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开生面的审美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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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出一本书不很难,“说”出一本书却甚难,“说”出《唐宋词名篇讲演录》这样一本好读、耐读的书则难上加难。而王兆鹏先生确乎有晋竺道生的功夫,他娓娓而谈、舌绽莲花,把唐宋词的妙境解说得淋漓尽致,说顽石闻之点头也许夸张,但说听之如坐春风,读之如享盛宴却一点也不过分。这本讲演录,我赏读再三,下面略谈几点感受。
  
  一、编排别出心裁
  
  按什么顺序讲唐宋词,这是讲者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也是难以处理得尽善的问题。我们通常所见这类著述,要么按时段编排,要么按流派编排,要么按作家序齿编排,基本无创造性可言,而这本讲演录却摆脱旧有格套,按主题分类编排,全书分成约会词、离别词、相思词、悼亡词、亲情词、性情词、豪情词、幽默词、都市词、乡村词、山水词、咏物词、怀古词等十三讲,这样别出心裁的编排,优越性远非其他的编排方式所及。
  其一、便于辨异,挖掘文本个性。诚然,不管怎样编排,在作品分析中均可采用辨异之法,但在具体操作上,任何其他编排方式的辨异都不如按主题分类来得方便,前者弄不好就失之突兀生硬或前后重复,而后者由于内容相近、目标单一,相互比照顺理成章且易于切中肯綮。这本讲演录每一讲都有精彩的辨异文字,它们解析深透而出语精练,使人过目铭心不容淡忘。如晏几道、柳永相思词写法之辨异:晏的《少年游》主要是用比喻象征的手法,写他有着怎样一种相思,柳的《风栖梧》着重描写起伏跌宕的心理过程,说他的离恨相思有什么变化(第三讲);王 的《西河》及曹豳的和词之辨异:王 多“愁”,词作故而温柔敦厚,曹豳多“恨”,词作故而满腔怒火(第七讲);苏、辛乡村词之辨异:苏轼是以旁观者身份观察乡村景象和人物,并未深入农家生活,而辛弃疾是以个中人身份融入乡村,生命、情怀都涵蕴其中(第十讲);潘阆、辛弃疾观潮词之辨异:意象与境界均不同,前者意象为客观纪实的,后者意象附着了主观意识,前者只是纯粹写景,情感与思想容量不大,后者融入人生感慨,意蕴丰富而深厚得多(第十一讲);苏、王怀古词之辨异:哲人苏轼关注的是个体生命、个体人生,词作充满对个体命运的思考,政治家王安石关注的是社会,词作充满对社会前途命运的思考;苏轼、戴复古、辛弃疾赤壁词之辨异:苏词表达的是人生的失意,戴词表达的是对现实的反讽,辛词表达的是报国无门的悲哀(第十三讲)。……以上辨异,尽管所取角度各不相同,但都直入底里,开璞见玉,准确而透彻地揭示了不同考量对象的独特个性。
  其二、便于求同,总结创作规律。由于讲演稿按主题分类,每一局部“同”的潜在性很大,“求同”也就甚有必要而且便捷。“同”之小者如不同作品的同一表现手法,兆鹏先生细细搜求之,如第二讲按原型批评理论逐一细剖无名氏《鹧鸪天》、陈逢辰《乌夜啼》、秦观《临江仙》之后,即“求”出它们表现手法上的共性:着重写人、写情,重离别场面和过程的描写,轻环境、氛围、景物的描写。第三讲谈柳永的《忆帝京》,以李清照的《一剪梅》来求同,指出柳词“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与李词“一种相思,两处闲愁”表现手法一样——均写双向思念。兆鹏先生更关注的是“同”之大者——涵盖面更广者,更带普泛性者,如第一讲谈唐宋词中约会词,提醒学生留意:具有故事性和戏剧性,采用白描手法,注重约会场景和细节描写,对男女双方的声态、口吻、动作细节和心理活动均加以描绘,此乃这类词创作的共性。第二讲谈唐宋词中送别词,抽绎出它们抒情的共同特征:送别地点多在闺房绣户,送别时令大都在春、秋两季,抒情视角多为居者、女性。第十二讲概括了唐宋咏物词的三种模式,即或站在物外来观察对象物;或人物合写,人与物双向交流;或人物一体,人进入物内观照。第十三讲通过辨析怀古与咏史之异,归纳出怀古词的共同规律:与登临主题结合在一起,包括两重时空——过去的人事和现实的场景;在艺术表现上,往往要写景,即所履之地的地理环境、景物景观。以上这种指向性明确的“求同”,在王氏讲演录这样的体例中,较之于非以主题归类的作品鉴赏读本,要容易操作得多。
  其三、便于瞻顾,理清传承流变。作品按主题分类之后,每一板块头绪就不至于纷繁芜杂,因之易于就某一意象或某一形象、或某一写法乃至于某一字眼“瞻前”而“顾后”,发现传承的痕迹、演变的线索。兆鹏先生谈论最多的是作品意象,经他梳理,典型意象的传承链一目了然。讲牛希济《生查子》“芳草”意象,“瞻前”见其出现于张九龄的《道逢北使题赠京邑亲知》和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顾后”又见其出现于李煜的《清平乐》和秦观的《八六子》。“半死桐”意象,由贺铸《半死桐》谈起,往前追溯到白居易的《为薛台悼亡》,再追溯到枚乘的《七发》。“渔父”形象,因朱敦儒《好事近》、王质《鹧鸪天》谈起,继而追根寻源,由张志和的《渔歌子》直上溯到屈原的《渔父》。这种“单项”式的寻绎,讲演录中不乏其例。单项“瞻前顾后”,易见作家对作家的影响,如李煜表现愁情的方式对秦观的影响;也易见作品对作品的仿效,如刘过《沁园春》的“白日见鬼”对辛弃疾《沁园春》的“人杯对话”的仿效。甚至从用字上,兆鹏先生也能窥见承传借鉴的脉络,如柳永《望海潮》“怒涛卷霜雪”之“卷”字,其前刘禹锡《浪淘沙》用过,其后苏轼《念奴娇》用过。讲演录更注重不同时期创作特点变化的“瞻顾”:自唐五代到北宋初年,词作抒情主人公形象由“闺阁佳人”渐渐变为“将军”“太守”:唐五代北宋词中,时间进程提示得清清楚楚,而南宋以后(特别是吴文英词)写法变了;南宋词中“宝剑”意象频繁出现,实乃区别于北宋词的一大标志;唐以前的诗歌充满尚武精神,而宋以后尚武精神开始退化、弱化、柔化;宋初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南宋后期知识分子(尤其是江湖诗派)则追求“懒”和“闲”,词人的人格精神发生明显变化……如此种种,不胜枚举。这种便捷而有效的梳理,在其他不同体例的文本中也许是不可能的。
  兆鹏先生的讲演实践表明:按主题分类编排词作解读序次,不仅富于独创性,而且富于科学性,这种体例应该说是诗词审美的最佳选择。
  
  二、解读曲尽其妙
  
  讲授内容的科学编排,为一门课程讲授的成功提供了前提,但并不能必然保证产生最佳的课堂效果。如何把课堂变成审美的圣殿,引领学生登堂入室,达到理想的审美境界?兆鹏先生采用了三大策略:一是想象与还原,二是融合与超越,三是延伸与留白。
  先说想象与还原。他非常看重想象在审美过程中的作用,说读词就是要充分发挥想象能力,把抽象的语言符号还原成具体的形象、生动的画面、实在的场景……他力求调动学生想象,再现美的意境,讲出作品的真味(情味、意味、韵味、趣味)。其描述充满激情和想象,如讲述朱淑真《清平乐》场面细节及主人公心情、无名氏《鹧鸪天》中女性心理过程、仲殊《望江南》“白露收残月,清风散晓霞”的意境、俞国宝《风入松》“红杏香中箫鼓,绿杨影里秋千”的场面、李珣《南乡子》“棹歌惊起睡鸳鸯”的情形、苏轼《鹧鸪天》“乱蝉衰草小池塘”的景致、周邦彦《六丑》长条“似牵衣待话”的插曲等等,无一不是通过生动丰富的想象加以“还原”。他自己驰骋想象,更启发受众想象,比如讲欧阳修《踏莎行》中的“溪桥柳细”,提醒学生见“溪”字应仿佛看到“溪上的潺潺流水”,听到“溪水流动的声响”;见“柳”字要想到它的色彩和姿态。讲苏轼《定风波》中的“穿林打叶”,提醒学生要想象眼前出现一片林子,树叶呈现出绿的颜色,还要想象出雨点“刷刷”的滴落过程。这样富于感性体悟色彩的导读,势必能让人读出词的味道。为了诱发听者想象,兆鹏先生还经常加进拍DV的“舞台提示”,如讲周邦彦的《蝶恋花》(“月皎惊乌”)、牛希济的《生查子》、晏几道的《鹧鸪天》(“彩袖殷勤”)、陈成之的《小重山》(“恨入眉尖”)、赵秋官妻的《武陵春》(“人道有情”)、柳永的《木兰花慢》等莫不如是。这些“舞台提示”,像变魔术似的,作品形象霍然鲜活,画面触手可及,场景如在目前,令人油然进入古人营构的艺术世界中去。
  次说融合与超越。为了使作品的讲析更脍炙人口,使妙处的探寻更具有深度,兆鹏先生不满足于同类作品的比析,也不满足于通过想象还原,而是综合运用各种积极有效的手段帮助解读,讲演过程中融合了大量古今文化成果和研究成果。比如,运用原型批评的方法考察审美意象,使用绘画理论解说诸多词作,借用民歌的抒情特征谈词的抒情,引用意识流理论解释梦窗词的情感流程,征引文史资料印证词作反映的生活画面,枚举诗歌以为词作艺术参照……据笔者粗略统计,这本讲演录提及的各种典籍和诗文词曲集约90余部,引用诗作(不包括词)100余首、文章近30篇,这样大量的诗文原句连续不断而准确无误地从口中流出,那不是一般的学者能够做到的。前贤今哲的研究成果,经过消化、融合,变成了讲演者的“能量和营养”,在导读过程中实现了双重“超越”——见解的“超越”(不止于“融合”)和审美的“超越”(不止于“还原”)。兆鹏先生决不人云亦云,即使是自己尊敬的前辈的观点也不苟同。比如刘永济先生说柳永《定风波》中抒情主人公是妓女,他却从作家和文本实际考察,认为不是歌妓而是民间少妇。独创性的见解在讲演录中随处可见,如苏东坡有一套自我排解的心理公式,即“譬如当初——反差消失——心境开朗”;苏东坡与秦观、周邦彦对待痛苦的态度和方式的不同,一为“超越型”(把人拉向痛苦深渊而后提升),一为“沉入型”(把人拉向痛苦深渊不让超越);苏词《念奴娇》中的“人生如梦”本身并不消极,意识到“人生如梦”时采取何种态度才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宋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是矛盾的,一方面富有进取之心,一方面追求内心自由;宋代的灭亡首先是知识分子的心已死、社会精英信心丧失、精神颓废;文天祥抗战,与其说是保存赵宋天下,不如说是保存民族精神……这些真知灼见,无疑直接关系到审美层次的提高。
  再说延伸与留白。这里所说的“延伸”有三个含义,由作品审美“延伸”到人格教育,由审美感知“延伸”到学术研究,由课堂欣赏“延伸”到课外思考,有这三个“延伸”,兆鹏先生讲演的意义就远远超出文本品析了。在讲演录中,人格教育与审美教育水乳交融,如谈及文天祥《沁园春》首句“为子死孝”时,强调“孝”是做人的基本要求、最低的道德底线;讲东坡“赤壁词”,则反复申说人要选择正确的参照系,面对人生挫折不能失去生命信念,无论处何困境总要怀抱人生理想;讲张元斡《蝶恋花》“败意常多如意少”,着意提醒听众做人要有“受挫折的精神准备”;讲赵长卿《蓦山溪》“无争三昧”,告诫学子不可追慕这种人生态度,相反要弃无争,取竞争。兆鹏先生就是这样,处处引导教学对象从前人的人生经验中获得积极的人生启示。培养研究兴趣,在兆鹏先生的讲演中是审美诱导的自然延伸,书中第二讲依次细细指点研究门径:考虑离别场所——注意离别时间——明确双方身份和关系——探究双方心态和情感,不啻是一篇学术研究示范。此外,关于游侠形象、“渔父”形象、悼亡诗源流与演变、“梦”的意象等研究,或介绍读何书籍,或提示研究角度,或提出思考要点,或拟出相关论题,或指点资料收集,或解说研究方法,甚至举出实例教学生检索相关文献资料。为了激发思考兴趣,培养鉴赏能力,他将有些内容“延伸”到课外,这种“延伸”又可称为“留白”(有意不讲满,不讲全,不讲透),比如,讲辛弃疾《鹧鸪天》只讲最后两句,其他的则留给学生去思考;讲辛弃疾《西江月》,要求试加两个字,以使偶句“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形象飞动;讲秦观《行香子》,要求将有重复之嫌的“偶然乘兴”改得更巧妙些;讲戴复古的《木兰花慢》,只提出几个问题让人琢磨体会。讲演录中还提出了一些有思考价值的论题,如朱敦儒、吴梅村的作品有忏悔意识,而亡国之君李煜和宋徽宗却无此意识,原因何在?讲授者每每引而不发,而致审美空间无限外扩,审美余波连绵不断。
  以上三大策略具有密切的联系,想象与还原是基础工程,融合与超越是品位提升,延伸与留白是能量转化,此三者引人升阶极顶,饱览无限风光。
  
  三、吐属平易风趣
  
  除了充分调动学生的想象,诱发审美的激情之外,兆鹏先生还有一个自觉的追求,即追求风趣与幽默,营造轻松愉悦的课堂气氛。应该说,这种理想境界已完全达到了,讲演是幽默风趣的,也是平易通俗的,这正是这本讲演录迥别于高头讲章的个性风貌。那么,他是如何使自己的讲授适应特定的“场”的需要,走向平易通俗,走向幽默风趣的呢?
  首先,融入自身体验。这是形成平易风格的重要因素,表面上看,它不是个语言问题而是个内容问题,其实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表述的形式。这种“体验”包括生活的、情感的、审美的,把它们融入讲演中容易讲得感同身受,也容易缩短自己与接受者之间的心理距离。讲得感同身受,才不至于给人隔靴搔痒之感,容易调动听众的相关体验:心理距离贴近,才不至于给人居高临下之感,听众更易于心悦诚服。他讲王质《鹧鸪天》“波平月上时”句,即联系到中秋节与夫人一起夜泛东湖轻松自在、忘怀无我的体验;讲孙光宪《风流子》末句“轧轧鸣梭穿屋”,又谈到童年看奶奶、妈妈在村屋织布的情景;讲秦观《行香子》“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句,便谈起藏游时从拉萨到林芝,见路旁油菜、野花、牦牛的感受;讲辛弃疾《鹊桥仙·己酉山行书所见》“醉扶怪石看飞泉”句,马上谈及自己井冈山看瀑布的情状和心态;讲悼亡词,顺带讲析业师唐圭璋的悼亡之作,说起老师每年清明镇日坐在师母坟头悲切吹箫的往事,谈自己每当怀想此情此景就感动得热泪盈眶;讲文天祥《沁园春》,告诫学生读这样的词要有一种虔诚的心情、敬仰的心情、崇拜的心情,而这正是他读文词最真切的情感体验和审美体验。这样讲授,打通了人我和古今心灵障隔,不仅使受众觉得讲授本身平易,而且会使他们觉得古雅的词章也渐渐变得平易起来。当然,吐属的平易,与用土语、口语、现代语解说更是密切相关,这在下面将要讲到。
  其次,注进调侃意味。关于诗词曲的区别,兆鹏先生是这样表述的:“唐人常常是板着面孔写诗,一本正经地赋诗言志;宋人常常是哭丧着脸写词,词中时常充满了泪水;元人写散曲常常是面带微笑,时露幽默。”兆鹏先生这一席话,就分明像元人写散曲的样子。讲演录中又何止这一席话“时露幽默”?看他怎样调侃杜甫,讲《月夜》“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诗意解释之后来了这么几句:“你瞧,老杜对他太太多体贴呀!老杜也是狡猾狡猾的,不说他想太太,而偏说太太在想他。男人说自己想太太,会被别人嘲笑没出息。”再看他怎样调侃李邴,讲《女冠子·上元》结尾“这一双情眼,怎生禁得,许多胡觑”几句,就这样解说:“本来就才子多情,街上那些神仙‘靓妹’又不断给他放电,勾魂摄魄,把他撩拨刺激得筋酥骨软,受不了啦,赶快走开吧!”这些调侃并非无端的插科打诨,而是紧紧服从于现代审美的需要,使当代青年受众喜闻之,乐受之,在笑声中进入艺术境界,在笑声中洞悉审美意蕴。还有,古代的各类衙门、官职,他分别以“中组部”、“国防部”、“党政军一把手”、“国务院副总理”、“军委主席”、“国防部长”、“军区司令员”、“市委书记”、“××同志”之类呼之,这些呼语当然与古代没有严格的对应性,但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新冠旧戴”的戏称脱口而出时无形中就产生了幽默意味。有时兆鹏先生还来点即兴式的古今比较,如讲朱敦儒《临江仙》“花间相过”时,将古今人对大自然的态度作了一番对照,他调侃当时情形:现在正值珞珈山樱花盛开,大家争着去“花间”照相留念。古人是花下饮酒赋诗,我们是走马观花、“咔嚓”照相。古人是“心赏”,用心去领悟大自然;我们是“欣赏”,用高兴心情观看大自然。幽默意味便从“心赏”、“欣赏”两个谐音词中、从不同情态的比照中自然生出。兆鹏先生“喜欢听到学生发自内心的理解的笑声”,他出语如此幽默,学生想不笑都忍不住的。
  其三,吸收流行语汇。流行语汇在讲演录中可以说频频出现,如口头禅:“你算老几”、“发点小财”、“帮你搞定”、“过得滋润”、“什么德性”、“给废了”、“哇噻”、“感情深,一口闷”、“郁闷得很”、“吸引眼球”、“没有退烧”、“感情走私”、“受不了啦”等:流行用语:“烧钱”、“炒作”、“放电”、“早恋”、“发嗲”、“扫黄”、“媒体”、“发型”、“红灯区”、“贴面舞”、“放长假”、“群发短信”、“现场直播”等;流行称呼:“大帅哥”、“大明星”、“打工仔”、“哥们”、“靓妹”、“网友”、“男生”、“女生”、“歌迷”、“大腕”、“美眉”、“天王级”、“高考落榜青年”等;讲演录甚至用了不少流行歌曲的词儿,如“让你亲个够”,“大胆地往前走”,“潇洒走一回”,“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妹妹坐船头”、“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等;还偶或来点外语,如“darling”、“my dear”、“fans”、“how are you”、“very good”之类。这些现代人惯用的汉语语汇和英语短语进入课堂,增添了讲演的现代情趣。如讲柳永《鹤冲天》的写作缘起,有一段介绍他沉迷青楼:“谁知道一到汴京,他就被京城中的花花世界吸引住了眼球,一头扎入红灯区,一天到晚地潇洒,忘记了高考复习。”这几句中的流行语就很不少。再如讲苏轼《浣溪沙》“旋抹红妆看使君”,用现代语描述热闹的场景,什么“抢镜头”、什么“追星族”,乃至于“帅呆啦”、“酷毙了”这些词儿都用上了。除此之外,讲演录还用土语、口语来解说词作中的语句,如讲周邦彦《少年游》“向谁行宿”之“谁行”,用武汉话“哪里住唦”解说;讲柳永的《鹤冲天》“如何向”,用北方话“咋整啊”解说,这样表述既平易通俗,又幽默风趣,语言效果是双重的。
  解读古代经典时吸收流行语汇,着意幽默调侃,也有别人尝试过,但一不小心就滑入媚俗、油滑和“戏说”的泥淖,兆鹏先生的“度”却把握得很好,观火候而酌其量,撩趣味而不逾矩,趣中见识,俗中藏雅,可谓深得语言调遣三昧。
  古诗词鉴赏是一门传统课程,长期以来,充斥于讲坛的大多是一种经院式的讲授,繁琐的考证、过度的征引、枯燥的诠注、虚玄的索解、机械的归纳,致使本该妙不可言的审美过程味同嚼蜡,令人厌憎。王兆鹏先生这种注重主体感性体悟、充溢现代气息的讲授,真正使古典诗词走近了现代读者,也真正使现代心灵领受了美的陶融,《唐宋词名篇讲演录》无疑是对旧的教学方式的有力挑战,它必然要引发一场古诗词讲坛的革命性的转变。
  
  *作者系湖北黄石市第三中学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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