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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初年，为了应付窘迫之财政以及反对丧权辱国的对外借债。黄兴提出“国民捐”的倡议，一时间在社会各界引发了一阵热潮，但是只持续了短短几个月就几乎销声匿迹。这样一场运动最终只是昙花一现，其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运动形式本身的缺陷，国内各界之现状等等。
【关键词】国民捐 黄兴 民国财政
【中图分类号】F840.6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585(2011)05-0000-00
民国初年财政异常窘迫，“南京库储仅余三万，北京倍之，不及六万，东张西借，寅食卯粮，危险之状不敢告人。”而袁世凯闻借款容易，立令熊希龄大大借款。后来于1912年5月17日和外国银行团签订了《垫款合同》和《监视开支暂时垫款章程》，但是，章程中附有监督财政与裁减军队等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苛刻条件，引起各界的反抗浪潮。因而，在此次借款酝酿筹备期间，即4月29日，黄兴就发布通电，倡议劝募国民捐。此举将国家财政困难之解决希望寄托于中国四万万同胞身上。并严正指出：“天下之患，常伏于所倚，拒债所以杜外患，而政事不无废弛，借债可以应急需，而国权未免亏损。”当熊希龄与外国银行团签订的合同章程传来时，更引起黄兴及各界的激愤，黄兴对章程内容特别是对“发给军队及遣散军队费用，均须由海关税务司或银行核计员会同签押”一项强烈谴责，“此种章程，匪独监督财政，并直接监督军政，军队为国防之命脉，今竟允外人干涉至此，无异束手待毙。”并声称“吾辈一息尚存，心犹未死，誓不承认。”国民捐运动就是在这样一种激愤中达到高潮，而这场运动主要倚仗的也就是那沸腾的爱国热忱。
国民捐倡起后，各界都有热烈响应号召之表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麾下“聂刘张冯各统领首先承认拟将军界官长目兵月饷抽捐十分之二以为之倡。” “南洋华侨等目前电致袁大总统申明赞成国民捐，并认捐额五百万两。” “沪宁一带官商踊跃慨捐，其款额已达五百七十余万元。”6月5日参议员全体职员拟将其薪金四分之一提出以国民捐为之用。华侨、军界、警界、政界、商界甚至习艺所罪犯、女大鼓及烟花女子等都有请愿认缴国民捐。国民之爱国热忱确实感人。可这场运动存在着种种问题，最明显就是这场运动始终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章程与管理机构。黄兴拟定的劝募国民捐章程，国务院会议大众公决，未予通过。于是，在国民捐推行的一段时间，其征收机构都是由各地独立设立，有地方政府组织，有各团体联合而成，始终各自为政，这样就造成整个运动的杂乱无章。对于捐款办法，各地大相径庭，南京主要对官员、军佐实行减俸，豫南总司令处，陆军二十镇等也都明确规定捐款要求，并带有强迫性质；而上海只是设立收款机关，对应募者发给捐券，并无强迫性质。但即使都是实行对官员、军佐减俸形式，其捐额多少也有区别，如豫南总司令处规定“军官需捐薪二分之一，中级军官及总司令处军佐捐薪三分之一，中级军佐及下级军官捐薪四分之一，司事司书及护目兵夫捐薪饷六分之一。”陆军二十镇议定国民捐办法，“月薪八十两以上者捐全月，六十两以下三十两以上者捐十分之五，三十两以下十二两以上捐十分之三。”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捐款无法得到统一管理、有效利用，并且会给一些心存不善之人可乘之机，以获渔人之利。此外，大部分的认捐形式都是官员减俸，军队减饷，这些只能减少财政上的一些支出，并不能得到实际的款项用于国家建设。即使是现银捐款，其数额对于当时极度窘迫的财政来说也实在是“杯水车薪”，更不用说致力于实业了。财政总长熊希龄在5月13日在参议院公布民国财政不敷之概数，民国以前岁入不敷银，追加筹备费，新外债息款共计银八千八万两，民国后内分外债、南北补发军饷、恩恤、建设等费用共计数二万八千零五十一万两。亏空之数近四万万两，而国民捐之数，即使搬出最慷慨的南洋华侨的捐额来，也只有认募一千余万元。然而民国政府“需款急迫，从容办捐，实难旷日以待。”
黄兴于5月25日电告的捐助章程中，规定五百元动产不动产以上者，以累进法进行捐助，比例从千分之二累加至千分之百六十，此外政学军商各界还得按其月俸多寡捐纳。可见黄兴对于富裕工商界的捐助是寄予厚望的。可是工商界却反映平淡。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可以从资本者本身去探讨。百分之十以上的资产捐额并不是一笔小数目，而资本家资产的经济属性就是能够为企业提供未来经济利益，这也是资产的本质所在。也就是说，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要成为资产，必须具备能产生经济利益的能力，这是资产的第一要义。可是在整个的捐助倡导中，没有规定踊跃捐助者将享受怎样的优惠政策，工商界根本看不到长远经济利益之所在，黄兴所谓的“利公即所以利私”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即使是奖励，也只有例外特捐者能获得诸如金银铜牌等虚名而已。此外还有实际操作上的困难，“除在官人员可按册而稽外，其余工商各界皆非精细调查不为功，若稍失详审，即难得均平。”若纷纷调查财产，恐将弄得鸡犬不宁。以致富者迁居租界，寄资外国银行。富者避捐款，贫者又无能为力，黄兴望人们慷慨乐输，以解国难的期待实在难以实现。
国民捐的提出，固然得到过许多人的支持与响应，但反对之声也不绝于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章太炎，他于1912年6月5日发表了《论国民捐之弊》，文中尖锐的指出：“（捐款）不数刻间，而簿籍已盈数万。然当民穷财尽之时，能实在出资者几何？徒张空簿，所收固十不得一，其为桀黠所使者，室无斗筲，而自占万金。”一段评论就提出国民捐所存在的几个问题：（一）许多认捐空有簿籍，而无实款。国民捐运动是以爱国之名倡起的，在这种大背景下，难免会有人害怕不愿捐款而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再加上一些沽名钓誉之徒，出现这种有名无实捐款行为也不足为怪。（二）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签订一个个不平等条约，赔出一笔笔巨款，而这些赔款都靠着搜刮民脂民膏，可想而知当时国人大多已处于极度贫困的境地，有结余参与捐款者是在为数不多。吉林都督陈绍常就指出“四万万中其无生产力之女子已去二万万，男子中能有中人产者恐尚无半数，其拥巨资数百万或数十万者每省不过数家，而贫苦者举目皆是。”黄兴将希望寄托于四万万同胞身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实在有些强人所难。（三）期间不免有奸猾之徒从中渔利。自古以来发国难财的比比皆是，加上此次运动实行中存在的种种缺陷，特别是累进法还含有强迫捐纳的意思。这些更给桀黠之人以可乘之机。以至捐款“徒使駻卒得以骚扰，巨猾遂其诈欺，财入私囊，无益国家经费。”《申报》上也对此种现象进行过讽评：“国民捐劝助雅鉴：劝众同胞人人节衣缩食，毁家纾难；助各都督夜夜偎红倚翠，对酒当歌。”此种情形直令谨慎者却步，热忱者心寒。此外， 6月27日盛京日报发表的参议员的质问中就说道：政府不发禁止勒捐命令，不规定累进之法万不可行，亦未明白宣示，徒使贪官猾吏执南京电文藉端苛派。也有人认为，劝募国民捐用累进法强制执行，无异于“竭泽而渔“，即使可以取给于一时，断难善于其后。甚至有如周自齐者将国民捐喻为“硝黄”，服之无功反速死命。种种尖刻反对无疑是导致国民捐走向终点的重要原因。
另外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国民捐自提倡至最后湮灭，一直没有得到政府的正式认可，它的实行并没有达到所谓的“名正言顺”。这场运动的提议在国务院会议大众公决中就被否决，甚至没有提交参议员审议，就一直被这样搁置下来。在国民捐倡起刚两个月，袁世凯就以保护人民财产的条文为托词，发表通令禁止勒派国民捐。此后，国民捐运动日趋偃旗息鼓。另外，黄兴提倡国民捐至主要目的在于反对借外债，但袁世凯政府筹借外债的种种举动并没有因此停止，与银行团一直处于洽谈之中，并于1913年 4月26日，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在北京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21款和附件6号，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可以说国民捐运动反对外债，救济财政的意义已经不复存在。
通过对这场运动的研究，笔者认为要号召国民捐款，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当时国家经济处于藏富于民的状态，这样才能在国家危机之时，达到登高一呼，万民齐应的效果。可是，民国之初大部分人民生活窘迫之情状，使得他们即使有一腔爱国热忱，也不免心有余而力不足。再加上国民捐运动在实行过程中自身存在的种种难以克服的缺陷，它的失败只能是一种必然。
参考文献
[1] 章炳麟著,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M].中华书局,1977.
[2] 毛注青,黄兴年谱.[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3] 周秋光著,熊希龄集.[M].湖南出版社,1996.
[4] 马陵合.昙花一现的民初国民捐热潮.[J].《民国春秋》,2000,01.
[5]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Z].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7.
[6] 盛京时报.[N].沈阳：盛京时报影印组,1985.
【关键词】国民捐 黄兴 民国财政
【中图分类号】F840.6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585(2011)05-0000-00
民国初年财政异常窘迫，“南京库储仅余三万，北京倍之，不及六万，东张西借，寅食卯粮，危险之状不敢告人。”而袁世凯闻借款容易，立令熊希龄大大借款。后来于1912年5月17日和外国银行团签订了《垫款合同》和《监视开支暂时垫款章程》，但是，章程中附有监督财政与裁减军队等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苛刻条件，引起各界的反抗浪潮。因而，在此次借款酝酿筹备期间，即4月29日，黄兴就发布通电，倡议劝募国民捐。此举将国家财政困难之解决希望寄托于中国四万万同胞身上。并严正指出：“天下之患，常伏于所倚，拒债所以杜外患，而政事不无废弛，借债可以应急需，而国权未免亏损。”当熊希龄与外国银行团签订的合同章程传来时，更引起黄兴及各界的激愤，黄兴对章程内容特别是对“发给军队及遣散军队费用，均须由海关税务司或银行核计员会同签押”一项强烈谴责，“此种章程，匪独监督财政，并直接监督军政，军队为国防之命脉，今竟允外人干涉至此，无异束手待毙。”并声称“吾辈一息尚存，心犹未死，誓不承认。”国民捐运动就是在这样一种激愤中达到高潮，而这场运动主要倚仗的也就是那沸腾的爱国热忱。
国民捐倡起后，各界都有热烈响应号召之表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麾下“聂刘张冯各统领首先承认拟将军界官长目兵月饷抽捐十分之二以为之倡。” “南洋华侨等目前电致袁大总统申明赞成国民捐，并认捐额五百万两。” “沪宁一带官商踊跃慨捐，其款额已达五百七十余万元。”6月5日参议员全体职员拟将其薪金四分之一提出以国民捐为之用。华侨、军界、警界、政界、商界甚至习艺所罪犯、女大鼓及烟花女子等都有请愿认缴国民捐。国民之爱国热忱确实感人。可这场运动存在着种种问题，最明显就是这场运动始终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章程与管理机构。黄兴拟定的劝募国民捐章程，国务院会议大众公决，未予通过。于是，在国民捐推行的一段时间，其征收机构都是由各地独立设立，有地方政府组织，有各团体联合而成，始终各自为政，这样就造成整个运动的杂乱无章。对于捐款办法，各地大相径庭，南京主要对官员、军佐实行减俸，豫南总司令处，陆军二十镇等也都明确规定捐款要求，并带有强迫性质；而上海只是设立收款机关，对应募者发给捐券，并无强迫性质。但即使都是实行对官员、军佐减俸形式，其捐额多少也有区别，如豫南总司令处规定“军官需捐薪二分之一，中级军官及总司令处军佐捐薪三分之一，中级军佐及下级军官捐薪四分之一，司事司书及护目兵夫捐薪饷六分之一。”陆军二十镇议定国民捐办法，“月薪八十两以上者捐全月，六十两以下三十两以上者捐十分之五，三十两以下十二两以上捐十分之三。”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捐款无法得到统一管理、有效利用，并且会给一些心存不善之人可乘之机，以获渔人之利。此外，大部分的认捐形式都是官员减俸，军队减饷，这些只能减少财政上的一些支出，并不能得到实际的款项用于国家建设。即使是现银捐款，其数额对于当时极度窘迫的财政来说也实在是“杯水车薪”，更不用说致力于实业了。财政总长熊希龄在5月13日在参议院公布民国财政不敷之概数，民国以前岁入不敷银，追加筹备费，新外债息款共计银八千八万两，民国后内分外债、南北补发军饷、恩恤、建设等费用共计数二万八千零五十一万两。亏空之数近四万万两，而国民捐之数，即使搬出最慷慨的南洋华侨的捐额来，也只有认募一千余万元。然而民国政府“需款急迫，从容办捐，实难旷日以待。”
黄兴于5月25日电告的捐助章程中，规定五百元动产不动产以上者，以累进法进行捐助，比例从千分之二累加至千分之百六十，此外政学军商各界还得按其月俸多寡捐纳。可见黄兴对于富裕工商界的捐助是寄予厚望的。可是工商界却反映平淡。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可以从资本者本身去探讨。百分之十以上的资产捐额并不是一笔小数目，而资本家资产的经济属性就是能够为企业提供未来经济利益，这也是资产的本质所在。也就是说，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要成为资产，必须具备能产生经济利益的能力，这是资产的第一要义。可是在整个的捐助倡导中，没有规定踊跃捐助者将享受怎样的优惠政策，工商界根本看不到长远经济利益之所在，黄兴所谓的“利公即所以利私”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即使是奖励，也只有例外特捐者能获得诸如金银铜牌等虚名而已。此外还有实际操作上的困难，“除在官人员可按册而稽外，其余工商各界皆非精细调查不为功，若稍失详审，即难得均平。”若纷纷调查财产，恐将弄得鸡犬不宁。以致富者迁居租界，寄资外国银行。富者避捐款，贫者又无能为力，黄兴望人们慷慨乐输，以解国难的期待实在难以实现。
国民捐的提出，固然得到过许多人的支持与响应，但反对之声也不绝于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章太炎，他于1912年6月5日发表了《论国民捐之弊》，文中尖锐的指出：“（捐款）不数刻间，而簿籍已盈数万。然当民穷财尽之时，能实在出资者几何？徒张空簿，所收固十不得一，其为桀黠所使者，室无斗筲，而自占万金。”一段评论就提出国民捐所存在的几个问题：（一）许多认捐空有簿籍，而无实款。国民捐运动是以爱国之名倡起的，在这种大背景下，难免会有人害怕不愿捐款而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再加上一些沽名钓誉之徒，出现这种有名无实捐款行为也不足为怪。（二）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签订一个个不平等条约，赔出一笔笔巨款，而这些赔款都靠着搜刮民脂民膏，可想而知当时国人大多已处于极度贫困的境地，有结余参与捐款者是在为数不多。吉林都督陈绍常就指出“四万万中其无生产力之女子已去二万万，男子中能有中人产者恐尚无半数，其拥巨资数百万或数十万者每省不过数家，而贫苦者举目皆是。”黄兴将希望寄托于四万万同胞身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实在有些强人所难。（三）期间不免有奸猾之徒从中渔利。自古以来发国难财的比比皆是，加上此次运动实行中存在的种种缺陷，特别是累进法还含有强迫捐纳的意思。这些更给桀黠之人以可乘之机。以至捐款“徒使駻卒得以骚扰，巨猾遂其诈欺，财入私囊，无益国家经费。”《申报》上也对此种现象进行过讽评：“国民捐劝助雅鉴：劝众同胞人人节衣缩食，毁家纾难；助各都督夜夜偎红倚翠，对酒当歌。”此种情形直令谨慎者却步，热忱者心寒。此外， 6月27日盛京日报发表的参议员的质问中就说道：政府不发禁止勒捐命令，不规定累进之法万不可行，亦未明白宣示，徒使贪官猾吏执南京电文藉端苛派。也有人认为，劝募国民捐用累进法强制执行，无异于“竭泽而渔“，即使可以取给于一时，断难善于其后。甚至有如周自齐者将国民捐喻为“硝黄”，服之无功反速死命。种种尖刻反对无疑是导致国民捐走向终点的重要原因。
另外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国民捐自提倡至最后湮灭，一直没有得到政府的正式认可，它的实行并没有达到所谓的“名正言顺”。这场运动的提议在国务院会议大众公决中就被否决，甚至没有提交参议员审议，就一直被这样搁置下来。在国民捐倡起刚两个月，袁世凯就以保护人民财产的条文为托词，发表通令禁止勒派国民捐。此后，国民捐运动日趋偃旗息鼓。另外，黄兴提倡国民捐至主要目的在于反对借外债，但袁世凯政府筹借外债的种种举动并没有因此停止，与银行团一直处于洽谈之中，并于1913年 4月26日，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在北京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21款和附件6号，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可以说国民捐运动反对外债，救济财政的意义已经不复存在。
通过对这场运动的研究，笔者认为要号召国民捐款，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当时国家经济处于藏富于民的状态，这样才能在国家危机之时，达到登高一呼，万民齐应的效果。可是，民国之初大部分人民生活窘迫之情状，使得他们即使有一腔爱国热忱，也不免心有余而力不足。再加上国民捐运动在实行过程中自身存在的种种难以克服的缺陷，它的失败只能是一种必然。
参考文献
[1] 章炳麟著,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M].中华书局,1977.
[2] 毛注青,黄兴年谱.[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3] 周秋光著,熊希龄集.[M].湖南出版社,1996.
[4] 马陵合.昙花一现的民初国民捐热潮.[J].《民国春秋》,2000,01.
[5]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Z].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7.
[6] 盛京时报.[N].沈阳：盛京时报影印组,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