱、锣鼓经等中国民族音乐基础知识。该书指出，中国乐理与西方乐理的哲学基础不相同，中国乐理是建立在先秦哲学中辩证思想的基础上，西方乐理是建立在西方文艺复兴后形而上学的基础上。所以，西方乐理无法取代中国乐理，中国乐理教师在教学中应采用双轨制[6]。这些中国民族乐理教材对中国乐理传统的律、调、谱、器进行了全面的介绍与梳理，总结与归纳了中国民族音乐中最基础、最核心的内容。
2.乐理教材内容出现学科化的趋势
传统的乐理教材按照西方音乐体系，对西方音乐的基础知识进行介绍，没有学科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乐理教材出现了针对流行音乐的乐理教材，如童忠良编写的《现代乐理教程》，该书介绍了新的调式音阶、现代和弦与和音、现代调性与调关系、现代节拍与小节等内容，对自由结构音阶、八度以上的合成调式、非传统概念的常规节拍、现代音乐的节奏单元、节奏卡农、双调性与多调性、十二音技法中的乐理、MIDI与通俗音乐中的乐理、爵士音乐和弦、电脑音乐等流行音乐内容进行了介绍。该书的前言指出，20世纪音乐思维的演变从脱离大小调为基础的调性功能开始，对传统和声进行了突破[7]。尤静波等编写的《流行音乐基本乐理》，编写理念为在传统音乐理论的基础上，将爵士乐理融入欧美流行音乐的特殊规律和流行音乐中的民族化作品分析相结合，对流行音乐的基础知识如节奏节拍、音程、调式调性、布鲁斯等进行了介绍，对流行音乐的特殊理论现象如增加音和弦、布鲁斯调式等进行了阐述，并分析了中国民族调式在流行音乐中的使用情况[8]。流行乐理教材的问世弥补了乐理教材存在的空白，乐理教材朝着多样性方向发展。随着学科的细化，音乐领域的各个学科都需要構建自己的乐理教材，如声乐乐理教材、器乐乐理教材、钢琴乐理教材等。 3.乐理教材的内容与文化背景紧密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乐理教材与之前只注重乐理基础知识传授的乐理教材形成了鲜明对比，注重乐理知识与文化背景的结合是这一时期乐理教材的特点。施咏编写的《乐理与文化》提出反对将乐理归为技术理论的想法，并指出乐理属于人文学科范畴。如书中对乐理中的速度表述为速度的本质与表现作用，速度记号的表情含义;把节奏表述为一切运用的秩序，节奏现象无处不在等。该书指出乐理教材的内容要与历史文化紧密结合，研究乐理需要学者重视乐理教材出版的历史背景，编写乐理教材不仅要重视乐理知识的介绍，还要重视文化研究[9]。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乐理教材不再只关注乐理基础知识，还关注乐理知识背后的文化内涵。从乐理教材关注文化内涵的这一角度可以看出，在编写出版乐理教材的同时，学者也在关注与思考乐理教材的价值，乐理教材不但是介绍音乐基础理论的一本教材，而且是承载着音乐基础理论背后的音乐文化的桥梁。
三、乐理教材的出版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乐理教材具有融入民族乐理、出现学科化趋势、与文化背景紧密结合的特点，这些特点提升了乐理教材的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并加深了乐理教材的社会意义。就学术价值而言，乐理教材是其他音乐教材的基础性教材，中国民族乐理教材的出版弘扬了民族音乐，打破了以西方音乐为框架的教材体系[10]。就应用价值而言，乐理教材是音乐专业的学生与音乐爱好者接触音乐的敲门砖，应用于学校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教育等各个领域。就社会意义而言，乐理教材是深入浅出的教材，是通俗易懂的教材，对当下的美育工作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1.学术价值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民族音乐的发掘与研究，学界发出建立中国乐派的呼吁，乐理教材中民族音乐内容的加入体现了这一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乐理教材打破了传统乐理教材以西方音乐体系构建教材的壁垒，引导学生学习民族音乐。这些乐理教材的问世向音乐学术界发出了强有力的质问：乐理教材内容究竟该如何布局？中国民族乐理的出现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各种学术研讨会纷纷召开，学者们一方面呼吁乐理教材应该继续增加民族音乐的内容，另一方面又对民族音乐进行反思，分析哪些是民族音乐的基础知识，哪些是民族音乐的核心内容，在乐理教材的编写出版中再次思考与梳理这些问题。此外，近年来出版的乐理教材涉及流行音乐等学科化乐理教材，这些乐理教材的出版丰富了学科建设。随着音乐相关的学科建设逐步完善，音乐学、音乐表演、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舞蹈表演、舞蹈学、舞蹈编导、舞蹈教育、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流行音乐、音乐治疗、流行舞蹈、音乐教育等专业被逐步确立。已出版的流行音乐乐理教材为学科建设贡献了力量，是教材建设的重要支撑。
2.应用价值
由于乐理教材是基础性音乐教材，因此其适用于所有的音乐学生与音乐爱好者，应用于学校音乐教育、社会音乐教育、继续教育等各个领域。一般而言，在学校音乐教育中，首先需要学习的是乐理，学习者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如中学、大学、研究生阶段）都会反复学习乐理。在社会音乐教育中，乐理也是学习者进行首先需要掌握的知识，社会艺术水平考试中，“音基”（音乐的基础知识）近年来也被纳入考级序列，显示了社会音乐教育中对乐理的重视[11]。在继续教育中，乐理教材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在老年大学及一些继续教育团体中，合唱队、器乐队等都需要学习乐理，乐理教材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使用的教材。乐理教材的应用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学校音乐教育中的基础教育价值，社会音乐教育中的普及教育价值，继续教育中的“扫盲”教育价值。
3.社会意义
近年来，美育工作越来越得到重视。2015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提出，学校美育课程主要包括音乐、美术、舞蹈、戏剧、戏曲、影视等。音乐是美育工作的重要环节，乐理教材作为通俗易懂的基础性教材，自然成为美育工作的重要抓手。该文还指出要加强大中小学美育教材一体化建设，注重教材纵向衔接，实现主线贯穿、循序渐进[12]。乐理教材作为美育教材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其易读性、普及性、艺术性。易读性是指乐理教材通俗易懂，容易被音乐学习者与爱好者读懂[13]。普及性是指乐理教材被学校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教育共同使用，在全社会得以普及，有很大的覆盖面。艺术性主要是乐理教材中的音乐基础知识有很强的艺术性，如音、音阶、旋律、音程、板眼、工尺谱等，给读者美的体验、艺术的熏陶。
四、结语
我国乐理教材的编写出版工作始于20世纪初，以曾志忞、丰子恺、刘质平、萧友梅、吴梦非为代表的音乐家译介外国乐理教材，编写我国最初的乐理教材，做前期的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乐理教材的编写出版进入繁盛期，市场上涌现不同版本的乐理教材。改革开放以来，乐理教材呈现多样化趋势，其融入民族音乐内容，出现学科化趋势，并与文化背景相结合，已经摆脱了20世纪初以西方音乐知识为框架的体系。对乐理教材的编写出版进行研究，在当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应用价值与社会意义。中国民族乐理教材的出现丰富了乐理教材的类型，弘扬了中国民族音乐，同时，乐理教材作为基础性音乐教材，有广阔的前景，在学校音乐教育、社会音乐教育、继续教育中越来越被重视。从目前的编写情况和未来的社会需求来看，乐理教材的编写出版会朝学科化方向发展，未来的市场将会出现不同学科方向的乐理教材，还会越来越通俗化，以满足各读者群体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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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童忠良. 现代乐理教程[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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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东风. 中国乐理学科的历史进程[J]. 中国音乐，2005（1）：6.
[11]任达敏. 几个需要重新审视和应该增补的乐理概念[J].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 2007（2）：19-27.
[12]施咏. 谈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基本乐理学科体系构建[J]. 中国音乐教育，2008（5）：30-33.
[13]夏子越. 音乐教材出版的创新发展刍议[J]. 出版广角，2020（21）：8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