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琅勃拉邦，关于老挝，我又知道些什么？
　　在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几乎一无所知。
　　对我来说，老挝是一片晦暗不明之地，一个躲在竹帘背后的国度。好笑的是，我对它模糊的想象，全来自于一些越南电影，或者杜拉斯描写湄公河的小说：孤独、颓废，如无尽的雨水抽打墨绿的庭院。
　　所以，当我真的坐在从会晒到琅勃拉邦的慢船上，沿湄公河而下时，我感觉我正在追寻一段瓷器般易碎的梦境。一种隐约的兴奋感，始终包围着我，就如同四周的山林，始终包围着大地。
　　到达琅勃拉邦时，天色已晚。湄公河像一头黑色的长发，继续平静流淌。转弯处有大片白色的冲积平原，沙石烁烁，却空无一人。我的目光穿过低垂的榕树，望见浦西山上熠熠放光的宝塔。我还看到路边一尊巨大的金佛，10米高，披着袈裟，站在镶满宝石的佛龛中。夜色里，他慈悲地俯视着我，静虑的姿势是如此庄严神圣。那一瞬间，我感到自己穿越了时间的河流，来到了一个仍旧古老的世界。
　　这也正是像我一样的旅行者来到琅勃拉邦的原因——寻找那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业已遗失的记忆。

布施

　　来琅勃拉邦，第一件事就是观看清晨的布施。
　　早晨6点，成群结队的僧人已经赤脚走出寺院。在琅勃拉邦的大街上，在淡淡的晨雾里，年轻的僧人们披着橘红色的袈裟，挎着黄铜色的钵盂，明亮而鲜艳。
　　街边跪满了虔诚的布施者。当僧人们走过，布施者打开竹篮，把准备好的糯米饭、香蕉、饼干、果汁、牛奶放进僧人的钵盂里，然后双手合十，静静祈祷。
　　这一幕，仿佛突然出现的默片画面，毫无喧嚣。在这个笃信小乘佛教的国度，清晨布施的传统如同白昼，超越了战争、苦难、意识形态的缠斗，每日降临在这片土地上。
　　每一个清晨，僧人们托钵而行，得到的便是一天的饮食。这种源自小乘佛教的传统，总是让人感到欣慰。当僧人们接过食物，脸上带着几分庄重，而布施者的表情只能用圣洁来形容。他们说，从面前走过的每一位僧人，都是佛祖释迦的化身。试想一下吧，这是多么伟大的福报！
　　为了布施，很多山民天不亮就起床，走上几小时的山路。雨季时，这几乎算得上一种苦行。他们皮肤黝黑，头发蓬乱，朴素的衣着显示着生活的艰辛，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表达虔诚。他们把一小团糯米饭放进僧人的钵盂里，眼神中流露出喜悦和安然。这种喜悦和安然，随着僧人的脚步，走过皇宫，走过街边的碧树，走过一栋栋法式别墅，整个山河仿佛都沉浸在这种喜悦和安然中。我突然意识到，信仰是多么伟大的发明，正因为有了它，人世的苦难才显得可以忍受。
　　如今，布施的队伍里已不乏像我一样的游客。他们很多来自泰国，也有不少怀旧的法国人，他们仍然热爱对一头雾水的老挝人大讲法语。这些年，中国人也多起来。他们大都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涌入老挝的。据官方统计，中国在老挝的侨民有3万人，而实际数字可能是它的10倍。这支浩荡的大军很少出现在布施的队伍里。他们很实际，都是来做生意的。在郊区的小商品市场里，他们忙碌地贩卖着廉价国货。
　　我曾问一个刚从四川过来的中国商贩，他是否到过琅勃拉邦的老城区。
　　“只去过一次，”他说，“皇宫可比咱们故宫差远了。”
　　我又问他是否参加过布施。
　　他摇头：“那东西有啥子用？”
　　在我们的生活哲学里，生存总是比信仰重要。如何在一个庞大的国家里找到立锥之地——这听起来似乎有点滑稽，但是当你看到这位四川商贩选择不远万里来老挝谋生，就明白这是一个多么严肃的现实问题。
　　在琅勃拉邦的清晨，我随着僧人的脚步一路前行，路边的布施者连绵不绝。我还看到路边跪着很多拿着口袋或箩筐的穷苦孩子。开始我很奇怪，因为他们并不布施。相反，当僧人们走过还会把自己的一些食物分给他们。后来我明白，这是一种以佛教为中心形成的社会救济系统。僧人既是受供养者，也是财富的再分配者。通过这个系统，富人获得了心灵的慰藉，穷人得到了生存的口粮，而信仰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把分散的民众聚合到一个共同的文化框架内。
　　我想，无论大国小国，无论现代古代，只有做到周富济贫，才是文明的本意。
　　布施只持续半小时，僧人们绕城一周，便回到各自的寺院。于是街上恢复了清晨的宁静，故道白云，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因为那么不动声色，很多游客常常来了很久，还不知道每天清晨都有这样的仪式发生。

争夺

　　在很长的岁月里，琅勃拉邦一直是东南亚的文化和政治中心，也是老挝的前身澜沧王国的国都。昔日的辉煌仍能从众多寺庙和金碧恢宏的皇宫中看到。当我流连在这些寺庙中时，我的脑海里常常回响着一个词：文明的造型。
　　比如，我在香通寺里看到的这尊卧佛。它并非右手支撑头部的传统姿势，而是曲肱而枕。它的雕琢如此细腻，有着老挝特有的古典之美。脚踝处向外盘绕的袈裟，如同一簇簇跳跃的火焰。惊叹之余，我问自己：一个地方的文明，总会以它特有的造型出现，而决定这种造型的力量又是什么呢？
　　我试图通过老挝的历史寻找答案，然而一旦有了粗浅的了解，我感到的却是分明而钝钝的苦楚。老挝实在是一个太过悲惨的角色，在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邻国都反复占领和统治过它。老挝人引以为傲的艺术品不是被摧毁就是被掠走。
　　或许正因为如此，老挝人喜欢说“baw pen nyang”（意为“没问题”），这是老挝国民的座右铭。当太多的东西，无法掌控在自己手里，那么除了在精神上忽略它，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于是，即使在最辉煌的时期，老挝也不愿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革。统治者只是令与他们自己有关的各种佛教用品日趋精致而已。
　　老挝人向我提到一位叫作维苏的国王，他的功绩只是把勃拉邦佛设为澜沧国王的守护神。这尊来自斯里兰卡的佛像被放置在维苏寺里，领主必须在这个佛像前向国王宣誓效忠，这也成为“琅勃拉邦”的由来，即“勃拉邦佛像之地”。 　　然而，老挝与邻国的关系始终是紧张的。有一次，有人捕获了一头罕见的白色大象，送给澜沧国王赛尼亚。白色的大象在当时是整个东南亚权力和王位的象征。越南的黎圣宗听说后，就要求证实大象的颜色。赛尼亚命人把装有象毛的宝盒送往越南。
　　途经川圹王国时，川圹国王命人取出象毛，在宝盒里装了一小坨粪便，借此羞辱强势的越南人。黎圣宗收到宝盒后勃然大怒，却把账记在了老挝人头上。他派出大路人马讨伐澜沧国，攻下了琅勃拉邦，将其洗劫一空，赛尼亚也落荒而逃。不过恰在这时，越南军队染上了疟疾，大批倒下，澜沧国终于得以收复失地。
　　就这样凭藉着天幸与菩萨的保佑，老挝一路走来，但最终逃不过分崩离析的命运。老挝开始向暹罗、缅甸和越南纳贡，之后又遭到中国黑旗军的洗劫，最终在法国的炮舰外交下屈膝投降。老挝仍然维持着缓慢的步履。除了建起了一批法式别墅，让皇室贵族们养成了穿西装、喝咖啡的习惯，似乎别无改变。
　　在过去的皇宫，如今的皇家博物馆里，文明的碰撞随处可见。国王会客室的墙上，是法国画家阿力克斯·德·福特罗1930年绘制的壁画。典型的欧洲画风，描绘的却是老挝传统生活的场景，但我仔细观察后发现，她把老挝人的眼睛画成了蓝色。
　　也许，在一个艺术家眼中，整个19世纪法国都处在一个把农民变成法国人的漫长过程中。因为巨大的文化差异，这些农民拒绝说法语，也没有把自己看作是法国人。在这一点上，他们和老挝人并无二致。也许正是基于这点，法国人决心使每个殖民地都成为帝国的一部分，而这很快成了他们的负担。
　　法国人还承担着额外的重负，那就是1798年大革命留给他们的、在全球传播大革命所设想的普遍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这简直成了法国人的道德责任。历史学家格拉特·埃文斯说：“很多老挝殖民地的探险者们，最初都怀着找到巨大财富的幻想，然而这种希望很快破灭了，他们仍继续努力，为法兰西收获荣耀和传播文化的愿望激励着他们。”
　　在琅勃拉邦，法国人推行了一系列政策，但收效甚微。不过，至少在改造皇室贵族的品味方面，法国人做得不错。在陈列馆里，我看到了西萨旺·冯国王穿过的西装和一双白色的A.Testoni敞口便鞋，还有王后穿过的法国新款时装。
　　这些衣物让我想象着那个时代。在这座舒适的宫殿里，国王的画像仍历历在目，餐桌上杯盘齐整，刀叉井然，仿佛期待着亡灵归来，然而一切都已化为陈迹。
　　一个老挝导游告诉我，1975年共产党人胜利后，国王被送进劳改营，其余王室流亡海外。
　　直至今天，许多琅勃拉邦人仍然相信，皇宫内阴魂不散。几乎没有人敢在黄昏后走入皇宫。

无为

　　在琅勃拉邦盘桓几日后，我对它有了更多的了解。与东南亚众多旅游目的地相比，琅勃拉邦更给我一种世外桃源之感。它不追求高与大，对现代性也没那么热心。或许是出于一种强烈的传统意识，它一直维持着法国探险家亨利·穆奥在19世纪时做出的描述：“一个讨人喜欢的小镇，占地1平方英里，只有7000至8000名居民。”
　　如今，琅勃拉邦仍然是一个可以用脚丈量的城市。尤其是对那些深受城市无节制扩张之苦的游客来说，这些小街小巷反而给人以一种十分亲近的感觉。
　　当我在街上漫步，我经常惊叹于那些承载着信仰伟力的宗教建筑，它们具有一种安慰人心的力量。我也惊叹于这里世俗生活的方便：五步之内必有餐馆，十步之内必有商店。游客更不必为住宿发愁，那些与环境融为一体的民宿，仔细一看，很多都是酒店。还有遍布街道两侧的咖啡馆、餐厅、Spa……
　　尽管整个老挝没有一家肯德基或麦当劳，但是不少顶级酒店已经进驻琅勃拉邦。安缦集团将一个老旧的医院改造成了最奢华的旅馆，悦榕庄把老挝王子桑维纳方姆的别墅改为了小型奢侈酒店。这家酒店只有24间客房，最贵的套房是王子的房间，它拥有整个琅勃拉邦最好的观景阳台，可以一边听雨打在房檐上的滴答声，一边享用早餐，或者在夕阳西下时，看着人群涌入夜市。
　　如果说琅勃拉邦发展的最成功之处，那无疑就是有效地抑制了丑陋的现代化对传统的侵袭。
　　老挝人崇尚无需提高生产力的经济发展，由此也衍生出一套独特的生活美学。他们强调清心寡欲，忌讳强烈的感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像一朵低空开放的花儿，朴素清丽。
　　法国人曾总结说：“越南人种稻，柬埔寨人看稻长，老挝人听稻长。”然而，高傲的高卢人也承认，老挝人的处世态度太具魅力而无法抗拒，他们看中这点不愿离去。
　　一天午后，我像老挝人一样，在南康河边乘凉。竹桥下，一个老挝男人坐在独木舟中钓鱼，一位农妇在山间采草药。河风吹过，芭蕉叶、竹叶飒飒作响，熟透的椰子应声而落，咚的一声，惊醒了一个午睡的男人。
　　这样的场景在琅勃拉邦稀松平常，却让我为之着迷，也吸引着那些被现代性裹挟得晕头转脑的人们。
　　路易斯·罗耶在1935年的小说《老挝女人凯姆》里描绘当时在老挝的法国人：“他们已被当地的懒散腐蚀，就这样过他们的日子；他们所要的只有清澈的天空、美味的水果、新鲜的饮料和容易得到的女人。”
　　问题是，这不应该是人类最终的归宿吗？尤其是当我们受够了污浊的空气、污染的水源和有毒的食品时；或者当我们开始认真对待保罗·高更的提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文明给我们带来了便利，也让我们丧失了本应唾手可得的东西，而琅勃拉邦所展现的恰好是无为的魅力。
　　黄昏时分，我登上皇宫对面的浦西山。这里是琅勃拉邦的最高点，虽然只有100米，却足以俯瞰全城。在我眼前，是层峦叠嶂的青山，是山外缭绕的云雾，是奔腾不息的南康河、湄公河。仅有几条街道的琅勃拉邦，更像是一个山河间的孩童，谦卑地承受着夕阳的爱抚。 　　我和很多游客一起坐在山顶的石阶上，没人说话，仿佛大家都已被眼前的景象慑住。山下的寺庙隐隐传来晚祷的钟声，我们倾听着，这个黄昏显得意味深长。

单纯

　　于是，我变得很难相信，这个静谧的国家，这个佛陀的世界，还保持着另一项世界纪录：史上人均遭受轰炸最严重的国家。
　　1954年，法国在奠边府战役中失败，放弃印度支那，老挝遂成为美苏对峙的战场。一边是老挝共产党和越南人，另一边是皇家老挝政府和美国轰炸机。苗族将军王宝则带领着他的非正规军殊死抵抗越南人。老挝南部高地的胡志明小道同样满目苍夷。
　　10年间，美国向老挝投掷了超过两百万吨炸弹，致使无数老挝人流离失所，琅勃拉邦一度成为空城。直到今天，战争的后遗症仍然存在。据统计，有超过5000万颗炸弹仍然埋在老挝境内，造成每年上百人的伤亡。
　　1975年以后，共产党掌握政权，大批前皇家老挝政府的人员逃亡国外。那些留下的人则相信，琅勃拉邦的象征——勃拉邦佛已被新政权移走，放在那里的是一座赝品。这些传言似乎并无根据，只是表明了人们对逝去的君主制的伤感。
　　这种伤感中也带着对昔日辉煌的怀念。在没有君主的时代，许多老挝人对于泰国王室的一举一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诗琳通公主的定期访问，成了老挝人民快乐的源泉。由于两国的文化结构类似，老挝人喜欢将泰国王室视为老挝王室的一种代用品。
　　不过，老挝人对泰国的感情复杂而矛盾。一方面，他们崇拜泰国的文明程度，从80年代开始，他们就通过泰国的电视节目热忱地关注着这一切。另一方面，他们也了解到泰国由于经济快速发展而产生的一系列负面结果，他们认为这是泰国人的典型特质，这其中包括吸毒、卖淫和离婚。
　　老挝人仍然单纯。这从本地最受欢迎的杂志《现代更新》中可见一斑。这本杂志经常讨论如下问题：“男人为什么不想结婚？”、“为什么一些女人能够甘愿做小三？”以及“万象，什么时候你的交通才能够彻底瘫痪？”
　　在逃亡的岁月里，许多反抗过新政权的苗族人选择了美国，因为那里也是他们的领袖王宝定居的地方。他们在新的家园建立起社区，凑钱建造寺庙。不过，那些成年后才离开老挝的人仍然很难适应移民环境。他们喜爱家乡，满怀乡愁。许多人认为，他们的逃亡只是暂时的。可是，当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并渐渐融入当地社会后，他们才发现自己的逃亡成了和故乡的诀别。
　　90年代起，他们的后代开始回国探亲，或者回到父母当年所在的村子。我曾经看过老挝历史上的第一部电影《早安，琅勃拉邦》，讲述的就是一个在澳大利亚长大的年轻记者，在自己父亲的家乡爱上当地女导游的故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流亡的老挝人将自己视为传统老挝文化的承载者和保护者，他们担心老挝将成为越南的殖民地。
　　2009年9月，老挝政府宣布流亡在外的老挝同胞可以获得“荣誉公民”称号，他们可以重返老挝，并取得老挝护照。但是“荣誉公民”没有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不久，王宝将军发表讲话称他计划返回老挝。
　　“我们现在需要做出改变。”他说，“老挝政府正试着敞开大门，我们应该把事情摆在台面上，平心静气地谈谈。”
　　此后，老挝的一位外交发言人提醒王宝将军，他在1975年末已经被宣判死刑，而他想进行的任何谈话都应在行刑之后再说。
　　这位发言人讲话时并没有一丝嘲讽的口气。

灵魂

　　晚上，我徜徉在皇宫门前。
　　夜幕降临后，这里就会变成一片红色的海洋。苗族妇女们搭起红色帐篷，点上灯泡，贩卖手工艺品、麻布衣裳和藤草编织的凉鞋。
　　红色帐篷一个紧挨着一个，密得遮蔽了整条街道的天空。曾经的皇家禁地，变成了平头百姓的乐园，就像中国古诗的意境：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几年前，苗族的武装被政府平定，现在苗族人开始现实地做起生意。浆染的麻布衣、细编的草鞋原本就是他们的特长，如今这些物件被各国的游客买走，漂洋过海。如同亚洲很多国家，风云变迁容易让人兴叹，却势不可挡。
　　不过，琅勃拉邦从未失去灵魂和记忆，这也是它能吸引重多游客的原因。
　　一天上午，我乘坐跨江渡轮，来到湄公河对岸的班香曼村。与琅勃拉邦一河之隔，这里仍然是30年前的世界。我骑着旅馆的自行车，经过山间散落的村寨，原野上孤独的木屋。阳光炽烈灼人，土路伸向群山深处，似无有尽头，而我的目的地是坦香曼寺——一座历经百年的寺庙，建在百米深的石灰岩洞中。
　　我跟随一个光脚的老挝少年进入岩洞。他打着手电筒，我跟在身后。洞穴黑而狭长，脚下的石阶湿滑异常。我努力放大瞳孔，因为有众多残缺老朽的佛像，立在黑暗的岩石间，藏在绽裂的石缝里。老挝少年说，在战乱的年代里，虔诚的老挝人冒死将这些佛像带到这里，如同保存信仰的火种。
　　只要灵魂犹存，希望就犹存。
　　此刻，在黑暗中，对每座佛像的位置都了然于胸的老挝少年，一次次把光束打向岩间，并提示我：“Budd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