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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受众和明星天然存在距离，所以我们对于明星、名流的了解和印象，往往是建立在很多“人设”之上。这些“叙事断片”被媒体编辑、发布，从而让受众形成标签化印象，成为明星人设。同时，明星人设其实是一种公众面孔，而非ta的（全部）真实自我;同时本文所谓的“反抗”人设（即直率表达、反抗虚伪、坚持做自己。）的叙事片段成就了当下众多明星吸引粉丝的卖点。是因为，当下保持真实和反抗虚伪道德这种“反抗”人设在资本和受众的合谋之下，已经成为了明星的政治正确——平民社会里，政治正确永远可以是屡试不爽的营销策略。所以很多明星公然质疑业界权威、为平权运动仗义执言，一方面可能是性格使然，另一方面在本质上遵循如下逻辑。
“叙事断片”建立人设初印象，当下粉丝通过社交媒体及时反馈，明星自觉或不自觉得接受市场选择的“优质人设”，并继续通过媒体去呈现“叙事断片”而巩固人设。正如福柯将名流文化看成一种治理性问题，受众的类型或形式与特定的文化产业之间围绕名流的公众面孔的持续谈判。后结构主义者理查德·戴尔揭示了明星形象互文性的构建和发展：“人的心里和身体构成了一套资源，这套资源必须由承担为大众消费设计名流任务的文化产业中介即大众媒体来修饰和完善。——明星的形象受到大众传媒和受众创造性同化吸收的扭曲、修正。”所以也是粉丝的接受和喜爱，进一步增强了明星对于此类人设的选择。
为什么“反抗”人设这么好卖？说起来，这个上面这个问题也挺矛盾，人设本身是一种虚伪，而这种虚伪的变现形式是：“坚持真实和反抗虚伪”。为什么“反抗虚伪”的人设这么好卖？可能需要一个比较长的逻辑。反抗的原生性欲望要追溯到当下社会观念导致的成就饥渴上。
抽象欲望的循环的缺口导致成就饥渴
克里斯·罗杰克对后天名流的现象进行了考古，他认为后天名流作为相对于先天名流（传统等级森严社会里的贵族血统）的现象，产生于民主制度下的平民社会。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即是后天名流公众面孔涌现的根基性背景。
这是如何作用的呢？上帝死后，在一个没有卓越价值观念的社会中，民主似乎是权威唯一合理的基础。“大家觉得好才是真的好”的政治观念催生出两个潜在价值：1、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每个人都有向上流动的资格;2、证明自己的价值需要多数人认可。
这两个价值其实可以构成一种抽象欲望的循环：
众生平等之后，民主与自由为大家许诺每个人都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平民社会中的奖励文化则是赐予成就者金钱和地位。如何判定成就？宗教价值被“多数人的认可”所代替。（1）号、（2）号关系的勾连，解释了对成就的渴望作为人身份认同的标准内嵌于社会之中，民主文化必然是一种成就文化。并導出一个结果——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悖论：“这一制度在形式上传达了平等和自由，但却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地位上和财富上的不平等。”以平等的形式追求不平等，之后成就谱系顶端的人获得认可的可能性更大，反之则更小，因而（3）号关系在实践中则出现断裂。绝大部分被兜售“有梦想谁都了不起”观点的人们，渐渐发现自己有限的资源和平庸的才能同遥不可及的成就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因此这一抽象欲望循环在对于“平等的被认可机会”缺失的情况下永远不可能闭合，被拒绝感和无效感使得“成就饥渴”将会一直存在。
反叛精神满足受众情感投射
如大卫·马歇尔所认为的那样：名流是一种社会构建;同时，被构建的社会来塑造名流。埃加德·莫兰也认为：“名流的力量是作为观众被压抑需求的一种投射。”
克里斯·罗杰克也在研究中列举了众多反英雄题材的叙事作品以及具有反抗精神的后天名流与虚拟名流（文艺作品中的角色），他们因为越轨行为臭名昭著，但无论如何，臭名昭著同样也是获得声望的表现。而且现实中，正因为越轨行为（超越一般社会互动规范的角色界限，甚至常常涉及违法行为），臭名昭著的名流还是会获得众多拥趸，迷恋他们的“正义”、直率、勇敢和反抗精神，进而拥有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
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越轨行为的潜在看法：1、打破消极的规则束缚和权力压制的勇敢行为，是一种自我超越的能力，具有极大的诱惑力;2、扰乱社会秩序、甚至违法的行为。如果从精神分析角度来看，前者是Id/本我的，后者是Ego/自我的。
所以一方面，平庸的日常时刻需要“超越”的惊喜，另一方面，民主政治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承诺，催生了越轨的渴望。然而普通人越轨成本太高，将情感投射到某一个角色身上，让他（她）替我们“呐喊”，仿佛他（她）代表我，我就是他（她），既满足了反抗情绪，有弥合了抽象欲望的循环。萨德侯爵可以臭名昭著、拜伦也有类似的名声、波德莱尔也是一个浪荡公子;当然后来反抗成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政治正确，马尔塞·杜尚的《泉》成为重新思考艺术的追问、大卫鲍伊的雌雄同体形象触及了异性恋边界;如今高分反抗叙事，在解构中进一步满足了观众的感官和心理：《小丑》、《死侍》、《黑袍纠察队》、《韦恩》……我们甚至把这种越轨的行为、暴力的使用解释为因自己非凡的品质达不到认可而产生的报复。
《酷天下》作者迪克·庞坦和大卫罗宾斯认为“酷”是“个体反叛的永恒形态”，当下我们更爱用“飒”、“刚”、“keep real”（源自根植于反抗精神的嘻哈文化）来表达这一状态。因而“反抗虚伪”是观众受挫欲望的表达，是意识形态的化身，受众的类型或形式与特定的文化产业之间围绕名流的公众面孔的持续谈判。
所以这样时代背景下的观众选择了具有反抗精神的明星（或真实或虚拟），蕴藏着越轨和反叛情绪投射的率真，但必然真实地接近“疯狂”。
“生活政治”受技术加持，人人皆可立人设
“生活政治”是鲁道夫·巴罗提出的一个复杂概念，核心观点是，追求自我实现作为新的政治取代了曾经聚焦于人类平等、集体变革的解放政治。当吉登斯对“生活政治”进行集中研究时，认为生活政治的原则就是——体现。他认为现代性生活中，“自反性重建”是社会互动——“体现”——的惯常特征。“自反性重建”意味着我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持续关注着自己的公共外表，并利用公共领域的元素重新设计自我。个人价值被附加在精神和打扮的外表上。 “名流存在于和普通人不一样的世界，因而这个事实获得了某种许可，可以去做普通人只能梦想的事。”这样的世代已经过时了。现代技术从摄影技术到社交媒体给平等众生提供了越来越低门槛的自我呈现的方式，人们通过社交媒体展示、兜售自己，从网红代际的更迭就可以看出人们自我兜售技术的深化：从凤姐为代表的审丑网红，是一种标签化的朴素戏谑与反叛;到豆瓣女神、雪梨为代表的精致化、专业化的身体呈现策略;再到如今papi酱以及之后更多垂类的Vloger精致生活方式的呈现，是一种从扁平、单一、朴素向深化、立体、精致的自我呈现技术的发展。
于是人人在社交媒体里呈现自己的“叙事断片”，这些“断片”成为个性和魅力的载体，且货币为美的判断和感知建立了量化等级。“上海名媛”现象不过是当下我们所有人“生活政治”的缩影。
反叛异化为策略，媒介战胜现实
然而商品经济要持续运转下去，需要源源不断的需求红利，明星形象和商品经济的相互依附性越强，也就越依赖一个前提，足够多的流量。在这样一个逻辑下，“反抗”性质的人设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明星作为有机资源进行“反叛行为”兜售人设“叙事断片”，激发新话题，吸引关注度，提高经济转化可能。然而，大量的流量与关注度就意味着明星人设需要在众口难调的兴趣里取最大公约数，因而人设的本質核心绝不可能是反叛，而是究极保守，偶尔跳脱规范，不过是“人性化”的把戏。
另外自我呈现技术，无论在物理层面还是社会层面的“进化”，都在向我们一步步昭示着，“叙事断片”构建人设取代现实生活成为可能;后天名流依靠媒介获得名望，媒介也因此“反噬”现实获得权力，家境优渥的先天名流也越来越需要通过媒介获得后天名流的身份认同。
最后我要重申的观点是，名流在和社会的协商之下构建人设，同时也为社会树立模仿的“榜样”，这些榜样正中民众“成就饥渴”的下怀，往往以直率、反叛的形象引起观众共鸣，获得巨大流量。现代社会的“生活政治”揭示了作为普通人的我们以自我实现为生活目标，而个人价值的体现，如今需要寓于在“好看的皮囊”和“有趣的灵魂”中，好看的皮囊依靠整容、摄影技术和时尚;有趣的灵魂，需要以社交媒体“叙事断片”的自我呈现技术为中介。
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反思我们保守的“反抗”外衣下精致的利己自我呈现。
参考文献：
[1]克里斯·罗杰克：《名流：关于名人现象的文化研究》，李立玮译，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
[2]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页。
[3]许高勇，王蕾婷：《“人设戏精”网络亚文化的自我呈现、社会表征及其反思》，《新疆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4]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页。
作者简介：
张亚男，女，1994年9月，山西阳泉人，硕士学位，河北大学，研究方向：国际传播、政治传播。
“叙事断片”建立人设初印象，当下粉丝通过社交媒体及时反馈，明星自觉或不自觉得接受市场选择的“优质人设”，并继续通过媒体去呈现“叙事断片”而巩固人设。正如福柯将名流文化看成一种治理性问题，受众的类型或形式与特定的文化产业之间围绕名流的公众面孔的持续谈判。后结构主义者理查德·戴尔揭示了明星形象互文性的构建和发展：“人的心里和身体构成了一套资源，这套资源必须由承担为大众消费设计名流任务的文化产业中介即大众媒体来修饰和完善。——明星的形象受到大众传媒和受众创造性同化吸收的扭曲、修正。”所以也是粉丝的接受和喜爱，进一步增强了明星对于此类人设的选择。
为什么“反抗”人设这么好卖？说起来，这个上面这个问题也挺矛盾，人设本身是一种虚伪，而这种虚伪的变现形式是：“坚持真实和反抗虚伪”。为什么“反抗虚伪”的人设这么好卖？可能需要一个比较长的逻辑。反抗的原生性欲望要追溯到当下社会观念导致的成就饥渴上。
抽象欲望的循环的缺口导致成就饥渴
克里斯·罗杰克对后天名流的现象进行了考古，他认为后天名流作为相对于先天名流（传统等级森严社会里的贵族血统）的现象，产生于民主制度下的平民社会。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即是后天名流公众面孔涌现的根基性背景。
这是如何作用的呢？上帝死后，在一个没有卓越价值观念的社会中，民主似乎是权威唯一合理的基础。“大家觉得好才是真的好”的政治观念催生出两个潜在价值：1、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每个人都有向上流动的资格;2、证明自己的价值需要多数人认可。
这两个价值其实可以构成一种抽象欲望的循环：
众生平等之后，民主与自由为大家许诺每个人都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平民社会中的奖励文化则是赐予成就者金钱和地位。如何判定成就？宗教价值被“多数人的认可”所代替。（1）号、（2）号关系的勾连，解释了对成就的渴望作为人身份认同的标准内嵌于社会之中，民主文化必然是一种成就文化。并導出一个结果——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悖论：“这一制度在形式上传达了平等和自由，但却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地位上和财富上的不平等。”以平等的形式追求不平等，之后成就谱系顶端的人获得认可的可能性更大，反之则更小，因而（3）号关系在实践中则出现断裂。绝大部分被兜售“有梦想谁都了不起”观点的人们，渐渐发现自己有限的资源和平庸的才能同遥不可及的成就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因此这一抽象欲望循环在对于“平等的被认可机会”缺失的情况下永远不可能闭合，被拒绝感和无效感使得“成就饥渴”将会一直存在。
反叛精神满足受众情感投射
如大卫·马歇尔所认为的那样：名流是一种社会构建;同时，被构建的社会来塑造名流。埃加德·莫兰也认为：“名流的力量是作为观众被压抑需求的一种投射。”
克里斯·罗杰克也在研究中列举了众多反英雄题材的叙事作品以及具有反抗精神的后天名流与虚拟名流（文艺作品中的角色），他们因为越轨行为臭名昭著，但无论如何，臭名昭著同样也是获得声望的表现。而且现实中，正因为越轨行为（超越一般社会互动规范的角色界限，甚至常常涉及违法行为），臭名昭著的名流还是会获得众多拥趸，迷恋他们的“正义”、直率、勇敢和反抗精神，进而拥有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
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越轨行为的潜在看法：1、打破消极的规则束缚和权力压制的勇敢行为，是一种自我超越的能力，具有极大的诱惑力;2、扰乱社会秩序、甚至违法的行为。如果从精神分析角度来看，前者是Id/本我的，后者是Ego/自我的。
所以一方面，平庸的日常时刻需要“超越”的惊喜，另一方面，民主政治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承诺，催生了越轨的渴望。然而普通人越轨成本太高，将情感投射到某一个角色身上，让他（她）替我们“呐喊”，仿佛他（她）代表我，我就是他（她），既满足了反抗情绪，有弥合了抽象欲望的循环。萨德侯爵可以臭名昭著、拜伦也有类似的名声、波德莱尔也是一个浪荡公子;当然后来反抗成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政治正确，马尔塞·杜尚的《泉》成为重新思考艺术的追问、大卫鲍伊的雌雄同体形象触及了异性恋边界;如今高分反抗叙事，在解构中进一步满足了观众的感官和心理：《小丑》、《死侍》、《黑袍纠察队》、《韦恩》……我们甚至把这种越轨的行为、暴力的使用解释为因自己非凡的品质达不到认可而产生的报复。
《酷天下》作者迪克·庞坦和大卫罗宾斯认为“酷”是“个体反叛的永恒形态”，当下我们更爱用“飒”、“刚”、“keep real”（源自根植于反抗精神的嘻哈文化）来表达这一状态。因而“反抗虚伪”是观众受挫欲望的表达，是意识形态的化身，受众的类型或形式与特定的文化产业之间围绕名流的公众面孔的持续谈判。
所以这样时代背景下的观众选择了具有反抗精神的明星（或真实或虚拟），蕴藏着越轨和反叛情绪投射的率真，但必然真实地接近“疯狂”。
“生活政治”受技术加持，人人皆可立人设
“生活政治”是鲁道夫·巴罗提出的一个复杂概念，核心观点是，追求自我实现作为新的政治取代了曾经聚焦于人类平等、集体变革的解放政治。当吉登斯对“生活政治”进行集中研究时，认为生活政治的原则就是——体现。他认为现代性生活中，“自反性重建”是社会互动——“体现”——的惯常特征。“自反性重建”意味着我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持续关注着自己的公共外表，并利用公共领域的元素重新设计自我。个人价值被附加在精神和打扮的外表上。 “名流存在于和普通人不一样的世界，因而这个事实获得了某种许可，可以去做普通人只能梦想的事。”这样的世代已经过时了。现代技术从摄影技术到社交媒体给平等众生提供了越来越低门槛的自我呈现的方式，人们通过社交媒体展示、兜售自己，从网红代际的更迭就可以看出人们自我兜售技术的深化：从凤姐为代表的审丑网红，是一种标签化的朴素戏谑与反叛;到豆瓣女神、雪梨为代表的精致化、专业化的身体呈现策略;再到如今papi酱以及之后更多垂类的Vloger精致生活方式的呈现，是一种从扁平、单一、朴素向深化、立体、精致的自我呈现技术的发展。
于是人人在社交媒体里呈现自己的“叙事断片”，这些“断片”成为个性和魅力的载体，且货币为美的判断和感知建立了量化等级。“上海名媛”现象不过是当下我们所有人“生活政治”的缩影。
反叛异化为策略，媒介战胜现实
然而商品经济要持续运转下去，需要源源不断的需求红利，明星形象和商品经济的相互依附性越强，也就越依赖一个前提，足够多的流量。在这样一个逻辑下，“反抗”性质的人设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明星作为有机资源进行“反叛行为”兜售人设“叙事断片”，激发新话题，吸引关注度，提高经济转化可能。然而，大量的流量与关注度就意味着明星人设需要在众口难调的兴趣里取最大公约数，因而人设的本質核心绝不可能是反叛，而是究极保守，偶尔跳脱规范，不过是“人性化”的把戏。
另外自我呈现技术，无论在物理层面还是社会层面的“进化”，都在向我们一步步昭示着，“叙事断片”构建人设取代现实生活成为可能;后天名流依靠媒介获得名望，媒介也因此“反噬”现实获得权力，家境优渥的先天名流也越来越需要通过媒介获得后天名流的身份认同。
最后我要重申的观点是，名流在和社会的协商之下构建人设，同时也为社会树立模仿的“榜样”，这些榜样正中民众“成就饥渴”的下怀，往往以直率、反叛的形象引起观众共鸣，获得巨大流量。现代社会的“生活政治”揭示了作为普通人的我们以自我实现为生活目标，而个人价值的体现，如今需要寓于在“好看的皮囊”和“有趣的灵魂”中，好看的皮囊依靠整容、摄影技术和时尚;有趣的灵魂，需要以社交媒体“叙事断片”的自我呈现技术为中介。
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反思我们保守的“反抗”外衣下精致的利己自我呈现。
参考文献：
[1]克里斯·罗杰克：《名流：关于名人现象的文化研究》，李立玮译，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
[2]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页。
[3]许高勇，王蕾婷：《“人设戏精”网络亚文化的自我呈现、社会表征及其反思》，《新疆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4]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页。
作者简介：
张亚男，女，1994年9月，山西阳泉人，硕士学位，河北大学，研究方向：国际传播、政治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