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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拍摄的建党90周年献礼片《建党伟业》,再次以大腕明星扎堆的模式吸引了广泛关注。红色人物的少年时期凝固定格,辅以今天在娱乐圈如鱼得水的弄潮儿们独有的顾盼神采,的确最传神地诠释了“恰同学少年”的意气风发。而在为数不多的女性角色里,汤唯扮演的陶毅、董璇扮演的向警予与范志博扮演的蔡畅都是湖南人,而引导她们从封建家庭走向民主之路的,是同一所学校——周南女校!
创校者的艰辛
1905年的中国,晚清政府奄奄一息,对女性的压迫却没有一丝松动,中国女性依旧生活在被男性规定的角色世界里,作为贤妻良母与玩物摆设匆匆走完一生。这一年,从日本留学归国的朱剑凡(1883—1932)在父亲去世后分家留给自己的半边花园里开办了“周氏家塾”(“周南女校”前身)——这是一所专收女生,并以现代教育方式组织起来的女校,“女子沉沦黑暗,非教育无以拔高明”,是这位当年只有22岁的“海归派”赋予自己的使命。
“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
“伤矣哉,昔日我。幸矣哉,今日我。数千年,深深锁,周南生也斯有天。洞庭南,湘水隅,山郁郁,水滔滔,酝美璞,育珠胎,周南生,水媚山辉。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没才智。事竞成,需有志:我青年,毋自弃。譬如登山,莫蹉跎,一举云霄,爱周南,即爱自己,我青年,共勉励。”
“周南”之名得于《诗经》,郑玄《诗谱》将之解释为“得圣人之化者”。朱剑凡给予的“圣人之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女性所应当具备的思想深度与自立技能。周南女校走出的女生与传统中国女性的精神气质相去甚远,她们诚然聪慧、仁慈、博爱,但她们更坚毅、果敢、刚烈。在上个世纪的前半叶,周南女校不仅仅为民主革命贡献了无数战火淬炼的铿锵玫瑰,也为中国女性破除枷锁、迎来颠覆性解放贡献了最耀眼的实践。
“不让母亲与妻子伤心”
历史转向往往与个人经验直接相关,周南女校在旧势力的种种阻挠中坚强成长,因为朱剑凡对于女性命运的关心,并非仅仅源于人文主义者那句轻飘飘的“人生来平等”的布道而已。
朱剑凡原名周家纯,祖上可以追溯到明末皇族,入清后为避祸而改姓“周”。父亲周达武是湘军名将,官至新疆巡抚;岳父魏光焘是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曾任两江总督与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这样显赫的家世与婚姻,似乎没有理由养出朱剑凡这样“破家办学”的“逆子”。然而事实上,朱剑几与妻子魏湘若都是庶出,一夫多妻制度造成的嫡庶之别伴随着朱剑几的整个成长过程,封建制度对女性的压迫早就郁结其心。朱剑几的生母姚氏本是农家女,只因周达武正室夫人戴氏多年无子才被迫为夫纳妾,但姚氏生子后仍备受歧视,常常被戴氏折辱,丈夫也只将之视为生育机器。魏湘若嫁给朱剑几时,嫡母依例为之选了4名丫头,明言其后可为通房,但随后都被朱剑凡遣嫁。然而嫡岳母也不死心,还特地从外地给女婿送来一名少女作妾。朱剑几只能直言拒绝,“我兴办女学,就是为妇女解放而斗争,怎能做这种让妻子伤心的事”,并立即将少女托人收养。
特殊的个人际遇,让朱剑凡为女性争取平权的使命感深植其心,他的长子朱伯深就明确说过:“先父痛心自己母亲姚氏的遭遇,这是他办女子学校的动机之一。”他一生不曾纳妾,与妻子相伴养育了8名子女。而受到丈夫感召的魏湘若,后来还曾变卖了自己全部陪嫁的金玉首饰、珍贵皮服,助其办学。
“垂帘授课”与“毁家兴学”
朱剑凡初兴女塾时,整个湖南的女子教育运动还处于低潮时期,守旧势力抨击女子教育伤风败俗,清延也不做开明态,明令禁止社会兴办女子学堂。
在当时封建制度下,朱剑凡只能以家塾名义办学,最初只收本族亲属,随着学校影响越来越大,很多进步人士主动要求送孩子入学,于是朱剑凡扩大学校规模,开始招收外姓女生。但建制却坚持现代化,开设了师范班,附设小学部和幼儿园,全都授以新学,两湖文化名人周震麟、徐特立、陈润霖先生任教师。为防政府查访,他让学生人手一套“四书”,若逢官府来查,便把新学课本藏起,师生同诵“子曰诗云”。
然而随着“生源渐阔,规模渐具”,顽固守旧势力还是盯上了“周氏家塾”,攻击朱剑凡“男女混杂是为非礼”(老师几乎都是男性)“周家花园是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周家纯是大观园里的贾宝玉,不然他为什么要办女学呢”,好在朱剑凡言行庄重,作风正派,洁身自好,流言蜚语自然不攻自破。但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受“垂帘听政”启发,在讲台和学生中间挂上珠帘,男老师在帘子里讲课,女学生在帘子外听课,“只闻其声,不见其师”,如此平安熬到了1907年政府开放“女禁”,周南女校终于挂牌成立。朱剑凡规定凡未婚及订婚未嫁者都可入学,贫困学生可在校半工半读。那时候,周南女校已经享誉湖、广、浙、赣,学生规模一度将近400人。为了满足办学需要,朱剑凡夫妇先后捐出的家产达11.17万银元(按当时货币计算),包括440方丈私宅花园、以自己名下的田产与长兄交换后所得另行购买的628方丈土地,以及夫人魏湘若价值千金的陪嫁,是中国教育史上少有之壮举。
妇女独立人格的养成与男女平权是朱剑凡女子教育的指导思想,因此他提出“教学要与社会生活相结合,要为社会改造和建设服务”的办学方针,在进行科学、文化教育的同时,强调要启发学生的政治觉悟,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鼓励学生立志求解放、争民主。
周南女校的开明之举,使得女性不再是被动等待拯救的温室花朵,而得以积极投身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过程,亲自参与历史的书写。校友黄慕兰在回忆录中写到:“在五四运动中,周南女校学生会的行动,都得到朱校长的支持和指导。当时大家都以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高呼着‘反对二十一条密约’、‘打倒卖国贼’、‘提倡国货,禁止日货’等口号,上街游行;还到街上的店铺里去检查……把日货全部没收,集中堆放在街上烧毁。”从这时起,周南学子开始遍地开花,涌现出向警予、陶毅、蔡畅、魏璧、劳君展、黄慕兰、杨开慧等杰出女性。
一门先进,精神不灭
朱剑凡是近代中国特殊水土中生长的典型人物,那一代的海归人,不管面对的是怎样千疮百孔凋敝暗淡的祖国,不管自己的努力是多么杯水车薪微不足道,不管投之桃李之后能否收获芬芳,他们始终不离不弃,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一点点改变着这个国家的面貌。
朱剑凡1932年因病逝世,他不仅留下了人才辈出的周南女校,多位子女也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继续履行着乃父的强国誓言。三子朱叔平1 931年在红四方面军兵工厂厂长任上牺牲,是朱家的第一位烈士;长子朱伯深长期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秘书长。作为近代妇女教育的先驱,朱剑几对两个女儿朱仲芷和朱仲丽的培养不但体现了周南女校“诚、朴、勇”的校训,更因为朱剑凡本人对民主政治运动的热忱,将女权与革命结合得更加紧密。长女朱仲芷毕业于金陵女子 大学,曾回到周南女校短暂任教,但终于还是来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在邓中夏领导的上海互济总工会当翻译。早在1927年“马日事变”期间,朱剑凡避难汉口,就对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六师党代表的肖劲光青睐有加,一力撮合从事妇女教育的朱仲芷与肖劲光结为伉俪。幺女朱仲丽考入上海同德医学院,毕业后就奔赴抗战中的延安,成为白求恩大夫的助手;解放后因为朱家与毛泽东的渊源,曾做过主席的保健医生。而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元老王稼祥的夫人,成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尽管一生迭经风浪,但她们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朱仲丽90高龄时还作为编剧和制片人创作了反映20年代湖南学生运动的电视剧《皎洁的月亮》,剧中人物有逃婚投身革命的小妾,有英武比男子不遑多让的女学生,个个身上都有周南女校上上下下的影子。
周南三杰:奏响“女界革命”主旋律
“周南三杰”名头初盛之时,3人都不足20岁,却已办报刊、闹学运、撰檄文、组社团,展现出不可思议的娴熟与练达。周南女校赋予她们济世之心,激发她们无限潜能,学校教育在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就是可以产生这样巨大的影响,无论生命短长,无论际遇顺逆,她们都已经奏出T自己的最强音。
“浩浩沅湘,分流泪兮”,湖南人杰地灵,湘女却总是给人“多情”的印象。从泪染斑竹的娥皇女英,到屈原《九歌》中泼辣痴情的湘夫人,再到沈从文笔下淳朴灵动的翠翠,湘女混沌未凿,敢爱敢恨,带着原始野性的美,却也因此与典雅、婉约的中国传统女性搭不上边。周南女校启发民智,民主自由的思想与湘江女子的果敢爽利似乎更为契合,她们在时代使命面前没有丝毫胆怯。
向警予(1895年～1 928年):血染的命运重奏
“将来我如做不出大事业,我要把自己粉碎起来,烧成灰!”——向警予
出生于1895年的向警予在“周南三杰”中最为年长,她的一生可以定格为许多个镜头—在周南女校的训练场上,她是体育健将,曾经轻身一跃就翻过跳高杆;在巴黎蒙达尼女子公学与蔡和森结婚时,他们捧着一本《资本论》摄下结婚照片;在武汉法租界受审时,她曾用熟练的法语质问领事:“你们忘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了吗?”;在英勇就义前晚,她拿出两个孩子的照片放到唇边亲吻,喃喃自语着:“妮妮、博博,妈妈叫你们呢……”
向警予的一生,就好像一首激情澎湃的钢琴重奏,每个音符都震撼人心。她出身于小城溆浦,3个兄长都曾东渡日本求学,使她有机会在老家的新式学堂接受教育。然而16岁的她不满继母为其安排婚事,毅然出走,到长沙周南女校,进入师范班学习。向警予自幼深受新学熏陶,以改造世界为己任,蔡和森在悼念她的文章中形容她是一个“有事业心的野心家”,对任何事情无不倾尽全力、昼思夜想去准备,“将来我如做不出大事业,我要把自己粉碎起来,烧成灰!”为此她从周南女校毕业后,怀着“教育救国”的抱负,回到家乡创办了男女合校的溆浦小学堂,并担任校长,聘请进步青年任教员。为了争取支持,她四处奔走,顶烈日,冒大雨,苦口婆心劝说偏远地区的家庭送孩子上学。学校在她的主持下,传授新知识,提倡新风尚,宣传新思想,规模一度壮大到800多人。她每天亲自摇铃上课,带领学生进行体育锻炼,还编写校歌、运动歌,而那时她才只有21岁。
向警予似乎从来没有惧怕过传统与死亡,她追求自由平等,正视阻力与困难,从不逃避。当家乡的大军阀周则范向她求婚,而父母也推波助澜时,她断然拒绝,并声称自己要嫁给当时在法国豆腐工厂做工的蔡和森。一时之间,不当“将军夫人”而要嫁给“磨豆腐的”,成为家乡人人议论的话题。她加入毛泽东、蔡和森组织的新民学会,并在母校周南女校成立了周南女子赴法勤工俭学会,通过新民学会与北京蔡元培华法教育会的渠道,先后组织了13名女生赴法留学。在法国期间,她成长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倡公有制,把妇女解放与社会改造结合起来,并领导了在法学生争取学习和工作权利的斗争。她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中央委员,担任党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
醉心革命工作的“向蔡同盟”,虽然符合一切革命浪漫主义想象,却不是没有隐患。婚姻生活的琐碎和所需的经济来源,是职业革命家的两大生存挑战。两人都不善家政,没有固定收入,家中常常断炊。终于,这段婚姻在1925年触礁,向警予爱上了接替蔡和森担任中宣部部长的彭述之,因为彭述之那种才子式的潇洒与蔡和森忧心忡忡的苦行僧式的革命家风范迥异,在婚姻琐事与革命激情中倍感困顿的向警予像典型的湖南妹子一样,爱得热烈与坦荡,事情甚至闹上政治局会议,两人终于黯然分手。然而当向警予1928年在武汉领导工人运动被捕,已经另组家庭的蔡和森得知后立即托当年与毛泽东同为“湘江三友”的萧子昇相救,但桂系军阀胡宗铎态度强硬,甚至要求撤换法租界领事,坚决引渡向警予并于五一劳动节绞杀。当日,去刑场的路上聚满群情激奋的武汉工人,向警予慷慨激昂,沿路向着群众高声演说,大呼革命口号,高唱《国际歌》,群众情绪一触即发,敌人慌忙向她嘴里塞石头,并用皮带勒住她的双颊。这一壮烈情景,使聚集在路边的许多群众落泪。向警予死后,蔡和森亲撰《向警予同志传》,篇末悲呼:“伟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爱人,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
陶毅(1896年～1932年):才女的人生变奏
1896年出生于湖南湘潭一个富商家庭的陶毅,她的人生前半程与向警予几乎如出一辙,就读周南女校,笃信“教育救国”,投身政治运动。她是周南女校自办刊物《女界钟》的主笔,是1918年由毛泽东、蔡和森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的第一批女会员,是1920年成立的湖南女界联合会的负责人,同时还是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副会长。
与向警予给人的风风火火、大大咧咧的妇女干部的印象不同,陶毅被同时代的人们形容为高挑漂亮、才华横溢,被冠以“长江以南第一才女”的美名。
然而20年代后,当湖南学运的诸多主将纷纷投身马克思主义,成为致力建立新政权的职业革命家时,陶毅却没有跟随这一脚步。她先是因为家中老母恳求,拒绝了挚友向警予同往法国的邀请,而前往北京大学求学;后来又一个人沉默地留守在周南女校,培养出了丁玲等一批女弟子;她也曾经前往北京和上海兴办女学,但最终声名不显,终生未嫁,1932年病逝时年仅36岁。
今天陶毅或者陶斯咏(斯咏为陶毅字)为人们津津乐道,更多是因为几年前的一部电视剧《恰同学少年》。这部以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经历为主线的电视剧,女主角不是当时年仅12岁的杨开慧,而是商会会长的女儿陶斯咏。陶毅这个名字,被认为是伟人初恋的对象,瞬间家喻户晓。而事实上,在今天公开的档案中,关于陶毅一生经历的记载几不可见,关于两人在书店因同时看中《达化斋 读书录》而结缘,朝夕相处,互生爱慕的隽永片段,以及“一大”之后毛泽东造访陶毅,留下那首缠绵婉约的《贺新郎·别友》的传说,究竟是事实还是演绎,早已不可追溯。于是两人的分手是因为志趣不投抑或性格不合,种种推测也就无从谈起了。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周南女校先后涌现无数女革命者的一二十年代,陶毅无疑是一个异数,但她也是最秉承了老校长朱剑几“教育救国”理念的一位。近代破败的时局需要职业革命家的狂飙突进去整肃,但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仍需要知识分子去建设,在这一点上,陶毅是校友中寂寞的异类,却并非懦弱。
蔡畅(1900年～1990年):完美的长篇协奏
与命运多舛的前两位女性相比,“三杰”中年纪最小的蔡畅简直是上天的宠儿。
自1915年抗婚走出封建家庭,她一直有母亲与哥哥的庇护;1924年与李富春结婚后,是少有的平安走过战争岁月相伴一生的结发夫妻;1934年长征队伍中,她是年纪最大的女同志,却毫发无损地走完了全程;“文革”期间反动派给她扣上“二月逆流老板娘”的帽子,却因为毛主席一句“连蔡畅也要打倒,真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于是重重拿起,轻轻放下……
蔡畅方颊广额,剑眉星目,相由心生,性格也一般爽朗,她留下的很多照片都是开怀大笑着的。因为这爽朗的笑,当年去法国留学不久,与她同年同月、只比她小一个多星期的李富春就暗暗喜欢上了这位“大姐”,促成了两人的一世情缘。蔡畅的母亲是被誉为“第一个留学老学生”的革命奇女子葛健豪,蔡和森是她的哥哥,而师姐向警予则成了她的嫂子。在革命家庭中长大,蔡畅意志坚定,觉悟崇高,又具备一种一般革命者难以拥有的纯真和人情味。但这并不意味着蔡畅就比同辈人多了运气,少了历练。在她90年的人生旅途中,她闯过无数生死关口,历经艰苦卓绝的地下斗争、长征、延安生产与“文革”迫害。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期,她与李富春带着女儿李特特时常改名换姓、屡屡搬家,常常出去奔走整日,给女儿留下一个烧饼一根油条就当两餐;在长征路上,她年纪最大、身材瘦弱又有病在身,却坚持把专配给她的马让给伤员,被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称为“长征路上的圣徒”;在延安遭到封锁的岁月里,她时常与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和李富春想方设法帮大家改善伙食;为了革命工作,她忍痛将女儿留在莫斯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导致李特特后来在莫斯科保卫战中历尽艰险……
然而蔡畅是微笑的,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她的幽默感总是发挥得那么恰到好处。长征期间,为了鼓舞大家战胜漫漫征途,蔡畅和几位留过学的党员整天谈论他们的留学经历,热烈地开着玩笑,谈着美食,还唱《马赛曲》,后来被康克清称为“精神食粮”;建国后蔡畅与李富春安家中南海,总是牵手散步,一边自称“公婆公婆,公不离婆”;据说两人一直保留着法国人见面拥抱接吻的习惯,有时和邓小平夫妻遇上了,诙谐的邓小平会来上一句“大哥大姐行个洋礼怎么样”,两人也就大方照做;即便是晚年遭逢“文革”变故,蔡畅与丈夫也总是彼此鼓励,未见消沉。她的开朗、关爱、大度感染着周围的人们,“大姐”是许多人对她的尊称,在代表中国出席世界妇女大会时,她刚柔并济的风范令所有人折服,人们称她为“世界上最出色的女革命家和最完美的女性”。
革命者的启蒙园地
随着历史光阴渐行渐远,近代中国革命史的意识形态意味逐渐淡化,人们发现在教科书与历史书一丝不苟的词句背后,居然还隐藏着那些令人血脉贲张的传奇。而湖南在这段历史中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仅黄埔三期学员中就有121名湖南人。周南女校的创始人朱剑凡对革命活动的积极态度,使周南女校一直保持着浓厚的政治空气,“周南三杰”之外,居里夫人的唯一中国学生、九三学社创始人劳君展、毛泽东夫人杨开慧、徐悲鸿夫人廖静文等也都是从周南女校开始踏上革命道路的。
信仰如刀——帅孟奇(1897年～1998年)
“不能把完美给最爱的人,就用一生来守着心中的缺”,这是热播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革命理想主义的化身瞿霞,在入狱8年受尽折磨获释后,选择与初恋情人杨立青分手时候说的话。
很难想象上世纪初的腥风血雨如何能容得下这样缒绻断肠的情感,而瞿霞这段故事的原型,就是解放后曾任中组部副部长的帅孟奇。帅孟奇,湖南汉寿人,父亲帅惊白是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曾任湖南省教育司科长等职,因不愿与当局同流合污,很快就辞职回乡专职从事教育工作。帅孟奇7岁就读家乡私塾,后来考入长沙周南女校补习班。但随着家庭经济状况江河日下,帅孟奇不得已中断了学业,曾当过织布女工,后来又回乡务农。
帅孟奇的革命生涯,源自与表弟许之桢的结合。许之桢是帅孟奇舅舅的儿子,比她小1岁,却是由姑父帅惊白资助上的学,就读于长沙甲种工业学校。两人自幼熟识,即便许之桢在外求学,两人依然保持通信联系,在1918年许之桢到上海外国语学院求学前夕,两人结了婚。由于在外求学,帅孟奇与许之桢几乎没怎么过过家庭生活,两人只能像童年时一样鸿雁传书。许之桢的家书就像是一篇篇传播新思想的论文,他将自己参与五四运动、投稿《新青年》、受教陈独秀、加入共产党、到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学习的种种经历娓娓道来。
可以想见,这一封封浸润思想火花与革命激情的家书,如果在一位普通妻子看来,更多是丈夫情意的代表,但帅孟奇来自周南女校,来自这个以教育要成为“自力更生、独立解放”的新女性为目标的圣地,她有着周南女生改造社会的惊人行动力。许之桢的信件成为了信仰的播种机,她认真理解着每个字、每句话,确立了自己的方向。帅孟奇在贫穷的汉寿组建了女子小学和职业女校,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妇女解放的乌托邦。当1926年阔别家乡多年的许之桢回到家乡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女儿端端已经长得很高了,而妻子也已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青梅竹马的少年夫妻终于重逢,难得两人又志同道合,帅孟奇本可以作为丈夫背后的女人,跟随丈夫一样可以为革命出力。然而帅孟奇却选择继续自己的工作,独立接受革命者的各种训练,也曾往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学习。但她没有留在苏联照顾在海参崴养病的丈夫,而是回到了白区的地下战线,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机警、巧妙地同敌人周旋,涉难历险,毫无畏惧。1932年10月,帅孟奇在上海被捕。在监狱里,敌人施用了种种酷刑,坐老虎凳,砖头加到6块,她晕厥过去;踩杠子,她的左腿骨被压折;灌煤油,她呛得七窍流血,左眼失明。她忍受了非人的毒刑,视死如归,保守了党的秘密。1933年1月7日她被判无期徒刑,押往南京“模范监狱”,直到国共合作的1937年才被释放。
5年炼狱,物是人非。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由于音信不通,党中央以为帅孟奇已经壮烈牺牲,将她列入烈士名单。出狱后,对帅孟奇 真正的打击才接踵而至——女儿被敌人毒死,母亲被逼疯,父亲被逼得背井离乡,而在莫斯科的许之桢在痛苦绝望之下,已经另组家庭。
这是一个女性所能遭受的最大打击——躯体残破,精神创痛,家破人亡——没有人知道在这5年1800多个日夜里,这个女人到底经历了什么,是什么支撑她捱过的。生活对帅孟奇实在太残酷,所有个人幸福对她都再无从谈起。而帅孟奇,让这一切都变成了一场凤凰涅槃。她站了起来,她的生命从此属于革命与信仰。早年的监狱生涯已经证明了她的忠诚,而在之后的几十年问,她秉承着这种忠诚,再次证明了她的纯粹。无论是延安整风、五七反右还是“文革”,她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违心表态,在人人为之色变的政治派性划分上,她总是实事求是、高度负责。即便在“文革”初期她就被打倒,7年监狱、3年流放,她也毫不变色。若干年后与前夫许之桢重逢时,许一直对自己的再婚行为愧疚不已,是帅孟奇大度表态:“你不要老是那么自责。那时候同志们都以为我牺牲了,怎么能怪你呢!”许之桢病逝后,帅孟奇的侄女帅承朴曾经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问道:“姑姑呀,你能不能去八宝山看看我姑父的骨灰啊?”帅孟奇爽朗地回答:“怎么不能!当时是那种情况,他又是在苏联结的婚,原本是可以理解的嘛,所以我不怨他,丝毫也不怨他!”
风雨无悔——黄慕兰(1907年～)
104岁高龄的黄慕兰不是谁的原型,却被人们与《人间》、《潜伏》、《风声》等多部红色题材热片联系在一起,正如周总理称她为“我党一部百科全书”一样。
黄慕兰的一生经历了革命女性的一切悲欢离合。从大革命时期走来,历经国民革命、国共破裂、白色恐怖,原本在地下战线功勋卓著,但因为历史原因党籍无法确定,解放后日子并不好过,晚年还因为潘汉年案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长达17年。革命很奇妙,它的终极是永恒的正义,使人充满激情;它的过程则是残酷的美丽,浪漫与痛苦相伴相随。黄慕兰这样的秘密战线工作者,或许更能感受到这其中的吊诡。她1907年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开明之家,父亲黄颖初曾经是谭嗣同幕友,与谭嗣同一起办过收养弃婴的育婴堂。“慕兰”是她自己改的名字,因为她自幼向往花木兰上阵杀敌的英武之姿。
黄慕兰20年代初前往周南求学,后来因为母病辍学回家,并在16岁时被家人安排嫁给了一位世交之子。受过新式教育的黄慕兰嫁过去才知道这位丈夫居然是个抽鸦片、打丫鬟的二世祖,黄慕兰偷偷给父亲写纸条,要求以母病为由回家,从此再未回过婆家。而父母也让她为上大学做准备。多年后,黄慕兰曾对人说:“如果我的父母不是如此开通慈爱,或者我遇上一个好男人,也许我的故事就此结束了。”
然而这段崭新人生的开始,谁又知是如此崎岖。与时代大潮同步的人生,注定将充满着壮怀激烈的豪情与撕心裂肺的悲酸。黄慕兰逃婚恰逢北伐,她到汉口投奔宋庆龄、何香凝领导下的妇女运动,担任了汉口妇女部的部长。这位19岁的妇女运动领袖,不仅人长得漂亮,顾盼生辉,而且有文化、交际广、有魄力、活动能力强,在武汉三镇很出名。很多优秀男士都对她展开了追求,据说她来不及看的情书塞满了3个抽屉。郭沫若把她化身为长篇小说《骑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茅盾也把她的背景写入了小说《蚀》当中。
黄慕兰在武汉与中共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主编、中共中央军委机要处主任秘书和警卫团政治指导员宛希俨相恋结婚,他们的婚姻相当引人瞩目,喜讯还是董必武亲自宣布的。然而国共合作破裂后,夫妇俩被命令转入地下工作,身怀六甲的黄慕兰,向陈潭秋学会了半夜在《圣经》上用米汤密写文件、去旅馆对接头暗号、在码头等待交通船。1928年,她的孩子出生才3天,宛希俨就被调往赣西南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4个月后即牺牲。黄慕兰旋即被调往上海,成为周恩来领导下的特科成员,并在次年与中央委员贺昌结婚。贺昌是学运领袖出身,才华横溢,充满鼓动性,对黄慕兰来说,1921年就入党的贺昌亦是革命导师一样的人物。当他劝说黄慕兰嫁给自己时,他说“无产阶级妇女没有从一而终的观念,我相信你没有这种封建思想,你和宛希俨本就是反对封建婚姻的先锋”;而当他奉命前往内陆苏区打游击时,尽管黄慕兰坚持要跟随丈夫,是他又劝说,“资产阶级的爱才是你属于我、我属于你的,你是属于党和人民的……”孰料这一别竞又是永诀,贺昌牺牲在长征途中,而黄慕兰得知这个消息,已经是许多年之后了。
因为黄慕兰父亲与国民政府诸多元老人物曾有交往,黄慕兰在上海的潜伏任务执行得很顺利,她曾顺利营救出时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关向应,在当时的政治局书记向忠发叛变的危机时刻,又是她第一个将消息传给了潘汉年,再由潘汉年传给了康生,最后由康生传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迅速组织李富春、蔡畅等人转移,避免了中共在上海的中枢机构瞬间垮掉的巨大损失。
为了地下工作,黄慕兰明知进步律师陈志皋对她展开热烈追求,依然硬着头皮积极开展工作。1933年,陈志皋正式向黄慕兰求婚,但黄慕兰心中一直惦念音讯全无的贺昌,就以家庭地位不相配为由拒绝了。陈志皋竞咬破手指,在一条白手巾上书写爱意,同时组织也认为黄慕兰如果嫁给陈志皋,对工作有利,对革命有利,最终她只能应组织要求答应了求婚,但还是提出了“继续支持营救被捕同志工作、婚后互不干涉个人行动、允许她将来与前夫遗孤相认”的3项约定。1935年(贺昌去世同年),黄慕兰与陈志皋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这是一次标准的上流社会婚礼,蔡元培、陈的老师沈钧儒和柳亚子等名流证婚、做介绍人。黄慕兰对外声称脱党,上海社交圈皆以为她是初婚。她改名黄定慧,这来自父亲希望女儿历尽磨难之后,能“安定”、“福慧双修”的遗愿。
黄慕兰并没有能够安定,虽然直到解放前,她一直以民主人士的面目出现和活动,先后以银行家、慈善家、国民党特派员等特殊身份为中共工作,参与了“全国冤狱赔偿运动”、营救“七君子”出狱、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线、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但解放后,陈志皋与初恋情人旧情复燃,远走国外。黄慕兰找到昔日同僚以求认定身份,却遭到奚落,潘汉年案件出来后,她再次身陷囹圄,直到80年代在邓颖超的亲自过问下才得以平反。1993年,她移居杭州至今。
如今,已经104岁的黄慕兰,依旧爱看电视,每天必看《新闻联播》;爱打麻将,中午必打一小时纸麻将;最大的爱好是照相,与她合影时,她先会捋平衣角,整理好头发,然后会强有力地握住你的手,并且露出灿烂的笑容。
创校者的艰辛
1905年的中国,晚清政府奄奄一息,对女性的压迫却没有一丝松动,中国女性依旧生活在被男性规定的角色世界里,作为贤妻良母与玩物摆设匆匆走完一生。这一年,从日本留学归国的朱剑凡(1883—1932)在父亲去世后分家留给自己的半边花园里开办了“周氏家塾”(“周南女校”前身)——这是一所专收女生,并以现代教育方式组织起来的女校,“女子沉沦黑暗,非教育无以拔高明”,是这位当年只有22岁的“海归派”赋予自己的使命。
“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
“伤矣哉,昔日我。幸矣哉,今日我。数千年,深深锁,周南生也斯有天。洞庭南,湘水隅,山郁郁,水滔滔,酝美璞,育珠胎,周南生,水媚山辉。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没才智。事竞成,需有志:我青年,毋自弃。譬如登山,莫蹉跎,一举云霄,爱周南,即爱自己,我青年,共勉励。”
“周南”之名得于《诗经》,郑玄《诗谱》将之解释为“得圣人之化者”。朱剑凡给予的“圣人之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女性所应当具备的思想深度与自立技能。周南女校走出的女生与传统中国女性的精神气质相去甚远,她们诚然聪慧、仁慈、博爱,但她们更坚毅、果敢、刚烈。在上个世纪的前半叶,周南女校不仅仅为民主革命贡献了无数战火淬炼的铿锵玫瑰,也为中国女性破除枷锁、迎来颠覆性解放贡献了最耀眼的实践。
“不让母亲与妻子伤心”
历史转向往往与个人经验直接相关,周南女校在旧势力的种种阻挠中坚强成长,因为朱剑凡对于女性命运的关心,并非仅仅源于人文主义者那句轻飘飘的“人生来平等”的布道而已。
朱剑凡原名周家纯,祖上可以追溯到明末皇族,入清后为避祸而改姓“周”。父亲周达武是湘军名将,官至新疆巡抚;岳父魏光焘是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曾任两江总督与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这样显赫的家世与婚姻,似乎没有理由养出朱剑凡这样“破家办学”的“逆子”。然而事实上,朱剑几与妻子魏湘若都是庶出,一夫多妻制度造成的嫡庶之别伴随着朱剑几的整个成长过程,封建制度对女性的压迫早就郁结其心。朱剑几的生母姚氏本是农家女,只因周达武正室夫人戴氏多年无子才被迫为夫纳妾,但姚氏生子后仍备受歧视,常常被戴氏折辱,丈夫也只将之视为生育机器。魏湘若嫁给朱剑几时,嫡母依例为之选了4名丫头,明言其后可为通房,但随后都被朱剑凡遣嫁。然而嫡岳母也不死心,还特地从外地给女婿送来一名少女作妾。朱剑几只能直言拒绝,“我兴办女学,就是为妇女解放而斗争,怎能做这种让妻子伤心的事”,并立即将少女托人收养。
特殊的个人际遇,让朱剑凡为女性争取平权的使命感深植其心,他的长子朱伯深就明确说过:“先父痛心自己母亲姚氏的遭遇,这是他办女子学校的动机之一。”他一生不曾纳妾,与妻子相伴养育了8名子女。而受到丈夫感召的魏湘若,后来还曾变卖了自己全部陪嫁的金玉首饰、珍贵皮服,助其办学。
“垂帘授课”与“毁家兴学”
朱剑凡初兴女塾时,整个湖南的女子教育运动还处于低潮时期,守旧势力抨击女子教育伤风败俗,清延也不做开明态,明令禁止社会兴办女子学堂。
在当时封建制度下,朱剑凡只能以家塾名义办学,最初只收本族亲属,随着学校影响越来越大,很多进步人士主动要求送孩子入学,于是朱剑凡扩大学校规模,开始招收外姓女生。但建制却坚持现代化,开设了师范班,附设小学部和幼儿园,全都授以新学,两湖文化名人周震麟、徐特立、陈润霖先生任教师。为防政府查访,他让学生人手一套“四书”,若逢官府来查,便把新学课本藏起,师生同诵“子曰诗云”。
然而随着“生源渐阔,规模渐具”,顽固守旧势力还是盯上了“周氏家塾”,攻击朱剑凡“男女混杂是为非礼”(老师几乎都是男性)“周家花园是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周家纯是大观园里的贾宝玉,不然他为什么要办女学呢”,好在朱剑凡言行庄重,作风正派,洁身自好,流言蜚语自然不攻自破。但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受“垂帘听政”启发,在讲台和学生中间挂上珠帘,男老师在帘子里讲课,女学生在帘子外听课,“只闻其声,不见其师”,如此平安熬到了1907年政府开放“女禁”,周南女校终于挂牌成立。朱剑凡规定凡未婚及订婚未嫁者都可入学,贫困学生可在校半工半读。那时候,周南女校已经享誉湖、广、浙、赣,学生规模一度将近400人。为了满足办学需要,朱剑凡夫妇先后捐出的家产达11.17万银元(按当时货币计算),包括440方丈私宅花园、以自己名下的田产与长兄交换后所得另行购买的628方丈土地,以及夫人魏湘若价值千金的陪嫁,是中国教育史上少有之壮举。
妇女独立人格的养成与男女平权是朱剑凡女子教育的指导思想,因此他提出“教学要与社会生活相结合,要为社会改造和建设服务”的办学方针,在进行科学、文化教育的同时,强调要启发学生的政治觉悟,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鼓励学生立志求解放、争民主。
周南女校的开明之举,使得女性不再是被动等待拯救的温室花朵,而得以积极投身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过程,亲自参与历史的书写。校友黄慕兰在回忆录中写到:“在五四运动中,周南女校学生会的行动,都得到朱校长的支持和指导。当时大家都以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高呼着‘反对二十一条密约’、‘打倒卖国贼’、‘提倡国货,禁止日货’等口号,上街游行;还到街上的店铺里去检查……把日货全部没收,集中堆放在街上烧毁。”从这时起,周南学子开始遍地开花,涌现出向警予、陶毅、蔡畅、魏璧、劳君展、黄慕兰、杨开慧等杰出女性。
一门先进,精神不灭
朱剑凡是近代中国特殊水土中生长的典型人物,那一代的海归人,不管面对的是怎样千疮百孔凋敝暗淡的祖国,不管自己的努力是多么杯水车薪微不足道,不管投之桃李之后能否收获芬芳,他们始终不离不弃,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一点点改变着这个国家的面貌。
朱剑凡1932年因病逝世,他不仅留下了人才辈出的周南女校,多位子女也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继续履行着乃父的强国誓言。三子朱叔平1 931年在红四方面军兵工厂厂长任上牺牲,是朱家的第一位烈士;长子朱伯深长期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秘书长。作为近代妇女教育的先驱,朱剑几对两个女儿朱仲芷和朱仲丽的培养不但体现了周南女校“诚、朴、勇”的校训,更因为朱剑凡本人对民主政治运动的热忱,将女权与革命结合得更加紧密。长女朱仲芷毕业于金陵女子 大学,曾回到周南女校短暂任教,但终于还是来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在邓中夏领导的上海互济总工会当翻译。早在1927年“马日事变”期间,朱剑凡避难汉口,就对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六师党代表的肖劲光青睐有加,一力撮合从事妇女教育的朱仲芷与肖劲光结为伉俪。幺女朱仲丽考入上海同德医学院,毕业后就奔赴抗战中的延安,成为白求恩大夫的助手;解放后因为朱家与毛泽东的渊源,曾做过主席的保健医生。而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元老王稼祥的夫人,成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尽管一生迭经风浪,但她们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朱仲丽90高龄时还作为编剧和制片人创作了反映20年代湖南学生运动的电视剧《皎洁的月亮》,剧中人物有逃婚投身革命的小妾,有英武比男子不遑多让的女学生,个个身上都有周南女校上上下下的影子。
周南三杰:奏响“女界革命”主旋律
“周南三杰”名头初盛之时,3人都不足20岁,却已办报刊、闹学运、撰檄文、组社团,展现出不可思议的娴熟与练达。周南女校赋予她们济世之心,激发她们无限潜能,学校教育在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就是可以产生这样巨大的影响,无论生命短长,无论际遇顺逆,她们都已经奏出T自己的最强音。
“浩浩沅湘,分流泪兮”,湖南人杰地灵,湘女却总是给人“多情”的印象。从泪染斑竹的娥皇女英,到屈原《九歌》中泼辣痴情的湘夫人,再到沈从文笔下淳朴灵动的翠翠,湘女混沌未凿,敢爱敢恨,带着原始野性的美,却也因此与典雅、婉约的中国传统女性搭不上边。周南女校启发民智,民主自由的思想与湘江女子的果敢爽利似乎更为契合,她们在时代使命面前没有丝毫胆怯。
向警予(1895年～1 928年):血染的命运重奏
“将来我如做不出大事业,我要把自己粉碎起来,烧成灰!”——向警予
出生于1895年的向警予在“周南三杰”中最为年长,她的一生可以定格为许多个镜头—在周南女校的训练场上,她是体育健将,曾经轻身一跃就翻过跳高杆;在巴黎蒙达尼女子公学与蔡和森结婚时,他们捧着一本《资本论》摄下结婚照片;在武汉法租界受审时,她曾用熟练的法语质问领事:“你们忘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了吗?”;在英勇就义前晚,她拿出两个孩子的照片放到唇边亲吻,喃喃自语着:“妮妮、博博,妈妈叫你们呢……”
向警予的一生,就好像一首激情澎湃的钢琴重奏,每个音符都震撼人心。她出身于小城溆浦,3个兄长都曾东渡日本求学,使她有机会在老家的新式学堂接受教育。然而16岁的她不满继母为其安排婚事,毅然出走,到长沙周南女校,进入师范班学习。向警予自幼深受新学熏陶,以改造世界为己任,蔡和森在悼念她的文章中形容她是一个“有事业心的野心家”,对任何事情无不倾尽全力、昼思夜想去准备,“将来我如做不出大事业,我要把自己粉碎起来,烧成灰!”为此她从周南女校毕业后,怀着“教育救国”的抱负,回到家乡创办了男女合校的溆浦小学堂,并担任校长,聘请进步青年任教员。为了争取支持,她四处奔走,顶烈日,冒大雨,苦口婆心劝说偏远地区的家庭送孩子上学。学校在她的主持下,传授新知识,提倡新风尚,宣传新思想,规模一度壮大到800多人。她每天亲自摇铃上课,带领学生进行体育锻炼,还编写校歌、运动歌,而那时她才只有21岁。
向警予似乎从来没有惧怕过传统与死亡,她追求自由平等,正视阻力与困难,从不逃避。当家乡的大军阀周则范向她求婚,而父母也推波助澜时,她断然拒绝,并声称自己要嫁给当时在法国豆腐工厂做工的蔡和森。一时之间,不当“将军夫人”而要嫁给“磨豆腐的”,成为家乡人人议论的话题。她加入毛泽东、蔡和森组织的新民学会,并在母校周南女校成立了周南女子赴法勤工俭学会,通过新民学会与北京蔡元培华法教育会的渠道,先后组织了13名女生赴法留学。在法国期间,她成长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倡公有制,把妇女解放与社会改造结合起来,并领导了在法学生争取学习和工作权利的斗争。她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中央委员,担任党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
醉心革命工作的“向蔡同盟”,虽然符合一切革命浪漫主义想象,却不是没有隐患。婚姻生活的琐碎和所需的经济来源,是职业革命家的两大生存挑战。两人都不善家政,没有固定收入,家中常常断炊。终于,这段婚姻在1925年触礁,向警予爱上了接替蔡和森担任中宣部部长的彭述之,因为彭述之那种才子式的潇洒与蔡和森忧心忡忡的苦行僧式的革命家风范迥异,在婚姻琐事与革命激情中倍感困顿的向警予像典型的湖南妹子一样,爱得热烈与坦荡,事情甚至闹上政治局会议,两人终于黯然分手。然而当向警予1928年在武汉领导工人运动被捕,已经另组家庭的蔡和森得知后立即托当年与毛泽东同为“湘江三友”的萧子昇相救,但桂系军阀胡宗铎态度强硬,甚至要求撤换法租界领事,坚决引渡向警予并于五一劳动节绞杀。当日,去刑场的路上聚满群情激奋的武汉工人,向警予慷慨激昂,沿路向着群众高声演说,大呼革命口号,高唱《国际歌》,群众情绪一触即发,敌人慌忙向她嘴里塞石头,并用皮带勒住她的双颊。这一壮烈情景,使聚集在路边的许多群众落泪。向警予死后,蔡和森亲撰《向警予同志传》,篇末悲呼:“伟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爱人,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
陶毅(1896年～1932年):才女的人生变奏
1896年出生于湖南湘潭一个富商家庭的陶毅,她的人生前半程与向警予几乎如出一辙,就读周南女校,笃信“教育救国”,投身政治运动。她是周南女校自办刊物《女界钟》的主笔,是1918年由毛泽东、蔡和森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的第一批女会员,是1920年成立的湖南女界联合会的负责人,同时还是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副会长。
与向警予给人的风风火火、大大咧咧的妇女干部的印象不同,陶毅被同时代的人们形容为高挑漂亮、才华横溢,被冠以“长江以南第一才女”的美名。
然而20年代后,当湖南学运的诸多主将纷纷投身马克思主义,成为致力建立新政权的职业革命家时,陶毅却没有跟随这一脚步。她先是因为家中老母恳求,拒绝了挚友向警予同往法国的邀请,而前往北京大学求学;后来又一个人沉默地留守在周南女校,培养出了丁玲等一批女弟子;她也曾经前往北京和上海兴办女学,但最终声名不显,终生未嫁,1932年病逝时年仅36岁。
今天陶毅或者陶斯咏(斯咏为陶毅字)为人们津津乐道,更多是因为几年前的一部电视剧《恰同学少年》。这部以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经历为主线的电视剧,女主角不是当时年仅12岁的杨开慧,而是商会会长的女儿陶斯咏。陶毅这个名字,被认为是伟人初恋的对象,瞬间家喻户晓。而事实上,在今天公开的档案中,关于陶毅一生经历的记载几不可见,关于两人在书店因同时看中《达化斋 读书录》而结缘,朝夕相处,互生爱慕的隽永片段,以及“一大”之后毛泽东造访陶毅,留下那首缠绵婉约的《贺新郎·别友》的传说,究竟是事实还是演绎,早已不可追溯。于是两人的分手是因为志趣不投抑或性格不合,种种推测也就无从谈起了。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周南女校先后涌现无数女革命者的一二十年代,陶毅无疑是一个异数,但她也是最秉承了老校长朱剑几“教育救国”理念的一位。近代破败的时局需要职业革命家的狂飙突进去整肃,但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仍需要知识分子去建设,在这一点上,陶毅是校友中寂寞的异类,却并非懦弱。
蔡畅(1900年～1990年):完美的长篇协奏
与命运多舛的前两位女性相比,“三杰”中年纪最小的蔡畅简直是上天的宠儿。
自1915年抗婚走出封建家庭,她一直有母亲与哥哥的庇护;1924年与李富春结婚后,是少有的平安走过战争岁月相伴一生的结发夫妻;1934年长征队伍中,她是年纪最大的女同志,却毫发无损地走完了全程;“文革”期间反动派给她扣上“二月逆流老板娘”的帽子,却因为毛主席一句“连蔡畅也要打倒,真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于是重重拿起,轻轻放下……
蔡畅方颊广额,剑眉星目,相由心生,性格也一般爽朗,她留下的很多照片都是开怀大笑着的。因为这爽朗的笑,当年去法国留学不久,与她同年同月、只比她小一个多星期的李富春就暗暗喜欢上了这位“大姐”,促成了两人的一世情缘。蔡畅的母亲是被誉为“第一个留学老学生”的革命奇女子葛健豪,蔡和森是她的哥哥,而师姐向警予则成了她的嫂子。在革命家庭中长大,蔡畅意志坚定,觉悟崇高,又具备一种一般革命者难以拥有的纯真和人情味。但这并不意味着蔡畅就比同辈人多了运气,少了历练。在她90年的人生旅途中,她闯过无数生死关口,历经艰苦卓绝的地下斗争、长征、延安生产与“文革”迫害。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期,她与李富春带着女儿李特特时常改名换姓、屡屡搬家,常常出去奔走整日,给女儿留下一个烧饼一根油条就当两餐;在长征路上,她年纪最大、身材瘦弱又有病在身,却坚持把专配给她的马让给伤员,被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称为“长征路上的圣徒”;在延安遭到封锁的岁月里,她时常与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和李富春想方设法帮大家改善伙食;为了革命工作,她忍痛将女儿留在莫斯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导致李特特后来在莫斯科保卫战中历尽艰险……
然而蔡畅是微笑的,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她的幽默感总是发挥得那么恰到好处。长征期间,为了鼓舞大家战胜漫漫征途,蔡畅和几位留过学的党员整天谈论他们的留学经历,热烈地开着玩笑,谈着美食,还唱《马赛曲》,后来被康克清称为“精神食粮”;建国后蔡畅与李富春安家中南海,总是牵手散步,一边自称“公婆公婆,公不离婆”;据说两人一直保留着法国人见面拥抱接吻的习惯,有时和邓小平夫妻遇上了,诙谐的邓小平会来上一句“大哥大姐行个洋礼怎么样”,两人也就大方照做;即便是晚年遭逢“文革”变故,蔡畅与丈夫也总是彼此鼓励,未见消沉。她的开朗、关爱、大度感染着周围的人们,“大姐”是许多人对她的尊称,在代表中国出席世界妇女大会时,她刚柔并济的风范令所有人折服,人们称她为“世界上最出色的女革命家和最完美的女性”。
革命者的启蒙园地
随着历史光阴渐行渐远,近代中国革命史的意识形态意味逐渐淡化,人们发现在教科书与历史书一丝不苟的词句背后,居然还隐藏着那些令人血脉贲张的传奇。而湖南在这段历史中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仅黄埔三期学员中就有121名湖南人。周南女校的创始人朱剑凡对革命活动的积极态度,使周南女校一直保持着浓厚的政治空气,“周南三杰”之外,居里夫人的唯一中国学生、九三学社创始人劳君展、毛泽东夫人杨开慧、徐悲鸿夫人廖静文等也都是从周南女校开始踏上革命道路的。
信仰如刀——帅孟奇(1897年～1998年)
“不能把完美给最爱的人,就用一生来守着心中的缺”,这是热播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革命理想主义的化身瞿霞,在入狱8年受尽折磨获释后,选择与初恋情人杨立青分手时候说的话。
很难想象上世纪初的腥风血雨如何能容得下这样缒绻断肠的情感,而瞿霞这段故事的原型,就是解放后曾任中组部副部长的帅孟奇。帅孟奇,湖南汉寿人,父亲帅惊白是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曾任湖南省教育司科长等职,因不愿与当局同流合污,很快就辞职回乡专职从事教育工作。帅孟奇7岁就读家乡私塾,后来考入长沙周南女校补习班。但随着家庭经济状况江河日下,帅孟奇不得已中断了学业,曾当过织布女工,后来又回乡务农。
帅孟奇的革命生涯,源自与表弟许之桢的结合。许之桢是帅孟奇舅舅的儿子,比她小1岁,却是由姑父帅惊白资助上的学,就读于长沙甲种工业学校。两人自幼熟识,即便许之桢在外求学,两人依然保持通信联系,在1918年许之桢到上海外国语学院求学前夕,两人结了婚。由于在外求学,帅孟奇与许之桢几乎没怎么过过家庭生活,两人只能像童年时一样鸿雁传书。许之桢的家书就像是一篇篇传播新思想的论文,他将自己参与五四运动、投稿《新青年》、受教陈独秀、加入共产党、到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学习的种种经历娓娓道来。
可以想见,这一封封浸润思想火花与革命激情的家书,如果在一位普通妻子看来,更多是丈夫情意的代表,但帅孟奇来自周南女校,来自这个以教育要成为“自力更生、独立解放”的新女性为目标的圣地,她有着周南女生改造社会的惊人行动力。许之桢的信件成为了信仰的播种机,她认真理解着每个字、每句话,确立了自己的方向。帅孟奇在贫穷的汉寿组建了女子小学和职业女校,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妇女解放的乌托邦。当1926年阔别家乡多年的许之桢回到家乡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女儿端端已经长得很高了,而妻子也已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青梅竹马的少年夫妻终于重逢,难得两人又志同道合,帅孟奇本可以作为丈夫背后的女人,跟随丈夫一样可以为革命出力。然而帅孟奇却选择继续自己的工作,独立接受革命者的各种训练,也曾往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学习。但她没有留在苏联照顾在海参崴养病的丈夫,而是回到了白区的地下战线,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机警、巧妙地同敌人周旋,涉难历险,毫无畏惧。1932年10月,帅孟奇在上海被捕。在监狱里,敌人施用了种种酷刑,坐老虎凳,砖头加到6块,她晕厥过去;踩杠子,她的左腿骨被压折;灌煤油,她呛得七窍流血,左眼失明。她忍受了非人的毒刑,视死如归,保守了党的秘密。1933年1月7日她被判无期徒刑,押往南京“模范监狱”,直到国共合作的1937年才被释放。
5年炼狱,物是人非。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由于音信不通,党中央以为帅孟奇已经壮烈牺牲,将她列入烈士名单。出狱后,对帅孟奇 真正的打击才接踵而至——女儿被敌人毒死,母亲被逼疯,父亲被逼得背井离乡,而在莫斯科的许之桢在痛苦绝望之下,已经另组家庭。
这是一个女性所能遭受的最大打击——躯体残破,精神创痛,家破人亡——没有人知道在这5年1800多个日夜里,这个女人到底经历了什么,是什么支撑她捱过的。生活对帅孟奇实在太残酷,所有个人幸福对她都再无从谈起。而帅孟奇,让这一切都变成了一场凤凰涅槃。她站了起来,她的生命从此属于革命与信仰。早年的监狱生涯已经证明了她的忠诚,而在之后的几十年问,她秉承着这种忠诚,再次证明了她的纯粹。无论是延安整风、五七反右还是“文革”,她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违心表态,在人人为之色变的政治派性划分上,她总是实事求是、高度负责。即便在“文革”初期她就被打倒,7年监狱、3年流放,她也毫不变色。若干年后与前夫许之桢重逢时,许一直对自己的再婚行为愧疚不已,是帅孟奇大度表态:“你不要老是那么自责。那时候同志们都以为我牺牲了,怎么能怪你呢!”许之桢病逝后,帅孟奇的侄女帅承朴曾经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问道:“姑姑呀,你能不能去八宝山看看我姑父的骨灰啊?”帅孟奇爽朗地回答:“怎么不能!当时是那种情况,他又是在苏联结的婚,原本是可以理解的嘛,所以我不怨他,丝毫也不怨他!”
风雨无悔——黄慕兰(1907年～)
104岁高龄的黄慕兰不是谁的原型,却被人们与《人间》、《潜伏》、《风声》等多部红色题材热片联系在一起,正如周总理称她为“我党一部百科全书”一样。
黄慕兰的一生经历了革命女性的一切悲欢离合。从大革命时期走来,历经国民革命、国共破裂、白色恐怖,原本在地下战线功勋卓著,但因为历史原因党籍无法确定,解放后日子并不好过,晚年还因为潘汉年案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长达17年。革命很奇妙,它的终极是永恒的正义,使人充满激情;它的过程则是残酷的美丽,浪漫与痛苦相伴相随。黄慕兰这样的秘密战线工作者,或许更能感受到这其中的吊诡。她1907年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开明之家,父亲黄颖初曾经是谭嗣同幕友,与谭嗣同一起办过收养弃婴的育婴堂。“慕兰”是她自己改的名字,因为她自幼向往花木兰上阵杀敌的英武之姿。
黄慕兰20年代初前往周南求学,后来因为母病辍学回家,并在16岁时被家人安排嫁给了一位世交之子。受过新式教育的黄慕兰嫁过去才知道这位丈夫居然是个抽鸦片、打丫鬟的二世祖,黄慕兰偷偷给父亲写纸条,要求以母病为由回家,从此再未回过婆家。而父母也让她为上大学做准备。多年后,黄慕兰曾对人说:“如果我的父母不是如此开通慈爱,或者我遇上一个好男人,也许我的故事就此结束了。”
然而这段崭新人生的开始,谁又知是如此崎岖。与时代大潮同步的人生,注定将充满着壮怀激烈的豪情与撕心裂肺的悲酸。黄慕兰逃婚恰逢北伐,她到汉口投奔宋庆龄、何香凝领导下的妇女运动,担任了汉口妇女部的部长。这位19岁的妇女运动领袖,不仅人长得漂亮,顾盼生辉,而且有文化、交际广、有魄力、活动能力强,在武汉三镇很出名。很多优秀男士都对她展开了追求,据说她来不及看的情书塞满了3个抽屉。郭沫若把她化身为长篇小说《骑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茅盾也把她的背景写入了小说《蚀》当中。
黄慕兰在武汉与中共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主编、中共中央军委机要处主任秘书和警卫团政治指导员宛希俨相恋结婚,他们的婚姻相当引人瞩目,喜讯还是董必武亲自宣布的。然而国共合作破裂后,夫妇俩被命令转入地下工作,身怀六甲的黄慕兰,向陈潭秋学会了半夜在《圣经》上用米汤密写文件、去旅馆对接头暗号、在码头等待交通船。1928年,她的孩子出生才3天,宛希俨就被调往赣西南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4个月后即牺牲。黄慕兰旋即被调往上海,成为周恩来领导下的特科成员,并在次年与中央委员贺昌结婚。贺昌是学运领袖出身,才华横溢,充满鼓动性,对黄慕兰来说,1921年就入党的贺昌亦是革命导师一样的人物。当他劝说黄慕兰嫁给自己时,他说“无产阶级妇女没有从一而终的观念,我相信你没有这种封建思想,你和宛希俨本就是反对封建婚姻的先锋”;而当他奉命前往内陆苏区打游击时,尽管黄慕兰坚持要跟随丈夫,是他又劝说,“资产阶级的爱才是你属于我、我属于你的,你是属于党和人民的……”孰料这一别竞又是永诀,贺昌牺牲在长征途中,而黄慕兰得知这个消息,已经是许多年之后了。
因为黄慕兰父亲与国民政府诸多元老人物曾有交往,黄慕兰在上海的潜伏任务执行得很顺利,她曾顺利营救出时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关向应,在当时的政治局书记向忠发叛变的危机时刻,又是她第一个将消息传给了潘汉年,再由潘汉年传给了康生,最后由康生传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迅速组织李富春、蔡畅等人转移,避免了中共在上海的中枢机构瞬间垮掉的巨大损失。
为了地下工作,黄慕兰明知进步律师陈志皋对她展开热烈追求,依然硬着头皮积极开展工作。1933年,陈志皋正式向黄慕兰求婚,但黄慕兰心中一直惦念音讯全无的贺昌,就以家庭地位不相配为由拒绝了。陈志皋竞咬破手指,在一条白手巾上书写爱意,同时组织也认为黄慕兰如果嫁给陈志皋,对工作有利,对革命有利,最终她只能应组织要求答应了求婚,但还是提出了“继续支持营救被捕同志工作、婚后互不干涉个人行动、允许她将来与前夫遗孤相认”的3项约定。1935年(贺昌去世同年),黄慕兰与陈志皋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这是一次标准的上流社会婚礼,蔡元培、陈的老师沈钧儒和柳亚子等名流证婚、做介绍人。黄慕兰对外声称脱党,上海社交圈皆以为她是初婚。她改名黄定慧,这来自父亲希望女儿历尽磨难之后,能“安定”、“福慧双修”的遗愿。
黄慕兰并没有能够安定,虽然直到解放前,她一直以民主人士的面目出现和活动,先后以银行家、慈善家、国民党特派员等特殊身份为中共工作,参与了“全国冤狱赔偿运动”、营救“七君子”出狱、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线、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但解放后,陈志皋与初恋情人旧情复燃,远走国外。黄慕兰找到昔日同僚以求认定身份,却遭到奚落,潘汉年案件出来后,她再次身陷囹圄,直到80年代在邓颖超的亲自过问下才得以平反。1993年,她移居杭州至今。
如今,已经104岁的黄慕兰,依旧爱看电视,每天必看《新闻联播》;爱打麻将,中午必打一小时纸麻将;最大的爱好是照相,与她合影时,她先会捋平衣角,整理好头发,然后会强有力地握住你的手,并且露出灿烂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