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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曾提出过一个简明公式:“苏维埃+电气化=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但最终苏联却是:苏维埃(政权)有了,电气化也有了,而社会主义却消失了。这说明,即使生产力有所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并非万事大吉了。如果不能有效遏制腐败,还是会垮台的。
在苏共垮台前不久,即1989年前后,苏联社会科学院曾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结果是: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有7%,代表工人的只有4%,而认为苏共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这项调查说明,苏共已严重脱离群众,尽失人心,遭到了普遍唾弃。
应该说,这才是苏共垮台的主要原因。
造成这种情况,苏共历任的第一把手们当然难辞其咎,但根本的原因还是应从制度上去找。邓小平曾经说过,“过去发生的多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在论及苏联事件时也讲过:像斯大林那样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现象,在英、美、法等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也就是说,连毛泽东也承认,这些民主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可以制约国家领导人不能为所欲为,因而不可能发生斯大林那样的暴行。
曾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现任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的久加诺夫认为:苏共之所以垮台,是由于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这是久加诺夫根据亲身经历、深刻反思得出的结论。
何谓“三垄断”?即垄断政治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和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
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所谓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即享有不受任何监督、任何制约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只有在一党专政和变相的一党专政情况下才能发生。斯大林统治苏联近30年的劣迹,就是这种垄断的恶果。由于苏联和“第三国际”对舆论的控制,过去人们长期被蒙在鼓里,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后,才初步解开了黑幕一角。
赫鲁晓夫虽揭露了因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造成的恶果,但他本人仍搞集权制、终身制和新的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尚比较注意维护集体领导原则。领袖地位逐渐稳固后,他也开始大搞个人集权、大树个人威望。
戈尔巴乔夫尽管喊“公开性”和“民主化”比谁都响,但他本人在党内也很专断,出了问题则找一个“替罪羊”,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对经济利益的垄断
苏共对经济利益的垄断,依靠的是一系列封建性质的特权制度。当官的可以得到一切,当越大的官,掌握越大权力,得到的就越多。一些依附于当官者的各种人物,也多少可以得到一些,但绝大多数被称为“国家主人”的人民大众,则与此无缘。
关于苏联领导层的特权化,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回顾了特权化在斯大林时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的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
据俄罗斯学者最近估计,当时“特权阶层”大约有50万-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
这个“特权阶层”成员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他们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第二,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第三,他们不以享有比一般规定的高级干部待遇还要大得多的特权为满足,而且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
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形成过程,苏共逐渐走上腐败变质的道路,切断了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
对真理的垄断
所谓垄断真理,实际上是一种对思想的钳制,“朕即真理”,一切真理都在我手中,我说的就是对的。凡有任何一点怀疑,或不同看法,就是违反真理。
邓小平说过:“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也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苏共的垮台,不正是这样吗?由于思想僵化,领导者不愿意承认严峻现实,而是坚持教条,掩盖矛盾堆积,抵制改革,维持现状。于是,各种被掩盖的矛盾终于爆发,貌似强大的苏联溃于一旦。
前苏联“三垄断”的教训是深刻的。苏共长期坚持一党专政,任何不同声音和发出不同声音的人都很快被镇压下去。执政党和官员们即使犯了再大的错误和罪恶,也没有任何力量可制约它。而广大民众长期积压的愤怒,一旦爆发,便会形成摧毁整个旧制度的巨大力量!
(摘自《凤凰周刊》2010年第5期,《作家文摘》2010.3.5)B①
在苏共垮台前不久,即1989年前后,苏联社会科学院曾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结果是: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有7%,代表工人的只有4%,而认为苏共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这项调查说明,苏共已严重脱离群众,尽失人心,遭到了普遍唾弃。
应该说,这才是苏共垮台的主要原因。
造成这种情况,苏共历任的第一把手们当然难辞其咎,但根本的原因还是应从制度上去找。邓小平曾经说过,“过去发生的多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在论及苏联事件时也讲过:像斯大林那样大规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现象,在英、美、法等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也就是说,连毛泽东也承认,这些民主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可以制约国家领导人不能为所欲为,因而不可能发生斯大林那样的暴行。
曾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现任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的久加诺夫认为:苏共之所以垮台,是由于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这是久加诺夫根据亲身经历、深刻反思得出的结论。
何谓“三垄断”?即垄断政治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和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
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所谓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即享有不受任何监督、任何制约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只有在一党专政和变相的一党专政情况下才能发生。斯大林统治苏联近30年的劣迹,就是这种垄断的恶果。由于苏联和“第三国际”对舆论的控制,过去人们长期被蒙在鼓里,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后,才初步解开了黑幕一角。
赫鲁晓夫虽揭露了因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造成的恶果,但他本人仍搞集权制、终身制和新的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尚比较注意维护集体领导原则。领袖地位逐渐稳固后,他也开始大搞个人集权、大树个人威望。
戈尔巴乔夫尽管喊“公开性”和“民主化”比谁都响,但他本人在党内也很专断,出了问题则找一个“替罪羊”,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对经济利益的垄断
苏共对经济利益的垄断,依靠的是一系列封建性质的特权制度。当官的可以得到一切,当越大的官,掌握越大权力,得到的就越多。一些依附于当官者的各种人物,也多少可以得到一些,但绝大多数被称为“国家主人”的人民大众,则与此无缘。
关于苏联领导层的特权化,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回顾了特权化在斯大林时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的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
据俄罗斯学者最近估计,当时“特权阶层”大约有50万-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
这个“特权阶层”成员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他们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第二,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第三,他们不以享有比一般规定的高级干部待遇还要大得多的特权为满足,而且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
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形成过程,苏共逐渐走上腐败变质的道路,切断了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
对真理的垄断
所谓垄断真理,实际上是一种对思想的钳制,“朕即真理”,一切真理都在我手中,我说的就是对的。凡有任何一点怀疑,或不同看法,就是违反真理。
邓小平说过:“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也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苏共的垮台,不正是这样吗?由于思想僵化,领导者不愿意承认严峻现实,而是坚持教条,掩盖矛盾堆积,抵制改革,维持现状。于是,各种被掩盖的矛盾终于爆发,貌似强大的苏联溃于一旦。
前苏联“三垄断”的教训是深刻的。苏共长期坚持一党专政,任何不同声音和发出不同声音的人都很快被镇压下去。执政党和官员们即使犯了再大的错误和罪恶,也没有任何力量可制约它。而广大民众长期积压的愤怒,一旦爆发,便会形成摧毁整个旧制度的巨大力量!
(摘自《凤凰周刊》2010年第5期,《作家文摘》2010.3.5)B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