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甲午中日战争”的相关内容时，针对旅顺、威海卫失守的情景，老师问：“甲午中日战争旅顺失守的责任谁承担？”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李鴻章！”因为教材中写了“李鸿章为保船避战，命令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卫港，不许出海迎敌”。我也坚信自己的回答准确无误。
　　传统权威声音已经定性为“李鸿章为保船避战”，例如，王芸生编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认为：黄海海战之后，旅顺、威海卫相继陷落的原因，概由于李鸿章推行“避战保船”方针，压制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等，致使旅顺失守，最后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北洋海军外籍帮办旗舰定远副管驾戴乐尔在《淮军志》中称李鸿章有愧于统帅之职，淮军的覆灭，罪在李鸿章。
　　但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听到了不同的声音，于是我在参阅有关史料、电文并深究后得出结论：旅顺陷入敌手的责任在于丁汝昌擅离职守。理由如下：
　　首先，旅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北洋海军早就在此建筑船坞、炮台、厂房、仓库和电报局等军事设施，经过十余年建设旅顺成为东北最大的军事据点和北洋舰队的基地。因此，旅顺设海岸和陆路炮台21座，配有各种火炮百余门，驻有徐邦道等六军，约13000余人。掌握制海权、保护北洋海军的军事基地成为战争成败的关键。在甲午海战后，北洋舰队主力尚存，战争胜利的关键，“以主将的指挥若定为首要，同时必须高级将领英毅奋发，同心协力，而军储又必须充实”。
　　其次，电文显示李鸿章在旅顺失守之前曾多次要求丁汝昌严加游巡，积极准备对日防御之事。而丁汝昌以旅顺有困难为由：“一、湾有失，敌兵必捣旅后路，我师船口在内口，不能施展，无以为力；二、敌船来袭，门口狭小，不能整队而出，且‘定’、‘镇’必须候潮，若遇急，冲出不易。”据此，李鸿章给丁汝昌下达了具体部署：“平远、广丙、靖远、济远四船务于十日内修好，在威、旅附近游巡。不然日知我无船，随意派数船深入，到处窥视，若再护运兵船长驱直入，大局遂不可问，切勿迟误，四镇炮船无伤，应令同两大雷艇在口外附近巡探，略壮声势，未便置之不问。”
　　李鸿章接到清廷海防紧急的旨意后也曾下令：“师船速修，则其可用者常派出口外，靠山巡查，略张声势……均勿违误。”
　　李鸿章接到日军准备进军大连湾、水陆夹击旅顺的情报后，立即再次命令丁汝昌：“旅、湾相为犄角，有警时互相援应为盼。水师之船何日出巡？须往来旅、湾之间，俾彼大队运船稍有牵制。”
　　从以上电文可以看出李鸿章没有让北洋舰队躲进威海、不准出战，而是在李鸿章的再三催促下，丁汝昌才率舰队游巡于威海、旅顺一带海防。日军登陆后派军舰窥视旅顺口，丁汝昌不顾海陆共防旅顺的命令，借口大连“湾吃紧，电不通，船坞工匠人等纷纷告去，不日恐有停工之势，龚道甚为难”要求舰队撤离旅顺。李鸿章命令丁汝昌率舰队反击日军，而丁汝昌溜之大吉致使日本海军控制旅顺外海面，给旅顺保卫战造成严重困难。为解旅顺之难，李鸿章命令丁汝昌赴天津面商保卫旅顺“拼战”：“寇在门外，汝岂能避处威海，坐视溃裂，速带六船来沽，面商往旅拼战……”
　　史载，1894年10月15日下午，丁汝昌由天津开船，次日9点在旅顺口外抛锚。但逗留9个小时，与日海军隔200余里，没发一雷一炮，又借口“六船不能在旅外久泊”，于16日晚六点开船，再一次擅离旅顺。至威海卫港时竟使主力舰“镇远”触到自己的水雷，失去了战斗力。在日军水陆夹击旅顺之际，丁汝昌却忙于修理“镇远”舰，未顾及旅顺，24日旅顺失守。事后，清廷将丁汝昌擅离旅顺行为看成“临阵逃脱”大罪，并认定其有“率兵舰望风先逃，以顾威海之名，去之唯恐不速”之行为。
　　综合以上史料、电文所述，笔者认为，旅顺失守丁汝昌负有主要责任。当然李鸿章对旅顺失守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深究原因的话，慈禧太后的“量中华之物力，讨洋人之欢心”的媚外外交政策是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则是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评语：该生能打破常规，查阅史料，论丛史出，写出观点新颖的小论文难能可贵。
　　指导教师：叶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