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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若要问中国高校中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手机的普遍拥有和短信的普遍使用无疑是首选之一。仅以作者所在的学院来看，2003年的教职工通讯录上显示的手机号码大约只占教职32,总数的1／3，而2006年的教职工通讯录上显示的手机号码几乎已经达到100％；几年前即使在研究生中手机也并没有完全普及，而如今本科生中没有手机的已经成为凤毛麟角。2006年10月，笔者惊讶地发现，上个月自己的短信费用支出竟然达到了73.70元，而这些短信，大约有4／5是在与学生的交流中使用的。短信沟通无疑已经成为高校师生交流的重要途径和工具，而高校师生的课外交流无疑是高校“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理念的重要体现。因此，深入认识和发掘短信沟通在高校育人中的作用、深入认识这一现象的深刻蕴涵，对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推进全员育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缺乏沟通是高校育人中久治不愈的顽疾
反思最近十多年来的高校师生之间的关系，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师生之间普遍地缺乏交流。除了高校辅导员之外，一般教师同学生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同本科学生之间的关系往往仅限于课堂教学，缺乏课外的交流，特别是缺乏师生之间的个别交流。尤其是最近几年，不少高校迁移到偏远的新校区，教师往返一次就是几个小时，常见的现象是“教师跟着班车走、班车跟着课时走”，学生只有在上课的时候才见得着老师。尽管有些学校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实行本科生学导制，让每位教师与5－6个本科生建立固定的联系，再如规定每位任课教师每周要有固定的时间在固定的地方坐等学生的来访，等等，但是收效总是不尽如人意。这种情况与上世纪80年代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时候的教师在课堂之外同学生有普遍的交流，甚至还会到学生寝室中去看望学生，而这都是教师自觉的行为，并没有什么条例和规定教师都必须这样做。
师生之间的课外交流无疑对学生的成长具有十分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对于教师提高教书育人的能力也有十分显见的好处。因此，应该追问为什么这两个时期师生之间的关系会不一样，为什么这最近十多年师生之间的课外交流会如此稀疏。
笔者认为，这两个时期之间的两种不同的状况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其一是社会气候，社会环境不一样；其二是时空距离，物理环境不一样。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所处的是一个政治环境，是一个政治取向的社会，高校教师不可避免地也要适应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和政治取向。这样，一方面对教师的“重红轻专”“先红后专”甚至“红专对立”的评价体系引导教师重政治、轻业务；另一方面对教师政治觉悟方面的怀疑和对学生政治地位方面的肯定又自然而然地引导教师去亲近学生。熟悉那一段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上世纪50－60年代的接连发生的政治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高校教师所产生的影响，而50年代从工农当中招收大学生、培养“新一代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口号和目标，特别是70年代招收“工农兵学员”并提出让他们“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口号和举措，曾经让高校教师多么的胆战心惊。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政治取向的影响下，高校教师“穷极无聊”(无需做学术研究也不敢做学术研究)同时为求自保(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觉悟)，他们自愿地去接近学生；与此同时，另一个因素——时空距离和物理环境的因素又使教师在接近学生、亲近学生的时候无须付出较大的成本，因为他们都住在学校分配的宿舍，就住在校园中和校园的周边。
很显然，这两个因素在最近的十几年中已经完全改变了内容。高校教师再不会“穷极无聊”，像王选院士那样在上海的家中养病几年而所在的北大不闻不问。高校教师要拼职称、写论文、争课题，要利用不坐班的课余时间做报告、做项目、做兼职；另一方面，既然学校不会再给自己分房和换房，既然只能靠自己买房，那就不一定要买学校附近的商品房，要买就买自己有能力购买的最好的房。于是，高校教师散住的越来越多，随着学校的搬迁家离学校越来越远，与学生交流所需付出的时空成本越来越高。
高校的师生之间缺乏沟通，为什么会成为久治不愈的痼疾，应当从这两个因素之中找原因。
短信沟通为高校育人开辟新的途径
由上面所述的影响高校师生沟通的两个因素作进一步的推论，可以进一步概括出沟通的两个最基本的动力因素，即意愿和成本。意愿具有三个基本特点：普遍性，选择性，受动性。普遍性是指每一个正常的人都有与人沟通的意愿；选择性是指与谁沟通、何时沟通、以什么方式沟通的意愿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异：受动性是指沟通的意愿能够被外部的因素催发或者遏止。沟通的成本主要包括时间成本、经济成本、体力和脑力支出的成本。意愿是沟通的最基本的动力因素，而成本是推动或遏止意愿的动力因素。沟通是由意愿和成本这两个因素决定的。
教师和学生因其“教”和“学”的关系而一开始地位就不同，教师处于强势的地位。因此从师生之间沟通的主动权来看，实际上这一主动权掌握在教师手中。教师主动与学生沟通，一般情况下学生即使心中有抵触也不会直接表现出来；而学生主动与教师沟通，教师的任何冷淡的暗示都会终止师生间的沟通。这也就是说，师生之间沟通的意愿，主要表现为教师的选择性和学生的受动性。教师表现出与学生沟通的意愿，学生就会呼应教师的意愿；而教师表现出不愿与学生沟通的意愿，学生就会回避或终止与教师的沟通。
但是，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沟通还有另一个基本的动力因素——成本。成本能够推动或遏止沟通的意愿，即它可以对意愿的选择性和受动性产生影响。上世纪80年代，邮寄书信是人们首选的拜年方式之一，那时候一年能写几封信、又能收到几封信?不是那时候的人沟通的意愿不强，而是因为沟通的成本太高(时间成本、体力和脑力支出的成本)；到了90年代，电话拜年和邮政贺年卡逐渐成为拜年的重要方式，互相拜年和互相联系的范围扩大了，主要是因为联系和沟通的成本有了大幅度的降低；到了本世纪初，电子贺卡和短信祝贺又成为主要的联系方式，只要有手机和有电子邮箱的人哪一个不会收到诚挚的问候?由此可见，在很多情况下，成本决定意愿，成本决定沟通与否。
短信沟通之所以能够成为高校育人的新途径，在高校育人中发挥显见的与潜在的作用，也应当围绕着这两个最基本的动力因素来认识。
这种显见的与潜在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为高校师生的沟通创设了一个支出成本最低廉的新平台
首先从经济成本来看，联通和移动的网内短信每条0.10元，跨网的短信每条0.15元，尤其是根据华东师大《2005年 上海市青少年短信文化调查报告》课题组的调查，15－25岁青少年中的手机使用者大部分都选用“动感地带”短信套餐，其中又以30元、40元的套餐最多，而“动感地带”短信套餐30元／月，可发送500条网内短信，平均每条只有0.06元。
其次从时间成本来看，短信具有即时性，在一般情况下传送的速度只有几秒钟，以充足的70字一条的阅读速度来看也只需几秒钟；从传送方来看，拼音和打字对高校师生来说不外乎举手之劳，最多也只需花费一、二分钟的时间。根据华东师大课题组的调查，手机短信消费在青少年学生手机消费费用中的支出超过50％的占79.5％，支出超过80％的占37.5％，而且相当一部分人表示买手机就是为了发短信，从来不用于打电话或接听电话。显然，这是因为方便，也是因为便宜。
再次从体力和脑力的支出成本来看，短信沟通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根据华东师大课题组的调查，有69％的青少年每天发送短信10条以上，有22％的青少年每天发送短信20条以上，有7％的青少年每天发送短信40条以上。日因此，从学生的角度来看，接发短信不但不会带来疲劳，而且是一种乐趣、一种休闲方式，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学生对教师发送短信的可能性完全存在。一方面，因为成本低廉；另一方面，短信沟通已成为他们强烈的需要。尤其是当他们在套餐可能用不完的情况下，他们会增加发送对象和发送频率，这时候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试探着向教师发送短信。教师只要收到学生的短信，出于自尊和礼貌一般都会回复；学生只要收到教师的短信，从笔者的经验来看，不但一定会回复，而且短信的来回必定是以学生的最后一条短信结束。一个教师只要给一个学生发过短信，以后就会时不时地收到这个学生发来的短信，而且还会带动其他的学生发来短信。而这就意味着一个高校师生沟通的新平台由“可能”转变为“现实”。
2.为高校师生的深度沟通架设了一座连通的新桥梁
毫无疑问，短信沟通不可能取代高校师生之间已有的各种沟通方式，但是，短信沟通可以成为各种已有沟通方式的连接的桥梁。例如，学生的作业和论文是不可能通过短信来发送的，但是可以通过短信问询老师的电子邮箱或告知老师已经发送来电子邮件请老师注意接收；学生有事要同老师面谈或电话沟通，可以先给老师发短信问询老师觉得合适的时间或老师家里的电话。短信沟通和电话沟通各有利弊。电话沟通的特点是即时交流声音，可以随时感受对方声音中的情感信息，在不考虑话费支出的情况下可以无限延长通话时间，沟通相对充分；短信沟通的特点是它可以即时交流也可以错时交流，可以延缓回复以便考虑更成熟、使回复更具有确定性，它可以渲染或者掩盖发信人当时的情感，以免过度的亲热或抬举对方造成的尴尬和不良的情绪造成对方的不快。因此，短信沟通和电话沟通可以互补。以此类推，短信沟通和当面沟通、电子邮件沟通也可以实现互补。
3.为高校组织的宣传、通告、服务提供了一个快捷的新媒体
高校组织的宣传、通告、服务等现在已经有了不少的媒体，有广播、校报、广告栏等传统媒体，也有校园网、大型电子屏等新媒体，但是这些媒体的共同缺陷是无法保证将信息传送给每一个接收人。而短信沟通却具有这方面的优势，它可以快捷而准确地将信息发送给每一个目标公众。从经济成本方面来看，“动感地带”50元／月套餐可发送1000条短信，每条的费用是0.05元。而且，联通最近开展的天气预报服务，每天早晚各发送一次，月租费为1.00元，平均每条只需要2分钱不到的费用，说明短信服务实际上还有很大的降价空间。因此，根据效价比率，建立起学校、学院、系所、专业、班级等不同层次的短信发布媒体，以进一步加强学校组织与学生之间的联系和互动，进一步推动高校育人职能的深化，应当是完全可行的。从华东师大调查组的调查结果来看，事实上也已经有一些高校开始试行这种育人新形式，而且开始收到预期的效果。
毋庸讳言，短信沟通为高校育人所开辟的新的途径，就其意愿方面来说，更多的是同学生的愿望和学校组织的愿望相契合，而与教师的意愿并不一定契合。对此，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短信沟通成为高校育人新途径的启示
短信沟通成为高校育人的新途径，至少给我们以如下两个方面的启示。
1.教师的意愿受动于环境的引导
回到本文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为什么高校教师最近十多年来与学生沟通的意愿不强?还是应当从他们所处环境的变化对他们的影响来思考。从学校环境来看，求“大”、求“多”、求“高”是总的趋势。所谓“求大”，校园要大；所谓“求多”，学科要多，学生要多，科研成果要多；所谓“求高”，建筑物要高，学校和学科的地位要高，教师的学历要高，论文发表的期刊档次要高，学校之间相互攀比，引进教师要求具备博士学历、海外学习和工作经历；评聘职称划出1957年前后和1962年前后三个时间档次，之前和之后出生的教师学历要求不一样；每年对教师的考核，在教学工作量和科研成果考核方面都有明确的数量要求，但是在思想政治考核方面自己说了算。校园大了、远了，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改为两周一次甚至一个月一次，学校对教师的管理由直接变为间接，教师与教师都难得见面。在这样一种环境引导下，可以说没有一个因素是在推动教师主动积极地与学生进行沟通，相反只会转移和遏止教师与学生沟通的意愿。
但是，这种环境引导是不是就不可能改变?答案是否定的。从短信沟通有可能成为高校育人的新途径来看，学生主动地给教师发短信有可能成为校园环境中的新因素，学校管理在推动师生互发短信方面更加有所作为(例如要求教师向学生公布自己的手机号码和联系电话、定期在学生中统计教师回复学生短信的数据、不定期地向教师发送短信进行通报和提醒等等)，也能够有效地催醒教师在教书育人方面的责任心。所谓“细节决定成败”，环境的转变、观念和意愿的转变，也是要通过各种细节来实现的。
2.科技在改变势态和时态、改变人与人关系中具有震撼性的力量
无论是从中国高校的社会主义性质来看，还是从党和国家“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来看，甚或从教师职业的要求、从学生和家长的要求、从社会发展的要求等等各方面来看，高校师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沟通都应当是理所当然的自然现象。但是现状却是高校师生之间缺乏交流、缺乏沟通，而最终不断地突破这种屏障、促进师生之间交流与沟通的却是电话、互联网、电子邮件、手机短信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科技在改变势态、改变时态、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所具有的震撼性的力量。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同样，没有现代的通信手段，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与人之间时空上的距离。
手机短信所具有的低成本的优势无非是高科技所显示的震撼性力量的一个缩影。可惜，作为一个社会上最有知识、最有文化的群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对此有相应的深刻认识。
缺乏沟通是高校育人中久治不愈的顽疾
反思最近十多年来的高校师生之间的关系，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师生之间普遍地缺乏交流。除了高校辅导员之外，一般教师同学生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同本科学生之间的关系往往仅限于课堂教学，缺乏课外的交流，特别是缺乏师生之间的个别交流。尤其是最近几年，不少高校迁移到偏远的新校区，教师往返一次就是几个小时，常见的现象是“教师跟着班车走、班车跟着课时走”，学生只有在上课的时候才见得着老师。尽管有些学校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实行本科生学导制，让每位教师与5－6个本科生建立固定的联系，再如规定每位任课教师每周要有固定的时间在固定的地方坐等学生的来访，等等，但是收效总是不尽如人意。这种情况与上世纪80年代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时候的教师在课堂之外同学生有普遍的交流，甚至还会到学生寝室中去看望学生，而这都是教师自觉的行为，并没有什么条例和规定教师都必须这样做。
师生之间的课外交流无疑对学生的成长具有十分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对于教师提高教书育人的能力也有十分显见的好处。因此，应该追问为什么这两个时期师生之间的关系会不一样，为什么这最近十多年师生之间的课外交流会如此稀疏。
笔者认为，这两个时期之间的两种不同的状况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其一是社会气候，社会环境不一样；其二是时空距离，物理环境不一样。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所处的是一个政治环境，是一个政治取向的社会，高校教师不可避免地也要适应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和政治取向。这样，一方面对教师的“重红轻专”“先红后专”甚至“红专对立”的评价体系引导教师重政治、轻业务；另一方面对教师政治觉悟方面的怀疑和对学生政治地位方面的肯定又自然而然地引导教师去亲近学生。熟悉那一段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上世纪50－60年代的接连发生的政治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高校教师所产生的影响，而50年代从工农当中招收大学生、培养“新一代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口号和目标，特别是70年代招收“工农兵学员”并提出让他们“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口号和举措，曾经让高校教师多么的胆战心惊。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政治取向的影响下，高校教师“穷极无聊”(无需做学术研究也不敢做学术研究)同时为求自保(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觉悟)，他们自愿地去接近学生；与此同时，另一个因素——时空距离和物理环境的因素又使教师在接近学生、亲近学生的时候无须付出较大的成本，因为他们都住在学校分配的宿舍，就住在校园中和校园的周边。
很显然，这两个因素在最近的十几年中已经完全改变了内容。高校教师再不会“穷极无聊”，像王选院士那样在上海的家中养病几年而所在的北大不闻不问。高校教师要拼职称、写论文、争课题，要利用不坐班的课余时间做报告、做项目、做兼职；另一方面，既然学校不会再给自己分房和换房，既然只能靠自己买房，那就不一定要买学校附近的商品房，要买就买自己有能力购买的最好的房。于是，高校教师散住的越来越多，随着学校的搬迁家离学校越来越远，与学生交流所需付出的时空成本越来越高。
高校的师生之间缺乏沟通，为什么会成为久治不愈的痼疾，应当从这两个因素之中找原因。
短信沟通为高校育人开辟新的途径
由上面所述的影响高校师生沟通的两个因素作进一步的推论，可以进一步概括出沟通的两个最基本的动力因素，即意愿和成本。意愿具有三个基本特点：普遍性，选择性，受动性。普遍性是指每一个正常的人都有与人沟通的意愿；选择性是指与谁沟通、何时沟通、以什么方式沟通的意愿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异：受动性是指沟通的意愿能够被外部的因素催发或者遏止。沟通的成本主要包括时间成本、经济成本、体力和脑力支出的成本。意愿是沟通的最基本的动力因素，而成本是推动或遏止意愿的动力因素。沟通是由意愿和成本这两个因素决定的。
教师和学生因其“教”和“学”的关系而一开始地位就不同，教师处于强势的地位。因此从师生之间沟通的主动权来看，实际上这一主动权掌握在教师手中。教师主动与学生沟通，一般情况下学生即使心中有抵触也不会直接表现出来；而学生主动与教师沟通，教师的任何冷淡的暗示都会终止师生间的沟通。这也就是说，师生之间沟通的意愿，主要表现为教师的选择性和学生的受动性。教师表现出与学生沟通的意愿，学生就会呼应教师的意愿；而教师表现出不愿与学生沟通的意愿，学生就会回避或终止与教师的沟通。
但是，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沟通还有另一个基本的动力因素——成本。成本能够推动或遏止沟通的意愿，即它可以对意愿的选择性和受动性产生影响。上世纪80年代，邮寄书信是人们首选的拜年方式之一，那时候一年能写几封信、又能收到几封信?不是那时候的人沟通的意愿不强，而是因为沟通的成本太高(时间成本、体力和脑力支出的成本)；到了90年代，电话拜年和邮政贺年卡逐渐成为拜年的重要方式，互相拜年和互相联系的范围扩大了，主要是因为联系和沟通的成本有了大幅度的降低；到了本世纪初，电子贺卡和短信祝贺又成为主要的联系方式，只要有手机和有电子邮箱的人哪一个不会收到诚挚的问候?由此可见，在很多情况下，成本决定意愿，成本决定沟通与否。
短信沟通之所以能够成为高校育人的新途径，在高校育人中发挥显见的与潜在的作用，也应当围绕着这两个最基本的动力因素来认识。
这种显见的与潜在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为高校师生的沟通创设了一个支出成本最低廉的新平台
首先从经济成本来看，联通和移动的网内短信每条0.10元，跨网的短信每条0.15元，尤其是根据华东师大《2005年 上海市青少年短信文化调查报告》课题组的调查，15－25岁青少年中的手机使用者大部分都选用“动感地带”短信套餐，其中又以30元、40元的套餐最多，而“动感地带”短信套餐30元／月，可发送500条网内短信，平均每条只有0.06元。
其次从时间成本来看，短信具有即时性，在一般情况下传送的速度只有几秒钟，以充足的70字一条的阅读速度来看也只需几秒钟；从传送方来看，拼音和打字对高校师生来说不外乎举手之劳，最多也只需花费一、二分钟的时间。根据华东师大课题组的调查，手机短信消费在青少年学生手机消费费用中的支出超过50％的占79.5％，支出超过80％的占37.5％，而且相当一部分人表示买手机就是为了发短信，从来不用于打电话或接听电话。显然，这是因为方便，也是因为便宜。
再次从体力和脑力的支出成本来看，短信沟通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根据华东师大课题组的调查，有69％的青少年每天发送短信10条以上，有22％的青少年每天发送短信20条以上，有7％的青少年每天发送短信40条以上。日因此，从学生的角度来看，接发短信不但不会带来疲劳，而且是一种乐趣、一种休闲方式，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学生对教师发送短信的可能性完全存在。一方面，因为成本低廉；另一方面，短信沟通已成为他们强烈的需要。尤其是当他们在套餐可能用不完的情况下，他们会增加发送对象和发送频率，这时候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试探着向教师发送短信。教师只要收到学生的短信，出于自尊和礼貌一般都会回复；学生只要收到教师的短信，从笔者的经验来看，不但一定会回复，而且短信的来回必定是以学生的最后一条短信结束。一个教师只要给一个学生发过短信，以后就会时不时地收到这个学生发来的短信，而且还会带动其他的学生发来短信。而这就意味着一个高校师生沟通的新平台由“可能”转变为“现实”。
2.为高校师生的深度沟通架设了一座连通的新桥梁
毫无疑问，短信沟通不可能取代高校师生之间已有的各种沟通方式，但是，短信沟通可以成为各种已有沟通方式的连接的桥梁。例如，学生的作业和论文是不可能通过短信来发送的，但是可以通过短信问询老师的电子邮箱或告知老师已经发送来电子邮件请老师注意接收；学生有事要同老师面谈或电话沟通，可以先给老师发短信问询老师觉得合适的时间或老师家里的电话。短信沟通和电话沟通各有利弊。电话沟通的特点是即时交流声音，可以随时感受对方声音中的情感信息，在不考虑话费支出的情况下可以无限延长通话时间，沟通相对充分；短信沟通的特点是它可以即时交流也可以错时交流，可以延缓回复以便考虑更成熟、使回复更具有确定性，它可以渲染或者掩盖发信人当时的情感，以免过度的亲热或抬举对方造成的尴尬和不良的情绪造成对方的不快。因此，短信沟通和电话沟通可以互补。以此类推，短信沟通和当面沟通、电子邮件沟通也可以实现互补。
3.为高校组织的宣传、通告、服务提供了一个快捷的新媒体
高校组织的宣传、通告、服务等现在已经有了不少的媒体，有广播、校报、广告栏等传统媒体，也有校园网、大型电子屏等新媒体，但是这些媒体的共同缺陷是无法保证将信息传送给每一个接收人。而短信沟通却具有这方面的优势，它可以快捷而准确地将信息发送给每一个目标公众。从经济成本方面来看，“动感地带”50元／月套餐可发送1000条短信，每条的费用是0.05元。而且，联通最近开展的天气预报服务，每天早晚各发送一次，月租费为1.00元，平均每条只需要2分钱不到的费用，说明短信服务实际上还有很大的降价空间。因此，根据效价比率，建立起学校、学院、系所、专业、班级等不同层次的短信发布媒体，以进一步加强学校组织与学生之间的联系和互动，进一步推动高校育人职能的深化，应当是完全可行的。从华东师大调查组的调查结果来看，事实上也已经有一些高校开始试行这种育人新形式，而且开始收到预期的效果。
毋庸讳言，短信沟通为高校育人所开辟的新的途径，就其意愿方面来说，更多的是同学生的愿望和学校组织的愿望相契合，而与教师的意愿并不一定契合。对此，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短信沟通成为高校育人新途径的启示
短信沟通成为高校育人的新途径，至少给我们以如下两个方面的启示。
1.教师的意愿受动于环境的引导
回到本文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为什么高校教师最近十多年来与学生沟通的意愿不强?还是应当从他们所处环境的变化对他们的影响来思考。从学校环境来看，求“大”、求“多”、求“高”是总的趋势。所谓“求大”，校园要大；所谓“求多”，学科要多，学生要多，科研成果要多；所谓“求高”，建筑物要高，学校和学科的地位要高，教师的学历要高，论文发表的期刊档次要高，学校之间相互攀比，引进教师要求具备博士学历、海外学习和工作经历；评聘职称划出1957年前后和1962年前后三个时间档次，之前和之后出生的教师学历要求不一样；每年对教师的考核，在教学工作量和科研成果考核方面都有明确的数量要求，但是在思想政治考核方面自己说了算。校园大了、远了，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改为两周一次甚至一个月一次，学校对教师的管理由直接变为间接，教师与教师都难得见面。在这样一种环境引导下，可以说没有一个因素是在推动教师主动积极地与学生进行沟通，相反只会转移和遏止教师与学生沟通的意愿。
但是，这种环境引导是不是就不可能改变?答案是否定的。从短信沟通有可能成为高校育人的新途径来看，学生主动地给教师发短信有可能成为校园环境中的新因素，学校管理在推动师生互发短信方面更加有所作为(例如要求教师向学生公布自己的手机号码和联系电话、定期在学生中统计教师回复学生短信的数据、不定期地向教师发送短信进行通报和提醒等等)，也能够有效地催醒教师在教书育人方面的责任心。所谓“细节决定成败”，环境的转变、观念和意愿的转变，也是要通过各种细节来实现的。
2.科技在改变势态和时态、改变人与人关系中具有震撼性的力量
无论是从中国高校的社会主义性质来看，还是从党和国家“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来看，甚或从教师职业的要求、从学生和家长的要求、从社会发展的要求等等各方面来看，高校师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沟通都应当是理所当然的自然现象。但是现状却是高校师生之间缺乏交流、缺乏沟通，而最终不断地突破这种屏障、促进师生之间交流与沟通的却是电话、互联网、电子邮件、手机短信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科技在改变势态、改变时态、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所具有的震撼性的力量。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同样，没有现代的通信手段，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与人之间时空上的距离。
手机短信所具有的低成本的优势无非是高科技所显示的震撼性力量的一个缩影。可惜，作为一个社会上最有知识、最有文化的群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对此有相应的深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