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记不清是哪一年，只知道那还是“文革”初期。一天，晚饭之前，村中心路口的锣鼓就响了起来，全村人都知道又有大会。黑五类分子照例被押上来，而且是已经被绑了的。但有人又拿来一些绳子，在每人背后接一根，然后把绳子的另一头扔到了梁上。人们知道，这是要把他们吊上去。
　　这一切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把他们拉上梁的任务，却不再由民兵积极分子完成，而是交给了那些黑五类的子女。村干部和驻队干部讲得清楚：这是要考验一下“可教子女”们是否真的与其反动父母划清了界线。
　　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富农婆”和他的儿子。在民兵的呵斥之下，儿子开始拉紧绳子把他母亲往房梁上吊。可是，母亲的双脚刚刚离地，就疼得大叫了起来。儿子终于不忍，一松手就把他母亲摔在了地上。这边正要去扶母亲，那边民兵已在厉声呵斥，于是儿子再次去拉那根绳子。结果仍然是母亲刚刚悬空，就惨叫了起来，儿子又松手了，母亲再次被摔在地上。如此反复若干次，母亲最后说：“儿啊，你干脆把娘摔死算了……”那时候，我觉得她不是在埋怨儿子，而是在表达着内心的愿望。
　　有人闭着眼把爹妈拉上了房梁，无论爹妈如何嚎叫，拴好绳子完成了任务，因而受到干部的表扬。有人则无论怎么威逼，就是拒不执行。前街的李文贤就是后者，因拒绝那根绳子而被民兵拳打脚踢。他最终也没接那根绳子，他宁愿顽抗到底，宁愿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几天后文賢就从村中消失了，据说是去新疆做了盲流，曾经秘密给家里捎过口信，但此后就没了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