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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在万通大厦的书房并不大。两面墙的书架，其中一面整齐地摆放着各种线装书，武林秘籍一般令人望而生畏。这就是冯仑的阅读根据地：平日里，他就坐在这里，一边喝茶，一边享受阅读之乐趣。
对于“不明真相的群众”来说，他是企业家里的段子王；对于企业家朋友来说，他是圈子里少数看得开、活得开的哲人；对于万通的员工来说，他是“说话很逗、没有架子”的老板。
“用一种古典的方式思考，却尝试用一种野蛮的方式表达”，这是吴晓波对冯仑的评价。内心还被一层莫名而高尚的理想主义所包裹，在职业和形体上却已经被草莽的商业游戏所扭曲，所以他们索性把自己放纵成了一个“野蛮人”。
那他是怎么看自己的？简单一句话，“我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玩意儿。”
这就是冯仑—一个活得很开阔的人。
说阅读：我喜欢倒着看书
出乎意料的，冯仑在万通大厦的书房并不大，二十多平米的样子。摆设简单，两面落地玻璃窗，两面墙的书架，都收拾得井井有条。其中一面墙的书架里，整齐地摆放着各种线装书，武林秘籍一般令人望而生畏。定睛一看，里边陈列的都是诸如《菜根谭》、《道德经》、《孙子兵法》一类的书籍。
大堆的线装书中，一幅画被包围了起来，那是书房里唯一的一幅画：一个大头娃娃稀稀拉拉几缕头发趴在大脑门儿上，眼睛瞪得溜圆儿闪着好奇的光，除了戴着一个黑色领巾，其他部分都适当地弱化，倒是孩子天真、好奇和直率的眼神特别引人注目。据说这是一个朋友送的，冯仑特别喜欢这幅画。
据说，冯仑给自己列过一张阅读路线图：小学看《史记》，初中看《小逻辑》，中学看文言文，大学看《资本论》。由此可见他对于这种培养一个人方法论、世界观的书籍的偏好。这一点，从他的书房里也能窥见一二。书房中的另一面书架墙，被清晰地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摆满政经类世界学术名著，像是鲁迅文集和经济学套书这样的系列书籍均在其中，《国富论》、《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政治经济学研究》这样的大部头著作满眼皆是，一本比一本严肃；另一部分则被各种“杂书”占满，社科类居多，市面上的畅销书几乎没有。随手从书架中抽出一本，便是不久前周其仁出版的《货币的教训》。而冯仑自己写的《野蛮生长》和《理想丰满》，则低调地被挤在了不起眼的角落里。
百叶窗下，是一张米色的沙发，沙发旁边还放置着一个大大的留声机，模样古旧，也不知道是不是还能放出声响来。一摞文件和资料堆在茶几一角，长方形笔筒里凌乱地插着几根笔、一沓他的名片和其他小杂物。这就是冯仑的阅读根据地：平日里，他就坐在这里，一边喝茶，一边享受阅读之乐趣。
在书房里转了一圈，我很好奇。这一大书架的书，他真的每本都会拿来细读，还是只拿来做做样子，当成摆设？说实话，许多企业家都是那么干的—赚了钱，先装修书房，壮壮门面。但眼前这个把写作当成消遣的文人企业家，是不是也这样呢？
我随便抽出一本，嗬，还很新。“你那么忙，有时间看书吗？”我指着这一屋子的书问冯仑。他不以为意地笑笑说，书未必要全看。“我看书，一般都是倒着看，因为一般的书最有价值的内容都在后边。”
我立刻反问他说，难道你的书也是这样吗？冯仑笑了，“我的书什么地方都可以插进去看，我写书的时候就考虑到大众看书的习惯，希望他从任何地方插进去看都不耽误。现在大家都特别忙，碎片时间多，整块时间少，所以现在写书要适合大家在碎片时间阅读。”
说出书：随心所欲，但不逾矩
冯仑不是第一次出书了。从最初的万通六君子风风火火下海南“闹海”，到现在各自在领域中如鱼得水大有作为，冯仑一边走一边看，一边经历一边感受，在带着兄弟们和万通经历了《野蛮生长》之后，他将目光投向创业的初心—《理想丰满》，将多年观察与思考的问题转化为文字，以书籍的方式与读者共同回味过往，思考当下，探索未来。
第一本《野蛮生长》爆火，甚至在专门卖盗版书的地摊里也实实在在地“稳踞”了好几年。评论这本书时，有人说在冯仑的笔下，能看到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历史，“都是在杂草丛中、石头缝儿里野蛮生长，都是从石头底下慢慢地拱翻石头，才最终见着了阳光，中间吃的苦、遭的罪、受的羞辱，一切甘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一开始，他压根就没想写书，那是在一个朋友（甘琦）的督促和鼓励下开的头，“我说没功夫，她说，那你来讲，我来记录。结果……后来她跑到美国去生孩子了。”冯仑说着说着就笑了起来：“但我还是坚持下来，用讲述的方法，不断整理，再加一些内容，从读者的角度想怎么让它更有价值。”
《野蛮生长》就这样意外诞生了。许是尝到了出版的甜头，到了第二本书《理想丰满》，冯仑的主动性更强一些。2011年，正值万通二十年，“我们内部要做一些交流，当时就设定了计划，员工通过网上抽签的方式报名来参加交流，我大概一共讲了19次，每次1-2个小时，每次二三十人，讲完大家讨论，这样就把讲稿整理出来，我再分章节整理好。再补写一部分，章节、风格等都是按照《野蛮生长》的模式，也找了原来的插图作者，构成一个连续性的记录—从野蛮生长到理想丰满。”
民营企业里，写书的人多，“被”写的人也不少。“比如马云，恐怕都被写了二十多本书了。自己写书的呢，王石、小潘也写了不少。但像我这样，完全站在民营企业的角度来写书，相对而言并不多。”冯仑写书，第一很少写万通，第二很少写自己，“主要是写我看到的和思考的，保持一个独特性，保持记录。”对于冯仑来说，《野蛮生长》是从外部看民营企业，而《理想丰满》则是从民营企业的视角看外部，这样就组成了民营企业创业者对二十年来发展的自我关照和对社会的关照，冯仑说希望通过这本书，“把这个思考过程和大家分享，把民营企业的视角完整化。”
就像那个指出皇帝并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一样，在《野蛮生长》和《理想丰满》里，冯仑毫无顾忌地谈论政商关系等敏感话题，甚至臧否人物，挥斥方遒，随性之至。我问他，你就不怕得罪人？“我已经是这个说话习惯了，没法改。”他顿了顿，说，“做生意之后，我的说话方式完全改了，以前在机关时说话也不这样，人已经被摧残蹂躏成这样了，还怕什么？有本书挺大胆的，名字叫《农村妇女聊天录》，我写的书有点类似这个—已经是社会最底层了，反正说啥都是这样，社会改造了我，于是变成了性格的一个产物。而且我比较烦‘装’，特别烦‘装孙子’的事，我一装就累，我不愿意委屈自己。” 冯仑可不是随便乱说的人，“我能够在胡说八道中随心所欲不逾矩，也是一种分寸。看似胡说八道，但是在该留分寸的地方有分寸。”在冯仑眼里，这世道，比自己能侃的人太多了。“现在都互联网时代了，比我能胡说八道的，比我猛的，有的是。而且很多话我也不是第一次说，看来也没多大风险，”他笑笑，继续说，“我也是个低俗的人，到低俗的时候也挺低俗的，我一看没什么大麻烦，觉得，嗯，可以说。”
担心冯仑太口无遮拦的人，可不止一个。柳传志和周其仁曾经就此事劝说过冯仑，被他至今记在心上，心怀感激。两次出书，他都推荐给了柳传志，对方在看完之后专门给冯仑打电话，“电话里，他和我聊了很长时间，建议我有些话要删掉，因为‘弄’出来会有些人不舒服，他说，‘对你也没什么好处’，于是我都听了，这些都做了处理，另外还有周其仁等朋友，推荐之后他们都认真地看了，看完之后给了很多意见。”这些意见冯仑都一一地听取吸纳，对原稿做了相应的改动，最终保证了这两本书能够在最大程度保留原意的基础上能够出版。
“但是想表达的东西被删掉了，不觉得遗憾吗？”我问他。冯仑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这没办法，因为你想表达的，并不一定是人家想看的。”他写书，跟做生意差不多。“我写书不是让自己满意，是让客户也就是读者满意。我不是学者，也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我没必要非要‘轴’，非要坚持，好像这是‘我多伟大的事，非要说出来’，我只是个买卖人，只要大家觉得还有点意思，茶余饭后觉得这是个快乐的事，就行了。”
“我不是非要把我的话说完。再说我有生之年还有很多年，又不是临终遗言，说完就没了，我还有很多口气倒呢。以后不定啥时有机会了，再说呗。”他说完自嘲地笑，带着一丝大男孩般的顽皮。
说写作：让别人舒服一点儿
冯仑在书里写到了很多人，说到王石，说到牟其中，说到万通创办和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人和事。看到书里描写的自己，他们是个什么反应？
“什么反应都有，”冯仑说，“我的书不是拍照片，拍照片当下都是真的，想改很困难。我是用语言来传达历史和过去，我们说完话，翻篇儿就是历史了，这时会有语言表达的误差，古人说，‘口舌以代心，文字以代口舌，辗转阻隔阻碍不知相去凡几。’人能用语言表达的大概是心里想的事的百分之三十，而对方能接收到的信息最多是百分之十五。”还有一个原因是对往事和记忆有追溯性误差，“造成误差有很多原因，一是史料够不够，二是价值观不同，同样一件事，你看是‘是’，他看是‘非’，这种情况也很普遍。”对于书中提到万通的事情，冯仑说，“就连我们自己的事儿，哥儿几个聚一起说还有分歧，但好在我们六个都很默契，没有特别较真儿。”
当然，也有对此特别不满意的人，“有人写文章，或者通过律师或朋友找我，希望我修正里边的内容。” 《野蛮生长》当年出版后就招致了很多争论，牟其中在狱中甚至开展笔战，写了《冯仑，你为什么非逼我说出真相？》一文。“就是打个呼噜都会干扰到别人，何况是说话，用的还是写出来的形式。”但冯仑在写第二本书时，确实注意了很多，“有些具体的人或事不要对号入座，尽量不给别人带来困扰，我毕竟是买卖人，还是让别人舒服一点的好。”
现在，冯仑正在支持着崔永元做民营企业的口述史。他写书的过程，也被当成一个个案，用来参考研究。“我一直关注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和未来的走势，支持他们做些与民营企业相关的东西，我的书是当下民营企业对经营环境和社会转型中影响到民企的各个方面的一个直接的表达，但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说它看到了这些东西，希望相关的政策制定者也好、读者、民企也好、甚至是公司内部员工也好，大家来关注和思考这件事情。”
至于写作到底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冯仑耸耸肩，“写作的过程，就当我打了个饱嗝，至于对社会到底是污染、是健康、还是中性，我不能控制。最后的结果怎么样，也不是我所能预期和设计的。我写了这些书，就相当于生了个儿子—最后这个儿子成匪成寇、成盗成圣、成伟人成英雄，都不是我能控制的。我只承担一个责任：照顾它，对它的生产过程负责任，对‘它是我儿子’这个事认账，接下来，它能折腾成什么样，还要看它自己的造化。”
对于“不明真相的群众”来说，他是企业家里的段子王；对于企业家朋友来说，他是圈子里少数看得开、活得开的哲人；对于万通的员工来说，他是“说话很逗、没有架子”的老板。
“用一种古典的方式思考，却尝试用一种野蛮的方式表达”，这是吴晓波对冯仑的评价。内心还被一层莫名而高尚的理想主义所包裹，在职业和形体上却已经被草莽的商业游戏所扭曲，所以他们索性把自己放纵成了一个“野蛮人”。
那他是怎么看自己的？简单一句话，“我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玩意儿。”
这就是冯仑—一个活得很开阔的人。
说阅读：我喜欢倒着看书
出乎意料的，冯仑在万通大厦的书房并不大，二十多平米的样子。摆设简单，两面落地玻璃窗，两面墙的书架，都收拾得井井有条。其中一面墙的书架里，整齐地摆放着各种线装书，武林秘籍一般令人望而生畏。定睛一看，里边陈列的都是诸如《菜根谭》、《道德经》、《孙子兵法》一类的书籍。
大堆的线装书中，一幅画被包围了起来，那是书房里唯一的一幅画：一个大头娃娃稀稀拉拉几缕头发趴在大脑门儿上，眼睛瞪得溜圆儿闪着好奇的光，除了戴着一个黑色领巾，其他部分都适当地弱化，倒是孩子天真、好奇和直率的眼神特别引人注目。据说这是一个朋友送的，冯仑特别喜欢这幅画。
据说，冯仑给自己列过一张阅读路线图：小学看《史记》，初中看《小逻辑》，中学看文言文，大学看《资本论》。由此可见他对于这种培养一个人方法论、世界观的书籍的偏好。这一点，从他的书房里也能窥见一二。书房中的另一面书架墙，被清晰地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摆满政经类世界学术名著，像是鲁迅文集和经济学套书这样的系列书籍均在其中，《国富论》、《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政治经济学研究》这样的大部头著作满眼皆是，一本比一本严肃；另一部分则被各种“杂书”占满，社科类居多，市面上的畅销书几乎没有。随手从书架中抽出一本，便是不久前周其仁出版的《货币的教训》。而冯仑自己写的《野蛮生长》和《理想丰满》，则低调地被挤在了不起眼的角落里。
百叶窗下，是一张米色的沙发，沙发旁边还放置着一个大大的留声机，模样古旧，也不知道是不是还能放出声响来。一摞文件和资料堆在茶几一角，长方形笔筒里凌乱地插着几根笔、一沓他的名片和其他小杂物。这就是冯仑的阅读根据地：平日里，他就坐在这里，一边喝茶，一边享受阅读之乐趣。
在书房里转了一圈，我很好奇。这一大书架的书，他真的每本都会拿来细读，还是只拿来做做样子，当成摆设？说实话，许多企业家都是那么干的—赚了钱，先装修书房，壮壮门面。但眼前这个把写作当成消遣的文人企业家，是不是也这样呢？
我随便抽出一本，嗬，还很新。“你那么忙，有时间看书吗？”我指着这一屋子的书问冯仑。他不以为意地笑笑说，书未必要全看。“我看书，一般都是倒着看，因为一般的书最有价值的内容都在后边。”
我立刻反问他说，难道你的书也是这样吗？冯仑笑了，“我的书什么地方都可以插进去看，我写书的时候就考虑到大众看书的习惯，希望他从任何地方插进去看都不耽误。现在大家都特别忙，碎片时间多，整块时间少，所以现在写书要适合大家在碎片时间阅读。”
说出书：随心所欲，但不逾矩
冯仑不是第一次出书了。从最初的万通六君子风风火火下海南“闹海”，到现在各自在领域中如鱼得水大有作为，冯仑一边走一边看，一边经历一边感受，在带着兄弟们和万通经历了《野蛮生长》之后，他将目光投向创业的初心—《理想丰满》，将多年观察与思考的问题转化为文字，以书籍的方式与读者共同回味过往，思考当下，探索未来。
第一本《野蛮生长》爆火，甚至在专门卖盗版书的地摊里也实实在在地“稳踞”了好几年。评论这本书时，有人说在冯仑的笔下，能看到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历史，“都是在杂草丛中、石头缝儿里野蛮生长，都是从石头底下慢慢地拱翻石头，才最终见着了阳光，中间吃的苦、遭的罪、受的羞辱，一切甘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一开始，他压根就没想写书，那是在一个朋友（甘琦）的督促和鼓励下开的头，“我说没功夫，她说，那你来讲，我来记录。结果……后来她跑到美国去生孩子了。”冯仑说着说着就笑了起来：“但我还是坚持下来，用讲述的方法，不断整理，再加一些内容，从读者的角度想怎么让它更有价值。”
《野蛮生长》就这样意外诞生了。许是尝到了出版的甜头，到了第二本书《理想丰满》，冯仑的主动性更强一些。2011年，正值万通二十年，“我们内部要做一些交流，当时就设定了计划，员工通过网上抽签的方式报名来参加交流，我大概一共讲了19次，每次1-2个小时，每次二三十人，讲完大家讨论，这样就把讲稿整理出来，我再分章节整理好。再补写一部分，章节、风格等都是按照《野蛮生长》的模式，也找了原来的插图作者，构成一个连续性的记录—从野蛮生长到理想丰满。”
民营企业里，写书的人多，“被”写的人也不少。“比如马云，恐怕都被写了二十多本书了。自己写书的呢，王石、小潘也写了不少。但像我这样，完全站在民营企业的角度来写书，相对而言并不多。”冯仑写书，第一很少写万通，第二很少写自己，“主要是写我看到的和思考的，保持一个独特性，保持记录。”对于冯仑来说，《野蛮生长》是从外部看民营企业，而《理想丰满》则是从民营企业的视角看外部，这样就组成了民营企业创业者对二十年来发展的自我关照和对社会的关照，冯仑说希望通过这本书，“把这个思考过程和大家分享，把民营企业的视角完整化。”
就像那个指出皇帝并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一样，在《野蛮生长》和《理想丰满》里，冯仑毫无顾忌地谈论政商关系等敏感话题，甚至臧否人物，挥斥方遒，随性之至。我问他，你就不怕得罪人？“我已经是这个说话习惯了，没法改。”他顿了顿，说，“做生意之后，我的说话方式完全改了，以前在机关时说话也不这样，人已经被摧残蹂躏成这样了，还怕什么？有本书挺大胆的，名字叫《农村妇女聊天录》，我写的书有点类似这个—已经是社会最底层了，反正说啥都是这样，社会改造了我，于是变成了性格的一个产物。而且我比较烦‘装’，特别烦‘装孙子’的事，我一装就累，我不愿意委屈自己。” 冯仑可不是随便乱说的人，“我能够在胡说八道中随心所欲不逾矩，也是一种分寸。看似胡说八道，但是在该留分寸的地方有分寸。”在冯仑眼里，这世道，比自己能侃的人太多了。“现在都互联网时代了，比我能胡说八道的，比我猛的，有的是。而且很多话我也不是第一次说，看来也没多大风险，”他笑笑，继续说，“我也是个低俗的人，到低俗的时候也挺低俗的，我一看没什么大麻烦，觉得，嗯，可以说。”
担心冯仑太口无遮拦的人，可不止一个。柳传志和周其仁曾经就此事劝说过冯仑，被他至今记在心上，心怀感激。两次出书，他都推荐给了柳传志，对方在看完之后专门给冯仑打电话，“电话里，他和我聊了很长时间，建议我有些话要删掉，因为‘弄’出来会有些人不舒服，他说，‘对你也没什么好处’，于是我都听了，这些都做了处理，另外还有周其仁等朋友，推荐之后他们都认真地看了，看完之后给了很多意见。”这些意见冯仑都一一地听取吸纳，对原稿做了相应的改动，最终保证了这两本书能够在最大程度保留原意的基础上能够出版。
“但是想表达的东西被删掉了，不觉得遗憾吗？”我问他。冯仑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这没办法，因为你想表达的，并不一定是人家想看的。”他写书，跟做生意差不多。“我写书不是让自己满意，是让客户也就是读者满意。我不是学者，也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我没必要非要‘轴’，非要坚持，好像这是‘我多伟大的事，非要说出来’，我只是个买卖人，只要大家觉得还有点意思，茶余饭后觉得这是个快乐的事，就行了。”
“我不是非要把我的话说完。再说我有生之年还有很多年，又不是临终遗言，说完就没了，我还有很多口气倒呢。以后不定啥时有机会了，再说呗。”他说完自嘲地笑，带着一丝大男孩般的顽皮。
说写作：让别人舒服一点儿
冯仑在书里写到了很多人，说到王石，说到牟其中，说到万通创办和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人和事。看到书里描写的自己，他们是个什么反应？
“什么反应都有，”冯仑说，“我的书不是拍照片，拍照片当下都是真的，想改很困难。我是用语言来传达历史和过去，我们说完话，翻篇儿就是历史了，这时会有语言表达的误差，古人说，‘口舌以代心，文字以代口舌，辗转阻隔阻碍不知相去凡几。’人能用语言表达的大概是心里想的事的百分之三十，而对方能接收到的信息最多是百分之十五。”还有一个原因是对往事和记忆有追溯性误差，“造成误差有很多原因，一是史料够不够，二是价值观不同，同样一件事，你看是‘是’，他看是‘非’，这种情况也很普遍。”对于书中提到万通的事情，冯仑说，“就连我们自己的事儿，哥儿几个聚一起说还有分歧，但好在我们六个都很默契，没有特别较真儿。”
当然，也有对此特别不满意的人，“有人写文章，或者通过律师或朋友找我，希望我修正里边的内容。” 《野蛮生长》当年出版后就招致了很多争论，牟其中在狱中甚至开展笔战，写了《冯仑，你为什么非逼我说出真相？》一文。“就是打个呼噜都会干扰到别人，何况是说话，用的还是写出来的形式。”但冯仑在写第二本书时，确实注意了很多，“有些具体的人或事不要对号入座，尽量不给别人带来困扰，我毕竟是买卖人，还是让别人舒服一点的好。”
现在，冯仑正在支持着崔永元做民营企业的口述史。他写书的过程，也被当成一个个案，用来参考研究。“我一直关注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和未来的走势，支持他们做些与民营企业相关的东西，我的书是当下民营企业对经营环境和社会转型中影响到民企的各个方面的一个直接的表达，但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说它看到了这些东西，希望相关的政策制定者也好、读者、民企也好、甚至是公司内部员工也好，大家来关注和思考这件事情。”
至于写作到底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冯仑耸耸肩，“写作的过程，就当我打了个饱嗝，至于对社会到底是污染、是健康、还是中性，我不能控制。最后的结果怎么样，也不是我所能预期和设计的。我写了这些书，就相当于生了个儿子—最后这个儿子成匪成寇、成盗成圣、成伟人成英雄，都不是我能控制的。我只承担一个责任：照顾它，对它的生产过程负责任，对‘它是我儿子’这个事认账，接下来，它能折腾成什么样，还要看它自己的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