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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针对民国时期的陆军军服法令研究较少、资料不齐，不利于以民国时期为背景的影视作品发展。文章基于史料、文献整理，对民国时期陆军军服法令中军衔章进行组织结构分析。研究认为：民国时期1912—1936年共颁布四次陆军军服法令条例，与之相应的军衔章款式不断进行改良，品类等级划分明确，表现形式呈现多样化，审美趋向西式。陆军军服法令中军衔章造型分为二个时期，一是1912—1928年由简至繁模仿期，二是1929—1936年由繁至简革新期。陆军军服法令的变更，深层次原因是受国内军阀割据分裂，加之西方帝国主义与各路军阀相互抱团、相互利用，不稳定因素推动了陆军军服法令颁布，也为军衔章式样提供了参考样本。
关键词： 民国时期;军服法令;陆军;军衔章;造型特征;制服
中图分类号： TS941.733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10017003（2021）08009106
引用页码： 081204
DOI： 10.3969/j.issn.1001-7003.2021.08.016（篇序）
A study on the style of army badge based on the military uniform law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XIANG Huazhi1， LI Qiang2
（1.Department of Art and Communication， Hubei Business College， Wuhan 430073， China; 2.Editorial Department ofFashion Guide，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In view that few existing studies and incomplete information on military uniform law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re not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army badge in the military uniform law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based on historical data and literature compilation.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from 1912 to 1936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ur army uniform laws and regulations were promulgated， and the styles of corresponding army badges were continuously improved. There was clear classification of categories， showing a diverse form of manifestation and tending to western styles in terms of the aesthetics. The style of army badge in the military uniform law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underwent two stages： the first stage was from 1912 to 1928， from simple imitation to complex imitation and the second was from 1929 to 1936， from complexity to simplicity and innovation. The deep-rooted reasons for the variation in the military uniform law are attributed to the splitting of domestic warlords， the rally and backscratching between Western imperialism and various warlords. A variety of unsteady factors have promoted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military uniform law and provided a referential sample for the styles of military rank badge.
Key words：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military rank chapter; military uniform laws and regulations;ground forces; category; modeling characteristics
收稿日期： 20201010;
修回日期： 20210707
基金項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7YJCZH079）
作者简介： 项化质（1987），女，讲师，主要从事服饰设计文化研究。通信作者：李强，副编审，liqiang800121@foxmail.com。 民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革时期，这一阶段的军队建设、军服变动较大，没有完全统一的军服法令制度，这与国内军阀割据、派系林立有很大关系，但因受当时世界列强军队的影响，执政者为效仿其制度，在民国时期共颁布了四次陆军军服法令：1912年1月由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军士服令》;1912年10月由北洋政府颁布的《陆军服制》;1929年9月由南京政府颁布的《陆军军常服礼服条例》;1936年1月由南京政府颁布的《陆军服制条例》。四次变更陆军军服法令，与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巨变有着密切联系。军服法令在形制上对陆军军服有一些规定，容易引起学界关注，但军服上的军衔章造型作为装饰品却很少受到关注。民国时期军服法令颁布对陆军军衔章的作用，不仅体现陆军军衔章的质地、颜色、款式的造型变化，还对统一军服制度起到一定促进作用，是特殊时代下造就的历史产物，推动军服体系改革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事件。本文以民国时期军服法令为切入点，对民国时期陆军军服中的军衔章标识、品类、造型特征系统地分析，客观反映当时社会现状以探寻出现这一变迁的深层原因。
1 民国军服法令中军衔章造型品类分析
军衔章主要由领章、肩章、袖章、帽章组成，这些章又由不同颜色、不同数量、不同宽窄、横竖线组成，其主要材质元素使用纺织物制成，缝制在军服底版领部、肩部、袖口处。军衔章中的造型元素由五角星、三角形、圆形、梅花、葵花等图案组成，采用金属材质制作而成，具有极高识别性的徽章、帽、肩、领、袖组成完整的军衔章标识系统，显示每一位军人的部队称号、身份、职务、兵种。
1.1 领 章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军士服令》中，陆军军常服领章造型为长方形，领底色绿色，前方有突出尖锥角，宽度等于衣领，面料以呢绒布料为主，分别以不同颜色表明其兵种，如步兵红色、公兵蓝色、卫生兵白色、炮兵黄色（表1中1#）[1]。1912年10月北洋军阀政府颁布的《陆军服制》中，陆军军常服领章外形为长方形，领底色土黄色，前方有突出尖锥角形状，宽度略小于衣领，领章左右对称结构缝制，面料呢布料为主，如步兵红色、骑兵黄色、炮兵蓝色、公兵白色（表1中2#）。如《华侨杂志》1913年第2期刊登当时陆军总长段祺瑞佩戴领章（图1），领章造型清晰可见[2]，军官佩戴领章可辨别等级，上等军官领章用金属材料，中初等军官均以颜色区别分科。《陆军服制》中规定陆军官佐礼服领章为长方形，分两部分，一部分打底，另一部分是在底上镶花纹[3]，由不同颜色的章面及暗花纹组成，将级军官配金底金纹，校级军官配金底银纹，尉级军官配银底金纹、准尉级军官配银底银纹（表1中3#）。如《同德》杂志1917年第1期刊登直隶督军曹锟着大礼服（图2），可以清晰观察到领饰花纹为菊花，但其领面颜色与花纹颜色并不相同[4]。
1929年的《陆军军常服礼服条例》中陆军军常服领章有较明显变化，依据不同级别进行领章变更。此次调整，陆军军常服中军衔章基本稳定统一，领章外形长4.5 cm、宽1.8 cm长方形呢绒加厚布料，固定在衣领前端，可用来表示兵种与等级[5]。将级军官领章底色由红色改为金色，校级军官、尉级军官、士兵领章底色均以兵种色为底色;兵种色中军需、军法、军医兵种将级军官在底色四周镶嵌本兵种色，如骑兵黄色、炮兵蓝色、军医绿色、宪兵红色，校级军官则镶嵌二条横金线，尉级军官镶嵌一条直线，士兵则既没有镶嵌边也没有镶嵌线;每一级军官等级区分以三角星图案，数量依据等级不同有所变化（表1中4#）。如《东方杂志》于1935年第32卷第23期刊登新任察哈尔代理主席张自忠（图3），佩戴陆军军常服领章[6]。
《陆军军常服礼服条例》中陆军官佐礼服领章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底色，另一部分在底色镶嵌图案，围绕整个衣领。将级军官领章四周镶制金黄色编织线，配金色梅花花纹图案，校级军官领章镶嵌则是银色梅花图案、银色编织线（表1中5#）。1936年的《陆军服制条例》中陆军军常服领章外观为长方形，采用三角星图案，级别高低分别以不同颗数代替依次递减，面料工艺采用机器制造，更加规范精致，在机织模版底色上镶嵌三角金星。将级以上军官机织模版底色为金黄色，赤金色宽边框和三条横金线搭配三颗星，将级以下军官机织模版底色为淡黄色，上下细金边框和四条横白线，校级、尉级军官机织模版底色为黄白相间色，领章周围另有细赤金镶边，以兵种色分为三条、二条横线，依据级别不同配三角星。士兵机织模版底色为兵种色，四周镶边配一条横线。在1936年第122期《良友》中报道，傅作义将军（图4）佩戴陆军军常服领章对应有三角星图案[7]。
1.2 肩 章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军士服令》中陆军军常服肩章造型以长方形呢绒布为主，竖订于肩上，将级军官均以金底金線，星徽分别为三、二、一粒，校级军官均以红底金线，金线两条，星辉也是三、二、一粒，尉级军官均红底金线，金线一条，星徽分三、二、一粒（表2中1#）。1921年10月北洋军阀政府颁布《陆军服制》中陆军官佐礼服肩章造型由炳面、圆盘、长穗、星徽组成，全长15 cm，炳宽5 cm，圆盘直径11 cm。将级军官肩章为墨绿底色搭配柄面、圆盘、长穗组成，金属材料制作，依据等级不同分别缀五角星三颗、二颗、一颗（表2中2#），校级军官则是本兵种颜色，呢绒料做柄面圆盘，柄盘周围绕长穗金线编制，尉级军官柄盘周边绕长穗金线一道，金线三条相编织，校尉级军官都要在肩章上缀五角星分等级，上级三颗，中级二颗，下级一颗，准尉等额外军官的肩章柄、盘、穗与尉官相同，但不缀星[3]。图5馆藏照片中可见肩章圆盘、圆盘上镶三颗星及穗的形状[8]。《陆军服制》中陆军军常服肩章造型为长方形，长7.5cm，宽与衣领同宽，肩章的佩戴方式由之前的横缀改为直缀[9]，将级军官金丝材料编织，不分等级，校尉级军官均为呢料，底版色为黄色，依据等级不同配五角星，另将级军官肩章配五条金线，校级军官配五条银线，尉级军官分别配五条银线（表2中3#）。图6为《东方杂志》于1918年第15卷第2期刊登的奉天督军张作霖，其衣领为立领，佩戴竖式肩章[10]。1936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陆军服制条例》中陆军官佐礼服肩章造型以长条状结构，云朵纹中心为梅花图案，向上有五条辐射状金线，中间金线上镶嵌三角星以区分等级，肩章云朵纹头部垂有穗饰，靠近衣领领窝头侧呈现云朵尖锥状，另一侧呈现云朵纹圆形状（表2中4#），将级军官肩章纹饰和穗饰都用金线绣制，校尉级军官用黄线，依据级别镶三角星，另特级上将肩章圆头部比一般将军要大，穗饰也相应加粗。 1.3 袖 章
1912年1月《中华民国军士服令》中陆军军常服袖章造型一等军官以袖口约8 cm处绕袖围红色丝绒装饰线二圈，二等军官为一圈，一等兵目和二等兵目在原来基础上，增加醒目宽窄相同的装饰线（表3中1#）。1921年10月《陆军服制》中陆军官佐礼服袖章造型钉于袖口外侧，宽8.5 cm，长为袖口的2/3，将级军官金地金花，校级军官金地银花，尉级军官银地金花（表3中2#）。袖章上、侧沿口还钉缀金辫，将官三道，校官二道，尉官一道[11]。1921年10月《陆军服制》陆军军常服袖章由军用文官佩戴袖章，袖章宽度约2.5 cm，依据级别不同，将、校、尉官分别在衣袖口处约12 cm绕袖围红色丝绒线三、二、一圈，军士、士兵均没有装饰线（表3中3#）。1936年1月《陆军服制条例》中陆军官佐礼服袖章造型在袖口处向上约12 cm位置统一绣梅花图案，将级军官设三条金线，每条金线宽约1 cm，两条之间距离为0.5 cm，校级军官设二条金线和一条兵种色线，尉级军官设一条金线和一条兵种色线（表3中4#）。为区别等级，在金线上钉缀圆形金扣梅花图案，并装饰直径5 cm的刺绣环圈，级别越低金扣梅花图案和刺绣环圈相应递减[12]。1929年第37期《良友》杂志刊登，第二司令长官阎锡山穿着礼服，其领章袖章上的梅花清晰可见，肩章圆盘正中秀梅花一朵。
1.4 帽徽、帽章
1912年1月《中华民国军士服令》中陆军军常服的帽章造型效仿日本明治三十九年式“锹型”领章，材质一律使用铜质金色的金属材料，帽围、帽顶采用同衣料颜色，帽顶边缘一圈红色牙线，黑色帽檐（表4中1#）。1921年10月《陆军服制》陆军官佐礼服帽章为圆直筒形，外观色彩与礼服相同，黑漆帽檐，金色帽绊，面料采用呢料哔叽，帽顶竖白缨，除大元帅为红缨，其他军官为白缨，帽徽不分等级，将校尉级军官均相同，十八星徽后改五色星徽，五色星嵌金菊花在图案圆徽上;帽上以银线区分等级（表4中2#）。图7为刊登于1913年第2卷2期《佛教月刊》中，袁世凯所佩戴的礼服军帽为红色，帽墙正片用金色为地，上面绣花[13]。1921年10月《陆军服制》陆军军常服帽章为大盖帽，黑漆帽檐，尉级军官以上军官金色帽绊，在帽墙中间有一条金辫，军士为银辫，士兵无辫，帽顶檐口与衣袖裤缝处一样有红色牙线一条，参谋人员为了便于识别帽墙都为红色，军帽的帽徽统一为五色五角星（表4中3#）。图6中张作霖所带军帽，清晰可见帽墙的金辫与五角星，形制为平顶大圆帽，帽顶比帽墙略宽。1929年9月《陆军军常服礼服条例》陆军军常服帽顶宽直径约为25 cm，帽檐为弧形、稍向前方下倾斜，帽檐正中处最宽，大约为5.5 cm，帽章为党徽，直径2.5 cm的圆形，正中略成饱面形，上加磁面缝在帽檐正中上方的帽墙中央处[14]（表4中4#）。1936年1月《陆军服制条例》陆军官佐礼服帽章帽围设装饰边绕整圈，帽顶在圆形金边圈内镶嵌装饰层，将级军官四条金边内嵌三层五星，校级军官三条黄边内嵌二层，尉级军官二条内嵌一层，准尉一条，帽檐装饰用黄线绣梅花图案，另将级军官的帽檐外延口用金线嵌入包边[15]。帽徽图案在原基础上设葵花花瓣，花瓣外围用梅花图案，并将帽徽外沿加宽组成大圆帽徽，周边装饰金色边，颜色为蓝白色。帽章以珐琅为面，凸圆形，直角3 cm，中间嵌党徽，直径为1 cm，将、校、尉官制式相同，冬、夏两季制式相同（表4中5#）。图8为1941年《永安月刊》报道谢晋元将军头戴党徽帽，身穿立翻领，前开襟单排扣军衣的形象[16]。
2 军服法令中军衔章造型的分期和原因分析
根據民国时期军服法令中军衔章造型的特征，本文将其分为两个时期：由简至繁的模仿时期和由繁至简的革新时期。军服法令中军衔章变化的原因既有时代背景的原因，也有自身主体的原因。
2.1 军服法令中军衔章造型的分期
由简至繁的模仿时期（1912—1928年）。1912—1928年陆军军服法令共颁布三次，1912年1月由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军士服令》仅使用10个月，由于当时政局不稳定，军衔章简单的模仿照搬了全套日式军衔章外观造型，属于典型的日式风格。日式军衔章结合德式的特点，将亚洲人的身型结构设计得比较合体，穿戴在身上轮廓分明，特别是肩章设计凸显军人挺拔有力。初期模仿军衔章在思想意识上是一种进步，是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的必然结果，它加快改变的步伐，缩短了更替时间，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在民国时期是最实用的参考实例，为接下来的改变奠定基础。第二次《陆军服制》法令修改在1912年8月，此次颁布后使用此令时间长达16年，当时北洋政府执政者明确指出“详考西法”[17]，因此笔者推断在军衔章上进行重新设计并参照了西式元素。陆军官佐礼服军衔章模仿法式，军帽设计为直筒形，前有帽檐，帽墙前后左右镶有金辫，在金辫下方围绕帽墙镶有横金辫，衣领为立领，镶有竖式肩章，法令中的直筒形圆礼帽与法军具有极高的相识度。从造型品类看丰富且复杂，整体设计偏向繁复，以各种花纹纹样作为修饰，具有一定的重复功能，装饰性效果更明显，且陆军官佐礼服可以区分上、中、初等级职务。在陆军军常服品类领章和肩章设计上注重简洁，无多余装饰，佩戴方式更简单，其实用性更强，陆军军常服军衔章模仿日式，领章、肩章均采用日式样式，竖式肩章的优点易佩戴，作战时使用频率高。
由繁至简的革新时期（1929—1936年）。1929年的《陆军军常礼服条例》修订，首先在法令涉及军衔章范围仅限领章，与前面颁布的繁杂法令体系相比，整体趋向简洁实用，颜色与结构有所改变，易于识别。其次摈弃了肩章、袖章、帽章繁复的军衔标识，集中用领章替代识别是一种革新创造，这一革新创造有利于军衔章的大批量生产，从资源利用和军服管理上无疑是有利的。最后服饰等级制度的改变，凸显平等的观念在陆军军服军衔章上有所体现。1936年的《陆军服制条例》，修订了陆军官佐礼服的品类，陆军军常服仅佩戴领章作为标识物，删减了肩章、袖章，设计上更加简洁。1936年颁布的《陆军服制条例》与前面的几次法令比较，有三点革新之处：一是帽章外形进行重新设计，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大檐硬胎帽，加入了本国军队特色;二是颜色进行了视觉统一，礼服类军衔章统一了两种色系，常服军衔章大体保持黄色系，易于识别。三是从形制上看，进行完整统一规范的变革。 2.2 军服法令中军衔章变化的原因分析
民国时期陆军军服衔章造型的变迁，究其根源有二：受国内政治形势不稳定、内部军阀割据分裂、派系斗争不断的影响，导致军服法令制度频繁更换，陆军军服军衔章造型也随之变换。1912年1月孙中山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时颁布《中华民国军士服令》，此时南北方尚未统一，南京临时政府统领南方地区辛亥革命军，对军队、军服、军衔进行统一。仅发布10月后，1912年10月以袁世凯为内阁大臣北洋政府颁布《陆军服制》，这套军服法令颁布在历史上存16年，在此出现了直系、皖系、奉系，内部政权不稳定，社会陷入极端混战之中。1929年9月以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主席，南京政府颁布《陆军军常服礼服条例》及1936年1月颁布《陆军服制条例》。受外部因素影响，西方帝国主义与各路军阀相互抱团、相互利用，逐步形成分而治之的政治军事格局，提供不可或缺的军事、经济等支持，不稳定因素推动了军服法令变更，也为军衔章式样提供了参考样本。另在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其内阁部派人留学学习，这批人接触到西方的民主政治，以及新观念、新审美、新文化，部分人回国后得到重用，使新设计的军服和军衔法令制度更接近于日本和西方国家的军队。其中陆军军常服军衔制由于政府在财政上依赖日本和大财团，超越了西方国家，因此陆军军常服军衔章偏向日式，而官佐礼服军衔制保留了德式风格，外观造型上变化较小。
3 结 语
受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风尚的影响，民国时期四次陆军军服法令改制，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变革，由模仿到革新的转变，既继承了本国军服体系的传统元素，也借鉴西式军衔章独特的造型风格。这种多元化融合具有时代特殊性，形成了民国时期一套独特自有的军服体系，加速了中国传统军服制度走向近代军服制度的过程，在中国军服服装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价值是不可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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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国时期;军服法令;陆军;军衔章;造型特征;制服
中图分类号： TS941.733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10017003（2021）08009106
引用页码： 081204
DOI： 10.3969/j.issn.1001-7003.2021.08.016（篇序）
A study on the style of army badge based on the military uniform law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XIANG Huazhi1， LI Qia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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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that few existing studies and incomplete information on military uniform law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re not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army badge in the military uniform law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based on historical data and literature compilation.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from 1912 to 1936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ur army uniform laws and regulations were promulgated， and the styles of corresponding army badges were continuously improved. There was clear classification of categories， showing a diverse form of manifestation and tending to western styles in terms of the aesthetics. The style of army badge in the military uniform law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underwent two stages： the first stage was from 1912 to 1928， from simple imitation to complex imitation and the second was from 1929 to 1936， from complexity to simplicity and innovation. The deep-rooted reasons for the variation in the military uniform law are attributed to the splitting of domestic warlords， the rally and backscratching between Western imperialism and various warlords. A variety of unsteady factors have promoted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military uniform law and provided a referential sample for the styles of military rank badge.
Key words：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military rank chapter; military uniform laws and regulations;ground forces; category; modeling characteristics
收稿日期： 20201010;
修回日期： 20210707
基金項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7YJCZH079）
作者简介： 项化质（1987），女，讲师，主要从事服饰设计文化研究。通信作者：李强，副编审，liqiang800121@foxmail.com。 民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革时期，这一阶段的军队建设、军服变动较大，没有完全统一的军服法令制度，这与国内军阀割据、派系林立有很大关系，但因受当时世界列强军队的影响，执政者为效仿其制度，在民国时期共颁布了四次陆军军服法令：1912年1月由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军士服令》;1912年10月由北洋政府颁布的《陆军服制》;1929年9月由南京政府颁布的《陆军军常服礼服条例》;1936年1月由南京政府颁布的《陆军服制条例》。四次变更陆军军服法令，与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巨变有着密切联系。军服法令在形制上对陆军军服有一些规定，容易引起学界关注，但军服上的军衔章造型作为装饰品却很少受到关注。民国时期军服法令颁布对陆军军衔章的作用，不仅体现陆军军衔章的质地、颜色、款式的造型变化，还对统一军服制度起到一定促进作用，是特殊时代下造就的历史产物，推动军服体系改革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事件。本文以民国时期军服法令为切入点，对民国时期陆军军服中的军衔章标识、品类、造型特征系统地分析，客观反映当时社会现状以探寻出现这一变迁的深层原因。
1 民国军服法令中军衔章造型品类分析
军衔章主要由领章、肩章、袖章、帽章组成，这些章又由不同颜色、不同数量、不同宽窄、横竖线组成，其主要材质元素使用纺织物制成，缝制在军服底版领部、肩部、袖口处。军衔章中的造型元素由五角星、三角形、圆形、梅花、葵花等图案组成，采用金属材质制作而成，具有极高识别性的徽章、帽、肩、领、袖组成完整的军衔章标识系统，显示每一位军人的部队称号、身份、职务、兵种。
1.1 领 章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军士服令》中，陆军军常服领章造型为长方形，领底色绿色，前方有突出尖锥角，宽度等于衣领，面料以呢绒布料为主，分别以不同颜色表明其兵种，如步兵红色、公兵蓝色、卫生兵白色、炮兵黄色（表1中1#）[1]。1912年10月北洋军阀政府颁布的《陆军服制》中，陆军军常服领章外形为长方形，领底色土黄色，前方有突出尖锥角形状，宽度略小于衣领，领章左右对称结构缝制，面料呢布料为主，如步兵红色、骑兵黄色、炮兵蓝色、公兵白色（表1中2#）。如《华侨杂志》1913年第2期刊登当时陆军总长段祺瑞佩戴领章（图1），领章造型清晰可见[2]，军官佩戴领章可辨别等级，上等军官领章用金属材料，中初等军官均以颜色区别分科。《陆军服制》中规定陆军官佐礼服领章为长方形，分两部分，一部分打底，另一部分是在底上镶花纹[3]，由不同颜色的章面及暗花纹组成，将级军官配金底金纹，校级军官配金底银纹，尉级军官配银底金纹、准尉级军官配银底银纹（表1中3#）。如《同德》杂志1917年第1期刊登直隶督军曹锟着大礼服（图2），可以清晰观察到领饰花纹为菊花，但其领面颜色与花纹颜色并不相同[4]。
1929年的《陆军军常服礼服条例》中陆军军常服领章有较明显变化，依据不同级别进行领章变更。此次调整，陆军军常服中军衔章基本稳定统一，领章外形长4.5 cm、宽1.8 cm长方形呢绒加厚布料，固定在衣领前端，可用来表示兵种与等级[5]。将级军官领章底色由红色改为金色，校级军官、尉级军官、士兵领章底色均以兵种色为底色;兵种色中军需、军法、军医兵种将级军官在底色四周镶嵌本兵种色，如骑兵黄色、炮兵蓝色、军医绿色、宪兵红色，校级军官则镶嵌二条横金线，尉级军官镶嵌一条直线，士兵则既没有镶嵌边也没有镶嵌线;每一级军官等级区分以三角星图案，数量依据等级不同有所变化（表1中4#）。如《东方杂志》于1935年第32卷第23期刊登新任察哈尔代理主席张自忠（图3），佩戴陆军军常服领章[6]。
《陆军军常服礼服条例》中陆军官佐礼服领章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底色，另一部分在底色镶嵌图案，围绕整个衣领。将级军官领章四周镶制金黄色编织线，配金色梅花花纹图案，校级军官领章镶嵌则是银色梅花图案、银色编织线（表1中5#）。1936年的《陆军服制条例》中陆军军常服领章外观为长方形，采用三角星图案，级别高低分别以不同颗数代替依次递减，面料工艺采用机器制造，更加规范精致，在机织模版底色上镶嵌三角金星。将级以上军官机织模版底色为金黄色，赤金色宽边框和三条横金线搭配三颗星，将级以下军官机织模版底色为淡黄色，上下细金边框和四条横白线，校级、尉级军官机织模版底色为黄白相间色，领章周围另有细赤金镶边，以兵种色分为三条、二条横线，依据级别不同配三角星。士兵机织模版底色为兵种色，四周镶边配一条横线。在1936年第122期《良友》中报道，傅作义将军（图4）佩戴陆军军常服领章对应有三角星图案[7]。
1.2 肩 章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军士服令》中陆军军常服肩章造型以长方形呢绒布为主，竖订于肩上，将级军官均以金底金線，星徽分别为三、二、一粒，校级军官均以红底金线，金线两条，星辉也是三、二、一粒，尉级军官均红底金线，金线一条，星徽分三、二、一粒（表2中1#）。1921年10月北洋军阀政府颁布《陆军服制》中陆军官佐礼服肩章造型由炳面、圆盘、长穗、星徽组成，全长15 cm，炳宽5 cm，圆盘直径11 cm。将级军官肩章为墨绿底色搭配柄面、圆盘、长穗组成，金属材料制作，依据等级不同分别缀五角星三颗、二颗、一颗（表2中2#），校级军官则是本兵种颜色，呢绒料做柄面圆盘，柄盘周围绕长穗金线编制，尉级军官柄盘周边绕长穗金线一道，金线三条相编织，校尉级军官都要在肩章上缀五角星分等级，上级三颗，中级二颗，下级一颗，准尉等额外军官的肩章柄、盘、穗与尉官相同，但不缀星[3]。图5馆藏照片中可见肩章圆盘、圆盘上镶三颗星及穗的形状[8]。《陆军服制》中陆军军常服肩章造型为长方形，长7.5cm，宽与衣领同宽，肩章的佩戴方式由之前的横缀改为直缀[9]，将级军官金丝材料编织，不分等级，校尉级军官均为呢料，底版色为黄色，依据等级不同配五角星，另将级军官肩章配五条金线，校级军官配五条银线，尉级军官分别配五条银线（表2中3#）。图6为《东方杂志》于1918年第15卷第2期刊登的奉天督军张作霖，其衣领为立领，佩戴竖式肩章[10]。1936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陆军服制条例》中陆军官佐礼服肩章造型以长条状结构，云朵纹中心为梅花图案，向上有五条辐射状金线，中间金线上镶嵌三角星以区分等级，肩章云朵纹头部垂有穗饰，靠近衣领领窝头侧呈现云朵尖锥状，另一侧呈现云朵纹圆形状（表2中4#），将级军官肩章纹饰和穗饰都用金线绣制，校尉级军官用黄线，依据级别镶三角星，另特级上将肩章圆头部比一般将军要大，穗饰也相应加粗。 1.3 袖 章
1912年1月《中华民国军士服令》中陆军军常服袖章造型一等军官以袖口约8 cm处绕袖围红色丝绒装饰线二圈，二等军官为一圈，一等兵目和二等兵目在原来基础上，增加醒目宽窄相同的装饰线（表3中1#）。1921年10月《陆军服制》中陆军官佐礼服袖章造型钉于袖口外侧，宽8.5 cm，长为袖口的2/3，将级军官金地金花，校级军官金地银花，尉级军官银地金花（表3中2#）。袖章上、侧沿口还钉缀金辫，将官三道，校官二道，尉官一道[11]。1921年10月《陆军服制》陆军军常服袖章由军用文官佩戴袖章，袖章宽度约2.5 cm，依据级别不同，将、校、尉官分别在衣袖口处约12 cm绕袖围红色丝绒线三、二、一圈，军士、士兵均没有装饰线（表3中3#）。1936年1月《陆军服制条例》中陆军官佐礼服袖章造型在袖口处向上约12 cm位置统一绣梅花图案，将级军官设三条金线，每条金线宽约1 cm，两条之间距离为0.5 cm，校级军官设二条金线和一条兵种色线，尉级军官设一条金线和一条兵种色线（表3中4#）。为区别等级，在金线上钉缀圆形金扣梅花图案，并装饰直径5 cm的刺绣环圈，级别越低金扣梅花图案和刺绣环圈相应递减[12]。1929年第37期《良友》杂志刊登，第二司令长官阎锡山穿着礼服，其领章袖章上的梅花清晰可见，肩章圆盘正中秀梅花一朵。
1.4 帽徽、帽章
1912年1月《中华民国军士服令》中陆军军常服的帽章造型效仿日本明治三十九年式“锹型”领章，材质一律使用铜质金色的金属材料，帽围、帽顶采用同衣料颜色，帽顶边缘一圈红色牙线，黑色帽檐（表4中1#）。1921年10月《陆军服制》陆军官佐礼服帽章为圆直筒形，外观色彩与礼服相同，黑漆帽檐，金色帽绊，面料采用呢料哔叽，帽顶竖白缨，除大元帅为红缨，其他军官为白缨，帽徽不分等级，将校尉级军官均相同，十八星徽后改五色星徽，五色星嵌金菊花在图案圆徽上;帽上以银线区分等级（表4中2#）。图7为刊登于1913年第2卷2期《佛教月刊》中，袁世凯所佩戴的礼服军帽为红色，帽墙正片用金色为地，上面绣花[13]。1921年10月《陆军服制》陆军军常服帽章为大盖帽，黑漆帽檐，尉级军官以上军官金色帽绊，在帽墙中间有一条金辫，军士为银辫，士兵无辫，帽顶檐口与衣袖裤缝处一样有红色牙线一条，参谋人员为了便于识别帽墙都为红色，军帽的帽徽统一为五色五角星（表4中3#）。图6中张作霖所带军帽，清晰可见帽墙的金辫与五角星，形制为平顶大圆帽，帽顶比帽墙略宽。1929年9月《陆军军常服礼服条例》陆军军常服帽顶宽直径约为25 cm，帽檐为弧形、稍向前方下倾斜，帽檐正中处最宽，大约为5.5 cm，帽章为党徽，直径2.5 cm的圆形，正中略成饱面形，上加磁面缝在帽檐正中上方的帽墙中央处[14]（表4中4#）。1936年1月《陆军服制条例》陆军官佐礼服帽章帽围设装饰边绕整圈，帽顶在圆形金边圈内镶嵌装饰层，将级军官四条金边内嵌三层五星，校级军官三条黄边内嵌二层，尉级军官二条内嵌一层，准尉一条，帽檐装饰用黄线绣梅花图案，另将级军官的帽檐外延口用金线嵌入包边[15]。帽徽图案在原基础上设葵花花瓣，花瓣外围用梅花图案，并将帽徽外沿加宽组成大圆帽徽，周边装饰金色边，颜色为蓝白色。帽章以珐琅为面，凸圆形，直角3 cm，中间嵌党徽，直径为1 cm，将、校、尉官制式相同，冬、夏两季制式相同（表4中5#）。图8为1941年《永安月刊》报道谢晋元将军头戴党徽帽，身穿立翻领，前开襟单排扣军衣的形象[16]。
2 军服法令中军衔章造型的分期和原因分析
根據民国时期军服法令中军衔章造型的特征，本文将其分为两个时期：由简至繁的模仿时期和由繁至简的革新时期。军服法令中军衔章变化的原因既有时代背景的原因，也有自身主体的原因。
2.1 军服法令中军衔章造型的分期
由简至繁的模仿时期（1912—1928年）。1912—1928年陆军军服法令共颁布三次，1912年1月由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军士服令》仅使用10个月，由于当时政局不稳定，军衔章简单的模仿照搬了全套日式军衔章外观造型，属于典型的日式风格。日式军衔章结合德式的特点，将亚洲人的身型结构设计得比较合体，穿戴在身上轮廓分明，特别是肩章设计凸显军人挺拔有力。初期模仿军衔章在思想意识上是一种进步，是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的必然结果，它加快改变的步伐，缩短了更替时间，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在民国时期是最实用的参考实例，为接下来的改变奠定基础。第二次《陆军服制》法令修改在1912年8月，此次颁布后使用此令时间长达16年，当时北洋政府执政者明确指出“详考西法”[17]，因此笔者推断在军衔章上进行重新设计并参照了西式元素。陆军官佐礼服军衔章模仿法式，军帽设计为直筒形，前有帽檐，帽墙前后左右镶有金辫，在金辫下方围绕帽墙镶有横金辫，衣领为立领，镶有竖式肩章，法令中的直筒形圆礼帽与法军具有极高的相识度。从造型品类看丰富且复杂，整体设计偏向繁复，以各种花纹纹样作为修饰，具有一定的重复功能，装饰性效果更明显，且陆军官佐礼服可以区分上、中、初等级职务。在陆军军常服品类领章和肩章设计上注重简洁，无多余装饰，佩戴方式更简单，其实用性更强，陆军军常服军衔章模仿日式，领章、肩章均采用日式样式，竖式肩章的优点易佩戴，作战时使用频率高。
由繁至简的革新时期（1929—1936年）。1929年的《陆军军常礼服条例》修订，首先在法令涉及军衔章范围仅限领章，与前面颁布的繁杂法令体系相比，整体趋向简洁实用，颜色与结构有所改变，易于识别。其次摈弃了肩章、袖章、帽章繁复的军衔标识，集中用领章替代识别是一种革新创造，这一革新创造有利于军衔章的大批量生产，从资源利用和军服管理上无疑是有利的。最后服饰等级制度的改变，凸显平等的观念在陆军军服军衔章上有所体现。1936年的《陆军服制条例》，修订了陆军官佐礼服的品类，陆军军常服仅佩戴领章作为标识物，删减了肩章、袖章，设计上更加简洁。1936年颁布的《陆军服制条例》与前面的几次法令比较，有三点革新之处：一是帽章外形进行重新设计，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大檐硬胎帽，加入了本国军队特色;二是颜色进行了视觉统一，礼服类军衔章统一了两种色系，常服军衔章大体保持黄色系，易于识别。三是从形制上看，进行完整统一规范的变革。 2.2 军服法令中军衔章变化的原因分析
民国时期陆军军服衔章造型的变迁，究其根源有二：受国内政治形势不稳定、内部军阀割据分裂、派系斗争不断的影响，导致军服法令制度频繁更换，陆军军服军衔章造型也随之变换。1912年1月孙中山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时颁布《中华民国军士服令》，此时南北方尚未统一，南京临时政府统领南方地区辛亥革命军，对军队、军服、军衔进行统一。仅发布10月后，1912年10月以袁世凯为内阁大臣北洋政府颁布《陆军服制》，这套军服法令颁布在历史上存16年，在此出现了直系、皖系、奉系，内部政权不稳定，社会陷入极端混战之中。1929年9月以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主席，南京政府颁布《陆军军常服礼服条例》及1936年1月颁布《陆军服制条例》。受外部因素影响，西方帝国主义与各路军阀相互抱团、相互利用，逐步形成分而治之的政治军事格局，提供不可或缺的军事、经济等支持，不稳定因素推动了军服法令变更，也为军衔章式样提供了参考样本。另在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其内阁部派人留学学习，这批人接触到西方的民主政治，以及新观念、新审美、新文化，部分人回国后得到重用，使新设计的军服和军衔法令制度更接近于日本和西方国家的军队。其中陆军军常服军衔制由于政府在财政上依赖日本和大财团，超越了西方国家，因此陆军军常服军衔章偏向日式，而官佐礼服军衔制保留了德式风格，外观造型上变化较小。
3 结 语
受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风尚的影响，民国时期四次陆军军服法令改制，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变革，由模仿到革新的转变，既继承了本国军服体系的传统元素，也借鉴西式军衔章独特的造型风格。这种多元化融合具有时代特殊性，形成了民国时期一套独特自有的军服体系，加速了中国传统军服制度走向近代军服制度的过程，在中国军服服装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价值是不可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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