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认为，从中国的迅速崛起中，欧洲之所得要远大于所失。欧盟中那些经久世故、充满创新精神的企业正在打入中国市场，尤其是像德国这样的世界级工业强国，它们正在不断满足中国日益膨胀的对于资本货物（capital goods）的需求。法国与意大利的奢侈品制造商们，为中国日益增长的富裕阶层提供高品质的名牌产品。在北京，有时候我会直言不讳，例如我也曾口头谴责存在于欧洲的充满民粹主义色彩的攻击中国的言论。2008年，当一系列产品安全问题严重冲击中国企业的时候，我依旧强烈地表态反对西方部分国家的政府以及投资者的过度反应，并且批评那些借题发挥的政客。他们发现人们对于与复杂的现代化供应链相配套的安全控制标准能否有效充满顾虑，就以此为托词，宣扬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政策。我相信，不论是在提升产品安全体系的透明度方面，还是在完备性方面，特别是在将自身的高安全标准传导至中国方面，身处中国的那些西方制造业者都能够切实地扮演起重要的角色。有一次，正当中国奶制品危机引起巨大的恐慌之际，我访问了北京，并在新闻发布会现场饮用了一杯我个人特别喜爱的酸奶，以表示我对中国官方危机处理能力的信心，为此，我成为传媒的焦点，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高度曝光。第二天，我获得了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当众致谢，他形容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毫无疑问，回到国内我又要被那些诋毁我的人非议了）。
　　从那时候起，我也与当时负责中国国际经济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先生建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我与王先生初识是在他即将卸任北京市市长的时候。除了坚韧与智慧之外，王先生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幽默感。在我们的初次会面中，我们的议题主要是关于中国制造的仿造欧洲奢侈品的假冒产品。王先生认为此事无关宏旨，但我步步紧逼，我表示，中国的仿造技术之高超，以至于真伪难辨。我话音未落，王先生便做出了一件令他和我的随行官员们莞尔却又略为震惊的事，他开始仔细观察、检查，然后又系紧自己的皮鞋，以确认它们究竟是正品还是仿造品。后来，作为国务院副总理，王先生和我共同发起了一个新的欧盟—中国经贸高层对话机制（EU-China High Level Mechanism），以讨论并帮助解决双方之间的差异与分歧。我们都对这一全新的对话机制寄予厚望。在第一次对话结束之后，我的职责发生了变动，我离开了作为欧盟委员会贸易专员的岗位，也彻底远离了布鲁塞尔的政治生活，当时，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不得不重返英国政府任职。
　　从那以后，欧洲银行业的危机以及此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sovereign debt crisis）使得欧洲与中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然不同的领域。北大西洋各经济体在金融监管方面犯下的错误严重损害了西方经济体的权威，使它不再倾向于对中国说教，教导中国何种方式才是经济运转的最佳模式。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已经使得众多欧洲国家更倾向于热情地邀请中国对其投资，而不是像之前那样批评来自中国的投资；这些欧洲国家也不再视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例如中国主权财富基金（CIC）为洪水猛兽，而是视之为救世主。但是，随着全球经济重回增长轨道，贸易摩擦几乎一定会再次上演，即便贸易顺差有所下降。正在挣扎求生的欧洲以及美国经济体将会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沃土，也尤其会成为怨恨中国的种子生长的温室，在许多西方经济体中都有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糟糕的出口业绩是它们的经济体失衡的部分原因。这一观念将会给各国政府以及欧盟带来巨大的压力，迫使它们改善对中国的出口现状。而我的观念是，这些难题中的很大一部分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行得到解决，中国最终将会允许其人民币升值并自由浮动。不断攀升的国内消费（domestic consumption），再辅以不断加强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这都将有助于中国扩大其进口量。中国的民营企业将会在改善针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方面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在反盗版方面，它们的根本利益是与国际私营企业完全一致的。尽管中国在从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国有经济体制转型为以勤勉的企业家精神为基础的更具活力的多样性经济体制方面还任重道远，但我坚信其终有一日会实现。当这一转型得以实现的时候，家庭收入（household incomes）的盈余将有助于带动内需。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将不得不在政治上小心应对，因为在欧盟与中国的关系上，认识与事实同样重要。正因为如此，中欧双方都需要继续保持我们建立的经贸高层对话机制，这一机制应该是对话性的，而非对抗性的，王岐山先生和我发起这一机制的初衷，便是以一种举重若轻的方式来降低双方探讨议程中极其严肃的各项议题的难度。
　　从欧洲已经根深蒂固的关于全球经济应当如何治理的角度而言，中国的确是一种挑战。全球经济治理的架构与规则都需要进行修正，以反映出世界各大经济体之间的新平衡，这些大型经济体不仅包括中国，也包括其他那些重要的新兴的发展中经济体。这也在警醒着欧洲必须要进行经济改革，以确保自身在21世纪，尤其是在经历了主权债务危机之后仍然能够繁荣。这场主权债务危机恰恰揭示了在部分欧洲国家竞争力低下的问题已经严重到了何种程度，这同时也在提醒着欧洲必须将自身融入全球经济，这意味着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我们不可能排斥中国，或是摆脱中国，因为中国的利益与我们自身的利益是休戚与共、紧密相连的。对于许多欧洲人而言，中国与全球化毫无二致。两者的主流都是负面的，给既有的稳定生活方式带来了改变，而这种改变速度之快、变化之巨使得人们前所未有地感到焦虑与不安。此外，欧洲人有时候会以零和博弈来看待全球化，尤其是当他们既面临着就业方面的不安全感，又看到自己的收入停滞不前，而身边的少数人却拥有巨额收入的时候，这些都使得他们的心情更加难以平复。如果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经济体正在崛起，他们会下结论说，这种崛起是以牺牲西方的就业与繁荣为代价的。如果用我们偏爱的一句老话来形容，那就是，东方正在兴盛，那么西方一定正在衰败。而这一点，正是印度贸易谈判代表卡马尔·纳斯经常用来取笑我的。从中欧关系中选取的大多数经济证据表明，这句老话实际上并不成立。在21世纪的前五年，欧盟的就业数量依旧处于净增长状态，而这段时间，正是中国给欧洲工业所带来的竞争压力最剧烈的时候，这种就业净增长至少要部分地归功于中国，而不能反过来归罪于中国。对于欧洲而言，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且这个市场只会变得更加巨大，来自中国的竞争已经成为革故鼎新的主要激励来源。 　　因此，并无理由认为一个全球层面的政治与经济新秩序绝无可能，而在这个新秩序中，中国将是其中主要的、富有建设性的参与者之一。但是，在建立这一新秩序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各种紧张的局面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就要求中国必须认识到，在面对一个拥有巨大经济能量的国家时，西方的焦虑是一种合理的反应，更何况，这个国家往往无法清晰明确地表达自己在面对西方经济体耗费了半个世纪建立起来的规则体系时究竟意欲何为。中国的决策者们应该耐心倾听西方关于中国应该肩负起与自身不断增长的实力与力量相匹配的“责任”这一建议。忠言虽然逆耳，却是切中肯綮。中国已经不可能再次闭关锁国或是假装事不关己。中国作出的完全加入一个国际贸易与集体安全体系的决策将会决定这个体系究竟具有多大效力。甚或，这个体系究竟能否继续存在下去。
　　中国的决策者们经常指出，巨大的内部变动以及丧失稳定的风险才是他们最优先的也是最主要的忧心之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他人也并非无聊的看客，正如伯特兰·拉塞尔在近一个世纪前所认识到的那样，这对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经济以及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环境，都将带来意义深远的影响。中国经济是否还将继续保持连续的增长，这个问题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具有经济上的以及环境上的深远影响。在社会与政治结构经历巨大转型的过程中，中国能否维持其社会与政治稳定，这个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关心的。一方面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与骄傲，另一方面是对巨大的社会与环境变迁的清醒认识。中国的决策者们将这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十分正确的。中国就像是一艘巨型油轮，然而它正在驶过的却是一条条狭窄的海峡，而我们，全都生活在这些狭窄海峡的岸边。
　　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
　　作者： [挪威] 乔根·兰德斯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在未来四十年中，人口数量将会达到多少？地球是否能承受得了这么多人的生存需求？下一代人是否愿意为这一代人的养老与债务买单？气候与环境会不会一直恶化下去？西方式的民主能否解决人类面对的巨大问题？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将如何过渡给中国？
　　乔根·兰德斯，《增长的极限》作者之一，聚合了全球顶尖的科学家、经济学家与未来学研究者，就经济、能源、自然资源、气候、食品、城市化、养老金等问题，对未来四十年进行了趋势预测。好消息是，在能源效率方面我们将看到深刻的进步，我们会更多地关注人类福祉而不是人均收入的增长；但变化也许并不会如我们期望的一样发生：最贫穷的20亿人口仍然生活在穷困当中，失去控制的全球变暖也是可能出现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为未来做好准备？兰德斯将我们导向一条通往未来的现实之路，讨论我们可以为自己以及子孙们更美好的未来做些什么。
　　大繁荣
　　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
　　作者： 【美】埃德蒙·费尔普斯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经济如何增长？经济繁荣又来自何处？繁荣的源泉在今天为什么受到威胁？在本书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根据毕生的思考对此提出了革命性的观点。为什么经济繁荣能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在某些国家爆发？它不但生产了规模空前的物质财富，还带来了人们的兴盛生活——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有意义的职业、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
　　费尔普斯指出，这种兴盛的源泉是现代价值观，例如，参与创造、探索和迎接挑战的愿望。这样的价值观点燃了实现广泛的自主创新所必需的草根经济活力。大多数创新并不是亨利？福特类型的孤独的梦想家所带来的，而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他们有自由的权利去构思、开发和推广新产品与新工艺，或对现状进行改进。正是这种大众参与的创新带来了庶民的繁荣兴盛——物质条件的改善加上广义的“美好生活”。
　　力挽狂澜：保罗·沃尔克和他改变的金融世界
　　作者： 【美】威廉·西尔伯
　　出版社：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力挽狂澜》串连起沃尔克辉煌传奇的从业经历，宏大而生动，更披露了有趣的生活细节，使得这位金融巨人的形象格外立体饱满：虚心地跟上司学习穿着；做事喜欢“拖”，不到最后一刻不发力；不善言辞的他，要靠贤内助应酬社交；50多岁担任美联储主席时，只身一人在华盛顿租住大学生公寓；爱垂钓，许多人生重大决定也是在钓鱼过程中做出的
　　本书对货币政策和国际金融的讲解老到娴熟又精妙入微，金融界人士可以过足瘾。大众读者也得以走进一段风云激荡的金融传奇，走近一位可敬可爱的金融英雄。
　　还原真实的美联储
　　作者： 王健
　　出版社： 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为美国最高货币政策主管机关、全球最主要金融机构之一的美联储，究竟是不是私人机构，股东是谁，利润如何分配？谁负责制定美联储的政策？它是否真像传说中那样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它又如何在金融危机时力挽狂澜，维持金融市场稳定？量化宽松政策真的是美联储在滥发货币转嫁危机吗？美国经济复苏后，美联储如何从现行政策中全身而退，又会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什么影响？
　　本书不仅对美联储的历史背景、政策目标、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作了客观明确的描述，而且对国内读者特别关心的有关美联储的各个问题进行剖析，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澄清若干对美联储的常见误解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美联储在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上的作用及其行事逻辑，从而进一步增强对全球市场的预见能力。
　　巨富：全球超级新贵的崛起和其他人的没落
　　作者： 【美】克里斯蒂娅·弗里兰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译者： 周晋
　　当今，在市场和技术革新的冲击下，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财富拥有者。“富人”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警醒人心的是，社会最大的收入差距不存在于1%的富人和其余99%的人之间，而存在于最富的0.1%与1%之间——他们以飞速的资产扩张成为新一代全球超级富豪，将所谓的有钱人远远抛在身后。他们钟情于英国公立学校，毫不低调地干慈善事业，他们自身的重要理念是自创的而非衣钵而来。
　　本书试图通过观察全球新贵来理解世界经济的变化形态：他们是谁、如何赚钱、如何思考，以及是如何同他人联系的。同时，本书也从政治和社会科技革命的角度，分析了这些顶级富豪阶层的崛起以及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
　　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
　　作者： 厉以宁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以产权改革为核心，讨论了土地确权、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民营企业的产权维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城镇化、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社会资本的创造等问题；总结了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双重转型过程中的经验，对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前瞻性的分析和研究，并阐明了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实质上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发展经济学。
　　厉以宁，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主任。厉以宁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著书多部，并发表了大量文章，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