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岁的陶陶每天都去上学，但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像一个“影子”，只能坐在教室的角落里，不能参加学校的比赛等集体活动，同学们的口音也跟他完全不同。
　　陶陶的家在北京，却在距离北京4个小时车程的河北遵化南边的一所村小里，“偷偷”上一年级，他没有学籍、没有新教材，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也不知道他的存在。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没有户口。而且，如果今年他再登记不上户口，连偷着上学的机会都可能失去。
　　“之前在北京上幼儿园时，无法购买保险，他就参加不了集体活动，我只能以幼儿园志愿者的身份，在孩子们集体活动时，亲自去照看他。”陶陶的妈妈王立云对《财经》记者说。
　　一个人在中国没有户口，就意味着没有可以识别他的身份证号码，从入学、高考、工作、结婚、生育到平时的出行乘坐各类交通工具，都难以实现。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全国有1300余万人没有户口，截至2017年2月，全国公安机关先后为1240万各类无户口人员登记了户口。但这不包括陶陶。

上天赐予的礼物

　　遵化是唐山市辖下的县级市，距北京市区约4小时车程。
　　陶陶“偷学”的学校远处，是一片裸露出石灰岩的小山，沿路风起沙扬，走近后，已经废弃的一座石灰窑厂显露出来。国道两边连绵不绝的商业楼和村落里的居民楼深处，隐藏着曾经的热闹。
　　一位村民告诉《财经》记者，五六年前，这里还很繁华，整片山中的石灰岩被开采、提炼，送往轧钢厂用于钢材定型。“后来要治理北京的雾霾，慢慢地，工厂都不让干了。”
　　这里是北京市朝阳区金盏地区居民王立云的老家，1995年时她嫁到北京。2012年1月8日，她在老家村子附近的路边遇到了陶陶——一个用红袄棉包裹着的婴儿。
　　王立云回忆，当时她看天色已晚，天气寒冷，孩子看上去比较虚弱，便抱着他到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做过记录之后，建议她先暂时照顾这个孩子，或送到当地的福利院去。
　　“警察当时说，你看我们都是大老爷们，也不会带孩子，你不如先带回家养着。”王立云说。彼时的她，动了收养陶陶的心思，她到医院给孩子做检查，除了体弱、免疫力低下，陶陶并没有先天疾病和缺陷。
　　王立云也想过把孩子送到遵化当地的福利院然后再办理收养，但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告诉她，这个想法很难实现，在她之前，有很多比她更早申请收养孩子的人。王立云舍不得已经抱了多日的陶陶，一心想合法收养他。
　　其时王立云和丈夫结婚已七年，户口也早已随丈夫迁往北京，多年来，由于丈夫身体的原因，他们始终无法生养子女。为收养陶陶以及日后办理户口，她依次到自己家辖区派出所、北京市朝阳分局、北京市公安局人口总队询问，得到的答复都是：收养的孩子可以上户口。
　　在遵化，她也得到了好消息，陶陶不用一定送到福利院，可按“弃婴”办理收养手续。王立云和丈夫按照遵化当地民政局给出的流程办理：到捡拾地的派出所补办报案说明;到《唐山劳动日报》连续登载寻亲启事三个月;到北京市朝阳医院开具了夫妻不育证明。“捡”到陶陶七个月后，王立云在遵化市民政局拿到了属于他们一家三口的《收养登记证》（下称《收养证》），并立即到北京申请办理落户手续。她说，此时她得到的反馈是，收养手续合法、齐全，需等到《收养证》正式生效两年之后，可办理落户手续。
　　一切似乎顺利，王立云没有多想，继续等待就是了。

求而不得的户口

　　2014年7月，陶陶《收养证》生效两年后，王立云把领养手续整理了一下，认为到派出所走程序即可，孩子读幼儿园也不会受到影响。一度她没有收到回音，此后，在辖区派出所，办事民警告知，陶陶没有捡拾地福利院的集体户口卡，无法为他办理户口。
　　王立云费解的是，已经拥有合法的收养手续，为何不能办理。
　　她找到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林丽霞，以及北京徐维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徐维华，在两位专业人士的帮助下开始了新一轮的奔波。
　　直到2017年，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研究过她所提交的一系列证明材料：包括《收养证》、户口簿、结婚证、捡拾孩子时的报案情况说明、夫妻无生育能力证明、登报声明等，给了她正式答复：孩子要想登记户口，必须之前先有户口。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2017年8月出具的《处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中说：“根据本市现行户籍政策，被收养人应在捡拾地福利机构落户后，再申请投靠其养父母进京入户。”
　　这让王立云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律师和法律援助工作者协助王立云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函申请解决陶陶的户口登记問题，得到的答复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意见并无不妥，予以维持。公安部根据《信访条例》和《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建议王立云“应向问题发生地有关部门提出”。
　　根据现行的《收养法》规定：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可以被收养。《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也规定：“收养非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的，在弃婴和儿童发现地的收养登记机关办理登记。”
　　2015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则规定：“其他原因造成的无户口人员，本人或者承担监护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可以提出申请，经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后，可办理常住户口登记。”
　　其实，为落实国务院的相关政策，北京市政府办公厅2016年8月27日也下发了《关于解决本市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实施意见》，但它解决不了陶陶的问题。 　　首先，该《意见》允许非福利机构事实收养的弃婴登记户籍，但仅限于在北京市范围内捡拾的弃婴。
　　其次，该《意见》中虽然也有关于“其他无户口人员”的规定，但有一个前置条件“符合本市户籍管理相关规定的”，才可由“本人或者承担监护职责的单位和个^可以向无户口人员居住地派出所提出申请，经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后登记户口”。
　　在北京直接落户行不通，王立云转而想先在遵化落户。但河北遵化民政局和福利院又表示，王立云收养陶陶的程序合法，已经河北省民政局正式批复，收养事实成立，不可能回到河北遵化福利院集体户口落户。而且，王立云夫妻两人的户口都在北京，也没办法让孩子在遵化上普通户口。
　　一筹莫展的王立云甚至想将陶陶的《收养证》撤销，把陶陶送回河北遵化的福利院，登记集体户口再重新办理收养手续。但河北遵化方面坚持，合法手续无正当原因为何要撤销重办？如果在撤销之前王立云将陶陶送回福利院，还可能涉嫌“遗弃罪”。
　　王立云面对的，是在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与北京市政策之间无法弥合的一条“裂隙”：从2014年王立云手里的《收养证》生效至今，王立云说，“觉得自己好像在跟空气较劲。”
　　“介入这个案件已经三年多了，王立云收养陶陶的程序合法，于法、于理、于情都应办理落户手续，给孩子一个正常成长的条件，可就是办不下来。”北京徐维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徐维华说。

偷偷上学

　　因为登记不了户口，年满6岁的陶陶无法入学，王立云的权宜之计是在老家托一位相熟的小学老师，把孩子“藏”在自己的班上，最初时连课桌都没有，只能坐在讲台旁边的小板凳上。除了这位老师负责的语文和数学课，诸如体育、英语课，陶陶只能“消失”。
　　王立云努力给孩子制造一切正常的假象。回遵化之前，她拜托陶陶幼儿园同学的父母来家里做客，说孩子也要回河北老家上学，以后只有周末才能一起玩。家里来客人时，也会让陶陶表演学校里学到的朗诵，这时，陶陶总是站得笔直，字正腔圆一字一顿地朗诵，声音洪亮，在隔壁房间都能听到。王立云还会带孩子去博物馆、去郊游，“等陶陶有了户口，这些就都有了”。
　　在北京长大的陶陶，一直在努力学习遵化方言，适应当地的生活，每次返回北京，和曾经幼儿园认识的小伙伴们玩时，小伙伴们说他跟以前不一样了。
　　体弱的陶陶经常生病，王立云不得不辞掉工作，专职在家照顾，丈夫在离家几公里外的工厂当厨师，一日三餐、周末无休。根据北京朝阳区政府金盏地区办事处劳动和社会保障科2014年提供的证明，王立云的“待岗费”和丈夫的工资合計，家庭月收入4360元。
　　陶陶每月从遵化往返北京的家中，因为没有身份证，无法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只能坐“黑车”，一趟就要两三百元。
　　王立云有自己的计划，等陶陶回到北京，可以重新上一年级，之前的基础实在薄弱，英语一节课都没上过。但眼看北京的小学已经进入新的招生季，入学信息采集将在5月底截止，她心里越来越焦急。如果户口无法解决，下一个学年开始时，孩子只能中断学业或继续跟着熟人老师留在一年级。
　　清明时节的村子里，一群孩子在享受假期的最后一天，陶陶也想加入其中，但不太顺利，这时他突然抬头看到妈妈正站在不远处的铁轨上，似乎在叹气。他撒开腿快步跑过去，手脚并用麻利地爬上铁轨的坡道，手臂环抱着妈妈的脖子，小脑袋靠到了妈妈怀里。
　　围绕教育和医疗优势的“隐形福利”，让北京的户口成为全国瞩目的资源，政府也因此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但是，从小被遗弃的陶陶幸运地遇到自己的北京妈妈后，怎么样才能融入北京的生活呢？
　　“孩子已经这么大了，被遗弃不是他的错，没有先在福利院落户也不是他的错，不应该让孩子来承担不是他做错的事情。”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工作者林丽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